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了《昆明市委踐行群眾路線積極穩妥處置富有村“10·14”事件》的報道。因該說昆明市委對正確處理晉寧血案態度是積極的。但是對于造成這一血案的深層錯誤的原因，一個市級政府是沒有能力糾正的。因為晉寧血案是長期以來錯誤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論造成的惡果。

　　一.毛澤東時代為什么政企不分。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浴血奮戰，建立了人民的共同國家。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既是大家共同做主的共主社會。大家都成了國家的主人，社會成員之間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社會化的大生產是人與人的分工協作關系。每個人的社會角色只有行業的分工不同，崗位不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人類社會要生存就要通過勞動創造社會財富。六十年前的共產黨人要實現的目標就是人民共同富裕。看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建設，毛澤東主席就是把國家當成一個大家庭來建設的。當時宣傳的也是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大家共同利益一致。把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建設好。比如教育問題，國家教育目的是培養自己國家的建設者，所以教育不收費。上大學還給工資。共產黨領導要領導人民搞國家建設。搞國營企業等等。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人民共同富裕。

　　人民共同國家的政府不能靠稅收漁利生存。過去有個說法叫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共產黨要領導人民搞建設自然要群策群力，統一思想。所以開會是最好的方式。而又如國民黨時代的股市毛澤東時代也關閉了。為什么?因為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的政府不把股市當成稅收當漁利的工具，股市如賭場而坐莊的政府卻是旱澇保收的。一切人類財富都是人類創造的，所以人民的政府要領導人民搞國家建設。

　　現在有些人有一個叫得很響的理論叫政企分開。今天他們又以政企分開來忽悠鐵路改革。其實所謂政企分開是統治理論而不是人民民主理論。因為甭管政也好，企也好都是人在干事情。政也好，企也好，都是由人這個主要要素構成的。而所謂的政企分開，就是把人分成兩個群體。一個管理群體，一個是被管理群體。能設想在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里，有一少部分人是職業化的食祿管理者，而大多數勞動者是被管理者嗎?

　　所以說一個荒謬的政企分開理論把一個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領導人民搞國家建設改成了一個少部分人是職業化的食祿管理者官僚群體。而由這些人組成的政府依靠招商引資而以稅收漁利，尤其是其基層組織已經徹底背離了他前面的“人民”二字,依靠搞土地財政巧取暴利，屁股坐在資本家利益一邊，不管人民死活的利益群體。

　　現在有人大談政府職能轉變。而這些人在說“政府”的時候，少了一個前置詞——人民。國家國家，國和家。國家本來應該是大家的家。但是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的管理權可能被君王或一部分職業化的官僚壟斷，這時的國家就并非是大家的家了。這時的政府也不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了。而是一個僅靠統治權力——稅收，而坐收漁利的政府。所以說言說政府的時候前面應加上“人民”二字，因為政府職能豈能背棄人民國家的職能?

　　人類的賦稅制度并非天生就有的。在人類大小的部落各自為政的時代“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天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仁者出，不以一己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如在天下洪水泛濫的時候大禹領導人民治水，并留下三過家門而不入的美談。而這些人的生活就得靠大家幫助，才形成最原始的賦稅。而正因為各自為政不能解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原因才形成了公共管理權。而公共管理權的私有與私有繼承制度就成了歷代帝王謀私的工具。賦稅也不再是用來保證公權力者的生活所需，而成了一種權力利潤。供管理者享受。《伐檀》是古代魏國的民歌。是一首嘲罵統治者剝削者不勞而食的詩歌。不稼不穡，不狩不獵，這時的政府就是統治型的政府，寄生型的政府。

　　為人民服務可以說是毛澤東領導建立人民共同國家的人民政府的靈魂。而怎樣實現為人民服務呢?用句白話說就是的干活，不干活沒有實際行動，怎么實現為人民服務?而今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方式我覺得三進三同的提法很好。只有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不脫離人民群眾。只有同吃同住同勞動才能深入到人民群眾當中去，了解人民群眾的難處與需求。而且毛澤東時代的干部一直就是這樣做的，干部深入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浴血奮戰，建立了人民的共同國家。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六十年前的共產黨人要實現的目標就是人民共同富裕。看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建設，毛澤東主席就是把國家當成一個大家庭來建設的。當時宣傳的也是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大家共同利益一致。把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建設好。比如教育問題，國家教育目的是培養自己國家的建設者，所以教育不收費。上大學還給工資。共產黨領導要領導人民搞國家建設。搞國營企業等等。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人民共同富裕。

