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塘約道路雞毛又上天，誰說不能“ 復制”，不應推廣 ?

　　------讀《塘約道路》有感

　　塘約村原是貴州的省級“貧困村”。 2014 年6月遭到一場百年不遇的洪水，更是“窮到了底” (《塘約道路》第7頁，以下凡引本書，只注頁碼)，包產到戶30多年，已是走頭無路，只好另辟溪徑。在村支部的帶領下，經過全村村民代表“公決”，在一貧如洗的廢墟上，建立起“村社一體”的合作社，重走集體化道路。

　　這是塘約農民前進道路的選擇，前途的選擇，乃至命運的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前年在吉林考察農業時明確指出：“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有助于農業現代化路子走得穩、步子邁得開。”

　　今年兩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時盛贊《塘約道路》，指出“這是新時期的大寨”，“塘約精神還是不簡單，還是要發揚。”

　　然而，我國一些不喜歡社會主義的“精英”卻極力反對“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斷言塘約道路只是特例，不能“復制”，不宜推廣，不要發揚，。

　　其實，《塘約道路》不是能不能“復制”、 推廣和發揚，而是應不應“復制”、應不應推廣、應不應發揚。

　　這個問題，不能依人們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只能以客觀實踐的結果為準。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塘約道路》只三年，面貌就巨變，以鐵一般的事實作出了響亮的回答。

　　事實勝于雄辯，請看塘約道路三年巨變：

　　(一) 社里生產迅速發展，農民生活大大提高

　　貴州安順市的塘約村，十個自然村，3300多口人，耕地1572.5畝，勞動力1400多個。包產到戶三十多年以來，各自單打獨斗，土地碎片化分布，靠傳統農業為生。全村1400多個青壯年勞動力中，常年有近900人在外務工，最多時達到1100人。“塘約村土地撂荒達到30%”(第35頁)，村貌凋敝。

　　塘約村組織起來后，土地集中經營，興辦企業如雨后春筍，外出打工的人逐步回村。村集體有了土地， 有了勞力，又與市場精準對接一起，實行多種經營，規模經營，比起單家獨戶，更顯出無比優越性，展現出瑰麗的發展前景。合作社才三年，面貌就巨變。生產迅速發展，生活明顯提高。全村洋溢著勃勃生機。

　　合作社集體經濟迅速發展壯大。以前靠傳統農業為生，如今著力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名堂很多。合作社不僅有農業生產團隊，搞種植業和養植業，還有運輸隊，2015年4月發展成運輸公司， 還有建筑隊，也是2015 年發展發建筑公司，注冊資金800萬，以及水務管理公司，注冊資金900萬，等等。

　　村民們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愿望，選擇參加哪個專業隊。專業隊由大家選舉隊長，報村委認定。農業生產種植組80多人，季節性用工如采摘時可用到300多人，婦女占到八成。建筑公司共286人。運輸公司40多人。

　　以前包產到戶時，全村撂荒地多達30%，合作社成立一年多，這個以婦女為主力的農業團隊，就把撂荒地全種上了。過來的撂荒地，如今都披上了生機勃勃綠裝。

　　合作社正在硐門前寨建設一個大型現代養豬場。以前家庭養豬，不免村舍污染。合作社建起大型養豬場，又可以建大型化糞池，水肥一體化系統可以解決有機肥問題。與此配套，他們在成事硐門前寨前方又新開辟600畝蔬菜基地。

　　塘約村的森林覆蓋率達76·4%，過來每年也就是萬把塊錢間代林本收入。合作社在山林確權后，2000多畝林地正在逐步開發“林下養雞”，這是個200萬羽生態雞的規模，可謂“錢”程廣大。

　　這里有一個人民公社時搞的小水利工程，流入小箐龍潭的水，可真是完全無污染的“農夫山泉”，水量很大。以前除灌溉外，白白流失了。現在合作社正籌建山泉水廠，將主要安排婦女就業。

　　在其下游，擬再搞一個占地三十畝的“水上樂園”。因為從貴陽到此地，只有五十分鐘的車程。如此建設美麗鄉村，既為村民舒適建設 ，也為迎接游客，狀大集體經濟。合作社把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美麗鄉村，同新建旅游業有機結合起來。

