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身處轉基因商業化種植的十字路口，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正面臨一場重大的抉擇。過去10年，有關轉基因種植產業化的爭論從沒有過平息，然而回顧過往，卻沒有任何一年的爭論有2013年這一次來得徹底和深入。

　　“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全人類。”這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一句著名格言。

　　身處轉基因商業化種植的十字路口，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正面臨一場重大的抉擇。過去10年，有關轉基因種植產業化的爭論從沒有過平息，然而回顧過往，卻沒有任何一年的爭論有2013年這一次來得徹底和深入。

　　“每年中國出口歐洲和日本的大米中都有因被檢查出轉基因成分而遭退回的，就是因為這種背景，很多人士反對轉基因商業化。”著名三農問題學者李昌平對21世紀經濟報道稱。

　　李昌平正是畢業于“挺轉派”張啟發院士所在的華中農業大學，2000年因向國務院前總理朱镕基上書三農問題而享譽全國。

　　“現在學校(華中農業大學)里的老師都在罵我，說別人反對轉基因就算了，你是這個學校畢業的，怎么也可以反對。我不是反對，而是認為轉基因就像核技術的儲備一樣，它是把雙刃劍。但我們現在的問題在于國家的職能部門沒有對其進行規范，農業部沒有很好地監督到位，這種現實讓人不安。”李昌平說。

　　轉基因難助糧食安全?

　　一直以來，挺轉派將轉基因作物的抗蟲、抗旱、增產等性能作為推廣轉基因的最重要的理論依據。

　　其中有觀點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糧食安全形勢不容樂觀，需要用全球9%的耕地養活全世界21%的人口。在糧食消費大量增加的同時，土地在逐年減少。據調查，2007年全國耕地面積為18.26億畝，比1996年減少1.25億畝，年均減少1100萬畝。和土地同樣嚴重的問題，還有水資源的緊缺。目前，中國人均占有水資源量約為2200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

　　而根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發布的《2010年全球生物技術/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發展態勢》，轉基因作物在1996年到2009年在全球產生了大約650億美元的農業經濟效益，其中44%是由于減少生產成本(犁耕更少，殺蟲劑噴灑量和勞力減少)的收益，56%是由于2.29億噸可觀的產量收益。這2.29億噸，包括了1996年到2009年期間的8350萬噸大豆、1.305億噸玉米、1050萬噸皮棉以及480萬噸油菜籽。

　　不過，這一論點正受到反轉派(反對轉基因)人士越來越多的質疑。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食品與農業項目負責人張菁指出，迄今為止的研究中，并沒有確實的證據表明轉基因作物在長期的種植過程中有連續增產的表現。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的玉米種植業開始逐漸向轉基因種植轉型，西歐一直堅持非轉基因的種植方式，經過對美國和西歐玉米產量的長時間監測，可以看到美國玉米從產量高于西歐逐漸變為略低于，這也說明轉基因技術并不是靈丹妙藥。

　　來自美國方面的一些報告指出，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的產量比現代常規大豆品種低了5%-10%，這些低產量的轉基因大豆品種每年給農民造成了數十億美元的損失。這種轉基因作物減產的跡象一般稱為“產量阻礙”，是轉基因技術非預期效益的實例。

　　而李昌平的觀點則更為直接：目前，中國人口增長的速度每年約為千分之六，而糧食增長則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遞增。“中國現在的問題是糧食在被浪費，轉基因綁架糧食安全議題的動機本身是值得懷疑的。”

　　另類代價：打更多農藥

　　反轉派還提出了另外一項質疑，張菁說：“轉基因抗蟲作物在大田種植過程中也問題重重：比如BT抗蟲棉在種植幾年后次生蟲害的爆發，使得農民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混合的農藥，不僅沒有提高產量，反而增加種植成本、帶來諸多的環境問題。”

　　2009年8月，農業部曾首次批準了張啟發團隊研發的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盡管政府方面尚未授權轉基因作物種子的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但在湖北一些鄉間地頭的種子商店中，抗蟲稻種已隨處可見。

