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三十多年前的小崗村分田單干恢復小農經濟開始，就注定了中國農村邁向資本主義私有化的不歸路。盡管小農經濟開啟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之門，又為三十多年來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而且承擔了改革帶來的風險，正如賀雪峰教授所說，發揮了改革“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前提的)，但這一切并不能改變小農經濟行將滅亡的命運，阻攔不了資本主義私有化大潮對小農經濟的吞沒，小農經濟的滅亡與資本主義農業生產關系的建立同樣不同避免。

　　三十多年的農村改革一以貫之的是一條私有化路線圖

　　如果我們回溯到三十多年前農村改革的源頭，就可以發現當年主張分田戶的改革者至少從其表面的言論來說，并非要否定土地公有制和集體經濟，如杜潤生說：“選擇土地公有，家庭承包，這種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滿足了農民對家庭經營的偏愛，使小私有者的積極性得以發揮，又保留了土地公有制”(杜潤生《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鄧小平也講：“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可見當初的改革倡導者，是借著更好地發揮公有制優勢，更好地發展集體經濟的名義否定了人民公社集體化，實質上恢復小農經濟。當年改革者設計的所謂統分結合的雙層經濟在實際操作中只有“分”沒有“統”，所謂的生產責任制變成了各管各的“大包干”，因此名義上保留了集體，但集體的功能和作用被虛化。當年的改革者并非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而是由于改革初期短時間內農業得到快速發展后立即陷入長期的停滯狀態，他們不是從小農經濟作為一種落后的經濟形態雖然一時有刺激作用，但最終必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去尋找原因，而是認為是對農民的放權不夠，需要進一步鞏固家庭承包責任制，于是出臺政策承包期十五年不變，后來又是三十年不變，實際上是對小農經濟形態的不斷強化，這樣就進一步掏空了集體，偏離了集體經濟發展方向愈來愈遠。這是從承包期上對小農經濟的固化，以周其仁為代表推行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農村試點改革后來在全國推廣，又進一步從承包內容上固化了小農經濟，這樣就從實質上把當初改革者所設計的小農經濟作為向更高層次的集體經濟的過渡，也即鄧小平的“二次飛躍”徹底拋棄了，從而也徹底改變了農村發展方向。小農經濟固化的結果就是農村集體走向完全虛化，隨著土地集體所有制的逐步虛化，私有制的因素從產生到發展，最后必然占主導地位，盡管到現在仍戴著集體的帽子，實質上私有化進程已非一日，不斷量變的積累必然發生根本的質變，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以說現在有人信誓旦旦地宣稱什么“新土改三不原則”，即包括土地公有性質的不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由上述闡明的一條清晰的私有化路線圖在已指明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徹底私有化。這也為國家當前實行的農村農業政策所完全印證，如“土地確權、三權分立”為基礎，引導下“資本下鄉，農村進城”的城鎮化發展路線，就是一條使農民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由資本占領農村并使農民無產階級化的道路，是一條使農村徹底私有化并在農村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道路。因此說農村私有化早已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潛移默化推行，從量為到質變是其必然發展趨勢，至于改革者當初所借口的“二次飛躍”，當然就更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夢想了，活生生地上演了一場現代的“南轅北轍”故事。

