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參加貴州代表團討論時說到：我是在《人民文學》雜志上看到《塘約道路》的，后來《人民日報》也發表了一篇。塘約做到這樣，關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新時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深刻的印象。
俞正聲主席指出：塘約精神還是不簡單，還是要發揚。發現這種典型，然后鼓勵這種典型。
周建琨在向俞正聲主席匯報時說到：塘約道路關鍵是加強黨的領導，夯實基層基礎。關鍵在黨，關鍵在人。我們一定認真貫徹落實好俞正聲主席的指示精神，按照陳敏爾書記的要求把塘約精神帶到畢節，打好畢節的脫貧攻堅戰。
俞正聲主席的重要講話，表達了他對塘約道路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贊揚，給予了貴州省兩會代表極大的鼓舞!參加兩會代表表示：一定要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打贏脫貧攻堅這場輸不起的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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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看一篇新華社轉載《貴州日報》的一篇報道：
平壩區塘約村 “三權”促“三變” 錢袋鼓起來
2016年11月08日 04:20:11 來源： 貴州日報
本報訊 (記者 胡麗華)兩年前,在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喊“窮”是村民離不開的話題,村子是二類貧困村,人均年收入不足4000元。如今村民愛說“三權”促“三變”,這一變,土地資源盤活,大家錢袋子變鼓。
村民說有件事挺新鮮:農村產權有了“身份證”,能揣在兜里,死東西能變活錢。2014年,塘約村拉開改革的序幕,率先成立村級土地流轉中心,建立農村產權確權信息管理平臺,對農村土地經營承包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農地集體財產權“七權”疊加一并進行確權登記,明晰了農村產權“身份證”,讓農民把產權“揣”在兜里,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為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促進城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農村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村支書左文學說:“好像村里資源一下睡醒了,種死地的農民變成活股東,日子能不越過越紅火?”
土地經營權參社入股,村里把利潤分成講得透亮: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體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大家都覺得這事干得。
村民郭清平,拿3.5畝土地入股,年底可分紅利3000元。再加在本村打工收入,左算右算,一年下來,收入不少于20000元。“這比以前在外打工強好幾倍。”他還貸款修了新房。“很快就能搬家,不愁還不起貸款。”
種植大戶唐從富流轉了幾百畝土地,辦起生態農業園。村民邱蘭蘭笑言:“在家門口就業拿工資,老人孩子高興,我開心。” 如今的塘約村風光無限。紅頂洋房錯落有致,蔬菜基地生機勃勃,硬化路蜿蜒通到家家戶戶。全村人均收入已達到800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80萬元。
平壩區委書記蘆忠于說,“三權”促“三變”,真正讓農民重回土地,立足土地、依靠土地發展,生產更加集約,效益更加凸顯。目前,塘約村經驗正向全安順市推廣。
再看一條來自華龍網的報道：
昔日國家二級貧困村化身小康村 貴州安順塘約村有個“紅九條”
2016-05-11 01:05:00 來源： 華龍網
塘約村的村民們在農田里勞作。 首席記者 徐焱 攝
如今的塘約村已是洋房林立，景色優美。 首席記者 徐焱 攝
華龍網5月11日0時20分訊(首席記者 徐焱) 藍天白云、青山綠水之間，一條紅色的瀝青路蜿蜒伸向遠方，路兩旁遠遠望去，可以看到連成片的小洋樓……這樣一個環境優美的村落，曾經卻是國家二級貧困村。9日下午，參加2016“多彩貴州有多彩”系列網絡文化傳播活動的全國50余家網絡媒體的嘉賓和記者們來到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感受貴州近幾年扶貧攻堅的成果。
《村規民約》“紅九條” 為塘約村樹起新風