　　這樣，華啦啦的龍潭水，將就化為社里源源不斷財源。

　　如今合作社種地，針對市場需要，調整了產定結構，極大提高了經濟效益。可貴的是，他們一改包產到戶時的耕作粗放，重新恢復了精耕細作。 農業生產團隊，有四個組，領導人稱班長。45歲的羅光輝被選為種地的班長。夫妻倆曾到江蘇華西村毛織廠打工，二個孩子，一家人除去開支，一年能有2萬多元結余。羅母80多歲，無人照顧，羅光輝舉家回鄉。羅光輝被選舉為種地班長后，恢復精耕細作，用拖拉機耕地，別人耕兩遍，他耕三遍。還把在外打工學到的“標準化生產”運用到地里，如此就把個人的優勢傳播到眾人的勞作中。在他的帶領下，一畝地產出辣椒七八千斤，2015年一斤辣椒賣一塊二，就達到萬元了。之后，還能種一季小白菜，一畝收獲三四千元。而過去種水稻和玉米，再加一造別的什么，合起來收獲“也不過五百元”。(第45頁)真是今非昔比!

　　合作社與資本專業公司有本質區別，反對少數人富裕，堅持社員共創又共享。如今社員在村里上班，收入都不菲。 一個婦女在水田勞作一天100元報酬，在旱地一天80元。一個月有四個休息日，最低月工資2400元。出勤26天算一個月。不滿26天，按天扣工資。超過，按天付加班工資。按月付薪。

　　建筑公司的工資還高一些。建筑公司下面12個隊，共286人，分水泥工、粉刷工、石匠、水電安裝工、室內裝潢等工種。建筑隊總隊長彭德明介紹：“我們建筑隊，主工每天工資300元，副工120—150元。以此算來，作為副工的婦女，月薪可拿到3600元 。

　　合作社的集體經濟讓塘約人民的“內生動力”、“首創精神”噴發了出來。他們緊追時代步伐，弄出了“互聯網+塘約+蔬菜……” 大伙擰成一股繩，通過“合作社+基地+農戶”的運營模式，經營所得收益按照合作社30%、村集體30%、村民40%的比例進行分紅， 做到了村集體，村民，合作社三方共贏。

　　全村人均純收一年比一年提高。2014年村人均收入3786元，2015年翻一番達到7943元，到2016年時，更漲過10030元大關。

　　三年來，合作社的村集體的家當也大了很多。

　　2014年洪水冼劫之前，塘約還是個“二級貧困村”，村集體只有上級撥給的辦公費三萬元，再加上間伐林木的一萬多元。真正的村集體經濟也就是這一萬多元。到2015年增長到81.4萬元，2016年更倍增202.4萬元。村集體的家當翻了多少番!

　　現在，塘約人深感合作社集體經濟是自己的“靠山”，更是未來的希望，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

　　(二)“七權同確”化解了集體所有制虛化空化難題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這里。其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稱制度性財富，因為這是從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去創造共同富裕，從而創造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第108頁)

　　近些年來，我國農業部終于看到了包產到戶的個體經營確已不適合于現代化的發展，故在全國不斷擴大“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整省試點。所謂“確權”頒證，全是為著促進“流轉”，以期將個體經營轉化成“規模經營”。

　　然而， “‘確權’是‘流轉’的基礎，流轉給誰才是關鍵。”(第109頁)

　　土地“流轉”究竟“流”向何方?“流”到哪里? 這里就有兩種不同的選擇，兩條不同的道路：一是“流”向城里下鄉“資本”老板及農村資本“大戶”;二是“流”向村集體。前者是資本主義的老路，后者則是社會主義的大道

　　塘約村的可貴之處在于，堅決地把土地“流轉”到村集體，即成立合作社，重走集體化道路。 這就從根本上化解了集體所有制虛化的難題。

　　我國包產到戶三十多年來， 盡管名為集體所有制，實則已嚴重虛化空化，空有其名，名不符實。

　　此種包產到戶實質上變成了分田到戶。

　　集體所有制的嚴重虛化空化表現之一：法律規定農村集體所有制，任何人不得侵犯。而塘約包產到戶后，村民卻可以任意侵占集體土地。比如建房，村民就普遍多占集體土地，規定的宅基地只有120平米，往往拓寬到130平米，甚至更多;前支書私就占集體荒坡，建房120平米。以如，集體山地更可隨意侵占。土地承包后，荒山無人管理 ，部分村民上山開荒種玉米，久而久之，那山就變成“他家的“了。楊家院組一位徐姓人家就開荒近三十畝，耕種了三十來來年。再如，前三十年，人民公社修建的溝渠，生產隊解散后，年久失修，漸漸荒廢，于是，承包地靠近溝渠的人家，就把溝渠挖平占為自己的田地，等等。

　　這些任意侵占集體土地、林地的人，又往往了村里的現任或前任干部，或權勢很大者。因而，解決難度很大，村里置若罔聞。這哪里是什么集體所有制?