　　小農經濟嚴重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

　　分田單干的改革倡導者，當初打著集體捆住了人的手腳，要發揮個體小私者積極性的幌子，摧毀了通過新中國二十多年時間億萬農民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基礎。他們只看到了農民個體中一部分人要求發家致富的積極性，并以此來認定集體經濟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顯然集體經濟對生產力促進的一面他們是可以視而不見的。在以對集體經濟以偏蓋全進行否定的前提下，著意夸大個體積極性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實質是把農民群眾中消極落后的一面作為了發展生產力的動力，這樣雖然能夠一時因為滿足了農民眼前和暫時利益而獲得生產力在短期內的發展，但這種動力必然只能發揮一時作用而不具有持續性，相反導致了生產力發展長期停滯甚至倒退，最終犧牲的是農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小崗村的現實就是一個典型，“一夜跨過暖飽線，三十年未過富裕坎”，它成為了中國小農經濟的一個縮影。與之相對的是，堅持集體經濟的南街村、華西村等早就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可見，到底是集體化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還是小農經濟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實踐已經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農村回復到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不僅沒有像當初改革的設計者那樣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相反極大的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按照馬克思想主義基本原理，生產力發展中最關鍵的因素是勞動者本身，即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群眾。恢復小農經濟雖然在一時滿足了農民個體要求發家致富的欲望，但這種欲望一旦不加限制地釋放乃至于鼓勵縱容，就必然走向反面，造成了私欲膨脹，各人顧各人，農民重新成為一盤散沙的狀態，而農業的基礎水利建設、農田改造、機械化、科技推廣等無不需要以組織起來的集體為依托，失去集體組織的農民個體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只能自生自滅，苦苦煎熬，早已失去了發展生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完全是出于保持基本生活需要而被動生產，這樣的狀態下何以能提高勞動生產力。更何況由于青壯年逃離農村后，中國的農業很大程度上成了老年農業，一個靠老人來發展農業的生產模式會是一個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模式嗎?還有人以所謂的“中農”說事，實際上中農只是農民中一個不穩定的過渡形態，在市場化條件下，分化很快，要么加入外出打工者的行業，要么極少數可能成為農村中的富人，以一個不穩定的“中農”作為農業生產的主力，也不可能達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

　　二、作為農業生產最重要也是必不可的少生產資料土地，并沒有像改革者當初設計的那樣，得到有效的開發和保護，反而是竭澤而漁的破壞。首先，水利作為農業的命脈，農田水利設施在失去集體的開發保護下，原有的設施逐漸荒廢破壞，得不到有效維護，更談不上新的設施的建設，以至于時至今日發揮作用的仍靠三十年前集體興建的水利設施。其次，沒有集體的統籌規劃和引導，農民急功盡利的天然短視行為必然泛濫，科學種田成為不切實際的夢想，為了迅速提高單產，減少勞動力和經濟投入，大量施用化肥、農藥成為個體農民的必然選擇，而這樣長期下去的后果必然導致土壤退化，耕地質量下降。這是一方面，別一方面由于農業比較收益在市場化條件下日益呈下降趨勢，農民不足以通過單純的農業生產獲得較大收益，甚至維護基本的再生產，出外打工成為主流，本來用于發展農業的農田成為農民最后退路的“保障田”，于是粗放經營乃至于拋荒成為普遍現象，這無疑造成對土地的極大浪費。其三，城鎮化發展和政府的土地財政政策，導致隨意侵占農民耕地的情況成為正常，最可怕的是這種侵占實質上由政府主導的，即使農民有保護之心，亦缺少保護之力。雖然中央政府有明令禁止，但卻給地方開了各種各樣的口子，如所謂的增減掛鉤、建設用地入市等，地方政府也就順勢而為，口子越撕越大，比如增減掛鉤的只減不增、減優增劣，建設用地入市的暗箱操作，將基本農田變身為建設用地等等，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圈地運動，18億畝耕地紅線到底有沒有突破，誰也說不清楚。官方宣稱的所謂糧食“十一年增”、“十二年增”自欺欺人，與進口糧食的實際情況比較難以自圓其說，最近又有專家提出中國將來要以土豆為主糧，恰如“此地無銀三百兩”一樣，從另一個角度證明糧食安全的迫在眉睫，這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可耕農業用地的減少。

　　三、除了耕地減少、土壤質量下降、水利設施的破壞，集體時代已經具備初步基礎的農業機械化和科技化進程由于集體的瓦解而中斷，又恢復到幾千年來就存在的最原始的生產狀態，這哪里是對生產力的促進，完全是對生產力發展嚴重的破壞，是違背歷史發展潮流的倒行逆施。

　　小農經濟是農民苦難命運的根源

　　如果說當初的改革者口頭說要通過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而實踐的結果卻是讓農村極少數富人、狠人、官人暴富，而將絕大多數農民帶入了苦難命運的不歸路。