洋房成片、道路平整、廣場寬闊……如今擁有這些條件的樂平鎮塘約村，讓人很難將其往貧困村的方面聯想，然而這個小村子曾經確是國家二級貧困村，只是如今已經摘掉了貧困的帽子，村民們也逐步實現了小康夢。
說起塘約村的脫貧，《村規民約》“紅九條”無疑是一大亮點，走進塘約村，在村口的文化墻上就可以看到醒目的“紅九條”：“除婚喪嫁娶外，其他任何酒席都不得操辦。村民也不得參與除婚喪嫁娶外任何酒席的請客和送禮，以及為操辦酒席者提供方便……”
據塘約村村支書左文學介紹，2015年，塘約村廣征民意，結合村里的實際情況，制定了村規民約。同時，還制定了塘約“紅九條”，不僅引導群眾建設文明的生活環境，也同步提高村民的文明意識。
“過去的塘約，層出不窮的婚喪酒、滿月酒、搬家酒、狀元酒讓清苦的日子雪上加霜。”左文學說，對于這一情況，塘約村率先組建村民議事會、紅白理事會和老年協會，推行酒席申報備案制度，除了禁止操辦紅白事外的其他酒席，還明確了紅喜八菜一湯無大菜，白喜盆盆菜不發包包煙、不發紀念品。
“如果有違反規定的村民，我們會將他們列入‘黑名單’中，取消享有的榮譽稱號及部分優惠政策。直至考察合格后，才能消除‘黑名單’，繼續享有我們村支兩委提供的服務和國家的優惠政策。”左文學說，為方便村民辦事，村里統一購置了餐具、廚具、桌椅，并從村集體經濟中出資組建了10支服務隊，無償為村民辦理酒席提供“一條龍”服務，“現在的塘約，村容村貌變美了，鄰里關系也和諧融洽了”。
土地流轉中心明權屬 讓土地有“身份”
村容村貌變好了，就該想法子讓村民們富起來了。針對這個問題，塘約村率先在平壩區開展農村土地確權試點工作，并一改往常中心僅是土地“轉包站”的功能，將土地流轉中心升級為土地確權登記機構，對全村土地精準丈量，為每塊土地的面積、形狀、位置等信息建立“檔案”，制作土地“身份證”，讓土地變成了資本流通。
“這樣的方式，把大家從單打獨斗的生產方式轉變為了連片開發、機械化耕作、規模化經營的模式，帶領村民逐步走向現代農業發展之路，使‘實產’變‘實權’，‘實權”變’實錢’。”左文學表示，這樣一來農戶們能有資本去借貸，“那怕農戶不想種地了，他們也可以用土地抵押貸得的款項，去做其他生意，增加自己的收入”。
據統計，目前塘約村已確權登記承包土地經營權2604.1畝，林權1270.15畝，集體林權376.33畝，宅基地及建設用地94309.93平方米，房屋產權94808.78平方米，集體房屋產權10584平方米，集體荒山106畝。
合作社+金融幫扶 讓村民實現致富夢
土地有了“身份”，村民有了資金，剩下的就需要產業來幫助村民實現脫貧了。對此，塘約村成立種植專業合作社，鼓勵村民用自己的土地經營權參社入股。一年不到的時間，合作社就完成了150畝蔬菜基地、520畝晚熟脆紅李、200畝軟籽石榴、500畝核桃、300畝脫毒馬鈴薯、150畝蓮藕種植項目和200萬羽林下養雞項目。
左文學說，塘約村還成立了以村干部、寨老、村民代表為成員的評估小組，根據產量對每畝土地以300元至700元分級估價、折算股份，村合作社與農戶簽訂土地入股和其它形式的合作協議后，按照合作社占40%、村民占40%、村集體占20%的4:4:2收益分配模式進行利潤分成。村民們還可以在合作社里打工，增加收入，這樣也使村民總收入由“流轉收入=土地收入”變成了“股份分成+工資收入=土地收入”。
據了解，合作社的成立，讓塘約村745戶2921人以2860畝土地入股，發展了2921名社員，吸引了10名種養能手入社，招聘了60人到基地務工。僅2015年，塘約村集體產生經濟效益132萬元，解決了180余名村民的就業問題，帶動了30余戶貧困戶脫貧致富，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從2013年不到4000元增加到2015年的7859元，窮山寨就這樣變成了小康村，村民們也由此實現了致富夢。
我們再看看報告文學作家的講話節選：
《塘約道路》作者王宏甲：重回集體化的塘約道路是不是走回頭路
由中宣部《黨建》雜志社、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2016年12月10日上午9時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舉行。《塘約道路》一書由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報告文學家王宏甲撰寫，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是王宏甲在會上的發言整理。
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報告文學家王宏甲發言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還有我的老師們，大家好。以往我們開一個報告文學作品，我通常都是最后一個講話，給大家感謝一下就好。現在要求我先介紹一下情況，我就先講講。在整個采寫作品的過程當中，我是一再感到這片土地上新的事情對我的教育和震動都很大，我在寫完最后一章的時候不知道結尾在哪里，我開始最早就只想寫一個短篇，可是一再突破出來，許多寫過和還沒有寫的事情還在我心里，敲擊心扉。