　　反思改開以來的理論從國營企業的撥改貸，搞承包，抓大放小賣國企，賣土地。政府迷戀于搞引資，搞出了退休雙軌制。直到現在的“機構改革是政府內部權力的優化配置，那么轉變職能則是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說白了，就是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常聽到這樣的抱怨，辦個事、創個業要蓋幾十個公章，群眾說惱火得很。這既影響了效率，也容易有腐敗或者叫尋租行為，損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須從改革行政審批制度入手來轉變政府職能。現在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不是說政府有錯位的問題嗎?那就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總而言之一句話：政府里這些人的手就是不想著干活，而想著漁利。

　　什么是政府該管的事呢?我認為政府該管的事恰恰正是管好市場，管好社會。而不是在所謂的市場.社會面前無作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政府錯位?是什么原因搞得政府僅會搞行政審批?正是因為所謂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的改革造成的。正是這種分開論搞得政府不去直接領導人民搞生產。不去領導人民發展經濟搞建設。搞得僅會搞審批，搞引資。現在有人說改革要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聽起來是個漂亮話。不過我告訴你——不要相信，這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很淺顯的道理——出動了靈魂就自然好觸動利益。觸動了靈魂，人類就沒有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悲劇。由此也可見三十年來的改革者癡迷于私有化與市場化也肯定是靈魂出了問題。因為中國的為政者被灌了三十年的自由市場經濟迷魂湯。

　　人民共同國家的政府不能靠稅收漁利生存。過去有個說法叫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會多。共產黨要領導人民搞建設自然要群策群力，統一思想。所以開會是最好的方式。而又如國民黨時代的股市毛澤東時代也關閉了。為什么?一是因為一切人類財富都是人類創造的。而是因為政府不把股市的稅收當漁利的工具，股市如賭場而坐莊的政府卻是旱澇保收的。一個信奉勞動價值論的政黨，而我們的政府為什么不愛勞動?我很不理解。為什么政府不愿意組織領導人民搞生產建設而搞什么轉變政府職能?其實所謂政企分開是精英統治理論而不是人民民主理論。在毛澤東看來國家是大家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少數人的國家。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國家。所以毛澤東一直在探索一條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道路。毛澤東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人民政權理論和一套新的政治邏輯：人民當家做主，干部是人民公仆為人民服務等等。毛澤東的鞍鋼憲法其核心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它同中國過來舊儒家主張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正好相反。過去僅是把鞍鋼憲法理解為國企的管理思想。現在看它更是一個政治管理思想。

　　一個信奉勞動價值論的政黨領導的政府應該愛愛勞動才是。　一個人民共和制的國家，國家是大家的，是全體人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機關，包括國務院國資委等等之所以設立，其目的都是為人民服務而設立的。所以在這些國家機關內工作的任何人都是受人民之托而為國家工作。所以就要求為國家工作的人要有一顆公心。為國謀而忠，為民謀而義。如果為國謀而不忠，為民謀而不義就叫不懂政治。政治的目的就應該是為人民服務。而受人民之托而不忠人民之事，光想著謀私利，個人利益最大化，能叫懂政治嗎?不能。所以說什么是不懂政治?為國謀而不忠，為民謀而不義就叫不懂政治。懂政治就是要實現讓人民滿意，而不是讓資本滿意。而現在呢?我還真看不懂了。我們的政策究竟要實現讓人民滿意，還是要實現讓資本滿意?所以說必須把寄生型的政府變成建設型的政府。

　　二.毛澤東是偉大的經濟學家而不是賺錢學家。

　　長期以來有一種論調說毛澤東打仗可以，搞經濟不行，言說毛澤東不是經濟學家。這個錯誤的結論如何出來的呢?就是有些人理解的經濟學成了賺錢學。以賺錢學的觀點來看毛澤東搞經濟確實不是為了賺錢。在這些賺錢學的人眼里毛澤東怎么可能是這些研究賺錢學的經濟學家呢?

