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雜志猛文:轉基因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負面影響!

      核心提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主管的《環境教育》雜志，2011年第8期刊登了以官方編輯部名義發表的長篇封面文章《轉基因在中國》，文章對轉基因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負面影響進行了深刻剖析和評判。

      文章爆料，農業部偷偷摸摸給BT轉基因水稻發放安全證書，隱瞞消息竟然長達一年之久！而違法轉基因水稻已經在田間、市場和食物鏈等各環節都造成了嚴重的污染。2010年,農業部開展種子執法年活動,重點調查市場上轉基因種子的銷售情況。但是,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相關的調查結果沒有公布于眾。 

    文章指出，轉基因棉花種植過程中問題不斷涌現，面積和產量減幅均超過10%，其長期安全性隱患也令人擔憂！文章認為，諸多違法種植事件和轉基因食品的流通情況某種程度上暴露了轉基因生物安全監管體系的漏洞和不力；轉基因棉花種植一代不如一代的現狀，也體現了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體系的不足。

      文章強調，水稻是我國13億人的主糧，大米是長期需要的食品，在目前轉基因食品長期安全性沒有定論的情況下，讓轉基因水稻直接進入食物鏈存在較大的風險。文章指出，我國是國際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締約方之一，但是在公眾參與決策轉基因生物審批和知曉決策結果兩方面的權利都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證。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轉基因問題，應該需要廣泛咨詢各利益方的意見。同時，在轉基因生物的標識問題上，目前的管理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應將一切可能出現在食品中的轉基因成分納入標識目錄范圍。 

    附文：轉基因在中國

      文章信息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主管的《環境教育》雜志 

    文章鏈接：http://www.hjjyzz.com/html/news/555.htm

      文章信息來源2：http://wuxizazhi.cnki.net/Magazine/HJJY201108.html

    轉基因在中國

新聞類別：觀察焦點 發布時間：2011-9-1 人氣指數：21

      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和流通事件的屢見不鮮，以及轉基因玉米非法種植的傳言，引起了國家多部門的重視。2010年，農業部開展種子執法年活動，重點調查市場上轉基因種子的銷售情況。但是，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相關的調查結果沒有公布于眾。 

    本刊編輯

      對于轉基因這個話題，網絡上可謂浪潮洶涌，紙媒也廣泛討論。政協委員、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提出“應當加快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而全國政協委員、葉劍英的女兒把轉基因食品上升到“亡國滅種”的高度；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崇富還提出建議“嚴管”轉基因的提案。 

    “在關于是否應該大力推廣轉基因的爭論中，雖然不少轉基因支持者持樂觀態度，但不僅廣大民眾對轉基因技術持有諸多疑慮，不少權威學者也極力反對草率判定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認為轉基因技術可能導致不可預知的危害。而美國的轉基因種植歷史也證明，第一代轉基因作物的收益并不能達到原有預期水平，于是開始研發新一代轉基因技術。盡管存在這些問題，但第一代轉基因作物仍然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開來，這既是出于跨國權勢集團的利益需求，也是出于美國掌握糧食武器的需要。鑒于對這些利益集團的警惕，我們應該謹慎對待轉基因主糧的推廣。”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

      一、轉基因技術的誕生與興起 

    保持生物生命特征及功能的主要物質是細胞核中的基因，“外源基因”一般是指在生物體中原來不存在的基因。轉基因技術是指將人工分離和修飾過的外源基因通過特定的技術導入到目標生物體基因組中，使得轉移了外源基因的生物體具有新的、自身物種并不具備的特性及功能；同樣轉基因技術也可通過干擾或抑制基因組中原有某個基因的表達，從而去除生物體中某個性狀及功能。轉基因技術可以打破物種的界限，從而達到改造生物的目的。比如研究人員可以將魚體內的某個產生抗寒作用的基因植入番茄之內，人為的制造出新品種的耐寒番茄。目前，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的外源基因大部分來自于外源物種，如轉基因抗蟲棉的Bt基因來源于一種土壤細菌—蘇云金芽孢桿菌的基因。轉基因生物是指經轉基因技術修飾的生物體，包括轉基因植物、動物和微生物；而利用轉基因生物所制造或生產的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物等則被統稱為轉基因食品。