　　表現其二：土地承包規定：“三十年不變”，新增人口不分地;減少人口不減地。而如今現在村里的實際人口，比承包時變化已經很大。所以，各戶實際人口相對承包土地而言，就變越來越不合理了。

　　谷掰寨的王學英，一家五個人，只有一畝五分承包地。她是外村過來的，她和四個孩子都沒有地，這一畝五地是她丈夫的承包地。而最初承包的承包人也不是她丈夫，是她丈夫的父親。后來做父親的把承包地分給幾個長大的兒子，她丈夫分得一畝五分。現在王學英一家五個人，就有四個人沒有“承包地”。顯然是不合理，不公平!

　　相反，有些當年承包戶實行分田到戶時，人多分的地也多，后來人少了，其所擁有的承包地就相對地顯得很多了。甚至，有的戶成了死亡絕戶，其承包地被相鄰的多家農戶瓜分了。村里也不聞不問，大約“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呀!

　　表現之三： 按說生產關系里頭，土地的所有權和分配權是緊密聯系的，不可分割的。如果只有土地所有權，而無土地產品的分配權，這樣的所有權也就毫無意義。因為，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決定著產品的分配;反過來，產品的分配權又集中體現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 。塘約村包產到戶也同各地一樣，不僅“包”了經營權，而且隨同“包”了產品分配權，這樣一來，所謂的“集體所有權”還有什么實際意義?

　　如果過去的地主，把自己所有土地出租(承包)給農民耕種，地主只要土地所有權，完全不要產品的分配權，產品全部歸農民占，地主連一粒租也不收，那么，這樣的地主的土地封建私有制，豈不實際上也就不存在了。

　　可見，塘約村實行包產到戶之后，土地集體所有制，確已被嚴重虛化空化了，名存實亡。這種包產到戶其實就是分田到戶。這都是客觀的真實!

　　這是我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的根本性問題，按原有的政策法規確也無法解決，只能愈演愈烈。

　　塘約村成立合作社后，這個根本性難題就迎刃而解了。

　　這是因為，塘約村重新組織起來，就是“自愿入社，退社自由”。所謂“入社”，就是農戶把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給合作社，“入股”到合作社，也就是“入社”。這樣，塘約村合作社就把土地的集體的所有權、經營權、分配權等等重新統一起來了。

　　而這，就先得“確權”，然后能“流轉”。

　　土地“確權流轉”是一項同艱巨細線的工作，要對村民的承包地重新丈量 ，登記存檔，張榜公布，接受全體村民的監督。最后由政府頒布土地承包經營權，簡稱“土地確權”。

　　塘約合作社還在土地確權時，還將農民宅基地使用權、林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財產使用權、小 水 利工程產權“七權同確”。以前所有私占集體土地，一律收歸集體所有。如楊家院組一位徐姓人家就開荒近三十畝，前任支部書記私占集體荒山1.2畝耕種，村支“兩委”決定，一律收歸集體所有。至于，前支書私占荒地建房120平米，考慮到房屋建也不容易，不能把房子推倒，于是就按每平米50元計，讓前任支書私占為個宅基地120平米，補交6000元給該坡地所屬的村民組。這個處理辦法 ，最后交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塘約村在土地確權之前，全村耕地1572.5畝，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再到家庭聯產承包時期，一直是這個數目。而這次經用儀器測量和土法丈量后，確認全村耕地面積竟為4862畝，多出了3289.5畝。這是純粹的耕地，不包括山地!

　　塘約村“七權同確” 圍繞著一條紅線，就是維護和鞏固了集體所有制，同時也化解了集體所有制虛化的難題。

　　如果按農業部所提倡的，讓土地“流轉”到城鄉資本老板手里，那就只能使集體所有制進一步虛化空化!