　　現在是一個社會化分工協作的社會。而從改革出了一個退休雙軌制看，我們今天的國家財政已經淪為官僚體系把持的自肥工具。一個國家的財政怎樣實現良好的運行就需要如古語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持國必須有大道。不能象小人們持家一樣做事鉆頭不顧腚，為了利益無所不為。什么是持國的大道呢?叫為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而我們國家的“管家們”不懂得統籌算大帳，只會掉進錢眼里算小帳。改革就是在錢眼里打轉轉。如過去的搞通過銀行借貸取修路，建收費站收費還貸的方式，最終形成了一個個收費站就如同國家經濟循環上的一個個腫瘤的結果一樣。你國家不想投入，老百姓也不能白白吃虧。一個個收費站就是增加了物流成本，最終反映到物價上。而一個個收費站助長了少數人的不當得利。又如現在主張的文化體制改革，我看了一個報道說某報業公司化改革效益顯著，廣告收入多少萬增長。難道這錢是憑空飛來的?你賺的廣告費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終反映到物價上漲?又如逼良為娼的醫療體制改革。醫療本事救死扶傷的事業。而你國家的財政不支持，讓醫院以藥養醫也好，以醫療技術養醫也好，都是主張醫療的逐利性。還有過去荒唐的事情就是讓軍隊經商等等。

　　什么是經濟學?人類的一切生活所需都需要勞動創造。所以說經濟學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人類勞動創造人類財富的學問。毛澤東的經濟學思想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毛澤東的經濟學是真正的以人為本而不是以資為本。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充分的利用自然規律.自然之道，取材于自然而煉造出了鋼鐵。人類社會生存所需都是由勞動創造的。如同古人發現了自然生殖規律而進行種植養殖，才能“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人是有欲望的，有主觀能動性的。而且正是人的欲望驅使的主觀能動性產生了人不符合自然之道的主觀妄為。所以中國人主張不能“涸澤而漁，焚林而獵”。

　　今天有人說如何叫懂政治，依我看有些人是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經濟。更沒有把國家當成一個整體的巨系統。不懂勞動價值論，只想以錢生錢賺錢。根本不懂一個國家的持國之道。認得錢，但不明白貨幣的本質。以系統論的觀點，在一個獨立的貨幣體系內，錢就是一個貨幣符號而矣。它是商品流通目的是實現價值交換，商品交換，滿足人民需求的工具。根本上來說還是進行的勞動價值交換。而單純的引進外資而不是伴隨著物品的實物購入，沒有任何意義。

　　有些人掌著國家宏觀經濟大權卻掉在錢眼里，在今天還哭著喊著讓人家承認市場經濟地位。錢可以代表資本，但不是資本本身，錢就是印出來的紙幣而已。而現在世界流通美元，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如此美元這個資本符號可以跨國界自由掠奪利益，但是人這個勞動力卻不能自由流動。中國人犧牲了資源，破壞了環境，制造了商品賣給美國人，換來美元這個信用符號。美元作為國際貨幣而不盡國際義務，相反他把大量經費用于軍事，以武力保護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能說今天中國市場經濟迷們是神經病，更是腦殘。

　　以資本的發展方式大家都熟悉。資本現在已經發展到貨幣符號、電子符號手段(貨幣資本)。所謂的投資，投多少億的資(貨幣信用)開始啟動生產這個程序：征地、建廠、購置設備、組織工人生產、銷售產品、回收資金得利，得利再投資，形成一個循環。在這個運轉程序中，人是能提供勞動力商品的被雇傭者，人成了資本的奴隸。再看現在的虛擬經濟，其本質就是通過資本憑證(股票、證券等)的交換，在交換過程中利用交易差價賺取貨幣資本。這個交易過程本身并不創造任何可利用的實物和實物價值。但它可通過把資本憑證虛擬增值方式炒高，進而獲得更高的貨幣資本。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就更不必說了，他連資本憑證都懶得炒了，直接炒資本憑證交易本身了，人徹底淪為了金錢的奴隸——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資本經濟。