      轉基因技術的興起伴隨著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發展。DNA雙螺旋結構的揭示為人類從分子水平認識基因，對基因進程操作和改造創造了前提條件。國際上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始于上世紀的70年代， 經歷了十幾年的探索、試驗階段之后，9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商業化發展。其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轉基因技術試驗、發展階段（上世紀70-80年代）

      1973年，美國人成功地將大腸桿菌的DNA鏈斷裂，重新組合后形成新的DNA分子。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為設計生物體的遺傳物質，人類從此跨入了基因工程時代。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轉基因植物——轉基因煙草在美國成功培植。這標志著轉基因技術開始步入應用階段。

      第二階段：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探索階段（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后期） 

    1992年我國首次商品化種植抗黃瓜花葉病毒和抗煙草花葉病毒雙價的轉基因煙草，揭開了全球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序幕。

      1994年，美國農業部(USDA)和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批準轉基因番茄上市，這種番茄被轉入一個晚熟基因，能夠儲存更長時間。但不幸的是，高科技番茄并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大獲成功，它產量偏低而經不起采收、包裝及運輸等整個過程，很多番茄在運抵目的地時已經軟化或碰傷，從而失去了市場價值，只好在1997年退出了市場。 

    第三階段：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發展階段（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今）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發展步伐不斷加快。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公布的數據表明，2010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是1.48億公頃，種植面積是轉基因生物商業化的第一年（1996年）的87倍。種植面積最大的主要轉基因作物有4種，其中轉基因大豆占全球大豆種植面積的81%，轉基因棉花占全球棉花種植面積的64%，轉基因玉米占全球玉米種植面積的29%，轉基因油菜占全球油菜種植面積的23%。 

    二、國外對轉基因的許可與禁止

      從國際環境來看，大多數國家還沒有轉基因作物的種植，截至2010年底，全球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也僅有29個，而且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也主要集中在美國、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各國政府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十分重視轉基因生物管理工作，許多國家采取立法的形式實施生物安全管理，由于受技術發展水平、經濟利益、公眾接受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各國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管理模式，其中，具代表性的是歐盟和美國。 

    大多數國家考慮到轉基因作物及食品的潛在風險，對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和消費仍持拒絕態度。已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許多國家其態度也是慎之又慎，例如，歐盟、日本等國雖有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但是監管嚴格，非常謹慎。目前屬歐盟對于轉基因生物的商業化態度最為謹慎 。其中歐盟自1998年開始便沒有批準過任何一種新的轉基因食品上市，從而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禁令”。歐盟認為，重組DNA技術有潛在危險，不論是何種基因、哪類生物，只要是通過重組技術獲得的轉基因生物，都要接受安全評價和監控。為此，建立了相應的管理條例和指令，及多個與生物技術有關的標準。這一系列法規不僅針對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而且針對研制技術與過程，總體控制非常嚴格。

      美國是轉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業化的積極推動者，是在轉基因技術研究方面投資最多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上轉基因作物播種面積最廣泛的國家，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統計數據稱，2010年美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6680萬公頃，位居全球首位。 

    美國對于轉基因生物的管理始于70年代中期，是在轉基因生物研究、開發、種植、銷售和推廣各方面領先全球的國家和積極推動者。但是美國的轉基因作物安全管理制度并不寬松。

      美國設立有科學的決策、監管機構。轉基因食品主要由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美國農業部(USDA)和美國環保局(EPA)負責檢測、評價和監督。從1977年開始相繼出臺了《重組DNA分子研究準則》、《生物技術管理協調框架》、《轉基因食品自愿標識指導性文件》、《轉基因食品上市前通告的提議》、《植物內置式農藥(PIP)管理》等政策法規。 

    通過嚴格的立法和制定技術標準對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實施安全監管是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在國際準則層面上，聯合國相應機構及其它有關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糧農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WHO)、環境規劃署(UNEP)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組織等已制定和頒布了幾十個有關生物安全的共識文件。在與國際公認準則接軌的基礎上，各國根據本國利益和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不同理念，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規定。

      國際上，還有一些國家農業轉基因技術發展相對落后，安全性評價研究和管理起步晚，包括中國、阿根廷、巴西、印度、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非、埃及、尼日利亞、肯尼亞、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雖然近年來，這些的國家的立法管理進程加快，安全評價技術研究投入增加，但是總體來說還不夠完善。 

