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
——訪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

    
    記者：為什么在討論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時要強調經濟全球化這一背景？

    李向陽：伴隨加入WTO，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因此，我們面臨的環境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變化，一是國際經濟規則對我們的約束越來越大。經濟全球化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跨國界的流動取得了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國際經濟規則趨于統一，對民族國家的約束力趨于加強?！叭胧馈币院笪覀兌家呀浉杏X到了，無論是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管理方式還是微觀經濟運行方式都在適應國際經濟規則的要求。相反，那些還不適應國際經濟規則要求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正在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或者干脆被淘汰。當然，全球化的這種沖擊不僅僅在中國存在，在世界各國都能感覺得到。

     我們面臨的第二個變化是，伴隨經濟高速增長，經濟規模迅速擴大，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正在進入互動階段。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已經不再像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那樣，只是單方面的受世界經濟的影響，而是表現為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比如，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越來越大；對國際商品市場、國際金融市場的走勢影響越來越明顯；在接受現行國際經濟規則的同時，也在全面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過程等等。這就意味著，我們在制定經濟政策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以及國際社會對我們政策的反作用。

     正是由于這種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我們需要重新考慮確定新時期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方向問題。

     記者：那么經濟全球化究竟對我國意味著什么呢？

     李向陽：剛才談到，經濟全球化具有雙重特征。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跨國界的流動屬于生產力層面的特征。它的發展為后進國家趕超先進國家提供了一個客觀的外部環境。二戰以來的經驗表明，參與經濟全球化，實施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是后進國家實現趕超的必要條件。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通過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跨國界的流動，我國的比較優勢得到了發揮，全球化在為我們提供了市場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獲取資本與技術的機會。關于這一點，國內學術界爭議不大。

     經濟全球化的另一個特征是國際經濟規則趨于統一，對民族國家的約束力趨于加強。這屬于生產關系層面的特征。規則的非中性特征決定了規則對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影響?？傮w而言，目前的國際經濟規則是由發達國家制定并主導的。無論是金融、貿易、投資領域，還是生產、消費領域，國際經濟規則反映的都是發達國家的利益。比如，WTO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看上去非常公正，但它的核心是保護技術創新者的利益。在全球范圍內，發達國家是主要技術創新者，而發展中國家則是技術的應用者。保護創新者的利益實際上就是保護發達國家的利益。技術水平的高低是決定一國在國際分工鏈條上位置的決定因素，因而保護創新者的利益就是要保護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鏈條上的頂端位置不受沖擊。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現行的國際經濟規則是一種“兩難困境”的選擇：不接受現行的國際經濟規則就意味著游離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之外，結果將無法獲得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跨國流動所帶來的任何收益；反過來，嚴格遵守現行的國際經濟規則將很可能被“鎖定”在國際分工的低水平鏈條上。作為全球化的后來者，我們不得不首先接受現行的國際經濟規則。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現行的國際經濟規則是合理的、不需要改變的，更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必然獲得趕超發達國家的機會和制度環境。近年來，發達國家對我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重點越來越從早先的反傾銷、反補貼轉向知識產權保護，其真正的動機就在于此。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經濟全球化帶給我們的并非是一條充滿獻花之路，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度約束不僅會損害我們的正當利益要求，而且還有可能把我們“鎖定”在國際分工的低水平鏈條之上。

     記者：既然經濟全球化對所有國家都會產生影響，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戰略有什么特殊性嗎？

     李向陽：首先，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相似的國際環境和任務。我們在看到總體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由于產業結構、技術水平、貿易結構的相似性，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經濟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還存在利益沖突的一面。

     其次，中國是一個大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國家經濟規模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國際經濟學教科書通常是不考慮國際經濟規模的，而在實踐中，國家經濟規模的影響隨處可見。比如，在目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爭論中，許多小國的貿易順差相對規模（順差額/GDP）遠高于我國，但卻不會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再比如，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被認為是維護公平貿易、維護小國利益的一大進步。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小國很難真正運用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原因是，即使在貿易爭端的最終裁決中獲勝，他們也只是獲得了有權實施貿易報復的權力。如果面對的是大國，大國可能會威脅在爭端之外的領域對小國進行反報復。因而，發展中國家小國一直在倡導改進目前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甚至有的國家提出來把這種貿易報復權進行“拍賣”。對大國而言，在國際經濟事務中，其最大的優勢在于有能力影響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過程。當然，可能會有人說，我國目前的人均收入還很低，根本談不上經濟大國。對此，我們必須意識到，對外部世界而言，一國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其經濟的絕對規模，而不是其相對規模。近年來，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如OECD、“七國集團”等都在對我國伸出橄欖枝，希望我們成為其正式成員。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互動格局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們作為一個大國的特殊性。