　　現在的金融——紙幣的實質是人們以信用的方式達到實現物品交換目的信息。就電子貨幣而言就更是信息化了。現在國際上流通以美元為結算工具，而這個信息或叫信用的制造者——美國的私人央行卻不受國際社會的限制，使美元信用成了美國金融霸權漁利世界的工具。各個國家為了從本國外得到物品必須已出售商品的方式獲得美元的信用即美元紙幣或電子貨幣。而美國則靠著發行美元信息無償的得到了商品。而大家以美元買回的美元國債恰恰體現了我們白送給美國的商品已經被美國消費了的價值。

　　對于一個獨立的貨幣體系——國家系統而言，完成生產到消費的流通，貨幣僅僅是流通媒介的作用!要知道，錢是印出來的貨幣符號——流通媒介。所以對于一個國內生產到消費的流通過程而言，問題的關鍵不是資本——貨幣符號，而是生產所需的技術人員、材料、設備等。因為發行貨幣的權力是國家的。

　　三十年來干的最傻的事情，就是在外匯儲備沒地方花的時候，還在大量引進外資——用句民間俗語形容就是賣兒招女婿——引進外資的貨幣符號，而對外商而言在國內生產要使用人民幣流通工具，所以央行就要印刷人民幣，把外資美元換成人民幣給外商使用，而把收來的美元用來買美國國債靠利息增值賺小錢。外資利用央行印刷的人民幣經營賺了大錢。與其這樣為什么不能央行直接給中國的國內企業借貸或投資?那樣企業最終歸屬還是國家的。

　　一個人民共有的國家系統而言，對于鐵路發展首先規模要適度，但要說鐵路發展缺資金簡直是笑話。因為每年的行政人員開支是多少?每年的三公消費是多少?有錢養公車而沒錢去搞投資修鐵路?如持家之道一樣，只能說明我們持國之道有問題，錢這個貨幣流向有問題——就如同一個好吃懶做的家庭錢都用來吃喝玩樂。修鐵路就應該國家投資，而不應該讓鐵道部自己借貸。況且鐵道部的負債對于國家而言是內債，而不是外債。說鐵道部負債多少如何如何，國家直接增資不就得了，難道現在鐵路不是國家的?國家對鐵道部增資，這個錢就如同從左手換到右手一樣。毛澤東時代發展全民所有制企業采用的就是國家撥款的形式。而鐵路需要跨越式的發展高鐵國家有沒有責任?難道僅是鐵道部的事情?為什么不能國家撥款?

　　正如網友李甲才說：“現在有些人為了私有化鐵路誣蔑鐵道部是獨立王國，真的獨立王國富士康才是!這些人指責鐵道部欠債2.6萬億，從不講鐵路客貨兩運20多年來很少漲價，服務國家和人民。國務院主導的房價十年漲了10倍。可以說2.6萬億是強加給鐵道部的債務。鐵道部是誰的鐵道部?鐵路建設計劃是否經過國家批準?是鐵道部的違章建筑?產權歸誰?如果巨大的鐵路資產是鐵道部的，用得著誰去拆散劃歸別處?先和鐵道部商量好了再說，要拿東西拿錢來，就那么輕易的解散了。釘子戶的私房敢不賠錢拿掉?鐵道部奉命代為管理共和國的財產。只要每條鐵路每個項目的審計，按建筑定額計算沒有費用超標，就得由國家出資清償所謂的債務。鐵道部給國家修鐵路無違規，修好了成為國家的資產，職工無產權，僅僅是領取了勞動報酬，還讓承建的勞動者再承擔債務責任不成?那有這個理!誰說改革誰掏錢。原子彈造好了還要制造者承擔費用責任?搞資本主義，凡是干社會主義就成了眼中釘已是普遍現象。”

　　現在就是有些人沒有把國家這個大家的家當成一個整體的系統。領導人民建設人民共同的國。只想借用國家權力依靠稅收漁利不勞而獲。所以這些人有個叫得很響的理論——政企分開。今天他們又以政企分開來忽悠鐵路改革。其實所謂政企分開是統治理論而不是人民民主理論。因為甭管政也好，企也好都是人在干事情。政也好，企也好，都是有人這個主要要素構成的。而所謂的政企分開，就是把人分成兩個群體。一個管理群體，一個是被管理群體。能設想在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里，有一少部分人是職業化的食祿管理者，而大多數勞動者是被管理者嗎?