    三、轉基因進入中國與現狀

      我國轉基因作物及食品研究起步較晚，自1986年 “863”計劃獲得開始實施，全國相繼出現了一批從事轉基因研究的機構。 

    發展至今， 2010年中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350萬公頃,在種植面積超過100萬公頃的前八位國家中位居第六位。

      目前，我國商業化種植的主要作物是轉基因棉花，1997年開始商業化種植時面積為3萬hm2，次年達到23萬hm2，到2010年種植面積達到350-400萬hm2，已經占全國棉花總種植面積的2/3，種植省份覆蓋了黃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省和長江流域的江蘇、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另外，獲得大規模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為木瓜，僅允許在華南地區種植。 

    雖然我國目前還沒有批準任何轉基因糧食作物的商業化生產，但是，我國科研工作者一直在從事轉基因糧食作物的研究，涉及水稻、小麥、玉米、油菜、大豆等多種作物，其中，轉基因玉米、水稻已經獲得了生物安全證書，但是并沒有獲得最終的商業化生產的許可。另外，轉基因大豆、玉米、油菜等作物已獲得進口許可，只可用作加工原料（主要用于飼料加工），并不能進行商業化種植。有關部門統計， 2010年我國進口大豆5480萬噸，超過國內生產量數倍，進口大豆中的基本都是轉基因大豆，主要來自于美國、阿根廷、巴西。近年來，轉基因玉米的進口數量大增，來源也已美洲國家為主。

      近些年，轉基因生物的研發和產業化進程開始加速，得到了政府部門較大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2006年，我國將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列入《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2008年7月，國務院批準啟動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投入資金200多億元人民幣，成為建國以來農業領域最大一筆研究經費。2009年6月，國務院發布《促進生物產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提出“加快把生物產業培育成為高技術領域的支柱產業和國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2010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央一號文件）提出： “繼續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抓緊開發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和自主知識產權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種，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 

    中國轉基因生物研發進程中，最具有意義的一步的頒布轉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證書。從生物安全證書上顯示的信息來看，早在2009年8 月，農業部已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 號” 和“Bt 汕優63” 在湖北省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但是該信息卻遲遲沒有公布，同年12月，“華恢1 號” 和“Bt 汕優63” 被加入到中國生物安全網于10月公布的《2009 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中，其“偷偷摸摸”的行為一時間激起各方人士的質疑之聲。根據綠色和平之后的調查發現，早在2008年12月24日召開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就已同意發放兩個轉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證書，而農業部則將此消息隱匿長達一年之久。

      轉基因水稻生物安全證書的發放并不意味著可進行商業化的種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及《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獲得安全證書后，還需通過品種審定，并獲得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種子經營許可證后，方可進入商業化生產。但是，自2005年綠色和平發現湖北省大規模違法種植轉基因水稻以來，2005-2011年間，綠色和平先后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省發現有非法轉基因水稻稻種在市場上流通，在湖北、湖南和福建省發現有違法轉基因大米在市場上銷售，在湖北武漢的餐館中發現含有違法轉基因水稻的米飯，同時也多次在廣東和香港的市場上檢出含有違法轉基因水稻成分的米粉。這些情況表明違法轉基因水稻已經在田間、市場和食物鏈等各環節都造成了嚴重的污染，而且消費者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食用到轉基因大米食品。 

    四、轉基因引發公眾關注

      轉基因水稻非法種植和流通事件的屢見不鮮，以及轉基因玉米非法種植的傳言，引起了國家多部門的重視。2010年，農業部開展種子執法年活動，重點調查市場上轉基因種子的銷售情況。但是，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相關的調查結果沒有公布于眾。2011年，由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組織協調，農業部、環保部、科技部和衛生部組成的四部委調查組赴各地調查轉基因生物安全現狀，主要集中調查玉米和水稻等主要糧食作物。屬中國第一次大規模調查轉基因情況，同時首次官方承認國內存在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的事實。之后，國務院等國家最高政府部門廣泛邀請國內各領域專家參與轉基因主糧商業化問題座談會，聽取看法和意見。 

