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地一家論壇上，有人發帖說：1月13日深夜，61歲的韓典君家18只母羊和剛出生的7只小羊羔被人偷走了，老韓家養的兩只牧羊犬都沒有看住羊圈，令老韓倍感痛心和喪氣。發帖人提醒說：“年底了，大批‘土匪’進村掃蕩開始了，大家提高警惕，已有很多村的牲畜集體失蹤，行動起來保護自己的財產。”

　　從后面的跟帖看，農村丟東西的還真不少，有說親戚家的花生油被盜的，有說自己家的紅頭鴨年年都被偷的，有說家里養的兩只大公雞眼瞅著就被抓走了的，還有的說：“在老家，附近其他的村莊，這種現象都很多，很猖狂，得啥搶啥，鄰居家的羊被搶，年輕的主婦去爭奪，被一棍打在頭上，鮮血直流，虧搶救及時，保住了性命。還有自稱收古董的，闖到村民家里，強行翻箱倒柜。”

　　這個帖子所反映的情況，不是一地一時的個例，而是當今中國農村治安的普遍現象。每次與農村的父老兄弟相聚，都會聽到許多觸目驚心的盜搶事件，農民的牲畜、糧食、農用物資、農機具、錢財等，都是盜搶的目標。農村盜搶案件愈來愈嚴重，打擊難度越來越大，幾成農村治安頑疾，農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

　　農村盜搶等案件頻發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案件的跨區域犯罪特點、農村警力配備薄弱等因素之外，深層次的原因也日益被人們認識。

　　首先，農村組織的破裂導致聯防能力的喪失。“組織起來”是毛澤東的一條重要思想，集體化是毛澤東時代組織農民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在起草的政協第一屆全會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中指出：“全國同胞們，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毛澤東也曾警告那些帝國主義者：“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組織起來的人民，具有強大的威力，能夠抵御任何的冒犯和侵擾。集體化時的農村，是有組織的農村，農民都被組織在一起，對任何不法行為都是一種震懾力，都是一堵堅固的防護墻。上世紀80年代以后，農村集體化體系被瓦解，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原有的緊密組織被切割成松散的單位，農村逐步散沙化，篩子化，抵抗外來侵害的能力大幅降低，為盜搶等不法侵害提供了可乘之機。

　　其次，農村勞力的持續大量流失導致農村的空心化。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以及城鄉差距的拉大，造成農村年輕一代持續向城市流動，留守農村的農民老齡化嚴重。在中國廣大農村，40歲以下的中青年都很少見，而且這種流失仍在繼續。在非逢年過節期間，農村呈現出一種空心化特點，活動在農村的多是一些老年人、婦女、兒童，因為缺少年輕力壯的人，當面對不法分子的侵害時，反抗和制止不法侵害的能力非常微弱。柿子專揀軟的捏，農村案件防范的薄弱性，必然會成為犯罪分子侵犯的目標。

　　還有一點，隨著國家私有化改革的推進，建立在集體化經濟基礎上的集體主義、利他主義價值體系不再占據主導地位，私利意識盛行，金錢成為價值判斷的標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對自己無利可圖的事情堅決不干，對公益的事情不熱心。公意識的集體缺失，在廣大農村地區造成的結果是，當不法侵害沒有降臨到自己的頭上的時候，不會引起自己高度的關注，誰也不把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侵害當成一件自己的事情。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很難發揮作用，基本處于擺設狀態，其聚積力、號召力、戰斗力大打折扣，在構筑農村案防方面有心無力。曾有電視臺報道了一件新聞：平度大澤山有農戶種植的葡萄經常被偷盜，一直無法解決，農戶將事情反映到市電視臺，希望通過媒體的力量引起關注。記者對村領導進行電話采訪，問村里能不能安排人員夜上值班，村領導很無奈地回答說，“村里沒有錢為值班人員發工資，找不到值班人員。”這條新聞的結果就是不了了之。當我看這條新聞的時候，我感到很悲哀，就象一首風行網絡的歌里唱的：“生活在這個金錢的時代，沒有鈔票就會被淘汰。”沒有錢，村里都找不出一個治安值班人員，而在中國農村，由于集體經濟被小農經濟取代，村組織根本沒有收入來源，大多入不敷出，到哪里拿錢來找值班人員?所以在農村的治安常態，是實際上的不設防。盜搶常發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集體化時代，每個村莊就是一個堅固的堡壘，所以那個時候雖然每個公社只有一名公安助理，卻很少發生盜搶案件，人們體會不到盜匪肆虐的滋味。集體化的東西丟了，老韓家的羊丟了，這二者是有著內在的關聯性的，甚至可以說有著某種必然性的。各地執法機關經常舉行一些針對農村盜搶案件的專項打擊行動，看起來聲勢浩大，成效顯著，抓獲罪犯若干，挽回群眾損失若干，然而這些舉措只能治標而無法治本，行動過后問題會卷土重來。農村盜搶問題將長期困擾中國鄉村，它的解決之時，須是農村重新組織起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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