今天春天，我應貴州省安順市委的邀請去做中國文化里的人民觀講座，他們熱情的安排我去看他們很多美麗鄉村，塘約村并不在他們安排之列，因為他們大概覺得塘約村不夠美麗。那天是去看明代的一個典型屯堡天龍鎮，經過塘約，因為市委書記坐在邊上，他問塘約有沒有讓去看一下，他們說沒有。書記說順道拐進去看一下，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以后，走進村委樓的時候第一個走進我眼睛的是四個鮮紅的大字“窮則思變”，這四個字很多年沒有見到，突然到我眼睛里了，當時我沒想寫這個村。但是回北京后這個村子一直在我心里翻滾，我感覺有一個聲音在叫我，要再回去看一看。一個月后我回去了，這時候正逢中宣部布置2016中國報告中短篇報告文學重點作品扶持工程，這是由中國作協實施的，我向作協匯報了這個題材，當時文藝報的總編輯都鼓動我說把這個寫出來，作協副主席、報告文學學會的會長也鼓勵我們應該去把它寫出來，這個題材就這樣被列入了中國作協的重點項目。
到安順去，平常我們去一個地方采訪，我去了采訪完回來就可以寫了，但是去塘約村不行，它有太多新的事情，我要認識它很困難，我不得不多次去是因為比如說認識它的意義很不容易，比如它有很大的經濟成就嗎?說不上，它剛剛從貧困村里把腿邁出來，這個村農民的承保地確權以后全部流轉到村社一體的合作社，他走重新組織起來的集體化道路，這是不是走回頭路?各種專業合作社早就有了，塘約的合作社有什么優越性嗎?如果說集體化道路，華西村、南街村一直在堅持走集體化道路，何主席寫過華西村，寫得非常好。
一直有專家在說那是一個特例，不可復制。塘約村可復制嗎?如果塘約村不可復制，它的意義在哪里?我又為什么要去寫它呢?如果它不具備普遍意義，那意義在什么地方?但是塘約村發生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審視自己頭腦里原來儲存的記憶，我確實感到不是在采寫一篇文章，我需要去尋找和認識基層探索性建設的意義，我想簡約講兩點下決心一定促使我寫出來的原因。
第一，我雖然在農村插隊的時候在生產隊拿過八年的工分，我在離開農村40年以后，才真正從塘約農民的實踐中看到，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為什么說是制度性財富?安順這個地方叫屯堡文化之鄉，因為朱元璋時期曾經派了20萬大軍到哪里去屯墾，后來又有100多萬移民到那里，移民去那里的時候政府是給他們發土地的，每家每戶土地，你想想每家每戶都有土地耕種，但是到1951年土改前夕，這個村子所有的土地集中在兩戶地主手里，他們還不是塘約村的人，是城里的人，500多年過去，塘約村的農民窮到什么程度呢?窮到生孩子，草紙是沒有的，孩子生在灰堆里，擦一擦就包起來了。
《塘約道路》作者王宏甲接受媒體記者采訪
回顧這些有什么意義?至少可以看到貫穿明朝和清朝和民國三個時期的五百多年間，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幾乎停滯，原因在哪里?長期單家獨戶的勞作方式，一盤散沙般的小農經濟，是導致中國農業社會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曾經每戶都是有土地的，500年后這個土地都到兩家地主手里。土改之前，塘約的佃農實際上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向東家租種土地，是按照有契約、有合同、有價格的買賣方式進行的。但是巨大的貧富差距出現了，土地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是悠久的問題，像漢書里寫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新中國建立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之所以可以稱之為制度性財富，因為這是從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兩極分化。我們作家們，平常特別喜歡說我們追求自由、幸福、平等，但是只有從制度上保障防止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去創造共同富裕，才可能創造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我開始由此理解對于當前農村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說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的利益損害了。