　　(三)昔日“空殼村”變成了朝氣蓬勃的樂園

　　在生產力諸要素里， 勞動者是“首要的生產力”，這是列寧的名言。世界上只要有了人，在黨的領導下，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適合與否的重要的標志，就是看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包產到戶的可悲之處在于，促使大批農民厭農棄農，告別農業，遠離農村，去城市打工“賣苦力”。塘約的“首要的生產力”相繼“造反”了，凸現出包產到戶已經阻礙甚至“桎梏”生產力的發展了。

　　塘約村3300多人，勞動力 1400 多個，外出打工最多時竟達1100多人，青壯年幾乎全走了，村里就剩下爺爺、奶奶、婦女、兒童留守。這是一個典型的“空殼村”、“空心村”。

　　村支書左文學就深有體會地說：“以前村里大部分人都出去的打工了，集體經濟是空的，想做點什么，要人沒人，要錢沒錢，啥都做不成。”(第90頁)

　　“空心村”還連帶來系列嚴重社會問題。老無養 ，幼無慈。小坉上一戶人到浙江打工，把孩子留給奶奶。奶奶86歲了，只能勉強做飯給孫子吃。孩子讀到五年級讀不下去了，獨自流浪去浙江找父母。一個十來歲孩子，獨自流浪遠方找父母，那是多么痛苦的孤獨，多么深切的對父母思念。

　　塘約村人回顧過去，“作為過來人，大家深有體會，比較 一致的說法略述如下：生產隊解體后，村里只見個人不見集體，青壯年都出去打工了，村不村，組不組，家不家。”(第27頁)

　　“留守兒童”、“空巢老人”連帶而出，自然就成了重大的社會問題。

　　全國各地亦復如此。各地黨政無能為力。問題出在，沒能從根本的制度上著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令人高興的是，安順市委的領導尖銳指出：“不管怎樣，空殼村不是社會主義，空殼村辦不成事”。他們帶領塘約村重新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抱團發展，重建壯大集體經濟。從而靠根本制度、靠集體經濟實力把外出打工的人吸引回來了。

　　原來，農民都很現實，大家懂點“比較經濟學”。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過去包產到戶期間，塘約村集體除了上級撥給的三萬元辦公費外，只有間伐木林木的一萬把元，各自單家獨戶種田，效益很低。既然外出打工，收入高于在家務農，“物質利益原則 ”自然左右著農民厭農棄農!

　　塘約村集體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就成為吸引外出打工者回來的物質力量、經濟基礎。村集體經濟，2013年是4 0000來元，到2016年底，也已超過20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013年不到4000元，到2016年的達到10030元。

　　他們公開宣布：“我們這里沒有一個失業者。不論外出打工的鄉親什么時候回來，你都可以在村里上班，最低工資是月薪2400元。”(第103頁)

　　今日塘約村，外出務工人員，從2014年的860多人， 到2016年減少到50余人，“90%的人都回來了”(第100、101頁)就一個“貧困村”來說，這個變化多么巨大!

　　如今村里不僅人氣旺，而且人才多。光駕駛員就有二百多，還有汽車、摩托車修理工人幾十個，有八百多個磚、木、漆、電技術人員，還有一批種養能手。還有三百五十多個曾經在流水線干過活的女工，都回來了。

　　魏志紅就是力證。原來，他夫妻倆在外打工十多年，到2014年還是貧困戶。合作社成立后回到村子，靠著自己的手藝和村里的幫扶政策，去年已經達到年收入10萬元。如今，還有閑陪著兩個孩子讀書。一家人團團圓圓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難怪，他深有感慨地說：“在自家門口就能有好的收益保證，又何必背井離鄉跑到外面賺辛苦錢呢?”

　　最難回的所謂“農二代”也有不少回村了。他們本就出生外地大城市，或有故鄉感情，卻無農業興趣，既融不進城市，又不愿回鄉村。如今“農二代”回村一看家鄉已巨變，就不走了。例如，彭珍強32歲，他的父親彭洮德是第一代打工，過世了。他和妻子都在浙江打工， 有兩個孩子， 在外面過得很艱難，回來又不會干農活，就典型的“農二代”。塘約村有合作社成立后，2014年底他回來流轉土地，看到村里變了，不走了。他會開車，合作社給他貸款八萬元，他買了一部大貨車，參加運輸公司了。

　　今日之塘約村，外出打工的人逐步回來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自然不存在了。過來的滿目凋零的“空心村”，變成了美麗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華社記者甚至作出這樣的描繪：“如今的塘約，荷塘飄香，菜園蓬勃，民居亮麗，道路寬闊，安寧靜逸，其樂融融，儼然一座現代的桃花源。”

　　(四)昔日“撂荒地”如今成了“金土地”

　　土地是中華民族的命根。地少人多，是我國的顯著特點。國土資源部幾年前公布的數據：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38畝，只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9%。毛澤東的農業“八字憲法”是“土”字當頭。

