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2012

　　◎本刊記者 葉曉婷

　　多年來，“轉基因”3個字引發了科學家、媒體、企業、公眾等無數次的口水仗，舌戰過程中甚至漸漸形成了“挺轉派”與“反轉派”兩個陣營。有人認為轉基因技術是當代科技的重大成果，是解決人類糧食危機的破解之術;也有人認為這種技術的推廣會造成農作物的不合理變異和單一化。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究竟是怎樣的情況?從生物安全的角度來看，轉基因作物對物種多樣性和自然環境會產生什么影響呢?

　　轉基因生物安全性

　　尚無科學共識

　　信息發達的當代社會，各種媒介時不時傳出“轉基因生物安全性已經達成科學共識”的說法，讓公眾難辨虛實。新華社10月20日發自武漢的報道稱，在網友自發組織的“黃金大米”品嘗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張啟發透露，今年7月，我國61名兩院院士聯名上書國家領導人，請求盡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而10月21日，基于德國法律而成立的非營利社團“歐洲支持社會與環境責任科學家團體”中，來自不同國家的與轉基因科學、立法、社會以及安全評估等有關的92位科學家聯署，在其官網發布了《轉基因生物安全沒有科學共識》的聲明。截至10月30日，已經有300名科學家在這份聲明上聯署。

　　該聲明批駁了轉基因種子開發商和一些科學家及媒體“有關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學爭論已經結束了”的說法。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王長永對這份聲明做了全文翻譯，據他介紹，300位專家從7個方面，論述了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和動物健康和環境的安全性目前沒有定論。

　　專家們認為，調查轉基因作物和食品安全性缺乏嚴謹性研究。這類研究一般涉及動物飼喂：給實驗組的實驗動物吃轉基因飼料，對照組的吃對等的非轉基因飼料。目前這類獨立性研究還很少，而已開展的研究中，有人發現吃轉基因飼料的實驗動物中存在毒性效應或毒性癥狀。關于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的潛在影響，目前尚無有關流行病學的研究。

　　這些專家強調，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的安全性同樣沒有定論。全球關于轉基因作物環境風險評估，所采用的方法都不一致，更別提標準化的測試程序了。一些轉基因作物會對有益生物等產生不利影響，卻被政府的規定性評估和一些科學評論員忽略。

　　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

　　我國只有木瓜和棉花

　　轉基因引發“激戰”，焦點就是商業化生產。自1996年首例轉基因農作物——轉基因玉米商業化生產以來，到2012年，全球28個國家的1730萬農民，種植了1.703億公頃涉及抗病蟲、抗除草劑、品質改良等的轉基因作物。根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統計，以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進行排序，全球排在第一至五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加拿大，中國排在第六位。

　　我國市面上的轉基因作物分為兩種，一種是國家批準可用于商業化生產的。按照規定，轉基因作物從實驗室進入市場，首先要獲得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的轉基因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但有了這個證書并不能立刻進行商業化種植，還需要經過品種區域試驗，向農業部申請品種審定證書和種子生產許可證、經營許可證。截至目前，我國批準了轉基因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并在有效期內的作物，有棉花、番木瓜、水稻和玉米。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尚未完成后續審批，還沒有商業化生產。目前只有番木瓜和棉花在進行商業化種植。另一種是我國進口轉基因農產品作為加工原料，包括大豆、玉米、油菜，這些食品必須獲得我國的安全證書。市面上常見的產品有轉基因大豆油。

　　從1998年開始，轉基因棉花在我國成為商業化推廣種植的轉基因作物。轉Bt基因抗蟲棉是我國第一個投入商業種植的轉基因棉花。棉花最怕病蟲害，比如棉鈴蟲最愛吃新發的芽和新開的花骨朵，被它們吃過一遍的棉田，從遠處看沒什么差別，但花都死了，不結桃。“轉基因的研究成果拯救了棉花產業。棉鈴蟲咬嚼含Bt蛋白的轉基因棉花時，吞到肚子里的Bt菌晶體含有的蛋白質毒素，可以破壞它們的消化道;而其芽孢能通過破損的消化道進入血液造成敗血癥，使害蟲一命嗚呼。”復旦大學生態與進化生物學系主任盧寶榮在接受《新聞晚報》采訪時說，Bt基因被植入棉花植株內，定向清除棉鈴蟲，使農藥的用量直線下降。轉基因棉花已經占到全國棉花種植面積的近80%。