我把這個書寫完以后，書已經出版了，新華社2016年10月30日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文件里說，三權分置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這是文件里的原話，我反復閱讀對照，我看到塘約村已經這么做，就是這么做的，不僅這么做，還做到了。
中央文件講的是土地確權，塘約村做到七權同確，哪七權?還有山林權，人民公社化時期搞的小水利的權，都極大的鞏固了集體經濟，鞏固了農村所有制，這在貴州省是第一家，在全國目前也沒有第二家，如果我們講先進那是絕對的先進，如果把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視為先進的它就是先進，如果把私有化看做先進的話它就是最落后的，因為它完全鞏固集體經濟。這么做的時候，將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村民，這是在基層筑牢共產黨的執政之基，這是我覺得非常好的，一定要寫出來的一個原因。
嘉賓認真閱讀《塘約道路》一書
第二，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兩個支部發揮了巨大作用，一個是支部建在連上，保障了共產黨員能夠在連隊里發揮模范的作用，也保證了黨指揮下;第二是支部建在村里，有利于凝聚起最廣大的農民，塘約村發生的變化就是在村黨支部、村委會的領導下和上級黨委的支持下做出來的。
現在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是，它重新組織起來，這個最核心的問題是重新組織起來，這個重新組織起來好不好?塘約的農民告訴我，你就看一下種菜，我們種糧食沒有錢，能夠吃飽，但是孩子讀書的錢哪里來，看病的錢哪里來，穿衣服的錢哪里來，得想辦法賺錢，除了打工以外，留在家鄉干什么呢?賣菜。拿到城里去，要走很遠的路，到鎮上都需要走一個小時。那里沒有攤位，在路邊叫賣還不合法，到城里去城管還得管你，就這樣吆喝著，跟別人五分、一毛錢討價還價根本賺不了多少錢。現在組織起來以后，全村種的菜一個人開一輛車就拉走，甚至種的菜是按照那種生態的方式來種。有人去監督，這個菜點對點的供應給學校的營養餐，直接拉到學校去，這不是單打獨斗沒有優勢，集體化這個優勢顯而易見比個人挑個擔子去賣菜強多了，組織起來肯定是有好處的。
信息時代如果不能把農民從零散地塊里解放出來就無法發展現代農業，不管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你只要把組織起來就沒辦法進入現代農業，你就會被市場經濟拋棄，那就永遠都不可能改變貧窮，由于成立了村合作社，得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嶄新的格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開車的都回來了，一組織200多個駕駛員成立一個運輸公司，做木匠的、做泥水的、搞油漆的、搞裝修的這些回去了，組織一下800人，還有流水線上打工的婦女回去，350人，一個村莊的產業結構調整了，如果沒有組織起來，不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怎么進行這樣的調整。
農業專業隊把全村先前撂荒了30%的土地全部種上，生產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煥然一新，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婦女們因丈夫的回來而精神煥發，這是不是農民自愿的呢?采訪中我知道，因貧困欠著債的，他們塘約村有一個說法叫“債民”，債民在他們村有30%，一說成立合作社，這30%的債民是報名最踴躍的，越窮的人越報名參加，越擁護，覺得合作社是他的靠山。
與塘約相鄰的有一個大屯村歷史上自然條件和富裕條件都要比塘約村好，比如說新中國開始的時候，有小學的時候，這個塘約村是沒有小學的，大屯村有小學，他們要到大屯村去讀小學，而現在塘約村發展以后，大屯村的農民相約把他們的土地流轉到塘約，像投奔糧商一樣，就投奔到這個地方來，他們的鎮黨委書記說一句話，說農民是用眼睛選擇前途的，哪里好就奔哪里，你說他是不是自愿的，這個村的黨支部管不到那個村，但是土地流轉可以自愿把土地流轉到你這個地方來。
多年來農村有很多專業性合作社，安順也有，應該說專業性合作社不同程度把單家獨戶的農民聯合起來是進步，以往的扶貧通常會考慮扶貧資金投下去要見效益，那就要有項目，什么人能做項目，就是能人，能人聯合比較有本事、有資金的人，這叫強強聯合，經過幾輪強強聯合以后，圈里沒有人聯合的就更窮了，這種做法是幫護還是扶貧?習主席提出要精準扶貧，切實把扶貧資金用到真正窮困的人身上。
塘約村合作社走的是同步小康的道路，也就是習主席講的扶貧我們不能落下一戶人，不能落下一個人，這個合作社是村里有多少人口，多少人口全部是合作社里的。如果其它村這么做有沒有阻力，能不能推廣，有阻力，專業合作社的領頭人至少有四分之一是村支兩委成員，其中也有村支書和村主任，如果像塘約那么做，他們中大約有80%的人會不同程度成為推廣塘約道路的阻力，我說的是黨支部和村主任會成為阻力，因為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奶酪跑到別人那里去了。