　　這種Bt轉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種特殊基因后，會產生Bt蛋白，這種蛋白會讓食用了這種水稻的螟蟲引起腸麻痹而死亡。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在2010年的一篇報道，當地農民表示，使用能抗蟲的種子，產出來的稻谷也只能增產8%。但是轉基因水稻稻種只能抗螟蟲，不能抗其他的蟲子。螟蟲吃谷心、谷苞，但稻飛虱吃稻稈，漸漸地稻飛虱比螟蟲狠，從底下往上吃都被稻飛虱吃掉了，顆粒無收。

　　當地農民表示：“以前蟲子比較容易死，原來早稻不需要打藥，晚稻打一兩次就可以了，現在早稻打兩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難把蟲殺死。這種高科技的種子會不會讓蟲子更不怕藥，變成我們不認識的東西。”

　　英國科學與社會研究所在2010年的一篇報告中稱，美國轉基因作物種植，使美國農業農藥施用量從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億磅。2006年以來，已商業化的三大主要轉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農藥需用量都持續上升、且已大大超過天然作物的農藥需用量。報告轉述相關科研人員的判斷說：轉基因作物種植初期，確實能抵御蟲害和雜草之害;但自然規律的力量比人類人為的力量更大，時間長了、生態平衡使害蟲害草發生了“抗體”適應性而獲得更強生命力，結果，導致作物對農藥需用量的持續增加、甚至更多。

　　這種情況還發生在2009年江蘇“棉花之鄉”的鹽城大豐市，在當地種植轉基因抗蟲棉8年之后，雖然抗棉鈴蟲的基因還在發揮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鈴蟲的“盲蝽蟓、煙粉虱、紅蜘蛛、蚜蟲”等刺吸式小害蟲卻集中大爆發，用藥量不減反增。

　　從1996年開始，中國引進轉基因棉花種植，目前已有10多年的種植歷史。美國康奈爾大學和中國科學家歷時7年對481戶中國棉農的調查發現，轉基因棉花的長期經濟效益不佳。

　　綠色和平方面將其歸結于轉基因引發的次生蟲害。這些農戶在種植轉基因棉花的第3年經濟效益往往最大，在早期，他們的平均殺蟲劑用量的確比種植普通棉花者低 70%，而收入要高出36%。但情況從第4年開始發生逆轉。轉基因棉花盡管抑制了棉鈴蟲，但它無法殺死盲蝽等其他害蟲，導致盲蝽侵害棉田，農藥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種植戶高了3倍，收入開始下降 8%。

　　安全性死結：缺乏一致公認體系

　　轉基因的安全性將成為其能否在中國進行商業化種植的關鍵。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黃大昉表示，轉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過嚴格的安全評價和審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種食品的安全評價都更嚴格。各相關國際組織、發達國家和我國已經開展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國內外均認為已經上市的轉基因食品不存在食用安全問題。

　　而后有媒體披露，農業部轉基因專項管理辦公室在2012年時，委托中國食品藥品鑒定研究院和中國農業大學以轉基因水稻為研究對象，選取了獼猴、小型豬等動物進行系統的代謝免疫，和生殖、發育評價研究。

　　據悉，這次試驗時間是90天。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車會蓮表示，90天從毒理學來講，可以看做較長時間喂養，實驗結果顯示，在90天的喂養時間內，試驗用豬沒有中毒或者死亡現象，皮毛順滑，行動靈活，飲食正常，生長發育狀況良好。

　　農業部表示，目前國際上很多國家在進行轉基因動物喂養試驗，美國，德國已經用轉基因玉米、大豆在牛、雞、魚身上做喂養試驗，結果顯示沒有產生不良影響。

　　不過對于上述結論，李昌平卻表示并不信服。“農業部、農科院和孟山都那些美國商業公司的利益已經交織在一起了，怎么會有公信力?”