　　2009年，我國種植540萬公頃的棉花，其中，68%種的是轉基因棉花。種植轉基因抗蟲棉后，每公頃抗蟲棉的化學農藥用量減少了約47公斤，國內每年化學農藥的使用量減少1萬～1.5萬噸，約是我國化學殺蟲劑年生產總量的7.5%。需注意的是，轉Bt基因抗蟲棉并不是絕對不用農藥，對Bt蛋白不敏感的害蟲，仍然需要使用有針對性、毒性更強的農藥。

　　當前，我國實行轉基因標識制度，國家有兩部法規管理轉基因標識。一是國家質檢總局的《食品標識管理規定》，規定轉基因食品或者含法定轉基因原料的產品，必須在標識上有中文說明。另一個是國務院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它規定“列入農業轉基因生物目錄”的農產品，必須有明顯標識。目前被列入“農業轉基因生物目錄”的，只包括大豆、玉米、油菜等5個品類，不包括木瓜、甜椒等。

　　世上不存在零風險技術

　　轉基因技術本身是中性的

　　2013年8月21日，中國國家安全論壇副秘書長、戰略問題專家彭光謙，在《環球時報》發表《八問主糧轉基因化》的署名文章，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文章指出，由于轉基因打破千萬年來形成的物種縱向遺傳，強行將基因跨物種橫向轉移，既可能蘊含新的機遇，也很可能潛藏巨大風險。

　　對此，8月30日，農業部網站轉載了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國家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林敏的長篇回應文章。林敏說，轉基因技術作為一種新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安全不安全關鍵在于轉入什么基因、表達產物是什么和如何監管。就像原子能利用技術，既可以用來制造原子彈，作為殺人武器;也可以用來發電，服務于人類生活。

　　他表示，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國際上對轉基因技術普遍采取了風險評估、風險交流和風險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評價技術規范，以將風險降到最低并可控。中國也制定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和配套的管理辦法，以法規形式保障這項技術為中國服務。歐盟最近的一份官方報告聲明：“從涵蓋超過25年時間、涉及500多個獨立研究小組的130多個研究項目得出的主要結論是：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其自身并不比常規育種技術風險更大。”

　　林敏曾在2013年7月15日的《中國科學報》撰文指出，傳統雜交育種技術也是一種廣義上的轉基因技術，安全不安全的關鍵在于選擇什么性狀。采用傳統雜交技術也可以培養出有毒或有害品種。1967年，美國科學家利用雜交技術培養一種含水量較少的土豆品種，結果卻培育出有毒生物堿含量高的品種。轉基因技術與傳統雜交方法本質相同，是中性的。

　　此外，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認為，對轉基因持兩種極端的觀點都不合適：一是將轉基因妖魔化，談虎色變;二是神化轉基因，認為它沒有任何問題，放任自流。

　　林敏在回應《八問主糧轉基因化》的文中還提到，國際衛生組織、國際糧農組織等國際權威機構認為：凡是通過安全評價上市的轉基因食品，與傳統食品一樣安全，可以放心食用。2011年，全球有75%的人口居住在已經批準種植或進口轉基因作物的59個國家之中，“說明目前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品有充分的安全保障”。

　　有人稱，轉基因技術潛在的風險就像坐飛機掉下來、坐火車出軌撞車等。對于這種對比，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范云六，在《理性認識轉基因食品安全》文中談到，全球每年有大約120萬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但人們不會因為這些事故就不坐汽車。世界上不存在零風險的技術。

　　“如果有人說轉基因技術或者任何其他技術可以做到零風險，這是一種不科學的、非理性的和不負責任的態度。”范云六表示。

　　既然人們能夠對其他事故的風險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為何只對轉基因技術要求零風險呢?主要原因是，有些人認為轉基因食品有可能涉及遺傳，不僅當代有風險，后代也可能會有風險，而其他造成事故的技術例如飛機、汽車等卻與遺傳無關。

　　研發和推廣機構搞審批

　　是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我國2001年發布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規定農業部對中國境內進行的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究、試驗、生產、加工、經營和進出口等活動有管理之責。不過，農業部的管理角色多年來被人詬病。

　　因為在美國，有3個政府部門會對轉基因產品進行聯合審批：美國農業部對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產生的影響方面進行審查;美國環保署(EPA)則會審查其是否會產生有害生物等問題，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則確定開發出的轉基因作物審批的程序是否正義。而我國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證書，由農業部組建并主持的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批準。農業部本身又是轉基因作物的研發和推廣機構，就出現了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情況。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楊芳洲，在《我國因轉基因產業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機》一文中說：“這種監管模式存在重大缺陷。我國目前缺乏真正中立的科學評價及檢測監管體系，是嚴重的制度缺陷。”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在《徹底降低轉基因作物“試錯”風險》一文中談到，科學是不斷“試錯”的過程，為了降低“試錯”成本，才開始各種小規模的控制試驗。要將轉基因食品端上餐桌，科學家必須拿出足夠證據來證明安全性，而不是讓質疑者舉證。

