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2010年年初完成《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一書的稿子，當時雖然覺得對自己特別想要回答的問題——中國農村發展的出路是什么? ——只能提供局部的答案，但是因為深深感到 “主 流”意見已經越來越遠離中國農村實際，自己受一種緊迫感的推動，還是把該書付印了。當時不能肯定自己是否還會繼續積極探討農村問題還是會返回到法律研究中 去，但是之后發現自己仍然在被一種來自心底的力量所推動，很自然地繼續探索了一系列《隱性》所沒有探討的問題：伴隨農業“資本化”(即單位勞動力資本投入 的增加)的是什么樣的農村社會變遷?推動中國新時代的“隱性”農業革命的資本投入到底有多少、是從哪里來的?農業戶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該如何解 決?這方面，農業合作社所能提供的(產、加、銷)縱向一體化顯然十分必要，但為什么一直發育不良?源自城鄉差別的農民工問題的實際情況是什么、來源何在、 到底該怎樣置于國民經濟整體中來認識?農民工和農業戶之間到底是什么樣的經濟和家庭關系?日益尖銳化的城鄉差別，作為中國社會不公問題的關鍵，到底需要一 種什么樣的方案來解決?怎樣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上來理解?最后，以上的研究對經濟史和(農業)經濟學有什么樣的含義?經過這些年來全力以赴的探索，本書 就是對這些問題的初步回答。

　　與《隱性》一書相比，本書的16章 中，有兩章基本來自原作，但也經過一定程度的更新和修改。另有三章有約一半是新加的內容，在這里和舊的一半合并起來形成新的章節和論點。還有一章根據《隱 性》作了較大幅度的更新和改寫。剩下來的十章都是《隱性》所沒有的。全書前后一貫的中心論點，雖然部分和《隱性》相同，但總體來說是和之前很不一樣的，也 是更全面、關乎國民經濟整體的想法。

　　在過去十多年的寫作過程中，許多同仁和同學給了我幫助：Perry Anderson, Robert Brenner, 陳傳波、陳錫文、程瑤瑤、崔之元、Joseph Esherick(周錫瑞)，顧莉萍、Stevan Harrell, 賀雪峰、黃家亮、Chris Isett，李放春、林剛、William Rowe, Mark Selden, Matthew Sommer (蘇成捷)，Ivan Szelenyi, 仝志輝、王海俠、汪暉、王紹光、溫鐵軍、武廣漢、夏明方、嚴瑞珍、尤陳俊、余盛鋒、周其仁。 這 里要特別向本書三章的兩位合作者致謝，第五章的彭玉生、第七章的彭玉生和高原、以及第八章的高原。另外，特別感謝崔之元對第十四和十五兩章的內容給我的啟 發和幫助。在眾多位為之前的文章和本書各章提供反饋的同人、同學之中，特別感謝彭玉生和高原對部分書稿的閱讀和建議、張家炎對全書非常仔細的閱讀和建議、 以及白凱對我的想法無數次的質疑、討論和建議。程瑤瑤和張譯文兩位同學為本書制作了詳細的索引，這是之前第一、第二卷的中文版所沒有的(本書第三卷則是首 版)，謹此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我從2005年以來每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設的研修班(“社會、經濟與法律研究：歷史與理論”)的歷屆研究生和青年學者學到很多，也從參與我們Modern China(《近現代中國》)五輪《中西方學者對話》的約三十位學者、以及《中國鄉村研究》(Rural China)的多位作者學到很多，在此一并致謝。

　　作 者再次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發表此作。相對問題的規模和重要性來說，深覺自己做得太少、知道得太少、對諸多問題考慮得不夠仔細、深入、全面。僅憑一己之力和 有限的研究而提出涉及面如此廣闊的想法，確實有點不自量力。就此發表再次是因為自己覺得問題太過緊迫和重要了，而自己也許已面臨精力行將衰退的人生階段。 這些話再不說可能就沒有機會說了。

　　導論：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展出路

　　一．第一編：歷史背景

    　中國的經濟歷史和西方十分不同。從西方理論來看，中國經濟史幾乎完全是悖論的。本書從18世紀中國與英格蘭的對比出發，突出兩者農業經濟的不同。

　　我們可以先從一些眾所周知的基本差別開始。首先是兩者在膳食方面的不同：英格蘭的膳食結構中肉、菜、糧食(或馬鈴薯)的比例接近1：1：1，而中國的結構則接近1：1：8， 糧食占比明顯高得多，肉食占比則要少得多。這樣的膳食反映了兩個農業體系的不同：英格蘭的是種植業和養殖業(食草的馬、牛、羊)基本相等的農業結構，而中 國的則基本完全偏重種植業，養殖的主要是食用泔水、不需占用土地(種飼料)的豬，而不是食草(大量用地)的馬、牛、羊。其背后的邏輯是，在同樣面積的單位 土地上，種糧可以比養殖食草動物(例如養牛而食用肉、奶、奶酪)支撐六到七倍的人口所需的食用。因此，人口(相對土地而言)的壓力會排除食草的動物養殖， 成為“單一”的種植業，即基本沒有用地動物的養殖。兩種農業體系的不同非常具體地體現于兩地農場在18世紀的平均規模：英格蘭的是750畝，中國的則是江南不到10畝，華北不到15畝。

　　兩地在18世 紀進入了十分不同的演變。在英格蘭，系統的種養結合(圈地運動把之前的共有土地納入了一個農場之內)，特別體現于典型的諾福克制度的糧食與飼料(小麥與蕪 菁，大麥與三葉草)的輪作，導致更多畜力的使用(尤其是馬，也是英語“馬力”的起源)，進而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就是18世 紀英格蘭“農業革命”的核心。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非農產業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促進了城鎮手工業的發展，導致了所謂的“原始工業化”。在這一過程 中，手工業完全從農場脫離出來，成為城鎮的生產活動，由此導致城鎮的發展。如此的演變更進一步促使生育行為的變化：因為年輕人可以從城鎮手工業獲得獨立生 計，所以能夠更早和更高比例地結婚。而城鄉的這種變化，更進一步促使兩者間的(農產品和手工產品的)交易，由此導致更多的消費(“消費革命”)。同時，在 城鎮出現了“工場”、初步的分工以及“規模經濟效益”。在農村則出現了規模化的雇工農場。這一切都為后來的工業革命做了鋪墊，最終導致了螺旋式的經濟發 展。