    除了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進程和食品領域非法流通引起專家學者、媒體和普通公眾的熱議和反對之外，轉基因棉花的田間種植表現及相應的環境影響也得到了廣泛的關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產國，于1996年開始引進轉基因棉花種植，目前已有10多年的種植歷史，2010年中國種植轉基因棉花面積達350萬公頃，占中國棉花種植面積的70%左右。但是目前，我國的轉基因棉花種植過程中問題不斷涌現，特別是2009年江蘇省的棉花種植受病蟲害影響損失嚴重，部分地區甚至減產絕收。另據農業部發布的消息，2009年我國棉花的生產出現下滑，面積和產量減幅均超過10%。由此可見，轉基因棉花可能是造成此類問題的原因之一。另外，轉基因棉花的問題已經暴露，長期的安全性值得擔憂，也將影響我國的棉花生產。主要表現出來的問題為次生蟲害大爆發，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人員在《科學》雜志2010年5月13日發表研究結果稱，長達10多年的田間跟蹤試驗發現轉基因棉田的盲蝽蟓數量日益增加，成為棉鈴蟲以外的又一種棉花的主要害蟲。根據綠色和平在江蘇鹽城地區的實地調查發現，農民仍舊需要大量的使用農藥來控制病蟲害。另外，由于轉基因棉花種子的價格一般較高（為普通非轉基因種子的2-5倍），同時產量也沒有任何的優勢，因此農民的生計受到嚴重影響，部分農民選擇放棄種植轉基因棉花而該種其他作物。

      現階段，諸多違法種植事件和轉基因食品的流通情況某種程度上暴露了轉基因生物安全監管體系的漏洞和不力；轉基因棉花種植一代不如一代的現狀，也體現了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體系的不足。目前我國在轉基因生物管理上的法律包括2001年國務院頒布實施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2002年農業部頒布實施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和《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雖然這些法律法規基本上涵蓋了農業轉基因生物的研究、試驗、生產、加工、經營和進出口。但是由于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生物的迅速發展，我國的相關法律也顯現了不完善的一面。 

    第一，食品安全方面：現有的轉基因食品生物安全評價只是基于短期（幾周）的試驗研究，缺乏長期而全面的食品安全方面的研究。然而目前我國已經頒發了兩種轉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證書，水稻是我國13億人的主糧，大米是長期需要的食品，在目前轉基因食品長期安全性沒有定論的情況下，讓轉基因水稻直接進入食物鏈存在較大的風險。近些年來我國對食品安全問題日益重視，2009年也出臺了《食品安全法》，但是食品安全的事件和隱患還是層出不窮，因此，在轉基因食品的問題上我國還是應該遵循預先防范的原則，采取更加的謹慎態度。

      第二，環境及長期安全性的問題：現有的轉基因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都是短期1-2年的研究，還沒有基于長期完整的環境安全跟蹤研究。我國種植轉基因棉花10多年來的田間表現清楚的表明，轉基因作物的長期安全性問題已經暴露且非常嚴重。例如，2009年江蘇鹽城轉基因棉花種植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出現大面積的減產絕產事件。主要暴露的問題有：次生蟲害頻發并成為主要蟲害，棉花枯萎病和黃萎病易發，農藥施用量加大，減產和絕產現象嚴重。因此，我國應進一步加大轉基因作物釋放對環境的長期影響和生物安全的研究。 

    第三，社會經濟影響：目前我國在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體系中只是關注基因安全和環境影響的研究，但是對國外專利控制，種植轉基因作物對農民的生計影響等社會經濟層面的研究基本沒有涉及。從現有的全球種植轉基因作物及出現的一些轉基因污染事件來看，轉基因在社會經濟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主要問題為：種植轉基因作物的生產成本加大（包括種子和農藥費用）；維持非轉基因的代價巨大，我國的轉基因水稻面臨國內消費者和海外市場的雙重阻力；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對我國大豆行業的沖擊和影響巨大。因此，轉基因作物涉及到的知識產權，國際貿易，農民生計等等諸多社會經濟層面都應該展開全面的研究，并且列入我國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

      第四，公眾利益問題：我國是國際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締約方之一，但是在公眾參與決策轉基因生物審批和知曉決策結果兩方面的權利都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證。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轉基因問題，應該需要廣泛咨詢各利益方的意見，包括消費者，政府官員，學者，民間團體，公司，醫生等等，讓更多的公眾參與到轉基因的決策過程中來，并且進一步加大政府信息透明度，讓更多的公眾能通過簡單的渠道獲取相關信息。同時，在轉基因生物的標識問題上，目前的管理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應將一切可能出現在食品中的轉基因成分納入標識目錄范圍。 

