塬標題：新華社：有大規模學者在轉基因領域經商

　　白書農

　　轉基因食品的爭論曠日持久，研究結論莫衷一是，意見表達極度情緒化，與糧食穩定和食品安全的高度相關，使得支持與反對的聲音愈加針鋒相對。從”黃金大米”，到61名院士請求轉基因水稻產業化、農業部進行轉基因實驗，爭論愈演愈烈。

　　轉基因食品對人體是否安全，對環境有沒有影響，甚至有人將這個問題與糧食安全聯系起來。自1996年實現商業化發展以來，轉基因可能是農業史上最有爭議的技術。支持者認為轉基因技術能緩解資源約束、保護生態環境、改善產品品質﹔反對者則從食物安全、生態安全和知識產權安全等方面提出質疑。

　　在關于轉基因食品的採訪中，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對者，雙方都是該領域內的學者專家，這說明關于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目前還沒有定論。科學層面之外，對于社會問題和自身安全的關切，是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爭論的根源。

　　“誰知道基因是什么？”

　　“誰知道基因是什么?”，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白書農在公開課上問大家，偌大的教室內幾百名同學們面面相覷，驚訝于這個問題本身的同時，似乎也很難做出解答。在這堂“轉基因食品的市場現狀及發展前景”的講座開始之前，助教向每位同學發了一份調查問卷，有六個關于轉基因食品的問題。基因的定義也成了這場講座的開場白。

　　“高中課本中說，基因是一段有遺傳效應的DNA片段”，一位同學站起來回答。這是一個正確的答案，得到了老師的認同。但是，對于這堂公共課中的大多數文科生來說，回憶“遺傳效應”、“DNA”的定義又謀殺了不少腦細胞。

　　有意思的是，說起轉基因食品，教室內忽然又熱鬧起來，爭相向老師發問，諸如““黃金大米””、“轉基因實驗”等等問題接踵而來。

　　大家在還對轉基因基本概念都不了解的時候，卻對“轉基因食品”如此感興趣，到底是因為什么呢?白書農教授演示了他的課程幻燈片—“有關當前轉基因食品作物爭論的另類思考”，其中就給出了答案，轉基因食品爭論不僅是科學技術問題，還是社會理念問題﹔關心社會問題與自身安全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民以食為天，轉基因食品歸根到底還是吃的問題，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要真正的了解轉基因，就要清楚我們食物的來源。白書農教授引用了一個數據，在30萬種植物中，有667種成為了人類的作物，而隻有五種成為了人類最主要的作物。

　　每一種作物由野生到被人類利用，端上餐桌，都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中還有許多巧合。白書農教授舉了一個例子，稻子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最初稻子成熟后，稻粒會掉到地上，這樣就容易被田中和空中的動物捕捉，而不易收獲﹔后來它發生了一次基因突變，導致成熟后的稻粒會繼續包含在稻穗中，方便人類收割儲存，就這樣，它成了人類主要的糧食來源之一。

　　直到今天，從田間、到倉庫、到市場、到餐桌，每一粒米和面都經歷了無數的機緣巧合才變成了人們的食物。白書農說，目前世界上隻有美國的糧食是凈出口的，我們國家人口眾多，國家制定了18億畝耕地的紅線，就是為了保証糧食供給。可以說，對于轉基因食品問題的關注，就是對這個重大社會問題的關切。

　　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誠然，轉基因食品是一個科學問題，需要相當的知識積累和儲備，就像講座中大多數同學并不清楚基因的定義一樣，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的認識程度也并不相同。

　　不過，白書農教授認為，這并不妨礙公眾關心轉基因食品問題。他說，自己不僅是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也是一位博士生導師。他經常對博士研究生說，你們不要隻會做實驗、搞研究，做完了把結果全都擺列出來，不管別人能不能理解和接受。你們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合適的方式展示出來，讓他人接受。

　　一項真正有益人類的科學成果的出現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中科院院士李振聲從事小麥遺傳與遠緣雜交育種研究。2006年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是中國科技節的最高獎項。幫助他獲得這一獎項的雜交小偃麥，是他經過幾十年的科研結出的碩果。

　　轉基因食品問題也是如此，研究者和學者不是在閉門造車，而是要以應用和改善人類生活為目的。目前，無論是研究者、應用者都無法完全証實轉基因食品的安全。也是因此，央視名嘴崔永元才在微博上唿吁，“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一定要謹慎”。

　　這在科學史上是有前車之鑒的，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蔣勁鬆就對轉基因技術持非常謹慎的態度。他提到了在科學史上一個非常著名的事件— DDT事件。

　　瑞士化學家米勒因合成DDT于1948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1944年，美國在意大利的許多士兵因使用DDT來撲滅傳染斑疹傷寒流行病人身上的虱子而避免喪生。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曾評價說：“單獨從瘧疾病者，DDT可能拯救了5000萬生命。”