　　以上的演變后來成為亞當?斯 密和馬克思理論的基本經驗根據。斯密特別強調分工和規模效益、以及市場交易所起的作用，開創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之后“新古典”和“新自由主 義”理論，尤其是后來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則更強調土地私有和產權法律所起的作用。馬克思對上述基本事實，以及分工和規模效益等概念的理解基本和斯密 相同，所不同之處在于特別突出受雇的勞動者被資本所有者剝削(“剩余價值的榨取”)。本書將在相關部分逐步詳細討論這兩大經濟理論傳統的不同見解。

　　第二章先論證中國和上述經驗與理論的不同。在18世紀(中國最發達的地區)的長江三角洲，首先沒有出現上述英格蘭式的農業革命。所呈現的主要是由勞動進一步密集化所推動的復種指數的提高(水稻加上冬小麥)，以及從糧食種植轉入勞動更加密集的棉花-紗-布和蠶桑-繅絲的生產。前者展示“邊際報酬的遞減”(第二茬農作物收成要低于第一茬，雖然其投入基本相等，部分原因是地力的消耗)。后者展示的是相對勞動投入的增加來說不成比例的回報：花-紗-布需要約18倍于水稻的勞動投入，所帶來的只是遠遠不到相等倍數的收益，而蠶-桑-繅絲需要約9倍于水稻的勞動投入，所帶來的也只是數倍的收益。這兩種現象就是我之所謂“內卷化”(英文”involution,” 中文亦譯作“過密化”)的基本含義。

　　更有甚者，棉花和蠶桑經濟導致的是農場生產的高度家庭化，由婦女老幼來吸納低報酬的生產勞動，進而造成家家戶戶同時依賴種植業主業和手工業副業為其生計的經濟系統。這樣，不僅沒有呈現18世紀英格蘭那樣的種植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沒有呈現種植業與手工業的分離，也因此沒有呈現其所附帶的城鎮化、生育行為轉型、分工和規模化生產。因此，也沒有斯密所指出的城鄉貿易——中國仍然主要是由鄉村為城市提供糧食和奢侈品(絲綢)，以及鄉村與鄉村間的生存必須品

　　——糧食和棉織品的交換。

　　第三章論證，中國其實早在兩千年前的秦-漢時期便已在渭河流域形成了高度勞動密集的小家庭農場經濟(商鞅的政策是以每家20畝“良田”和10畝貧瘠地為標準的)，早就和18世紀英格蘭的平均750畝/農場差別懸殊。商鞅的設想的目的是強大的軍隊及其所必需的大量人口，而為了促使人口快速繁殖，決定依賴國家政權來推行早婚和多子繼承制度(并由此導致中國的早婚和高結婚、高生育率，與18世 紀英格蘭在“原始工業化”人口行為轉型之前的一子繼承和晚婚制十分不同)。之后所建立的是中國特色的高度集中的皇權與分散的小規模家庭經濟結合的政治經濟 制度，遠比西歐主權分化的封建政治制度高度集權和穩定。而集權的皇權則建立了中國的科舉制度，通過國家設立的考試來選拔官僚和士紳精英，由此確立了中國特 色的“皇帝-士紳-小 農”三角的政治經濟體制。同時，高密度小農經濟則允許(在前現代運輸條件限制的空間范圍內)建立遠比西歐要大得多(人口多得多)、復雜得多的城市以及士紳 和官僚文化。而高密度小農經濟，歷經較長時期的和平，便會促使人口繁殖，加重土地上的壓力，從而導致遠比西歐頻繁和龐大的周期性農村社會動蕩。

　　中 國共產黨革命運動興起的部分導因正是這個體系在近現代所面臨的社會危機(當然也是外國侵略下的民族危機)。革命之后的土地改革所反映的正是農村窮人的生計 危機，而其后的集體化則是意在保證所有農民生計的措施，也是試圖克服小規模生產局限的措施，在大躍進時期甚至走到越大越好的極端。但是，如此激烈的農村社 會經濟改組并沒有真正改變中國農村的基本結構性現實：內卷化的種植業，尤其體現于長江三角洲的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小麥)運動(“消滅單季稻!”)，也 體現于種植業和手工副業的仍然緊密結合(沒有分化為農村和城鎮的不同生產)，因此沒有導致西歐似的小城鎮發展(“早期城鎮化”)。其基本邏輯仍然是廣泛使 用廉價的家庭輔助性勞動力。

　　同 時，和家庭農場的組織一樣，集體化的村莊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會為生計而忍受極高強度的勞動密集化生產。即便是在“綠色革命”的現代投入 (主要是化肥、科學選種和拖拉機)進入的背景下，農業勞均生產率和報酬基本沒有增加。種植業產出達到原來的三倍，但勞動投入則是原來的四倍。過密化一仍其 舊。這就是本書的過密化農業歷史背景，也是本書所探討的改革時期中國小農經濟變遷的出發點。

　　本 書一貫強調人口因素，目的絕對不是想爭論人口是歷史的單一決定性因素，而是要直面中國這個基本國情，意在強調，對資本、技術、市場、社會結構和國家等其它 經濟因素的理解，必須要看到它們和這個基本國情之間的互動。近年來學術界傾向單一地突出市場因素，幾乎達到過去單一突出階級關系的極端程度。本書論證，無 論是市場運作還是社會結構，國家制度還是資本和技術，都得結合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來理解。

　　二．第二編：改革時期的農業發展

　　中國改革時期的農業“發展”(本書對農業“發展”的基本理解是農業勞均生產率和報酬的提高，因為如此才可能真正提高農民的收入)的基本要點是去過密化。它是改革時期農村變遷的主線。

　　第五章詳細論證，由于1980年代以來生育率的下降、大規模的非農就業和城鎮化、以及國民收入上升所導致的食品消費轉型，在這“三大歷史性變遷”趨勢的交匯之下，中國農業進入了前六個世紀所未有過的變遷。在1990年代初期，農村勞動力雖然增加到接近5億的頂峰，但其中相當部分被新興的鄉鎮企業非農就業所吸納，因此務農勞動力在突破3億之后，沒有更多地增長，但是仍然居高不下。直到新世紀，勞動力自然增長率下降加上離土離鄉農民工的大浪潮，以及農村自身非農就業的持續擴增，終于促成了劃時代的農業就業人員的快速下降。到2010年居然降到2億以下，在十年中降低了足足三分之一。這是非常急劇的歷史性變遷。