我于是看到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場觸及靈魂和利益的深刻的革命，它要求基層的共產黨的干部們真正要關心窮人，才能夠做到，否則的話這里也可以做很多手腳的，我開始清晰的看到，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一個村莊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什么是政績，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舉全村之力幫助最后一個貧困戶脫貧，這才是最大的政績。簡單說共產黨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決幫助窮人使他富起來，要關心的是窮人。
塘約道路是不是走回頭路呢?因為我們一再遇到這樣的問題，讀這個書的人有很多資力很高，理論水平很強的，他會走回頭路嗎?什么叫復興，什么叫振興，振興是把不夠強大的振興起來，比如經濟振興，復興是把曾經優秀的、丟失掉的找回來，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是要繼承光榮傳統。
近年來一些企業不景氣，還有外企撤離中國，不少農民工返鄉，我們是等待著外國資本到中國來辦廠，再招收農民工打工，還是說黨支部要把這些回鄉的農民組織起來在自己的家鄉重建生活呢?不論塘約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看到最重要的就是兩條，一是鞏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二是加強黨支部在農村當中的領導作用。包括上級黨委的支持，前者是經濟基礎，后者是上層建筑，二者的統一就是當今迫切需要的。
正是看到了塘約道路中最普遍意義的兩點，我感到有責任把它寫出來，說到底是在農村加強黨建的過程，今天中宣部《黨建》雜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舉辦塘約基層建設經驗座談會暨《塘約道路》研討會，我以為對全國農村基層建設和黨建工作都有重大和重要的指導意義。
最后我想告訴大家，我在《塘約道路》這本書寫完以后，書里寫到的周建琨書記，他又被調到畢節擔任市委書記。安順有290萬人口，107個行政村，其中462個貧困村，畢節有1000萬人口，2000萬打工的人在外面，是一個貧困程度遠遠大于安順的地方。
周建琨書記也已經離退休沒有幾年，書記說你不能動，你就在那兒，我那時候剛剛寫完長征，我第一感覺是他又被派到脫貧攻堅的最前線去了，我們周書記在這里，我特別感動的是前任走了，后面繼續把前任要做的事情做下去。他跟我講的是，無中生有都要有，我們有中生有還不行嗎?1007個村，如果500個是塘約這樣的是什么概念，如果800個是這樣的是什么概念，今天他們來了，我覺得他們是帶著沒有退路的，為這些貧窮的老百姓著想的精神來這里聽取我們專家學者的建議，聽取大家的指導。謝謝大家。
最后看看這家事情引起的轟動
要不要重走集體化的光明老路——塘約道路在人民大會堂引發激烈討論
前情提要：
【安順新聞網】《塘約道路》一書由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副主任、著名報告文學家王宏甲撰寫，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順新聞網】塘約村是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的一個山村，2014年夏季一場洪水讓這個省級二類貧困村雪上加霜。窮則思變，在上級黨委支持下，村支部發動群眾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全體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進而做到“七權同確”，極大地鞏固了集體所有制，全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發展，走集體化道路，短短兩年時間，躍入小康村行列，變化和成效令人驚嘆。
【陳鵬鳴】(人民出版社)塘約村的種種變化，村黨支部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當然，村里面的發展也離不開鎮黨委、區委、市委以及各級政府的積極作為。用塘約村支部書記左文學的話說：“選好一個路子，建好一個班子，帶好一支隊伍，用好一套政策。面貌就會大改變。”
【王宏甲】(《塘約道路》一書作者)(塘約村)剛剛從貧困村里把腿邁出來，這個村農民的承保地確權以后全部流轉到村社一體的合作社，他走重新組織起來的集體化道路，這是不是走回頭路?
