生豬正重復中國大豆產業的命運

 2007年10月23日 10:10   《商務周刊》 
 
 

　　文 丁未

　　世界各國政府，只要不太混蛋，都有類似廉租屋這樣的政策以示對低收入人群的關心，但這種做法的問題之一，是廉租屋直接導致了社會階層在地理上的分化。

　　大量的低收入階層聚集在一起，事實上就在城市中形成了貧民區。按照中國目前的教育體系，九年制義務教育是就近入學，這樣一來勢必造成低收入人群的子女在一起上學，也就天然形成了一個特殊人群。

　　這樣發展下去，隨著政府廉租屋規模的擴大，城市貧民區也必將隨之出現，并由小到大，規模化、凝固化，不出十年，就可能導致包括社會治安在內的社會矛盾黑洞。在這點上，世界各國已經有過慘痛的教訓。再說，按政府現在的設想，每年一百萬平方米的廉租房建設面積，實際上解決不了多少貧民住戶，估計還不如新增的低收入人群需求大。

　　我的結論：不應該有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這樣帶有收入歧視的政策出臺，而應發展全民住房運動。

　　當年野心家希特勒之所以能贏得德國民心，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當政期間，只用了極短的時間就解決了幾乎全部德國工人和普通群眾的住房困難問題，并建立了工人療養院。德國大眾汽車也是在其支持下以“為人民造車”的理念發展起來的。當然希特勒對人類的影響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但就解決住房這個局部問題上，確實值得借鑒。

　　在我看來，由人為因素導致的社會階層不合理的分化趨勢，應該得到遏制。我們應該利用一切契機，發動政府和民間的力量，建立新型的和諧的階層關系。

　　最近，政府有關部門表示要進口2萬噸美國豬肉，表面上看這是為了緩解目前的豬肉短缺和價格高企的問題，但在我看來，這樣的行為直接將政府和銀行對豬肉的支持努力化為烏有，也非常不利于新型城鄉關系的建立。

　　農民養豬最關心的當然是價格，大量進口豬肉，短期受惠的是城市居民，但長期受損的確實包括農民和城市人在內的全體國民。因為農民的生豬生產成本是受中國國情決定的，而進口的豬肉成本是受美國國情影響，這種成本的差異經過不同的市場價格傳導機制反饋，后果很難預見。農民在整個社會的信息結構中是最底層的，千家萬戶的家庭式經濟體很難及時獲取市場供求信息，對市場變化的應對能力極弱，本身抗風險能力和影響政策的能力又遠比城市居民低，所以我們看到，這次豬肉漲價，養豬的農民獲益很小，更多的漲價收益被加工、流通等城市環節獲得——在一些非豬肉產地的農村，豬肉價格甚至是城市價格的一倍。而今又因為城市居民的消費而大量進口美國豬肉沖擊本土市場，恐怕很少有政府部門和經濟學家真正計算過農民會因此利益受到多大損失，就像財經高官們都想當然地認為豬肉漲價至少農民是獲益了一樣。

　　這也就是世界各國農業問題的政府談判往往曠日持久的重要原因，因為任何一方妥協都代價極高。中國原產的大豆已經被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徹底擊潰了，發改委也承認這個事實。今天的生豬也在一步步重復著中國大豆產業的命運。如果我們的政策總是“拆東墻補西墻”，無異于飲鴆止渴。(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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