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京華時報》報道，近日，記者通過采訪多個中央部委證實，目前中央層面公車封存和補貼發放工作已基本完成，公務交通補貼已從上個月起開始發放。根據規定，中央和國家機關“車補”標準為：司局級每人每月1300元，處級每人每月800元，科級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

　　這樣的一個以官職為補貼標準的所謂公車改革似乎是皆大歡喜。出差不出差，按照官位大小人人有份，但執行起來，恐怕就要出現很多問題。比如，張三的工作需要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了解情況，車補根本不夠用;而李四的工作性質就是辦公室接聽電話的內勤，發放的車補一分也不用花。這樣必將出現新的分配不公。于是出差多的部門很可能就要提出提高補貼或恢復公車，如不能滿足其要求，勢必影響這些部門和人員的工作積極性。

　　也許我的假設是多余的，政府有關部門早已考慮好了車補政策后的具體措施，并做好了調整可能出現矛盾的準備。但愿如此。不過，通過公車改革這個話題，我想說點車改之外的話題，那就是我們的城市為什么越來越擁堵不堪?中國人用在交通上的費用為什么越來越大?它給我們的社會造成了多大的驚人浪費?這個問題好像很少有人關注，而且很多官員將這種社會資源的浪費當做提高GDP的消費。

　　記得小時候，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人上下班大部分人坐公交、騎自行車，那時候的官員下基層遠的坐火車，近的也都是騎自行車或步行，跟老百姓沒什么區別。八九十年代，官員們有了公車。在鄉下，人們看到有小轎車來，一般就是官員來下基層了。隨著時代發展，21世紀汽車進入普通百姓家，官員們為顯示與百姓的區別，公車越來越豪華，費用也越來越高，而且形成了無車不下鄉的習慣。

　　汽車多導致城市交通的擁堵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還有兩個更為重要的原因被人們忽視了。一個就是市場經濟之后，打破了計劃經濟時期資源節約型社會的秩序，資源浪費型模式主導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二是國家公共交通尤其是城市交通的投入嚴重不足。

　　首先是市場化的資源浪費型模式的弊端越來越顯現。計劃經濟時代，城市公共交通承載了絕大部分人的流動，國家集中資源，解決了絕大部分城市公民的交通問題，成本低廉，節約資源，人民受惠。那時候雖然不是汽車社會，但是人們的社會幸福感很強，社會凝聚力很強。而且，那時人們的工作分配一般就近安排，而且工廠企業給職工們解決住房、就醫和子女教育等諸多社會問題，人們安居樂業，除了節假日出游，街上很少有流動和閑散人員。而市場經濟之后，人們的就業、住房、就醫等各方面，全面推向了市場。國家不再管公民的就業，也不管公民的住房，這種市場化改革看起來很自由，但是導致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你住在城東，可能要去城西上班，他住在城北，但不得不去城南上班，這種市場化的無序和虛假繁榮，導致了東來西往、南北穿梭的巨大交通資源浪費。而國家又以發展出租車行業來彌補政府公共交通投入的不足，更嚴重加劇了交通的擁堵。市場化的資源浪費型發展模式，使很多資源做了無用功或成了污染的負功能。

　　而我們的官員們，對這種局面似乎很是興高采烈。人們為生活的東奔西忙、對生活的壓力，可能減緩了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因為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思考一下生活以外的問題。有點時間，你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摘掉或減輕房奴帽子的重壓。再就是，官員高興的是，這樣一種讓百姓們東奔西忙的生活模式，為他們創造了巨大的GDP,因為公共交通的不發達，你出門不想擠公交就得打的或開自家車，而一開車你就得買油吧。好了，你一買油，GDP就來了。

　　所以，有的官員和專家學者千方百計詆毀人們使用綠色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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