　　此外則是中國的傳統食物消費從8：1：1的糧食：蔬菜：肉食比例逐步朝(我們根據城鎮中上層40%的食物結構預測的)4：3：3比例演變，肉食和菜果的消費以每年約5%的速度增長。我們估計，在10~15年中將會完成整個轉化過程，形成比較穩定的新結構。

　　高值蔬菜和肉食新農業總量上升以及農業勞動力減低的交匯導致了每農業勞動力產出的顯著增長(即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伴之而來的則是農場平均面積和收入的上升。

　　第六章把這個劃時代農業結構變遷進一步具體化。筆者把它稱作“隱性的農業革命”，因為它和以往的典型農業革命——18世紀英格蘭和1960、1970年代的“綠色革命”——不同，并不表現在農業主要作物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而更多表現在農業結構轉向越來越高比例的高值“新農業”(即菜-果和魚-肉、蛋奶)的生產。新農業是資本和勞動雙密集化的農業，既需要資本投入(例如蔬菜的塑膠拱棚、養殖的畜舍、魚塘等)，也需要更高密度的勞動投入(一個勞動力只能種一畝地的拱棚蔬菜，但能種四畝的露地蔬菜)。

　　在1980到2010年的30年間，蔬菜和水果的播種面積增加到原來的六倍以上，其產值占到農林牧漁總產值的26.7%，肉-魚則占到總產值的39.3%。兩者合并達到總產值的66%，成為1980年代以來農林牧漁總產值每年上升6%的主要原因和動力。相比之下，谷物在總產值中所占比例已經降低到15.9%(雖然其所占播種面積仍然相當高：55.9%)。而這個急劇的變化比較容易為人們忽視，因為蔬菜缺乏明確的統計，也因為農業結構轉型涉及不同統計指標間的關系的演變，而不是單一指標的明顯上升。而肉食比例的上升則主要反映于“牧”業統計指標，容易為人們誤解。

　　與其他國家的農業歷史相比，中國具有明顯的不同。與古典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相比，性質完全兩樣，規模也遠遠大于前者(英國農業產出一百年才增加一倍，而改革期的中國則每年上升6%，12年翻一番，24年翻兩番)。至于1960、1970年代的“綠色革命”，一般每年才2~4%，要18到36年才翻一番。在亞洲，最早的綠色革命出現于20世 紀上半期的日本，當時其農村人口基本穩定不變，因此現代科技投入所帶來的增長完全體現于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益的上升，為全社會收入的提高做了鋪墊。至于韓 國和中國臺灣，部分由于日本統治下的農業政策(雖然完全是為了侵略國本身的利益)促使較早的化肥使用，加上后來的美國援助，導致兩地都在綠色革命期間便做 到顯著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中國面對的則是新投入多被人口增長和農業高度過密化所蠶食掉。

　　與中國相似的不是所謂的“東亞模式”各國，更不是英國或美國，而是印度。兩者同樣因為人口壓力而沒有能夠靠綠色革命的現代投入進入農業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而要等待全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更大的拉動力所導致的非農就業和城鎮化以及食物消費轉型才向新農業轉型。

　　第 七章探討的是伴隨著中、印這種新型農業革命而來的社會經濟變遷。根據馬克思(和列寧)和斯密的理論預期，伴隨農業市場化發展而來的應該是農民的無產化，部 分成為城市工業的工人，部分成為農村資本主義農業的雇工。但是，中國的新時代的農業革命再次和他們的預期相悖。在經過三十年的農業革命之后，中國仍然只有 很少數的農業雇工。我們根據發改委的農產品成本收益調查以及最可靠的1996和2006年的十年一度的農業普查資料，經過系統梳理和估算，得出的結論是，2006年中國農業總勞動投入中只有3%是雇傭勞動(06年之后增加幅度的精確估算則要等待2016年的第三次普查。)也就是說，中國農業主體仍然是小農家庭農場。但是，新農業——例如拱棚蔬菜和新型養殖——明顯比過去的舊農業(“大田”生產糧食、棉花、油料)帶有更高的“資本化”(即單位勞動資本投入的上升)。我們把這個現象稱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

　　這 是個悖論的現象，特別突顯中國的特色。其部分肇因當然是中國按人口或勞動力一村一村地平分土地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資本不容易獲取大片 的土地來進行雇工生產。但是，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小家庭生產的強韌性。一方面是新農業中小規模生產的優越性，特別體現于拱棚蔬菜種植的不定時、零碎而又繁 雜、密集的勞動投入，而家庭生產單位結合主要和輔助勞動力生產特別適合如此規模的生產，是比較廉價的形式。其道理其實和明清時期的高度家庭化、過密化、結 合農業與手工業的生產相似。此外則是由單一個生產單位結合兩種或更多的互補性活動所產生的范圍經濟效益(區別于規模經濟效益)，例如傳統的(棉)花-紗-布“三位一體”生產和蠶桑+繅絲生產，以及今天新農業中的“種養結合”。

　　與印度相比，在土地制度上，印度建國之后的出發點不是中國建國之初那樣的土地革命和均分土地制度，也不是中國改革時期的均分土地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度，而是原來的較高度私有化和不平等的土地分配。其后出現的是比中國要高得多的無產化。印度今天有約45%的農業就業人員是無地雇工。他們組成印度貧困人口的大部分。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每人日用1.25元美元以下的貧困人口占到印度全人口的42%。在中國則只是15.9%，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務農人員沒有無產化。

　　第 八章系統探討中國近年來的農業資本化的來源，亦即其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動力。新自由主義學者，根據來自西方的經驗和理論，以為農業資本化會主要來自農業 企業公司，而與之敵對的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學者們則傾向認為資本投入會主要來自政府及其計劃。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中國的經驗再一次是完全悖論的。我們再次 根據農業普查資料和成本收益調查資料，發現小農戶總資本投入量要遠高于政府和農業企業，而其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小農戶的“半無產化”非農打工收入。在固定資 本投入方面，小家庭農場投入的總量和政府的差不多。但在流動資本(包括新農業中的化肥、農藥和良種投入以及新養殖業中的人工飼料和優良仔豬、雞苗等投入， 以及舊“大田”農業中為了節約勞動力的機械和農藥的投入)方面，則遠高于政府和農業企業。小農戶顯然占到所有播種面積和養殖業的絕大比例。也就是說，小農 戶是近年來的農業資本化的主要動力。