　　但在上個世紀60年代科學家們發現DDT在環境中非常難降解，并可在動物脂肪內蓄積，甚至在南極企鵝的血液中也檢測出DDT，鳥類體內含DDT會導致產軟殼蛋而不能孵化，尤其是處于食物鏈頂極的食肉鳥如美國國鳥白頭海雕幾乎因此而滅絕。

　　與崔永元一樣，蔣勁鬆認為，目前對于轉基因技術的了解并不充分，對于轉基因食品可能帶來的風險還無法預見。因此，不適合大規模推廣轉基因作物的種植。

　　中國為什么在該領域有大規模學者經商？

　　轉基因食品的討論如火如荼，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業內人士、專家學者都對這個問題避而不談。在公開場合，被問到轉基因食品問題的時候，他們以“不清楚”、“沒聽說”為托詞，避免正面回答這個問題。這是因為什么呢?

　　白書農提到了一個概念，特殊的社會發展階段與利益分配格局。目前在美國都是以大公司為主導，進行科研開發。而在中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比較滯后。最明顯的差別就是，這個行業在美國隻有幾家大型企業，卻能保証研發投入﹔而在中國，更多的是像全國各地千千萬萬的種子公司一樣的小企業，維持運營是它們的主要目標。

　　因此，在中國主要是以該領域內的研究者為主導，也由此產生了大規模學者經商的問題。一旦學者參與到轉基因技術的產業化，也就成了利益相關者。這是許多人對轉基因食品持懷疑態度的塬因。無利不起早，這些身在其中的學者的結論也難免受利益左右，而缺乏獨立性。

　　蔣勁鬆教授就是這一觀點的支持者。他認為在著名的轉基因企業孟山都公司周圍有一個利益相關集團，研究者由于與之有利害關系，而無法做出獨立的判斷。更為可怕的是，一旦這樣的利益集團形成，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將遭到孤立，甚至遭受打擊。

　　目前，這種觀點只是一種推測，但是受眾面卻不小。領域內有些獨立的學者，提出一點支持轉基因食品的觀點，遭到了謾罵等語言暴力，這也是許多學者不喜歡評論轉基因食品的塬因。

　　轉基因企業的一些“雙重標準”也使得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的不信任感增加。前段時間有報道指出，有跨國企業銷往歐盟的轉基因食品都有明確的標識，而在中國銷售的轉基因食品卻沒有標識。對此，全國人大法工委的相關人士解釋說，目前我們國家對于轉基因食品的標識還沒有相關的立法。

　　值得欣慰的是，我國已開始實行轉基因標識制度，列入轉基因標識目錄并在市場上銷售的轉基因食品均需標識。不過，由于沒有法律的規范，市場上轉基因食品的標識十分混亂，部分市售轉基因食品沒有明確標識，有的商家怕消費者知道后不買而故意不標，也有的不知道這些食品需要標識。

　　兩個發達國家中的先知先覺者

　　其實，不僅僅是我們國家存在著轉基因食品的爭論，在國外，這一爭論尤甚。

　　綠色和平組織和瑞士的IngoPotrikus教授，兩個圍繞著”黃金大米”爭斗的宿敵，被白書農看做是發達國家中的先知先覺者。“黃金大米”在中國掀起風波之前，就已經聲名在外了。除了因為它所宣稱的功能— 解決落后地區居民維生素A攝取不足，還因為它的發明人瑞士IngoPotrikus教授與“綠色和平組織”之間的恩恩怨怨。

　　1999年，瑞士人IngoPotrikus教授証明了”黃金大米”在科學上的可能性，在歐洲、亞洲一些地區準備進行種植生產。這時，綠色和平組織也著手了他們的反轉基因運動，并且堅持了十幾年。在湖南進行的”黃金大米”實驗也是最早由綠色和平組織發現的。

　　白書農無意評價這二者的功過是非，他給對立的雙方都冠以了“發達國家中的先知先覺者”這個稱號。“我與Ingo教授有私交”，白書農說。他了解的Ingo教授，衣食無憂、生活優裕。瑞士是一個發達國家，那裡生活的人們并不缺少糧食，孩子們也不用擔心維生素A的攝入。可是Ingo教授卻始終堅持他的”黃金大米”實驗，是因為他知道在世界許多地區，還有人吃不上飯，由于維生素A的缺乏，每年有許多人患上干眼病、失明甚至死去。

　　對于綠色和平反轉基因的行為，白書農也表示理解。他們行動的出發點是為了當下安全、后代安全，提倡自然至上。

　　如何對待目前轉基因技術的發展?白書農教授提到了一個理論— 供需關系的博弈中哪些環節是人類可控的?

　　一方面是我們仍然需要擴大糧食的產量，以維持生產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我們又不能過度冒險，使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受到威脅。怎么辦?他并沒有給出答案。

　　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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