    五、公眾為什么害怕轉基因

      我國轉基因技術成功應用于農業生產以來，得到了國家的很大支持和投入，其商業化發展在爭議中前行,隨著商業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引起了產業內從業者、消費者、學者等各方人士的關注。 

    作為食品，普通的消費者最為關心的自然是食品安全問題。自轉基因食品問世以來，其食品安全性的爭論從未停歇也至今無定論。在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頻發的今天，公眾出于本能的對轉基因食品的警惕甚至害怕都在情理之中。長期以來質疑一直停留在長期和大量食用轉基因水稻是否會對中國人及其后代造成影響等問題上，該問題的答案至今還沒有解開。毫無疑問，在科學研究仍然無法確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時，社會對轉基因食品日益呈現抵抗的趨勢。目前轉基因食物都缺乏長期的生物安全評估，科學研究綜述顯示，大部分轉基因相關研究結果指出轉基因食品可能會對肝臟、胰腺、腎臟或生殖系統產生毒副作用，并可能對血液、生化指標和免疫系統產生影響。人類長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嬰幼兒食品，英國皇家學會指出由于嬰幼兒食物構成的單一，嬰幼兒對食品比成人也更為敏感，因此成為食品安全中的“高風險人群”，嬰兒食品中的轉基因成分“應該接受最嚴格的審查”。因此，作為14億中國人的主糧，基于預先防范的原則，暫停轉基因水稻商業化并防止進入食物鏈，才是科學的態度。

      其次，公眾開始表達知情權和參與權的訴求。雖然中國在轉基因生物安全的評價和管理上做出了長足的努力，但是轉基因水稻審批過程不透明，相關信息的不公開，缺乏與公眾交流的通暢渠道。正因此，才引發了公眾更多的質疑。可以預見，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機制不建立，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得不到有效保障，公眾對于轉基因水稻的恐懼、爭議和抵制仍將繼續。 

    第三，涉及國家糧食安全和利益的擔憂。在過去的一年里，任何轉基因相關事件的風吹草動都會引來大家的關注，特別是事關國家利益的時候。2010年中國進口美國的轉基因玉米達歷史最高的150萬噸，消息一出立即引來各方的關注和擔憂。其實，這樣的擔憂也不無道理，一年5480萬噸的進口轉基因大豆涌入國內，致使中國天然的非轉基因大豆產業逐漸淪陷，不僅嚴重威脅了4000萬的豆農，同時造成主產區的大豆加工生產陷于癱瘓。種植面積、總產量、農民積極性和自給率不斷下降，是當前大豆生產的真實寫照，直接威脅著國家的糧食安全。公眾的擔憂，正是出于轉基因大豆的悲劇是否同樣在玉米、水稻上發生。

      第四，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等作物后對于我國的糧食安全和主權是有嚴重的威脅的。孟山都成功的控制美國，阿根廷的大豆種植已經清楚的說明，公司完全可以通過商業的手段實現對一個國家糧食生產的控制。一旦中國進入這樣的商業模式之后，其實是無法逃脫被控制的現實。另外一點，轉基因水稻大規模的商業化生產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轉基因污染事件的發生，就像美國一樣，無論是自然事件致使轉基因種子泄漏，還是人為地混入了轉基因種子，都使傳統種子遭到了污染。如果遭到轉基因污染的傳統雜交種子被出口到國外，并且如果這種轉基因種子在這個國家尚未獲得授權，那么中國公司將要面臨法律問題，而且進口了這種水稻的國家也會被專利權利人起訴，并要求他們強制執行這些專利，并交納賠償金。 

    2010年9到12月間，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在國內多個城市進行了關于轉基因消費態度的公眾調查。結果顯示，消費者明顯傾向于對非轉基因食品的購買，甚至愿意為之支付更高的價格。超過60%的消費者對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潛在健康隱患表示擔心，而近70%的消費者選擇非轉基因大米。受委托調查的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分析認為，當前消費者普遍對轉基因作物和食品采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消費者目前對轉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業化發展總體持保守、謹慎的態度。同時，消費者轉基因作物及食品商業化發展決策知情權和參與權有較高訴求。