　　鑒于此，國家明顯應該更多關注和扶持小農戶家庭農場，而不是像過去十年那樣完全向龍頭企業傾斜。這是本書提倡的農村發展出路的一個方面。

　　為 了避免人們誤以為上述思路和舒爾茨的基本吻合，第九章系統梳理了筆者和他之間的不同。基本分歧在于對人口問題的認識。舒爾茨的出發點是原教旨的市場主義： 認為在市場機制的運作下，資源必定會得到最佳配置，無論農業經濟還是工業經濟都如此。他把農業想象為和工業同樣的經濟。然后，根據他的新古典經濟學市場邏 輯，認為傳統農業中不可能有人口過剩。

　　他 首先把勞動力過剩定義為絕對過剩，即零價值的勞動，然后據此爭論前工業時代的農業經濟不可能有勞動力過剩。其邏輯是，顯然，沒有人會為零價值而勞動。但在 真實世界里，關鍵是勞動力相對于土地的過剩，而不是絕對的過剩，是勞動力的相對低報酬，而不是絕對的零報酬。后者只是虛擬的稻草人，只是一種辯論游戲。我 們已經看到，中國傳統農業與英國的不同在其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導致完全不同的農業制度。

　　中國新時代的農業革命絕對不簡單來自舒爾茨所想象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這是因為，在現代中國共產黨革命之前的六個世紀中，其農業經濟是市場化的、也是私有化的，基本符合舒爾茨所提倡的結構，但是，經過20世紀新投入的引進，它仍然只延續了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危機和大規模的農村動蕩。之后，在1960、1970年 代的“綠色革命”中，中國更大規模地經歷了舒爾茨所認為是最最關鍵的技術更新，但其所推動的生產發展卻被人口增長所蠶食掉。最后，改革時期的新型農業革 命，則來自完全出于舒爾茨視野之外的“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即源于生育率下降和大規模非農就業所導致的人口相對土地壓力的下降，加上全社會的食品消費 向高值農產品的轉型，方才促使農業勞動生產報酬大規模上升。這才是中國新時代農業革命的真正意義。

　　與 中國相比，印度更接近舒爾茨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模式，因為中國的土地產權依然不明確(農戶具有使用權，集體具有理論上的所有權，但國家則保留征用權)，國家 對市場的干預度也遠高于印度。根據舒爾茨的理論，印度的經濟發展應該比中國成功。但事實正好相反。中國的新農業革命明顯比印度成功，沒有印度那樣程度的農 業生產無產化，也沒有印度那樣的大規模農村貧窮。整體的經濟發展也遠比印度快速。這些事實都和舒爾茨的理論直接相悖。

　　其實，舒爾茨對上述的經濟史可以說是絲毫不關心。他是位純理論家。和劉易斯同樣，他憑理論把“傳統農業”想象為沒有變化的農業(與劉易斯的不同是，舒認為它是處于高效的“均衡”狀態)，完全忽視諸如英國的18世紀(在前現代技術下的)農業革命，更毋庸說諸如中國在戰國時期因進入鐵器時代的農業革命，十世紀長江三角洲吳越時期的水利革命，或明清時期的棉花革命。

　　舒爾茨完全沒有想象到經濟史理論家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1965年所論證的，人口壓力在傳統農業變遷中(從25年一茬的森林樹木的刀耕火種到5年一茬的灌木的刀耕火種，兩年一茬的糧食和休耕/飼料輪作、再到一年一茬、而后一年兩茬，其間勞動邊際效率遞減)所起的關鍵性作用。更毋庸說同樣重要的經濟史理論家瑞格里(Anthony Wrigley)1988年所闡明的前現代有機經濟(organic economy)與現代無機經濟(“基于礦物能源的經濟”，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 ) 在能源上的基本差別。在前者之中，人口和土地的關系是關鍵，在后者之中技術則更重要。舒爾茨完全沒有考慮到農業和工業經濟間這些方面的差別，因此才會強調 人口和土地因素對農業來說并不重要。說到底，舒爾茨的理論依據是原教旨市場主義的理念;對他來說，歷史和經驗只能從屬于其預定理論。

　　但 是，在一個基本認識的層面上，筆者是認同舒爾茨的傾向的，雖然他自己并沒有明確說明——即農民應該被認定為具有能動性和創新性的主體。只要有合適的條件， 農民是會推進經濟發展的，在現代以前如此，在現代也如此，即便是在艱苦和不公平的條件下也如此。但是，迄今中國歷代的政府一貫把農民視作要么是管制和汲取 的被動對象，要么是援助和扶持的被動對象，而不是具有獨立自尊性的主體。尊重和扶持農民的自主性是本書要提倡的農村出路的另一方面。

　　第 十章討論的也是完全處于舒爾茨視野之外的問題。和馬克思主義同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想象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由規模化資本主義工業產業和規模化農業產業組 成的。由此，兩者都比較關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馬克思所稱作)的“生產關系”。但在中國新時代的小農經濟中，傳統概念中的生產關系(無論是雇傭還是租佃關 系都)并不那么重要，更關鍵的是農戶與市場間的(我們可以稱作)“流通關系”。

　　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市場是由處于同等地位的經濟主體(“理性經濟人”)所組成的。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科斯根據同樣的思路——平等主體的市場經濟——而特別突出“公司”(the firm)的角色，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在于公司與公司間的契約關系所附帶的“交易成本”(契約簽訂所需要的信息、簽訂、驗收、執行等成本)。即便是馬克思，他所想象的也是大產業資本和大商業資本間的關系。

　　中 國農村今天的實際則明顯與兩大理論傳統都相悖。中國經濟當前的主要流通關系越來越多地是由大商業資本和小農戶所組成的不平等關系。事實是，小生產雖然具有 一定的經濟活力，但是它必須要得到較大規模的加工和銷售的“縱向一體化”，不然不可能在全球化的“大市場”中生存。而在權力懸殊的實際情況下，小農戶面對 的是商業資本的壓價和榨取。因此，小農戶今天非常需要另一種、能夠為小農戶保留更多收益的縱向一體化。這是近年來相當數量的合作社興起的基本原因。