　　以鐵路改革思想為例，有一個說法，鐵路改革要擺脫政府職能的定位。其實要找好鐵路職能的定位，首先想好鐵路是誰的，再談鐵鐵路改革路職能定位?我覺得許多人可能忘記了，中國的鐵路是人民的，大家的。既是人民鐵路為人民。這才是鐵路的職能。這個職能不僅是什么政府職能，而是由鐵路的所有權決定的。所以說要講產權，不能是講私有產權理論。更要講共有產權理論。堅持人民財產共有公用原則。新中國成立，他是一個人民的國家，國家是大家的，不再是任何私人的，封建帝王私有的國家。所以新中國的人民共有財產前面都冠以人民的稱呼——人民政府，人民醫院，人民鐵路，人民公園，人民郵電，等等。

　　就鐵路來講他的建設目的就是服務于人民。而不是讓少數人經營謀私利。所以說鐵路首先是公益性質的，服務人民是第一目標，兼顧盈利。所以說，鐵路改革必須堅持人民鐵路為人民的共有產權理論。如此才能找到鐵路職能的正確定位。

　　談鐵路改革必須堅持人民鐵路的公道性質，而不是把人民鐵路變成私道，私路。人民鐵路的所有權很明確屬于全體人民共有財產。所以說堅持人民鐵路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就是義，反之把人民鐵路變成少數鐵路人，或者其他個人謀私利的工具就是不義。人民鐵路作為一個服務人民交通行業為了鐵路自身的發展應該適當賺取利益，而這個利益最終也是為了更好的服務于人民。所以說，在利和義的關系上要搞好適度平衡。也就是說——別談什么政府職能，鐵路改革要實現義.利兼得。

　　搞改革，很可惜我們國家的“管家們”不懂得統籌算大帳，只會掉進錢眼里算小帳。如過去搞的通過銀行借貸修路，建收費站收費還貸的方式，最終形成了一個個收費站就如同國家經濟循環上的一個個腫瘤一樣的結果。一方面，一個個的收費站都增加了物流成本，最終反映到物價上。另一方面，一個個的收費站又助長了少數人的不當得利。所以說民資不能進鐵路、公路，因為不能讓少數人為了賺錢而霸道。

　　三.為政者不正才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在《人民日報》撰文——《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里?》。文章最后論述道：“美將更多利用非軍事手段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進程，獲取戰略實利，實現國力重振，確保霸權地位。其主要手法包括：以人民幣匯率為突破口、以金融保險市場開放為階段性目標，全面打入中國第三產業，以期在掌控中國發展命脈的同時牟取巨大經濟金融利益;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以強化同盟國關系、提升伙伴關系、分化離間中國同朝、巴、緬關系、重啟美俄關系等方式，造成中國外交被動，松動中國崛起的外部環境，壓縮中國崛起的戰略空間;以“海、空、天、網”等“全球公域”問題為抓手，推進相關對話、制定相關準則，以期實質性弱化中國在上述領域對美的戰略挑戰。由此可見，中國宜轉變傳統思維方式和戰略觀念，將國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軍事沖突風險轉向全面的內部體制機制重塑。這是中國能否再一次成功應對當下戰略挑戰的關鍵所在。”

　　其實這篇文章并沒有真正找到中國面臨的挑戰。因為從辨證法的認識論講事物的發展是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所以說中國政局的穩定所面臨的挑戰不是“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而是為政者不正，迎合資本利益，自覺不自覺的把屁股坐到了人民利益的對立面。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所以對執政者來說，執政者首先要執正。

　　(一).什么叫執“正”?