　　中國農民歷來就視士如金。

　　塘約村1951年實行土改，分到土地的當天夜晚，很多翻身農民高興得就睡在地里，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陽照到土地上，才肯回家。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塘約村實行包產到戶之后，生產隊解散了，大家“八仙飄海，務顯神通”，青壯年幾乎全走了，以至于弄得“全村土地撂荒30%”(第35頁)

　　這顯然不是生產力的發展、提高，而是對生產力的荒蕪、破壞!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全國各地也大同小異。 我國有研究者指出：全國土地撂荒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西部地區，土地撂荒達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為什么同一個塘約村，面對同一的土地，1951年土改分到土地的農民竟高興得一整晚就睡在地里，而包產到戶時卻心甘情愿將30%的土地撂荒呢?

　　這究竟是怎么的呢?

　　應當承認，全國各地黨政上下不是沒有看到和重視這個問題，也不是沒出臺應對措施，只是結果，都白費了力氣。

　　一位有識之士提出：“ 今天指出這些問題并不需要勇氣，能解決這些問題則是當代有英雄!”

　　如今的塘約村，如同河南劉庒、南街村、河北的周庒等等，就是當之無愧的“英雄 ”!

　　塘約村建立合作社，重新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由于外出打工的人相繼回來了，這一至今仍在困擾全國的“撂荒”難題，就迎刃而解了。

　　這兩年，塘約村僅靠這個以婦女為主力的農業團隊，就把先前30的%撂荒地全都種上了。其中，種植了精品水果1250畝，淺水蓮藕150畝，綠化苖木621畝，還建成了400畝農家化肥的無公害蔬菜基地。這蔬菜，專供城里學校食堂(第46頁)。

　　昔日滿目荒蕪的撂荒地，如今重新披上了生機勃勃綠裝。“撂荒地”變成了“金土地”! 凸現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無比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

　　(五) 組織起來力量大，好搞大建設

　　塘約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發展，好搞大建設，彰顯集體經濟神通廣大。塘約合作社短短三年里，就修筑了三條路，整治了兩條河，還新建了合作社“辦公大樓”。

　　先看修筑三條路：

　　塘約村2014年那場大洪水后，田也毀了，路也毀了，屋也倒了，重建家園的重擔，擺在剛剛成立的合作社面前。怎么救災重建?社員提出，得先修路。

　　于是，兩委決定先修筑了一條連接10個村寨的硬面路。辦法是，安順市政府出材料費，村里出工出力，很快就修成了這條環村路，足足有16公里。它的修成，把十個自然村寨連接起來，使村民感到十分分散的山寨是一個整體。同時重新體會到——大家肯為公益事業出點力，村莊就會出現奇跡(第42頁)

　　隨后，又修筑了一條從塘約到樂平鎮的柏油公路。

　　約塘村同平壩區、樂平鎮，在地圖上是個三角形。過去從約塘到樂平鎮繞一圈，開車要一個多小時，很不方便。既不便生產，又不便生活。但如果把從約塘去樂平鎮的小路開成公路，只有五公里，就便捷得很。于是，約塘發起，在市里的支助下，還是政府出水泥、柏油等材料費，塘約出人力，“村鎮聯動”，修筑這條公路。從3月12日開工，至4月9日全部落成，只用28天，就建筑了一條寬八米、長四公里的柏油公路。之前，從約塘去鎮里，只有一條小路，步行要走一小時，現在開車五分鐘就到。

　　這28天，塘約村幾乎每天都是傾村而出，男女老少齊上陣。大伙每天都干到午夜以后，而且自帶口糧。時值春耕，有些不可誤農時的活不能停下來。白天在地里忙農活的，夜里也互筑路工地來加班。一半以上是婦女。小學生放學也幫忙抬土搬石頭(第46頁)。

　　更令人感動的是，連85歲的楊進武也來了。他就是《黨員積分冊》得滿分的老黨員。深夜零點了，支書左文學勸他回家休息。

　　“ 我要看。”老人說，“我年輕的時候見過，現在又看到了，再不看 ，我沒有機會看了。”“大爺，您就拿著鏟子站這里就行了!”老人站在那里兒，就像一塊“碑”。

　　這是標志著眾志成城的“碑”，塘約人只用28天，修筑一條寬八米、長四公里的柏油公路。

　　此外，塘約村還修筑了長達19公里機耕路。

　　約塘黨總支在“兩學一做”中，給黨員布置了一個任務，“每個黨員要提出三個存在的問題”及建議。第一黨小組組長鄧仕江、黨員周其云提出修一條機耕路到田間和山上。為什么要修這路?現在間伐木頭，交通不便，一立方只能賺兩百元，如果有一條能夠走中型車的路，把木頭運出來 ，一立方就能賺六百元。