　　但 是，近十年來國家政策在補貼和優惠層面上，明顯向龍頭企業(其實大多是收購、加工和銷售的大商業資本，而不是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產業資本)傾斜。對于農民 合作社，國家采取的是一種(部分由于對集體化的反應所導致的)矯枉過正的放任政策，從緊密管制轉入基本讓其自生自滅。但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中，沒有更積 極的國家支持，任何民間組織，包括合作社，根本就沒有可能形成真正的氣候。這也是為什么今天的合作社多是小規模的，或者是偽裝的(由大戶組成，借合作社的 名義來獲取國家的補貼和稅收優惠)。

　　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歷史經驗是超越簡單的集體-計劃和放任-市 場二元對立的另一種道路。提高農戶收益和發展農業經濟顯然是國家和農戶的共同利益所在，這就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了最基本、重要的條件。在這方面，我們也許可 以借鑒日本和韓國以及中國臺灣的經驗。他們的歷史經歷具有一定的共同性。首先是日本近代的經驗，國家借助合作社來實行國家的農業政策和提供農業資助，合作 社基本被納入各級的地方政府，幾乎是官方機構的一部分。這個模式通過日本占領而被引進韓國與臺灣。其后，部分由于美國的占領或大規模援助，三者都在其影響 下執行了土地改革，基本取消了之前的地主-佃 農制而建立了相對平等的小耕作制度。繼之而來的是(又是在美國影響之下)對原來的日本模式的民主化，把之前的合作社從為國家執行農業政策的單位改組為半官 方、半民間的機構。這些半官方機構不是管制或汲取性的組織，而逐步演變成為代表農民利益的載體，最終直接參與國家涉農立法和政策。這是一個官民良性合作的 很好先例。中國的合作經驗則失于要么國家(在集體化時期)過度控制，要么(在改革時期)過度放任。這是本書要提倡的農村出路的另一個方面。

　　三．第三編：非正規經濟與社會危機

　　上 個世紀，在傳統的城鄉差別(城市是國家機構和官僚所在地;鄉村是被統治的人民所在地)之上，加上了現代和傳統經濟部門之間的差別。這些差別在革命之后得到 一定的縮小。農村人民通過集體組織獲得一定的基本社會福利，雖然和城市還有相當的差距。農民的收入通過土地革命有一定的提高，但同樣和城市還有一定的差 距。城鄉間的距離依然相當顯著，尤其是在1958年確定城鄉戶籍制度之后。進入改革時期，之前的福利制度完全瓦解，而伴隨城市的更快速發展，農村生活水平日益落后于城鎮。城鄉差別日益懸殊。根據世界銀行的相對客觀估計，1985年中國的城鄉差別為1.8：1，到2007年，已經劇增到3.3：1(World Bank 2009: 34, and fig. 2.36)。

　　第 十一章論證，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意味的是，中國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大規模為國際資本提供廉價勞動力。在如此的結構下，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地進入城市，為 外國和新興的國內資本打工。同時，為整個現代經濟部門提供一系列的廉價配套服務，包括建筑、運輸、餐飲、攤販零售以及清潔、保姆、保安、工匠等各種各樣其 他的服務。這些來自農村的農民工很大部分處于“非正規”的狀態，即沒有正式職工地位、沒有國家法律保護、沒有(或只有低等)社會福利。結果是龐大的“非正 規經濟”的快速形成。

　　中國今天的經濟-社 會，除了頂層的高級官員和資本家之外，其實主要由正規和非正規兩個等級組成。一方面是受到國家所謂“勞動”法規保護的、帶有優厚社會福利的正規職工，其中 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以及正規企業的白領職員，而只包含較少數享有正規身份的藍領工人。另一方面則是不受到國家勞動法規保護的、沒有社會福利(或只有低 等福利)的非正規職工，主要包含農民工以及其“半工半耕”家庭的其他就業人員。本文詳細論證，前者總數只是全社會所有就業人員中的六分之一，其實一定程度 上是個具有特權的階層，后者則占到六分之五。事實上，國家今天所謂的勞動法規已經脫離大多數真正意義的勞動人民。兩個等級間的差別是今天中國社會經濟危機 的一個關鍵，亟需改革。

　　這 是個完全與現有“主流”理論相悖的基本事實。在新自由主義(和英美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今天在中國社會科學界影響最大的有以下幾種“理論”模 式。首先是“橄欖型”(區別于“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模式。據此，社會學家們爭論，中國已經進入像美國那樣的中產階級(行將)占到全人口最大比例的社會結 構。再則是“劉易斯拐點”模式，其邏輯是，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其要素市場必定會從一開始時的城鄉(現代與傳統)“二元經濟”達到關鍵的“拐點”而進入整 合的單一勞動力市場。他們爭論，今天中國已經進入這樣的拐點，所構想的是整合于城市的所謂“中產階級”的勞動力市場。這是個和“橄欖型”社會結構模式相互 呼應的理論。再則是“第三產業”理論，認為今天中國已經和西方發達國家同樣走入了服務業占到全經濟最大比例的先進模型。和“橄欖”與“拐點”理論同樣， “三部門”理論把中國硬塞進單一線性的西方現代化理論模式。三者都完全無視非正規經濟的巨大現實。

　　第十二章進一步論述，非正規經濟其實是中國之所以如此成功地吸引外來投資的關鍵。19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的激烈競爭之下，依賴的是繞過或違反國家勞動法規的非正規勞動力，另加非正規征用來的廉價土地，再加上稅收優惠、無顧國家環保法規等，據此來為國內外資本建造極其有利的投資條件，成功地成為全世界公認的最有吸引力的投資去向。

　　這 個關鍵性的地方政府主導的“成功”“秘訣”則被主流經濟理論所完全掩蓋。今天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把中國發展經驗簡單總結為市場化和私有化 的功績。在他們(源自科斯和諾斯)的理論中，唯有明確的私有產權才可能減低交易成本和促進經濟發展。政府所起作用只可能是反面和消極的，不可能是積極的。 因此，他們提倡中國最終必須消除國家/地方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消除其非私有的產權和企業。如此的理論顯然嚴重歪曲了中國發展經驗的實際。

　　當然，如此的反事實理論，即便是在西方本身，也激發了反對的理論。魏昂德(Andrew Walder)爭論，地方政府其實在中國發展中起到關鍵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地方政府的行為其實不像政府而更像在“硬預算約束”下運作的企業。錢穎一則力爭，地方政府之間其實具有類似于美國聯邦主義政治體制下的州際間的競爭，由此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魏昂德和錢穎一的這兩套理論的經驗根據都主要是1980年代興起的由地方政府主辦的鄉鎮企業;他們忽視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更加重要的中國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競爭下對(國內外)外來資本所采用的非正規舉措，借用的是非正規經濟人員以及非正規征用的土地。