     第三，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冷戰結束以后，國際經濟領域開始淡化國家的意識形態色彩，但這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因素已經在國際經濟事務中消失。一些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過程中仍然會給我們貼上“意識形態異己”的標簽。不管我們是不是承認這一點，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迄今為止，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仍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盡管我們的市場發育程度和貿易自由化程度已遠遠高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其背后的結癥實際上意識形態因素在發揮作用。最近，美國商務部以“國家安全”為名正式宣布，美國對我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施行更加嚴格的限制措施。在中國政府致力于解決兩國貿易不平衡的背景下，美國政府的這種舉措看起來十分荒謬，但在意識形態的大旗下卻能夠成為現實。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是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定位。因而，這也決定了新時期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基礎。

     記者：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什么？

     李向陽：過去一個時期，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目標集中于促進經濟增長。在貿易領域，以擴大（凈）出口促進GDP的增長，客觀上忽視了貿易條件的改善。其結果是，我們出口什么，什么就跌；進口什么，什么就漲。為了促進出口，我們承擔了較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在引進外資方面，一些地區為了GDP的增長，不惜犧牲勞工的利益、土地使用者的利益，甚至國家經濟安全利益。毫無疑問，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它引發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

     鑒于我們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新時期國家的基本定位，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主要目標，應該從單純的追求GDP增長轉向提高國民社會福利水平。這一目標并不否認促進GDP增長的必要性，因為一國GDP的增長是提高國民社會福利水平的主要途徑。然而，我們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必須考慮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否則就會陷入只有經濟增長，沒有經濟發展的怪圈。國民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最終需要反映為個人收入的增加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如果說個人收入是一個流量的話，那么財富反映的則是存量。除了收入和財富的增加，國民社會福利水平的高低還取決于良好的自然環境、生活環境、社會環境等等。

     為此，在國際經濟領域，除了獲取更多的市場準入機會（以促進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和引進外部資本之外，至少還必須關注下述目標：第一，貿易條件的改善。改善貿易條件意味著貿易所帶來的直接收益增加。第二，獲取先進的外部技術，并與自主創新形成良好的互動機制。這是發展中國家擺脫被“鎖定”在國際分工低水平鏈條上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實現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第三，擴大對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的影響力。作為大國，中國具備參與影響國際經濟規則制定的能力，同時中國也需要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維護自身利益。第四，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經濟安全的衡量標準和實現手段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國際范圍內，大國與小國對經濟安全的界定也有很大差異。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仍然是國際經濟事務影響因素的前提下，維護我們的國家經濟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一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各種目標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其中某一個目標受到損害都會危及到根本目標的實現。

     記者：圍繞上述目標，當前我國對外經濟發展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有哪些呢？

     李向陽：在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互動的背景下，國內經濟發展與對外經濟發展已經密不可分。如何適應這種環境的變化，實現兩者的協調發展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以經濟增長模式為例，“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了內需與外需的協調發展目標。擴大內需，改變經濟增長模式正在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之一。

     在對外貿易領域，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加不僅受到來自外部的壓力，而且也對國內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解決這一問題客觀上并非是我們單方面能夠力所能及的。貿易收支的統計指標顯示，我國對美歐存在較大的順差，而對周邊地區經濟則有大量的逆差。其原因是，東亞地區存在一個國際生產網絡，而我國處于它的最末端———組裝加工階段。和其他地區的國際生產網絡相比，東亞國際生產網絡存在一個“兩難困境”：一方面這種生產網絡的形成與配置是市場自然決定的結果；另一方面，網絡內部缺乏最終消費市場。由此導致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東亞地區對歐美市場貿易順差的“惡名”。如何解決這一難題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

     與此相聯系，在對外金融領域，人民幣匯率正在受到升值的壓力。這種升值趨勢一方面有助于我們改善貿易條件，另一方面通過出口機制影響經濟增長、國內就業、金融穩定等諸多方面。

     在引進外資領域，伴隨我國市場開放程度越來越高，跨國公司進入的方式和領域也在發生變化，從以往的綠地投資方式轉向購并方式；從消費品生產行業轉向金融服務業與高端的機械裝備等行業。由此所引發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正在浮出水面。

     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過去幾年間我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當前，全球范圍內的區域化浪潮已經達到與全球化相媲美的地步。單個國家被區域化排除在外的成本越來越高，多米諾骨牌效應正在促使絕大多數國家都參與到區域化的浪潮之中。同時，對大國而言，參與區域化的進程也是擴大對國際經濟規則影響力的主要途徑。在東亞地區，迄今為止，受諸多因素的制衡，形成一個統一的自由貿易區還有很長的路。

     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很多。如何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制定和完善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是中國經濟學界共同的研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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