　　村支兩委討論，做這件事可以降低勞動力的成本，還增加收入，可以干，就批準了。怎么修?八個字：“不等不靠，自己動手。”

　　就這樣，村兩委組織相關六個寨子，出去一千多人，用18天修成一條寬四米五、長19公里的機耕路(尚未打水泥的毛路)。

　　再看，拓寬整治了兩條河：

　　“新中國成立以來，約塘村一切激動人心的變化幾乎都與組織起來有關。比如約塘前有一條小河叫冼布河，早先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水溝，下雨就要淹沒它周邊的大片田地。1975 年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時靠集體的力量開掘成一條小河，最寬處有八米。但由于河還是太小，2014 年遭遇大洪水時無法起到泄作用。為了保障這片土地的久遠安全，如今，他們把土地集中起來統一規劃后，把河道拓寬到三十米，還建筑了冼布河兩岸的防洪堤。”(第41頁)

　　這次拓寬冼布河，全體村民一起干，用22天修好了。他們說：這是一條“生態河”。“為什么這么說”?回答是：“堤上種樹種花草，河里有錢有蝦”。

　　另外，疏通、拓寬了塘耀河。

　　塘約村還靠集體力量，進一步疏通和拓寬了塘耀河道。也修了兩岸的防洪堤壩。如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塘耀河，是一條河面寬達35米的家鄉河，河的兩岸還修了牢固防洪堤壩，保障了塘約人民的安全。

　　還有，新建了合作社的“辦公大樓”。

　　塘約村合作社成立之后，辦公開會還是“老隊部”的舊樓。那是過去人民公社時建的，年久失修，下雨漏水，破爛不堪。他們說，合作社是村民的“統帥部”，村民的“大家庭”， 要有一個有號召力的新形象。于是，經大家商定，就決定把舊樓拆掉，蓋成一座新“辦公大樓”。這新樓就是他們自己的建筑隊和運輸隊全力的“作品”，修起來容易。

　　如今的這座新樓不僅是辦公，還且有一個“道德講堂”，這里既講道德、孝道，又講科學養植等等。聽講座的男女老少都有，熱鬧非凡。

　　總之，塘約道路，僅走三年 ，就修筑了三條路，整治拓寬了二條河，還新建了辦公樓。合作社的三年，遠遠勝過了包產到戶的三十多年!

　　一個曾經是省級“貧困村”，三年搞成這么多“大建設”，能說不是創造了奇跡?

　　而這種奇跡為只能在這時何出現?支書左文學深有感慨地說：“我體會到，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資源好，人民力量最好。”

　　塘約村的老百姓說也很得好：“村還是我們的村，人還是這些人，分散了，誰也看不出一個村有多大的力量 ，集中起來真的能愚公移山” !

　　(六)從制度根底上扶貧“一年就脫貧”

　　塘約人怎么也不曾料想到，包產到戶30多年，竟成了貴州省級“二類貧困村。”全村912戶，2014年貧困戶就有142戶。

　　因為貧困，許多村民還欠著債的。按村里的說法叫“債民”。塘約村的“債民”有多少?“塘約村有30%的‘債民’”(50頁)

　　應當承認，過來扶貧，辦法、路子不少：什么“產業扶貧”;“基礎設施扶貧”;“大戶領頭扶貧”;“公司扶貧”，等等。

　　只是如此五花八門扶貧，大體遵循著一條基本思路，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由先富再去幫助貧困的人，一直是這樣的思路。

　　在具體操作就是，使用扶貧資金，不能像撒胡椒粉似的。扶貧資金投下去要見效益。怎樣才能見效益?有個產業，有個項目，要成規模，那就要有能人、有大戶領頭。于是，扶貧資金向有能力、有技術、有資金的大戶，成立個專業合作社。

　　只不過，這類專業性合作社，盡管不同程度地把單家獨戶的農民聯合起來，也是進步，但不論哪一種合作社，當然是為了更有效地發展經濟，盈利致富，致使專業性合作社往往都是“強強聯合”的產物，能人、大戶是強的，強的選強的，經過這樣的選擇，結果使富的更富，窮的就更窮了。