　　正是這樣的非正規經濟和非正規舉措，既導致了中國舉世矚目的GDP增 長，也導致了今天極其嚴峻的社會危機。社會不公之所以成為中國今天的頭號問題，首先是因為正規與非正規經濟之間的日益懸殊的差別。同時，也是因為國家一直 沿用了過去的社會主義話語和意識形態。今天的社會不公是在老百姓普遍認同國家社會公平理念之下形成的。老百姓因此也對其間的矛盾更加敏感。憑借修飾性的 “橄欖”、“拐點”、“三部門”和“交易成本”理論只能暫時掩蓋社會不公和社會危機的實際。現有的西方理論則完全沒有認識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危機其實 來自同一根源——地方政府行為——這個基本事實。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從地方政府行為入手，因為解鈴還需系鈴人。這是本書提倡的農村發展出路的另一方面。

　　第 十三章分析的是非正規經濟的社會結構和組織邏輯。與斯密和馬克思預期的高度個體化的工業產業工人不同，中國非正規經濟中的基本經濟單位仍然主要是(農村) 家庭而不是城鎮個人。即便是離土離鄉的農民工，他們的戶籍仍然在農村，在城市只可能是暫住者和流動人口，絕大部分沒有可能在城市買房而長期居留。其子女在 城鎮上學必須支付高昂的“擇校”費。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城市的醫療、養老、失業保障，必須依賴自家的農場來替代社會保障和福利。與此同時，他們仍然是自 家承包地的合法耕種者。因此，大多數會把部分收入匯回老家，在攢錢之后會回家蓋房。在經濟決策層面上，他們和城市居民有一定的不同，會更多地考慮到家里的 老人和/或孩子。即便是在城市的生活和經營中，他們之中的小私營企業和個體戶也多依賴自家或來自老家的親鄰。

　　家 庭的關鍵性具體體現于農村三代家庭的頑強持續。從解放前到毛澤東時代乃至今日，中國農村的獨子家庭幾乎全是三代家庭(無論其暫時的安排如何)。農村家庭唯 有在多子的情況下，才會和父母分家，但依然會采取各種不同的多戶家庭組合(例如，分開后由父母親輪流在不同兒子家吃飯、由各個孩子分擔父母的贍養責任或其 承包地的種植等)。遲至2000年，中國的三代家庭在農村的比例是25%，是同時期美國的5.2倍。這個比例其實比1990年的17%有顯著的提升，主要是因為生育政策導致較高比例的獨子家庭。因此，我們絕對不可簡單地以為中國的家庭結構必定會像西方那樣“核心家庭化”，絕對不可簡單地接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單一線性社會經濟“發展”模式。

　　這一切顯然和新自由主義家庭理論十分不同。后者的簡單成本收益經濟決策絕不適用于仍然高度家庭化的中國農村(即便是城鎮，三代家庭也達到17%的比例)。中國家庭經濟的抉擇，包括打工、結婚、投資、子女教育等都出自家庭的考慮，包括傳統文化因素，而不簡單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們(例如，貝克Gary S. Becker)爭論那樣的個體化成本收益的個人“理性抉擇”。

　　在 法律方面，非正規經濟領域沿用的多是比較傳統的法律制度，包括傳統的社區和親鄰調解，在改革后期重新呈現，以及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社區干部調解。其對贍 養和離婚財產的處理，更多地反映比較傳統的“家庭主義”價值觀，而不是像城市中越來越走向“個人主義”。后者的一個具體體現是國家法律逐步確認夫妻間由一 方父母所贈與的房產可以是夫妻之中一人所有的財產的法律。今天在法律層面上的“個人主義”與“家庭主義”矛盾和論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規經濟和非正規經 濟之間的不同。

　　家 庭組織在非正規經濟中的強韌性，一方面可以說反映了農村比較傳統(有的人會認為是“落后”)的實際，但另一方面則可以說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關鍵在 于要看到中國這方面的“特色”。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機械地援用西方理論。也唯有如此才能想象到具有中國主體性的理論，才能想象到一個與西方不同的現在和未 來。這也是本書提倡的農村發展出路的另一方面。

　　四．第四編：中國的發展出路

　　中國83%就業人員處于低收入、低福利、低等級，這涉及11.2億 的人口。這顯然是一個超巨型問題。其規模遠遠超出當前的一些針對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措施。譬如，加大國家財政投入和服務、建立農村合作社、建立農村合 作醫療保險制度和擴大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提高農民工參與三保(醫療、工傷和退休)比例、國家扶貧工程等。此外，本書討論的農業革命肯定起了相當大的作 用，但也只能減緩日益拉大的城鄉差別，不能縮小這個差別，因為城鎮比農村經濟發展快速乃是世界經濟史中的通例，也是有機和無機經濟間的實質性差別。合作化 組織的有力推進可以為農民保留比當前要高的農產品利潤比，但同樣只能遏制差別的進一步擴大，不能縮小差別。

　　要徹底解決過去30年 所積累下來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問題，需要更大規模的舉措和變化，不僅關乎農村經濟和社會，更關乎全經濟社會。但這不是憑空虛想所能有補于事的問題。當前比較 流行的一些意識形態化構想，譬如，爭論更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必定會導致更高度、更全面的發展，只可能像“橄欖型社會”、“劉易斯拐點”和“三部門理論” 那樣限于空談、虛構、甚或諷刺或掩蓋實際。又譬如，提倡某種反全球化、反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同樣只可能脫離當前的世界實際，最多也只能夠像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表述陷于空談。我們需要的是大手筆的、實際可行的舉措，并且是可供實證檢驗的例子。

　　中 國改革以來的特殊國家體制——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悖論結合——以及這個體制特殊的經過試點而后決策的方法，為我們提供了不同地方的實驗經驗。本編問的 是，針對上述問題，縱覽各地各時期的不同嘗試，有什么特別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的方法和實踐經驗?在其實際作為的底下，展示了什么樣的概念和邏輯?這里要求 的是真能徹底解決中國超巨型社會不公問題的大舉措。