　　今天中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是人民的共同國家。就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共主社會。人民的整體利益至上。國家，國家，國和家。大家在一個共有的國之內建家。人民國家的公有共有的如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和社會管理權服務于人民而不應為少數人謀取私利。如此則為正，反之則為邪。

　　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要實現的就是人與人同。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是人與人同，共同利益一致。只有人與人同，才有人與人和的和諧社會。為了社會的活力在人與人同的基礎上講人與人異。即人類社會的分工不同，收入的合理差異等。

　　忠于人民的利益，忠于國家利益即是正派。自私自利，損害人民的利益損害國家利益就是邪派。當然在講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時候也有現實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之分。要統籌兼顧。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正”就是代表最廣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統籌兼顧長遠利益和現實利益。領導人民搞國家建設，實現為人民服務。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回視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家庭，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與人之間就是以共同利益一致下的生產協作關系。這也是中華文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具體體現。

　　(二)：執政者要保持圣者心態。

　　不客氣的說，有些人雖然口里喊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話，但是他們并不理解什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既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應該給中國未來找一個世界定位。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的目標，有了明確的目標才有了努力的方向。

　　毛澤東主席的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政治詞匯因王偉光的一篇文章再次成為人們議論的重點。長期以來我們習慣用西方話語的一些詞匯如專政.獨裁.民主.自由.人權等等來討論政治問題。而中國的政治自古以來就從參與人的思想上區分成圣賢政治與小人政治。

　　中華文化的圣賢政治思想如在《易經》里就講：“同人與門無咎，同人于宗吝。”君子不能只搞小圈子,維護小圈子的利益,這樣不利于君子之風的闡揚。在圣賢政治里沒有什么專制呀獨裁呀的概念。為什么?因為中華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觀來認識世界。所以中華文化把執掌天下治權的人叫做天子。因為自然沒有私念。就是希望天子行天道，出于公心，行“損有余而奉不足”之道。“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自己，站在家庭的立場看家庭，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看國家。執掌天下治權的人就要站在天下人人的利益上治理天下。要讓能站在和會的整體利益上的人行使天下治權，人類社會需要一個政權。這也符合現代系統論的觀點。不過中國的整體論思想比西方造了兩千年。

　　現在說來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政治思想和中國圣賢政治思想也是相通的。如 以地域的天下政治觀和人的圣賢政治結合，中國政治思想主張的是政道.圣賢政治主張以身觀身，以國觀國，以天下之心觀天下。而人民民主專政思想同樣是要求參政者為政者要有天下人人之心，考慮和維護人民大眾的利益，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所以說沒有人民的立場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民主專政。

　　現在我們講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是眾人之事以眾人的意志為主才是民主。所以民主小人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做主，私做主。只要不合他個人私愿就說你不民主。

　　民主不是大家選主。我認為：民主是人民參與國家的管理，而不僅是通過票選管理自己的人。所以說香港人應該側重于民主實質而不是僅要民主的選主形式。要創造香港人民參與香港管理的新思維.新方式。不是糾纏于誰治港，而是要關心以何治港。不是糾纏于什么普選的提名方式，而是要想怎樣才能選出一個德才兼備的香港特首。所以說香港的利益小人蠱惑青年們去“占中”追求的僅是民主形式而不是民主實質。

　　什么是自由?我說這個世界上只有自游，而沒有“自由”。自由的小人們要的自由就是由自。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他的個人私愿才叫自由。個人的自由與人權不能侵犯公道與正義。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義的自由。

　　什么叫人權?一個人不受剝削壓迫.不受奴役的權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權。在這個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因為日月運行之道是循環往復，所以有道之人講的是互通有無的交換，無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國人在明代就有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船隊，而這并沒有使中國走向奴役世界之路。

　　找回中國丟失了的天下政治思想。為什么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鉞?就是因為狹隘的地緣政治思維與階級政治思維。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為生存資源的爭奪，人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想為天下王就得擔負起天下的責任。同天下之利者才能和天下之力。而能同天下之利者必是公道仁義者才能做到。霸道私利者不能做到。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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