　　回顧三十多年來農村變遷的歷程，經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的短暫暴發式發展后，從八十年代中期至今，長期停滯、倒退成為主線，城鄉分化不斷擴大，以致于一個城市中國與一個農村中國兩個形態完全不同的中國同時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否有其必然性?如果我們分析改革年代的社會演進過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是農村開啟了資本主義私有化復辟之門，另一方面它又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提供了原動力，一個是促進了市場經濟制度的形成，計劃經濟模式被打破;一個是為城市資本主義化提供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與外資一起最終瓦解了公有制經濟基礎;再一個是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也即主流經濟學家所津津樂道的“比較優勢”。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城市就像一臺缺水機，將農村的社會財富、人力資源、自然資源源源不斷地抽取，這就是中國經濟得以高速發展的秘密武器之一，也即小農經濟學派引以為榮的改革“穩定器”與“蓄水池”作用，而城市中國的后面，是怎樣的一個農村中國呢?農村的鮮血因為畸形的發展而被城市發展抽干，一個因貧血而垂死農村中國隱藏在城市中國的后面。農村的凋敝和農民的苦難被光怪離陸的所謂經濟奇跡幻影所淹沒，然而它又像揮這不去的夢魘一樣，實實在在困擾著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進程。

　　李昌平當年勇敢地揭露了農村改革的真相，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警世呼號，然而時過境遷，這種局面是改進了呢?還是沒有變化或者更甚一步，今天的現實已經完全給出了答案。愈來愈多的農民逃離農村，他們不僅僅是因為追求城市的現代生活，美好的生活誰不追求呢!但他們更多的是出于生活無奈，因為整個農村的凋敝狀況已經失去了作為家園的光彩，有誰不愛自己的家園呢!農民對土地熱愛本應是一種浸入骨髓情感，是什么將它徹底扭曲了的呢?難道不是現實的困境，是看不到前途的絕望?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所謂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的角逐，當一切財富、資源向城市集中的時候，農村就成為了被發展遺忘的角落。農村中小學校大量拆并，教育事業不斷萎縮，農村孩子義務教育成為泡影。集體經濟瓦解，當年的赤腳醫生早已不見遺跡，農民根本享受不到本的醫療待遇。更可怕的是由于農村各項事業的荒廢，迫使越來越多的人逃離農村，越來越多的人逃離農村又造成了農村各項事業的進一步荒廢，惡性循環之下，農村看不到希望，農民看不到前途，只有逃離一條路，盡管這條也無比艱辛、無比危險!呆在農村困死，出門打工累死，就是絕大數農民的真實寫照。

　　小農經濟學派用了一個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農”模式，企圖證明小農經濟存在的合理性，與其說這是小農經濟具有積極的一面，不如說這是農民被迫無奈的必然選擇。改革之初通過釋放個體農民積極性的動力很快就消耗殆盡，面對迎面而來的市場化大潮，作為小農經濟落后的一面立即顯現負面效應，單個的農民失去了集體組織的依靠，在市場化面前的弱勢求地位立即顯現，單純地靠種田只能糊口，甚至要開展農業的再生產也困難，出門打工成了不二選擇，而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世界工廠經濟發展模式也正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兩者一迫即合，于是源源不斷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流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為當地的經濟繁榮出力出汗出血，但是資本的剝削性決定，對工人的壓榨就是自身發展的最大動力，資本需要的是只是廉價勞動力而已，它不會顧及工人維持自身及其家庭的再生產，于是單純地依靠農業生產或者出外打工都不足以維持農民家庭的正常發展，不得不形成所謂的“代際分工”的“半工半農”模式，這不是所謂的農民新的“偉大創造”，而實在是走途無路無奈選擇。農民家庭不得不一方面忍受農村的凋蔽，把自己的老年父母、年輕妻子還有未成年的孩子留在農村，忍受骨肉分離的人倫痛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城市干著最苦最累的活，獲得最低微的報酬甚至被欠款，忍受城市資本家的殘酷剝削。

　　物質上貧乏只是一方面，精神上的痛苦給農民造成的苦難更深重。在小農經濟形態下，由于放棄了集體時代“嚴肅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政治思想引導，農民自私愚昧落后的一面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泛濫相結合，使一切消極、腐朽的思想觀念占據了農民的頭腦。一個就是金錢萬能，笑貧不笑娼，沒有是非觀念，如在一些農村出了乞討村，整個村子的人以乞討為致富捷徑;還有一些農村整個村子的女孩、年輕婦女在外從事色情贏利致富，居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等等這些不可思議的現象。其二就是親情關系的淡漠，哪怕至親骨肉也是以利為先，極度現實主義，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農村老人為子女如老黃牛般奉獻最后一絲氣力后，因年老疾病不再能為子女繼續作奉獻了就被棄之如蔽帚成為正常，不僅年輕的子女認同，被遺棄的老人也接受了這一觀念，很多農村出現了老人自殺現象，甚至有的村子老人不自殺反而不正常，這樣極度自私自利、極度現實主義的觀念如若傳承下去，每個農民都會成為受害者，而同時又是為害者，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其三就是社會風氣的日漸敗壞，封建迷信、抹牌賭博之風盛行，農民失去追求信仰，在麻木中自生自滅。當然還其它很多方面，這里不一一贅述。我們不禁要問，勤勞善良、忠厚樸實的農民在哪里?很多網友就有切身的檢驗，他們說雖然自己的家鄉還在，但理想中的故鄉再也回不去了，這是多么深沉、苦痛、迷茫的感受啊!