　　轉基因生物恐打破生態平衡

　　促進雜草和害蟲進化

　　“即使轉基因當下被證明是安全的，但無法確保未來不會破壞生態。”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標在做客人民網時表示，安全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安全。轉基因生物的環境安全以及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是一個長期、復雜的問題

　　劉標說，轉基因作物打破生態平衡可能有3個方面的表現：演變成農田雜草、基因“漂流”到近緣野生種、影響自然生物類群。事實上，相對于轉基因產品的上述潛在環境風險，傳統育種方式獲得的一些動植物新品種也存在。

　　不過，毋庸置疑的是，世界上已經出現轉基因生物引起環境安全問題的案例。他舉了下面的一些例子。

　　2001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微生物生態學家戴維·奎斯特等人，在英國《自然》雜志發表論文，揭示墨西哥奧克薩卡州當地出產的玉米，含有一段美國孟山都公司研發的抗草甘膦及抗蟲害的轉基因玉米外源基因DNA片段。當年9月，墨西哥政府報告，該州的玉米受到一種沒被批準在該國種植的轉Bt基因玉米的污染。奧克薩卡州1122個村莊的玉米測試樣品中，有15個村莊的污染率達到3%～10%。

　　這起事件引起了世人的極大關注，因為墨西哥是玉米的生物多樣性起源中心，野生玉米種質資源特別豐富。

　　此外，1998年，加拿大阿爾貝特省轉基因油菜田里，發現了能夠抗草甘膦、固殺草和保幼酮三種除草劑的油菜自播植物。1999年，該國的油菜地及其鄰近的小麥田間，也確認有抗多種除草劑油菜自播植物的存在。這可能是由于花粉漂流，也可能是由于蜜蜂傳粉或其他動物搬運種子或花粉。

　　“這些事實說明，轉基因作物一旦大規模種植，其外源基因的漂移和擴散是無法避免的。外源基因進入野生植物體內而污染野生生物基因庫，是必然的后果。”劉標說，長期大規模種植轉基因植物，肯定會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影響，一些影響已經可以確認是負面的，還有很多影響是否具有危害性需要長期調查和監測。

　　還有科學家發現，轉基因作物真正推廣起來后，并不如專家們預期的那樣可以一直減少農藥或除草劑的使用。美國農民廣泛種植抗除草劑的轉基因棉花，到2004年就發現了對草甘膦具有抗性的雜草長芒莧。它會與棉花爭奪水分、陽光和土壤中的養分，短時間內就能占領整片農田，被農民視為眼中釘。截至2011年，長芒莧已經散布到美國的76個縣，使一些農民的棉花收成減半。

　　“轉基因抗蟲、抗除草劑作物的種植，最終可能導致雜草和有害昆蟲的快速進化。超級雜草和超級害蟲已經出現并將繼續出現，這些轉基因作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業生產的雜草和蟲害問題。”劉標表示，與其他農業措施一樣，對轉基因作物大面積種植以后的生態效應要進行長期監控，為轉基因作物的風險管理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轉基因科學技術一定要搞

　　中國人口密集不能學美國

　　對于轉基因主糧商業化的問題，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在科學網的一篇博客上解釋了自己的立場。他認為，轉基因科學技術中國人一定要搞，而且要集中力量搞。但用轉基因來提高糧食產量，并進入人類主糧之前，還需要時間檢驗，需要客觀告訴公眾具體做法，不要藏著掖著。“正如用核武器打常規戰爭一樣，不能為了打一場地區戰爭，就動用儲備的核武器。但是，人家有核武器，我們沒有不行，不能吃啞巴虧。”

　　他表示，我們不拒絕現代科學技術，只是不用那些對生態環境會造成嚴重危害的技術。作為最大的轉基因試驗場的美國，他們的生態環境與農民面臨的麻煩，不能讓全世界都重復一遍。如果是在大面積無人區種植農作物，且不管是否會造成環境污染與地力下降，轉基因技術無疑有很強的優勢。

　　但是，對于人口密集，耕地退化與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的中國來講，持續增加環境污染物質，用地而不養地，與別國拼資源，不是可持續的農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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