      在中國公眾對于轉基因水稻的討論日益白熱化的同時，上百萬的歐洲人簽名反對歐盟在對轉基因生物如何影響人類健康做出進一步研究之前培育轉基因生物。歷年來，歐洲民眾反對轉基因的呼聲從未間斷，但是如此大的規模也尚屬首次。即便是在美國，關于轉基因甜菜、三文魚的商業化爭論也從未停歇，且仍將繼續。 

    六、反對轉基因的聲音

      自從2009年底轉基因水稻獲得生物安全證書之后，一石激起千層浪，諸多的專家學者，媒體和消費者開始加入到反對和質疑轉基因的隊伍中來。2010年兩會前夕，全國130多名學者聯名簽署信件寄往全國人大，反對轉基因主流商業化種植，要求農業部收回生物安全證書。兩會期間，也有5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交提案反對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同樣也有不少全國人大代表提交反對提案。而在2010年兩會之后，來自網絡，媒體和公眾的反對聲音更是此起彼伏。新華社《瞭望》，《新世紀周刊》，《中國新聞周刊》和《中國報道》都以封面深度報道的形式，討論轉基因主糧議題，而網絡的反對聲音在更為強烈。至今，轉基因水稻的爭論仍然在繼續。 

    專家觀點：

      武漢理工大學教授毛新志在《轉基因食品商業化的倫理審視》一文中寫道：從倫理學的角度審視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種植，我們發現完全禁止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或者完全放開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都是不合理的，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可以得到部分的倫理辯護，即我們可以對轉基因食品實行商業化。鑒于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健康與生態環境有潛在風險，我們應該對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實行嚴格的審批和規范的管理制度，將其風險“防患于未然”，避免給人類健康與生態環境帶來不必要的傷害，使轉基因食品能夠健康、有序和可持續發展。 

    新華社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在《轉基因爭論背后的鬼魅身影》寫道：在關于是否應該大力推廣轉基因的爭論中，雖然不少轉基因支持者持樂觀態度，但不僅廣大民眾對轉基因技術持有諸多疑慮，不少權威學者也極力反對草率判定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認為轉基因技術可能導致不可預知的危害。而美國的轉基因種植歷史也證明，第一代轉基因作物的收益并不能達到原有預期水平，于是開始研發新一代轉基因技術。盡管存在這些問題，但第一代轉基因作物仍然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廣開來，這既是出于跨國權勢集團的利益需求，也是出于美國掌握糧食武器的需要。鑒于對這些利益集團的警惕，我們應該謹慎對待轉基因主糧的推廣。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風田在與許竹青合寫的《破除轉基因主糧的神話》一文中說：轉基因的支持方虛構了很多轉基因主糧神話，這些神話包括：轉基因主糧能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緩解全球糧食危機；轉基因主糧安全無害，生態環保，美國人天天吃。實際上，轉基因作物的增產效果并不明顯，其安全性也存在很大的疑問，沒有任何一國大規模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主糧。對轉基因產品既不能妖魔化，但也不應該放任化，對轉基因口糧作物的產業化尤其應該慎之又慎。中國應該加強轉基因技術研究，防范外國專利陷阱，同時建立獨立的第三方轉基因作物審定機構，并出臺相關法規加強轉基因食品的流通管理。 

    王啟明在《全面解析轉基因陰謀論》文中寫道：轉基因陰謀論的真正溫床在于，關系人類公益的事務被當做商業機密而秘密籌劃，關系人類福祉的科學技術被商業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風的商業密室面前，民眾只能被蒙在鼓里，憑空制造出許多陰謀論。陰謀論的合理之處在于，它揭示了這個世界的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要揚棄陰謀論，不能僅僅武斷地拒絕它，而應該在現實層面鏟除它據以存在的土壤。這就必須讓一切公益事務走向公開，讓民眾自由介入公共實踐與爭論，讓科學的成果歸全人類共享，真正實現科學技術的Communism。

      郝苑在《轉基因技術為什么需要民主決策？》中認為：轉基因技術的政治決策需要超越專家的狹隘視角，鼓勵公眾參與民主決策。在理性開明的民主議程的引導下，公眾對轉基因技術決策的反思、批評與質疑，不僅不會壓制和阻礙轉基因技術的健康發展，而且還將為科學家改良和提高轉基因技術提供更多的靈感和動力。另一方面，轉基因技術民主決策的政治實踐，有助于提高我國民眾的科學素養和理性對話能力，從而為商談民主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提供一個重要的契機。（感謝方立鋒對該專題的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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