　　回想集體化時代農村人歡馬叫的場景，回想那些留在書本里或者記憶里田園圖畫，回想那些“雞毛也能飛上天”的激情燃燒的歲月，再回到現在，不禁讓人產生恍如隔世的感覺。往事并不如煙，如果真正地要農民選擇，他們至少不會選擇現在的這種小農經濟狀態。當年的改革者借用極少數如小崗村十八懶漢這樣落后農民，還說是尊重農民意愿，否定了已經走上共同富裕的集體化光明大道，而回復到造成幾千年造成農民苦難根源的小農經濟老路、邪路，哪想到從此就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資本主義發展注定小農經濟的滅亡

　　小農經濟作為一種落后的經濟形態，給農民帶來了苦難，也不適應社會的發展，作為一種歷史的反動，其最后的結果必然走向滅亡。中國前后三十年的發展歷程已經清晰的表明，小農經濟在現代條件下，只能作為一種過渡的經濟形態，要么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發展，要么向資本主義私有化經濟發展，小農經濟雖然起到過這樣那樣的作用，雖然如同小農學派所說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社會的發展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更不會因為要給農民留退路而手下留情，因為在當今資本主義日益深化的形勢下，小農經濟作為一種向徹底私有化過渡的經濟形態，已經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已經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盡管我們有多么地不甘心，但小農經濟的挽歌已經唱響。

　　任何經濟問題都是政治問題的反映，都必須放在政治的考量之下，小農經濟學派走不出自己的局限性關鍵就在于此。如果我們不聯系前后三十年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從建立到瓦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回復到壯大的過程，就不可能獲得整個農村改革變遷的全貌。如果我們不把農村私有化進程放在整個中國資本主義化的路線圖中考量，我們也不能準確判斷其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會一廂情愿按自己個人意愿去作出所謂的論證，也許一切努力根本就是白費。

　　聽聽改革家們怎么說的吧。“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決”、“改革必須有人作出犧牲”、“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等等，這不就明白無誤地表明，這一條從三十多年就開啟的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之路遠遠沒有完結，只要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更不會走回頭路。當然，這是改革家們出于自己的階級立場，維護既得利益所決定的，然而也這也是他們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因為走上私有化快車道的中國，除了繼續向前，哪怕前面是窮途末路、萬丈深淵，他們還有另外的選擇嗎?無疑另外的選擇實際上是有的，但選擇權不在他們手上，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手上。

　　當資本主義的發展深化到今天這個地步，中國三十多年積累形成的資本就像一個能夠吞噬一切的巨無霸，對于農村土地這塊社會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最后的肥肉它會輕易放過嗎？中外資本家們早就對它垂涎三尺，這最后的金礦誰會輕易放棄？難道僅僅就憑苦苦哀求權貴資本家們“請你們發發善心吧，給可憐的農民留條生存下去的退路吧”就能解決？更何況在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危機的形勢下，已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緊密捆綁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同樣難以幸免。為了挽救自身陷入危機的窘境，必然要以作也一定的犧牲，當今中國除了極少數大型國企和農村土地外，還有什么沒有被資本主義化、可以出賣的？因此在對國企實行混改的同時，對農村土地實行私有化就成為決策者的應有之義，早就在其頂層設計之中了！我們難道現在還像如夢初醒嗎？

　　綜上所述，無論從小農經濟的歷史淵源、社會發展大勢乃至農民的意愿，都沒有給小農經濟留下更多存在下去的理由，更由于在中國日趨資本主義化三十多年的背景下，私有化大潮席卷而來，小農經濟豈能阻擋?

　　20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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