　　毋庸贅言，面對全球經濟衰退，中國30年出口拉動的快速GDP發展顯然已經不可持續。今后的經濟發展必須依賴更深厚、可持續的國內市場來支撐。而擴大內需的關鍵在于提高大多數(非正規經濟中的)人而不是少數中產階級的收入。這不簡單是一個社會不公或社會危機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發展策略問題。

　　2007年6月7日國務院發展改革委員會正式發出通知，讓重慶市和成都市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明確指示要“大膽創新”，“發揮示范和帶動作用”。之后，重慶做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超越左右分歧的的統籌城鄉實踐。當然，在2012年的上半年，重慶市出現了涉及其最高領導層的危機，導致其前市委書記的革職，直接影響到其實驗的可持續性。雖然如此，其統籌城鄉方面的一些關鍵性舉措依然得到延續，并且碩果累累，對全國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從這樣的一個視野，第十五章具體檢視了重慶市最近幾年的經驗。它的特殊性在于針對社會不公和高速經濟發展兩者兼而有之的成績。對于前者，它的實踐經驗展示了改革以來全國范圍內最大、最顯著的作用;對于后者同樣。在短短一年半之中(2010年8月到2011年4月)，它為全市322萬 (工作五年以上的本市)農民工辦好了從農民轉城市居民的手續，使他們得以享受與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福利，包括農民工最頭痛的下一代義務教育權利。此外，大 規模筑建可供兩三百萬人(主要是農民工，也包括大學生和困難戶)住的廉價公租房。兩者合并，為全市農民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良民生條件。這是在全國各地都 遠遠沒能達到的大成績。同時，它連續五年維持了每年16%的經濟增長率，并且是健康、穩定的增長。這點可以見于它的住房均價——2011年年底，主城區的新建房子銷售仍然維持在六七千元一平方米的均價，顯然是中等和中下等收入(區別于不符實際、夸大了的“中產階級”修辭)人群可以負擔的范圍，和全國其他大城市的三四萬元一平方米明顯不同。起碼在以上的事實層面上，重慶真正做到了“公平發展”。

　　總 結其經驗的關鍵問題是，錢和資源是從哪里來的?和許多其它地方同樣，最重要的首先是土地。城市建設用地顯然是其國有資源的主要組成部分。它的增值為政府， 也為其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提供了關鍵的財政與財產支撐。在這方面，重慶和其他地方政府沒有太大區別。所不同的是，首先，重慶建立了獨特的“地票交易 所”，讓全市范圍內放棄其宅基地的農民能夠經過復耕和驗收而拿到“地票”，憑此進入地票交易所而獲得建設用地潛在增值的部分收益。其中的道理是，因為當地 政府可以憑借中央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 政策而用如此的地票來(向中央)獲得一畝地的建設用地指標，而這樣的指標對政府和開發商都具有更大的價值，因此形成可以兌現的市價。2010年底，一畝這樣的土地已經達到10萬元的價格。2011年，更上升到24.4萬元的均價。這就和別的城市很不一樣。例如北京，征地補償基本由政府說了算，沒有什么市價可言。它也只可能惠及城郊居民，對邊遠地區的農民毫無幫助。

　　另一個重要不同是，如此的土地財政所獲得的收入，在重慶部分被用于公租房的建設，其實是政府在這方面的最主要投資。我們可以用抽象化的模式來理解：一般不具備基礎設施的“生地”價格約1萬元，具有設施的“熟地”約10萬元，最終蓋有樓盤或工廠的約100萬 元。在別的地方，政府一般在第二階段就把土地“出讓”給開發商。那樣，增值的大頭歸屬開發商(以及他所給予地方官員或政府的“回扣”)。而重慶的公租房建 設則不同，這里政府的角色貫徹到第三階段。這樣，土地在最后的、最大的增值歸屬于民生工程，而不是開發商或官員或政府本身或它的形象工程。這是重慶公租房 建設的一個重要特點。

　　土地增值的另一個用途是政府的“八大投”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公司——例如能源供應、公路、交通、水務、水利、城市建設等。政府在之前所收購的土地是它們的關鍵財源，也是重慶市政府把其“問題資產”轉化為具有雄厚資源和資本的主要資金來源。而政府規定這些公司必須上繳30%的利潤，政府本身則必須把50%的財政支出用于民生工程。這樣，就形成了把土地財政用于民生的良性運作。國有資源的增值和國有企業的利潤同樣歸屬、被用于民生工程。

　　政 府財政所包含的首先是在稅收(第一財政)之外的“第二財政”，亦即一般意義的政府預算外收入，主要是政府從轉讓建設用地所獲得的收益。重慶的創新在于其 “第三財政”，即政府通過把資源和資金投入其國有公司所獲得的利潤。前者比較好理解，后者則比較難掌握。我把它理解為“第三只手”，即市場的看不見的(第 一只)手、國家通過財政和金融手段調控市場的第二只手，以及國家通過其國有企業所獲得的利潤投資于民生的這個第三只手。

　　最 后這一點是最不容易被理解的，主要原因是現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霸權話語，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前者的出發點是國家和經濟、公和私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 的話語結構和文法。前者認為在市場盈利的只可以是私有資本，不可能也絕對不應該是國家。后者同樣拒絕國家在市場上盈利，認為市場盈利只可能是資本主義的， 絕對不應該、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政府所為。由此，對盈利性的國有企業，兩者都抱有基本否定的態度。前者根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尤其是科爾奈的兩者完全對立、 分別具有截然不同的協調邏輯理論，推論國有企業只可能是官僚化的、壟斷性的、低效的。與民營企業共存，只可能導致沉重的不協調成本。因此，必須進一步私有 化和完全地市場化，消除國有企業。后者則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從市場和商品經濟盈利只可能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性的行為，不可能是為民眾服務的。

　　但 重慶的試驗證實的是，國有企業可以憑借盈利而服務于人民。它既可以強勁有力地促進經濟發展，也可以強勁有力地解決超巨型的民生問題。它突出的是，作為改革 時期中國起點的計劃經濟，既可以是沉重的負擔，也可以是有利的條件。在計劃經濟下的國營企業，很大部分(國家戰略性企業除外)確實是低效的。但是，市場化 的國企和國家，同時也是在面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現實下，唯一具有充分強勁力量來與發達、先進的跨國資本主義企業競爭的實體。這樣，中國從計劃經濟體系出 發可以不是沉重負擔而是有利條件。市場化改革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歷史性的機遇。

