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度縱火案到最近的晉寧事件，圍繞征地拆遷的矛盾沖突頻發，并有不斷升級的趨勢。有人認為，“關于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出現沖突，其中原因并非農民利益受到損失，而是有人希望得到更多補償”(《賀雪峰：當前關于土地認識的幾個流行錯誤》)，并由此推論矛盾沖突發生的機制是“附著在土地上的利益極其巨大，如何分享土地利益，各利益主體必有爭執甚至爭奪”(同上)。按此說法，征地拆遷就如同買賣雙方的一場博弈，一個要價太高，一個又不肯出高價，于是發生矛盾。事實究竟是不是這樣呢?

　　首先，如果說征地拆遷確實是一場博弈，那我們就來看看博弈各方的具體特征。在這場博弈中關涉到三個主要方面，一個是農民，一個是開發商，一個是政府。從表象來看，主要是農民與開發商的博弈，而政府處于第三方，既要維持公正形象，保護農民利益，又要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創造政績。但實際上政府在農民與開發商的博弈中并不能超然處于仲裁與協調的角色，因為無論從公私利益出發，政府與開發商的利益是緊緊捆綁在一起的，一個要政績及腐敗官員的好處，一個要實現資本增殖獲取最大利潤，這就是說官商聯盟在所難免。于是本應作為仲裁、協調者的政府實際上加入到了開發商一邊，成為其堅強后盾。這樣就如同比賽中裁判同時又當了運動員，哪里還能保證博弈雙方的公正。當然，由于擔心矛盾加劇破壞社會穩定，從而影響到最終利益的實現，政府也可能適當約束自身及開發商，對農民進行一定的妥協，但總體來說，這場博弈天然不可能具有公平性。再從博弈雙方的實力來說，官商聯盟是強強聯合，而農民則是分散處于被動地位。如若不是面臨對方的壓迫異常劇烈，往往難以自發團結起來，即使暫時團結起來了，也會由于官商聯盟的分化瓦解而難以鞏固。可見博弈雙方的實力根本不在一個水平，一個超強，一個極弱。因此說即使把征地拆遷看成一場利益博弈，其實上也是一場不公平且實力相差懸殊的博弈。這就決定了在這場博弈中農民更多的是退讓隱忍，而不可能瞞天要價，屯貨居奇。個別農民釘子戶農民可能有乘機撈一筆的現象，但不可能代表農民的整體，絕大多數農民是被動、忍讓的狀態。所以那種把發生矛盾沖突的原因說成是農民要價太高是不符合事實邏輯的，實際顛倒了矛盾對立雙方的關系，客觀上站到弱勢農民的對立立場去了。

　　其次，應該認識到征地拆遷造成的矛盾沖突，從形式上看確實是一場利益博弈，但形成博弈的深層次原因需要了解。征地拆遷并非如同一個簡單的買賣過程，而是包含深刻的內因。這就是中國的私有化改革經過三十多年的高歌猛進，已經在城市消滅了絕大部分國有經濟，現在唯有剩下少數大型國企和農村集體土地成為進一步私有化的對象，因此混合經濟和城市化的政策就應運而生，其劍指無疑就上述的少數大型國企和農村集體土地，就是要在中國徹底實現私有化改革。而這一切不以客觀意志為轉移是由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成長壯大到必須吞噬掉社會主義時期僅余下的少數國企和農村集體土地，否則不能滿足其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少數國企尤其是農村集體土地的紅利資本必須占領。這是三十多改革開放導致的資本主義進一步深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由發展資本主義而城市化政策的出臺，由城市化政策的出臺而對農村的征地拆遷，由征地拆遷導致的矛盾沖突，沿著這條線，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謂頂層設計的路線圖。因此征地拆遷及由此導致的矛盾沖突就不可避免。它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化大潮下，對社會財富一次大調整，一方要獲取超額資本紅利，另一方就必然遭受殘酷剝奪。顯然，如果以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來看，這實際上就是一場階級斗爭，一場農民與官僚資本家的階級斗爭，而不是什么簡單的利益博弈。

　　因此可以說，征地拆遷的矛盾沖突實際上是一場以經濟矛盾為表象的政治斗爭，是資本主義不斷深化發展的新形勢下活生生的階級斗爭。而某些人所認為的“雖然征地拆遷發生了一些矛盾，總體卻是可控的，因為農民從征地拆遷中是得取巨大利益的”(同上)，不僅不可能實現，而且更是顛倒黑白。愈演愈烈的矛盾沖突作出了最好的證明。

　　2014-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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