從塘約農民的實踐中看到，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
貫穿明朝和清朝和民國三個時期的五百多年間，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幾乎停滯，原因在哪里?長期單家獨戶的勞作方式，一盤散沙般的小農經濟，是導致中國農業社會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曾經每戶都是有土地的，500年后這個土地都到兩家地主手里。
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場觸及靈魂和利益的深刻的革命，它要求基層的共產黨的干部們真正要關心窮人，才能夠做到，否則的話這里也可以做很多手腳的，我開始清晰的看到，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一個村莊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什么是政績，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舉全村之力幫助最后一個貧困戶脫貧，這才是最大的政績。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一個村莊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戶，什么是政績，是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舉全村之力幫助最后一個貧困戶脫貧，這才是最大的政績。簡單說共產黨不是造富翁的，是要解決幫助窮人使他富起來，要關心的是窮人。
塘約道路是不是走回頭路呢?因為我們一再遇到這樣的問題……復興是把曾經優秀的、丟失掉的找回來，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是要繼承光榮傳統。
【何建明】(作協副主席)我在想中國的農村，我們看到很多是空巢，特別是看到原來塘約曾經是空巢的地方，我們很多人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我們的家園是否還存在，我們的那一份深刻的在我們血脈當中流淌著的鄉愁，是否我們還回到自己的家鄉還可以看到，其實是一個非常嚴峻而又復雜和深刻的問題，塘約給我們回答了，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進步，這就是一種激蕩，這就是一種中國共產黨帶領下的中國。
【梁鴻鷹】(《文藝報》總編輯)時代的發展在不斷昭示我們，中國的農民始終在找符合自己發展的道路，符合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書寫的在承包、打工還鄉的浪潮之后，合作社的集體化道路成為解決貧困問題和解決新形勢下農村問題的重要途徑。
【李炳銀】(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有一些地方靠政策，給了一個特殊的政策，面貌改變了。還有一些地方資本注入了，土豪來了，土豪把老百姓的地都買走了，老百姓和土地沒關系了，所以改變了。但是跟剛才我說的這一切相比，塘約不是這樣的，塘約是重新組織起來走集體化道路，大家抱團取暖、抱團發展的道路，他們能夠發展和能夠改變的動力是內生動力，是雞蛋變成了小雞，而不是人工受精產生的，塘約的道路確實是值得我們很好的研究，值得我們很好的推廣和學習。
【彭程】(《光明日報》文藝部主任)這本書寫了脫貧，但是脫貧只是它的一個表層的故事，它的重要性還在于在脫貧的背后，他寫了脫貧的背后根本原因就是集體所有制經濟得到發展，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和發揮。
【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這一次塘約的合作組織起來，是以全面的權力界定為基礎，和我們“一大二公”的集體化道路比較起來最大的差別，那一次是模糊權力規則，將原來在農業手上的這些資源重新回到集體，實際上是模糊了產權的功能，而這一次是全面的權力界定。
【徐祥臨】(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把土地用活了，金融還沒有用活。村里把資金也要集中起來，貸給本村的農民，這是中央一號文件講得非常清楚的
【黨國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我看這個說法其實有問題，承包制的推進不僅在當時是有必要的，而且推進的結果也非常好，現在的農村整體上比改革開放前要好得多，這應該是一個基本的判斷。如果你還是每家幾畝地的小農，過去集體化不行，現在合作社這種新型的集體化也不行。改革在起步，我們作家也開始做總結，不要輕易地說結論，還是要進一步觀察研究，研究的結果說不定會發現更亮更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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