　　當 然，這一切需要強勁的經濟發展來支撐。在這方面，重慶做的和其它地方沒有太大差別，但也許更具想象力。其戰略思想是利用全球資本來推動中國自身的發展。重 慶的筆記本電腦產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借助于惠普和富士康等公司，借用他們的投資來啟動重慶自身的發展和“集聚效應”(aggregation effect)，由此來推動整體經濟的發展。汽車、天然氣等生產同樣。

　　其中一個關鍵是“渝新歐”鐵路，把重慶從“內地”改為“口岸”。市長黃奇帆通過先與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之后是與白俄羅斯、波蘭和德國，達成利益分享的協議，組成從重慶一次性過關后，通過上列國家而直達德國杜伊斯堡的鐵路運輸。2012年4月，已經每周通行兩個班次，14天便可到達德國杜伊斯堡，比通過上海或深圳出口然后海運到歐洲要快20天。這個大膽和極具想象力的工程是其原先所以能夠引入惠普和富士康(以及宏基、廣達、英業達等)的一個關鍵條件。2012年4月，重慶已經達到年生產5000萬臺筆記本電腦的規模，預期2014年能達到年一億臺，相當于原先預測的全球需求量的三分之一。毋庸說，如此規模的信息產業發展起了帶動該地全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重慶這部分的經驗也不容忽視。正是它和國有經濟的混合經濟體，組成了雙方既有競爭也有互補的良性關系，而不是單一的市場經濟，也不是單一的非市場經濟，而是兩者的良性混合經濟。這個混合，加上公平發展，便是重慶實驗的獨特和超常成就背后的基本經濟結構。

　　至 于農村問題，重慶打出了極具創新性的“三權三證”設想，推動農民土地資源(所謂三權，原來計劃的是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但在實施之中宅基地已經被轉釋為 農民房屋)的資產化，由政府出具“三權”的市價的證書，讓農民可以將其土地資源作為抵押向銀行貸款。市政府規定其額度可以達到市價的85%。同時，組織、引導當地金融機構向農民貸款，計劃到2015年貸款1000億元給農民。

　　這一措施的實際效果尚待觀察，因為當地銀行在實施過程中很可能會一如以往地認為唯有政府和企業才是可靠的融資者，貸款給農民則是高風險低收益的生意。銀行很可能依然像過去的十年那樣，在實際運作中主要向農業企業和大戶傾斜，尤其是龍頭企業。地方官員在GDP考核的壓力之下，可能同樣傾向于扶持農業企業。而真正能夠改造農村的則是一個針對小農戶的方案，尤其是針對可能達到適度規模的小農戶的舉措。它們已經為中國農業的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并且還能貢獻更多。

　　與 農業問題直接相關的是全國國企具體到底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經營組織和運作方式，因為唯有國企的超巨型資源和利潤才具有真正能夠徹底解決城鄉在福利、教育和公 共服務方面的差別問題。在具體如何經營和運作方面，國企的進一步改革尚待通過實踐來繼續摸索和細化。(在這方面，我們十分需要深入重慶國企的微觀層面的經 濟和社會人類學的研究，來總結已經積累的經驗。)目前，重慶在這方面還沒有提煉出清晰的概念，更不用說“模式”。但是，它所指出的方向——即利用國有企業 的資源和利潤來為民生服務、借此來推進 “共同富裕”——顯然已經起了非常重要和大規模的作用。具體如何把它的經驗制度化、組織化則尚待未來的摸索和研究。可以肯定的是，重慶的實驗已經為我們指出了一條超越左右的、既是市場化的經濟發展，也是社會公正的發展道路。

　　也 許我們可以這樣來總結重慶實驗的啟示：它代表的方案是新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結合。它與過去計劃經濟不同的是，當時拒絕市場和市場增值與盈利，堅決要 求公平優先，結果國家和國企不堪重負，欠缺資本和財富，最終是民不富國也不富。它最終變成一條“共同貧窮”的道路。而重慶的經驗則是，先借助市場的增值和 盈利來支撐人民的生計與福利，然后再借助人民的富裕來促進國家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如此建立螺旋式的發展與公平的相互促進。它是一條真正可以稱作“共 同富裕”的道路。重慶經驗為我們指出的邏輯不是為公平而犧牲發展，而是(可以稱作)“為公平而盈利;為發展而公平”的道路，是一條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

　　五．從實踐出發的經濟史和經濟學

　　貫 穿全書的研究進路是通過中國經濟的實踐歷史來擺脫、超越源自西方經驗的理論模式。但這絕對不是完全拒絕、排除西方的理論，而是要從頭到尾與之對話，指出其 所包含的邏輯，借以來闡明中國經濟實踐所包含的不同邏輯。本書討論和批評最多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包括時髦的新制度經濟學，但也兼及馬克思主義理論 和實體主義理論。筆者認為，我們最終必須以中國經濟實踐經驗為準來決定理論上的取舍。這不可能是個封閉性的自說自話，而必須是個對話、對比性的探索和創 新。

　　當 前，事實是中國的經濟理論遠滯后于中國的經濟實踐。在實踐層面上，中國的經濟發展說得上已經“舉世矚目”，但在理論層面上，還遠遠說不上有什么如此的創 新。我們今天需要做的是腳踏實地地深入其實踐經驗，由此來挖掘其所包含的理論邏輯，也由此來突出其所包含的問題和嚴重不足，更以此來探尋未來的可能出路。

　　本書最后的第16章提出創建 “實踐經濟史”和“實踐經濟學”的設想。迄今，中國的理論爭論幾乎全都陷于 “左” 和“右”理論的爭執，其實都是同樣來自西方的理論。本書論證，中國真正的創新在于其實踐，而不在于其迄今仍然缺乏主體性的理論。中國的實踐社會科學的目的 在于探索實踐層面上已經包含的創新和理論含義，也在于探索其社會不公的根源，更在于探尋有效的未來實踐的道路。大家也許可以想象、甚或期待、中國經濟在未 來更加顯著的成就。如果中國在解決社會不公層面上也能做到顯著的成績，在實踐之中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真能夠有效綜合市場經濟和中國共產 黨的公平理念，中國將會為全人類展示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經驗的道路。那樣的話，西方理論對中國的曲解便會不攻自破，而中國實踐經驗所包含的創新和 邏輯也當然會成為具有中國主體性的學術和理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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