　　由于堅決抵制轉基因、建議政府將其“一刀切”，云南財經大學特聘教授顧秀林被認為是反對轉基因陣營中的激進派，在安全性的觀點上她認為應重對“危害”進行定義。

　　“某些轉基因推手敢說，從來沒有一個具體例子說明轉基因引起人體疾病，因為他們一直在用食物中毒的舊規范來說轉基因沒問題。國際和國內科學研究都在提示，轉基因造成了肝腎損傷、造成了激素干擾，生長發育受阻或者繁殖出問題，這都要建立新規范。”顧秀林表示。

　　中國農業科學院前研究員佟屏亞在一次轉基因專題會議上發言指出，迄今為止，轉基因作物安全性是一個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命題。連轉基因研究人員都承認，轉基因作物對人類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可能要幾代人才能顯示出來……只用小白鼠進行了幾個月的實驗，就言之鑿鑿地說它是安全的，缺乏可靠的實驗證據，而危害一旦發生，其嚴重后果將不可逆轉。

　　“可以說，目前科學界尚沒有獲得公認的一套轉基因食品安全評估體系，但對于轉基因食品安全應該有長期的、中立的科學研究，這也許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張菁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目前，諸如奧運會、世博會、大運會等國際性賽事均不允許有轉基因食品的流入，李昌平說：“這個已經夠可以說明問題的了。”

　　轉基因監管拷問

　　作為支持轉基因陣營中的溫和派人士，東方艾格農業分析師馬文峰認為，中國可以分步驟實施轉基因商業化種植，先可以作為飼料糧和工業用糧，將來逐步來推廣，而非目前一步到位。

　　但反轉派的許多人士依舊對此表示出巨大擔憂。張菁說：“事實證明轉基因作物釋放到環境中去，就有可能發生失控的風險。”

　　她舉例說，中國在2006年曾批準了轉基因木瓜的商業化種植，但規定種植區域僅限于廣東省，而綠色和平在2009年的采樣調查中發現，海南省的三個木瓜農場中都種植有轉基因木瓜。

　　按照現行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轉基因植物品種在培育出來后，需要經過安全性評價階段，才能獲得安全證書。而安全性評價階段，則包括實驗室、中間試驗、環境釋放和生產性試驗四個階段。獲得安全證書，意味著僅完成商業化種植前的所有安全認定工作，但并不等于可以進行實驗室以外的種植和銷售。

　　來自歐盟的預警通報卻顯示，“歐盟食品和飼料快速預警通報”自2006年開始總計通報了184次中國輸歐食品中被檢測出非法轉基因，其中2012年39次，2011年29次，2010年46次，2009年15次，2008年18次，2007年9次，2006年10次。而184次中，大米制品和含有大米的制品175次。

　　從2004年開始，湖北地區最少有950~1200噸轉基因大米已經流入市場;2005年的種植面積至少為20000~25000畝，涉及轉基因大米10000噸-12500噸。

　　2012年，綠色和平再度對市面上的流通大米進行了抽檢，結果發現有6份樣本含轉基因水稻成分，非法轉基因成分污染的檢出率達到7.9%。問題樣本分別為：取自湖北武漢和安徽六安的4份大米樣本檢出轉基因成分，并確認為Bt63轉基因水稻。

　　在此之前，安徽從未進入過轉基因非法種植的版圖，而在國家沒有任何批準的情況下，轉基因的地下種植猖狂之甚，讓很多農業人士感到擔憂。

　　21世紀經濟報道曾趕赴安徽六安地區對當地進行轉基因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當地官方、還是種植戶，對轉基因一事都表示毫不知情。

　　一位當地農委的官員表示，目前農業監管者對轉基因的監督手段極為有限，把關只能從種子報備、銷售檢查的層面進行實施，但是轉基因的種子無法用肉眼識別，而轉基因的專業檢測費用極為昂貴，不是農業部門的現有預算可以負擔的。

　　目前，一種學界觀點認為，轉基因作物在大田種植過程中有產生基因漂移的風險，會對本地物種和野生近源物種的基因造成污染，從而造成監管困難。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魏偉告訴記者：“轉基因擴散有2個渠道，花粉和種子。轉基因可以通過花粉(水稻的雌蕊、雄蕊)會擴散到鄰近區域，種子產生的過程就是花粉和聚頭結果，雄蕊的劃分和雌蕊的聚頭結合后形成胚胎。水稻也有花粉，是兩性花。花粉通過空氣、水、昆蟲進行傳播。所以不排除你不種，但是附近有別人種，然后擴散到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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