　　國家大把大把撒出的扶貧資金，究竟是“扶貧”，還是“幫富”呢?這是顯而易見的。

　　難怪總書記提出的“精準扶貧”，要大家把每一分錢真正投向、落實最貧困的群體。這是很有針對性的。扶貧就真扶貧，不應當去“幫富。”

　　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組織起來，靠集體經濟制度扶貧，只一二年，大家都脫貧。

　　拿49歲村民羅保華來說，他家原是貧困戶。他是去年下半年加入合作社運輸隊的，此前他在華西村打工。如今加入合作社，月工資2100元。家里的耕地入股到合作社。按照合作社的規定，村里的精準扶貧戶，每家有15股的股本扶持。再加工資，收入近6萬元，一年就實現了脫貧。

　　谷掰寨有個王學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惡化死了。家里留下四個子女 ，最小的不到兩歲，最大的不到十歲。為了給丈夫治病，家里欠下六萬多元債。家里只有一畝五分承包地，沒法維持生活。那年她35歲，沒有改嫁，把地種上，就去附近建房子的地方做小工掙錢養家。七年來，她自己和四個孩子都沒有買一件新衣，身上穿的都是親戚鄰居送的，大的穿了小的穿，縫縫補補，直至不能再穿。多少年了，她都是半夜睡，天蒙蒙亮就起來。苦不怕，累不怕，餓不怕，最怕孩子生病。孩子病了把她抱得緊緊不放，然后她跟孩子一起哭了，哭得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聽說村里要成立合作社，王學英是谷掰寨頭一個報名參加合作社的。又聽說合作社要成立建筑隊，婦女子可以報名，她又是頭一報名的。這三年來，她再了不用自己東奔西去找水小工干了，有建筑隊安排，有穩定的工作，一天工資120元，欠人家的錢很快就完清了。

　　她家是貧困戶，政府精準扶貧，給她新建了120平米的新房子，她感到好像住進了“天堂”。

　　靠合作社集體經濟制度“扶貧”，是根本的“扶貧”，一來能“精準”;二則脫貧快;三是防再貧。

　　比比過去，想想現在，塘約農民深深感到，合作社的集體經濟，是自己的“靠山”。王學英感慨地說：

　　“現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七) 戰勝水災凸現集體神通

　　塘約村2014年那場百年不遇的洪水，許多村民的房屋遭到了破壞，有些房屋還被沖毀了。多少人垂頭喪氣，失去信心。而合作社抗擊災害凸現無比優越性。

　　新興的集體經濟制度極大地激發出塘約人民的“內生動力”，成為順利戰勝災害的力量源泉。以前在外打工的人大部分回了 ，光駕駛員就有二百，村里有自己的運輸公司和建筑公司。他們外出打工好久了，一直沒有個像樣的家，非常渴望有個安穩的舒適的家。

　　村里兩委順應村民的這種意愿，在安排災后重建房屋時，不像以前大寨人那樣，“先治坡，后治窩”，而是“窩”與“坡”并治。靠著村里自己的運輸公司和建筑公司，很快就把洪水沖壞或沖毀的房屋修好，或重建起來。不論修繕或重建的都煥然一新，全用上了陶瓷瓦。

　　如今走進塘約村，大家看到幾百幢彩色亮麗的房子，紅瓦黃墻的新房整齊有致,進村道路寬闊整潔,村文化廣場、文化設施、服務中心一應俱全。村寨山林茂密、田間拂綠,一派生機盎然。

　　村民不無驕傲地說：我們今天的這些建筑，這些新變化，就外觀來說，和東部已經沒有差別了，甚至比東部一些地方好。

　　(八) 社會風氣也煥然一新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塘約村重走集體路，不僅僅表現在村里的生產經濟飛躍性發展，農民生活迅速提高，村容村貌大為改觀，更表現在人們精神面貌、社會風氣煥然一新。

　　過往，誰也不曾想到，像塘約這樣窮的地方 ，農民的“吃喝風”竟那么驚人，甚至成了“公害”。

　　本來，塘約村就是個貧困村,村民原本就收入低、生活苦，而名目繁多的“辦灑吃灑”,讓清苦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 盡管百姓如牛負重，苦不堪言，卻誰都無法抗拒。

　　2014底，安順市委周建琨書記深入塘約調研。在苗族老黨員楊成英家里聽她說：“吃酒吃不消。”楊成英的丈夫去世了，兒子弱智，兒媳啞巴，是村里的特困戶。周建琨問：“像你這樣，禮包要包多少?要不要五十?”楊成英笑了：“五十?現在五十拿得出手嗎?最少一百。“那你一年要包多少?”回答：“一萬二千塊。”一個“特困戶”一年送禮竟高達一萬二千塊!“錢從哪里來的”?“貸款。”“貸款吃酒”?“是呀，不光我一戶人。”(第66頁)

