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蘇格蘭獨立，英國新國旗會是什么樣?眾人熟知的“米字旗”其實是由聯合王國三個組成部分各自的十字旗疊加而成，蘇格蘭在其中是藍底斜白十字那部分。也就是說，蘇格蘭的離開會讓已經飄揚了近三個世紀的“聯合旗”，僅剩下空蕩蕩的白底，以及紅色的“米字”。

　　對于未來，這是當下很多英國人不愿面對的一種可能。但其實，即使蘇格蘭人離開，英國其實也不需要更換國旗。因為依照法律，聯合王國的旗幟代表的不是政府而是王權。只要獨立后的蘇格蘭依然選擇君主制并保留英王的元首地位，倫敦就可以把一個“外國”政府的標識放在自己的旗幟里。

　　這個在政治進程中的花絮展示了一個容易被人遺忘的事實：當代英國依然保留在一個帝國時代遺留下來的治理框架，盡管蘇格蘭在經濟和民主權利上已經具備一個現代國家的雛形，但倫敦的英國國會以及由此產生的聯合王國政府，仍然是按照統治一個帝國來設計的。

　　被舊帝國體制管理的現代國家

　　自從1998年工黨控制的英國國會下議院通過《蘇格蘭法案》以來，蘇格蘭民族黨就不斷在地方議會中擴大影響力，直至今天代表蘇格蘭社會的政治多數。前首相布萊爾的地方分權政策讓蘇格蘭在1707年同英格蘭聯合之后首次擁有了自己的議會，蘇格蘭人也在300年來再次感受到自己的國家不是南方的從屬，而是一個可以把握自己政治進程的國家。

　　不過，1998年的“分權”并非聯合王國兩個組成部分進一步明確各自權力范圍，而是女王的政府予以地方以自治的權力。《蘇格蘭法案》賦予蘇格蘭議會包括司法、社會政策、治安等各項實際權力，而聯合王國政府僅保留國防、外交、移民等涉及國家安全的所謂“保留權力”(reserved power)。另外，唐寧街10號也增設一個“蘇格蘭事務部”，領導該部門的“蘇格蘭事務大臣”屬于當代英國政治中越來越少見的傳統英式官僚，執行著類似外交官的日常事務，寬泛且間接地處理與蘇格蘭相關的各項事務，相當于首相的蘇格蘭問題首席顧問。

　　如果回顧歷史，這樣的行政安排像極了大英帝國時代末期的各種“印度事務部”、“愛爾蘭事務部”等等，他們管轄的各個范圍并非自上而下的直接統治，而是彈性的殖民管轄兼自治的模式。這種君主制下的英式官僚機構好比蜂巢，整個英帝國的核心——國王相當于蜂巢的蜂后，各個等級和階層的蜂群都圍繞著他們的王忙忙碌碌。盡管這個王幾乎沒有任何實權，但整個蜂群社會的秩序還是被由此產生的一種無形向心力維持著，自發地排列出等級層次。

　　在法理上，英國國會對蘇格蘭的逐步分權也踩在這樣的“帝國”節奏上。僅僅從法律書面上來看，賦予大英帝國一個組成部分一些自治權并不會傷筋動骨，但在政治上仍另含深意。1997~1998年工黨的一系列地方分權改革，可以解讀成是布萊爾政府為解決北愛爾蘭問題的后續動作，也是“新工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布萊爾政府拿出了一套在北愛爾蘭組建議會及民選政府的方案，以期立即結束當地新教徒與天主教徒之間的流血沖突。同時，在蘇格蘭和威爾士地區同樣組建平級的地方議會，與北愛方案配套，一同完成布萊爾所設想的地方分權“現代化”改革。這種“現代化”，簡單來說就是讓英國向美國那種中央-地方關系靠攏，讓英國國會看上去像是自下而上的聯邦制議會。這與傳統上的英國憲政理念完全不同。

　　然而，布萊爾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藍圖并沒有充分實現，“新工黨“也在后來的大選中漸失人心。不過，一個政治上高度獨立的蘇格蘭還是這樣實實在在地留了下來，并在整個聯合王國的治理生態中，被維系于一個類似于舊式宗主國-殖民地的關系之中。

　　問題是，如果一個逆反情緒相對較弱的地區置于這樣的治理結構下尚且可以，但這里是蘇格蘭——一個無論在經濟還是地區發展上都充滿希望，且仍然模糊地保留著仇英情緒的國中之國。一個已經嘗到獨立國家甜頭的地方，一定不會滿足于這種帝國管理殖民地的方式。

　　布萊爾的遺產

　　把視線調回布萊爾的“現代化”抱負。對蘇格蘭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在理論上其實是個一石三鳥的絕妙方案：在經濟上，把撒切爾的自由化果實擴展到被她嚴重傷害過的蘇格蘭工業地區，讓蘇格蘭政府擁有規劃地方產業的能力，可以縮短從地方到倫敦漫長無際的決策過程。把此前“去國有化”帶來的負面影響轉化成機遇，在地方政府擁有自決權的基礎上整頓地方產業并按市場需求改革勞動力政策，最終帶動了蘇格蘭中小企業在今天的蓬勃發展。

　　其二，擴大工黨在蘇格蘭地區的影響力。之前保守黨長達13年的執政徹底改變了英國的經濟面貌，但也在無數產業社區中留下了貧困和失業的創傷。蘇格蘭更是政策的重災區，自18世紀末期傳承至戰后的產業輝煌幾乎完全毀于撒切爾之手。而吸收了經濟自由化思想的“新工黨”重裝上陣來到蘇格蘭，帶著撒切爾留下的遺產來面對撒切爾留下的傷疤，還不需要去面對保守黨那種改革的抉擇，無疑是擴大其影響力的天賜良機。