　　塘約村辦酒，真正名目繁多，無奇不有。一個人：從出生的滿月酒、周歲酒、剃毛頭酒，到生日酒、升學酒、訂婚酒、結婚酒、上壽酒，直至死后的出殯酒、遷墳酒，等等。建房子：放線開工要辦，蓋到一層要辦，二層要辦，封頂要辦，建成了更要辦。更有甚者，母豬下崽也辦“生崽酒”;賭博輸了還辦個“落難消災酒”……而且，辦酒的規格，年年攀升：從幾十桌到上百桌;禮金從幾十塊到至少二百，以至上千。“吃喪酒最厲害”，整個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的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長吃十天。東家花錢多者七八萬，少的也要三萬以上。

　　此種鄉風民俗成了讓你“不得不”的可怕力量，成了大家無法逃避的“公害”。大家都怕，又都沒法!

　　左文學做過一個調查，村里送禮吃喝，鋪張浪費，誤工損失，一筆一筆，最后得出的數據：僅濫辦酒一項，塘約一年吃掉將近3000萬元!戶均3257元(第68頁)。

　　合作社成立以來，村支“兩委”決定，堅決剎住“濫辦酒”歪風。在村支“兩委”的領導下,通過召開村民大會協商討論訂出了

　　“九條”， 與全村921戶農戶簽訂承諾書。為此，還組建村民議事會、紅白理事會和老年協會。從此以后，《紅九條》就成了全村的九條“道德底線”。誰踩了紅線，就被“拉黑”，就是被列入“黑名單”管理。“該戶不享受國家任何優惠政策，村支兩委也不為該戶村民辦理任何相關手續。”(第72頁)

　　《紅九條》有一條是專剎““濫辦酒”歪風的。規定：“只準辦結婚酒和喪葬酒，其他一律禁止。” 為此，村里建立了推行“酒席申報備案制度”，結婚提前一周申報，老人去世當天申報。凡批準了的，由“紅白理事會”主持，村集體提供餐具、廚具以及廚師服務人員為之免費操作。 酒席規格實行標準化管理：“紅喜”八菜一湯，不上大菜，不上瓶子灑，不發紀念品，以吃光不剩為標準。凡違規辦酒的村民,沒收全部食材贈送給敬老院和學校,并列入“黑名單”，取消享有的榮譽稱號及部分優惠政策。

　　從此之后，村民濫辦大辦酒席借機斂財的不正之風，就得到了有效整治。自《紅九條》頒布以來,全村酒席減少70%。違規辦酒者極少。

　　全村只有一戶違規辦起“狀元酒”，被“拉黑”入了“黑名單”。該戶不服，找左文學申辯：我兒子考上了大學，也是村里的光榮;我又沒在村里辦酒，是在城里辦的，并不影響村里;兒子上大學要錢，我以前送給別人的，要通過這個收回來。

　　村里兩委堅持村規民約一絲不茍。

　　左文學回答道：考上了大學確是我們村里的光榮。所以村里早有規定，考上一本大學的獎勵1000元。但現在這1000元，你不能享受了。你是塘約村民，應當按塘約的村規民約辦。對方不服。考察三個月滿后，繼續三個月。這期間，上面下來的危房改造補助，原本可以給這戶農民8000元補助的，因無違規被取消，給別的農戶。直至這戶農民承認錯誤，作了檢討，才恢復正常。

　　僅此一例，讓我們欣喜地看到，塘約村“經濟基礎”的變革，引起了社會意識、社會風尚的巨大變化!

　　總上可知，塘約道路只三年，面貌就巨變。變化之大，社員謂之“翻天覆地”;“現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塘約合作化的三年，勝過包產到戶的三十多年。

　　塘約人民的選擇是中國十億農民方向。

　　早在60多年前，河南安陽縣也有一個貧困村，在黨員帶頭下建立了一個十八戶社員的“窮社”。村里的富裕戶諷剌他們說：“一伙窮光蛋想辦合作社， 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然而，這個窮社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由小社變大社，年年增產，實現了全村合作化。毛澤東為這篇報告揮筆寫了很長的按語，不無義憤地標題質問：“誰說雞毛不能上天”?

　　今日塘約合作社雞毛又上了天，誰說不能“復制”、不應推廣?

　　(2017-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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