　　第三，在拿下蘇格蘭的政治多數以后，工黨可以彌合因為經濟政策而被進一步拉大的南北鴻溝，以及由此帶來的民間仇恨。布萊爾期望工黨可以在整個不列顛打造一種新的政治共識。如果說20世紀之前，不列顛因為貿易霸權和忠君愛國思想而凝聚;在戰后，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理念取代了那個舊時代的大英帝國再次把不列顛團結起來;現在，輪到“新工黨”來運作一種新型的意識形態，來重新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中的聯合王國重新聯合起來，并以此打消可能出現的局部民族主義。

　　不過，再美好的設想也抵不過現實。在蘇格蘭問題上，布萊爾的問題在于，他預見到了蘇格蘭作為不列顛一部分實現自主繁榮的未來，卻不由自主地為蘇格蘭在政治上開了張空頭支票;另一方面站在整個聯合王國的立場上，他的改革幾乎動搖支撐了王國幾個世紀的英國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在蘇格蘭當地，這樣自身充滿矛盾的“現代化”間接助長了長期蟄伏于民間但從未成為主流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蘇格蘭選民大多本來就厭惡英格蘭傳統士紳以及英格蘭資本家，可以自由參加地方選舉的民族主義政黨可以就此將一切社會矛盾歸咎于靠“帝國主義”統治的聯合王國。

　　于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蘇格蘭人將對英格蘭人的不滿發泄到了對“聯合”本身的不滿。在民族主義詮釋下，1707年的聯合被詮釋成英格蘭吞并蘇格蘭的不平等交易，而事實上這是當時蘇格蘭王國無力運營殖民投資的無奈之舉，以主權換債務的方式讓英格蘭議會接管。但在此之前，兩個王國實際已經是同一個王室統治下的“共主同盟”關系。

　　然而，“聯合主義”(Unionism)其實并不是英格蘭人的主義，恰恰是蘇格蘭自己。早在16世紀，蘇格蘭哲學家約翰·邁爾(John Mair)就告誡蘇格蘭人，以“聯合”的方式同強大的英格蘭組合成一個新國家，是他們這個北方小國最現實的生存方式，而不是持續敵對。在這種思想遺產的基礎上，無論南北，聯合主義的倡導者都同時強調不列顛的團結，以及蘇格蘭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獨立自主。事實上他們與主張獨立的民族主義者一樣重視保護蘇格蘭人的自由和文化，而不是許多民族主義者宣傳的那樣，代表著南方貪婪的統治者。

　　比獨立更不靠譜的聯合

　　蘇格蘭民族黨(SNP)及其黨魁薩爾蒙德(Alex Salmond)不斷強調蘇格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無窮潛力：一個中小企業拉動的自由經濟體、清潔綠色的工業國，以及一個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高福利社會。毫無疑問，蘇格蘭無疑在資產健康程度還是科技創新上都可以說的上是成績優良的西方國家。但既然是獨立，就要考慮同自己的過去說再見的成本，這起政治“離婚”和任何離婚都一樣，將極有可能帶來無盡的爭吵和不滿。財務和金融聯系上的切割并不是蘇格蘭要面臨的最大風險，而是與聯合王國剩下部分重新劃定各種法律和權力界限中可能帶來的糾紛：停泊在蘇格蘭碼頭的皇家海軍核潛艇如何撤走?原本涵蓋整個國家的國民保健體系(NHS)是否也要跟著分家?原本在蘇格蘭的公共事業部門如何重新定義其所有權?蘇格蘭企業若在英國注冊公司是否可以免去公司稅?……雖然這每一個可能帶來的問題都可以在民主決策中解決，但只要成為政治議題就必定出現爭吵，更何況是關系到兩邊公眾的分家政治。

　　在聯合王國這邊，英格蘭貴族出身的保守黨政客正在加速讓英國滑向一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年代。如今英國經濟的增長幾乎完全依賴倫敦自由開放的投資環境，境外投資和地產市場為英國貢獻了西方世界增速第二的好成績。但與此同時，英國的勞動力資源沒有與增長數字配套發展。盡管保守黨主導經濟政策四年以來，失業數字持續走低，但與此同時崗位不穩定性以及個體戶數量卻在逐步攀升。英國廣大地區缺乏有活力的本土產業來驅動勞動力結構轉型，北部數目始終不減的白人貧困社區反映了這種增長模式所帶來的社會風險，而這些地方同樣也是滋生仇恨和極右翼勢力的溫床。如果持續下去，不需要多少年，尋求獨立的可能不是蘇格蘭，而是增長滯后且工會勢力雄厚的北英格蘭。

　　因此，就像蘇格蘭威脅離開時，聯合王國的政客只會威脅獨立可能的危險一樣，如果蘇格蘭最終選擇留下，聯合王國的政客們可能也很難證明這會留下有什么好處。有趣的是，許多一直宣揚大不列顛精神和愛國思想保守派陣營的媒體，現在卻常常指責蘇格蘭在拖累英格蘭人并暗示趁早趕快離開。這樣的聲音與蘇格蘭的仇英情緒并無區別，二者都在打造一種帝國主義幻想，只不過一邊居高臨下，一邊在自我實現受害情緒。這種相互滋長的憤怒中，帝國時代的幽靈始終在盤旋。也許，大不列顛的君主制的確需要另一場現代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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