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旗和代表蘇格蘭的圣安德烈旗。

　　英國政府與蘇格蘭地方政府之間的較量進入沖刺階段

　　2014年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內源性國家危機。這個曾在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殖民統治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日不落帝國”，正在面對占英倫三島本土面積近三分之一的蘇格蘭“自立門戶”的威脅。從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兩個王國聯合算起，3個多世紀的歲月，未能泯滅電影《勇敢的心》所昭示的蘇格蘭獨立自主的愿望。這一現象，對西方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和國家-民族認同的進程，無疑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視野和思考空間，有益于深化世人對民族問題普遍性、長期性、復雜性和重要性等特性的認識。

　　面對即將發生的危機，英國既不能像歷史上那樣以武力彈壓蘇格蘭獨立的訴求，也不能重蹈北愛爾蘭問題的覆轍，而是以某些評論所說“為世界提供一個文明處理分離主義的榜樣”的方式，通過公民投票來決定蘇格蘭是否留在英國抑或獨立建國。當然，這種所謂“文明處理”方式的前提是英國政府開明大度地同意蘇格蘭獨立公決。因此，2014年3月英國將未經烏克蘭政府同意的克里米亞公投視為非法，可謂順理成章。不過，世人不會忘記2008年未經塞爾維亞政府同意的科索沃獨立公投，英國是第一個向科索沃派駐大使的國家。這種“文明處理”的雙重標準，除了放大民族主義“潘多拉魔盒”的效應外，只能在西方“文明”自我矛盾的價值體系中“種瓜得瓜”。

　　2014年8月25日，蘇格蘭地方政府首席部長、蘇格蘭民族黨領袖薩蒙德與反對蘇格蘭獨立的英國跨黨派團體“在一起更好”主席達林，在90分鐘唇槍舌劍的電視辯論后，完成了9月18日蘇格蘭獨立公投前最后一次“統”、“獨”兩派的社會動員。無疑，即將發生的蘇格蘭獨立公投，是英國今年最重大的政治變局，影響深遠，舉世矚目。目前，有關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各種評說、各類民調也進入高潮。

　　蘇格蘭獨立運動由來已久

　　蘇格蘭獨立運動由來已久，自1928年成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在1934年與蘇格蘭黨合并以后，蘇格蘭的民族主義運動走上了謀求政治權力的道路，即恢復1707年聯合時被取消的蘇格蘭議會。從1970年開始，蘇格蘭民族黨在大選中呈現了節節攀升的態勢，其政治訴求開始成為英國主流政黨關注的重大議題。從當時西方世界的大環境講，上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傾翻白人種族“大熔爐”，促使美國轉向“馬賽克”、“色拉碗”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實踐正在產生連鎖反應，正如1970年加拿大、1971年澳大利亞相繼放棄同化、隔離、排斥政策而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一樣，蘇格蘭民族主義運動高漲的外因也源于西方發達國家處理國內廣義民族問題政策轉型的影響。而上世紀90年代蘇格蘭民族黨質疑保守黨政權在蘇格蘭統治和威斯特敏斯特議會主權的合法性，再度引發英國政壇的憲政危機，則有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引發民族主義浪潮的外部影響，以及比利時聯邦化、加拿大魁北克獨立公決和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巴斯克獨立運動高漲的示范效應。

　　在這種背景下，蘇格蘭民族黨的政治訴求，在英國保守黨和工黨的競爭中獲得了空間，贏得工黨對蘇格蘭放權的承諾。1997年工黨勝選后，對蘇格蘭放權的承諾在當年5月舉行的全民公決中兌現，建立在英國維護“國會主權原則”傳統基礎之上的《蘇格蘭法案》也應運而生。在1999年蘇格蘭地方議會的首次選舉中，雖然工黨贏得了最多的席位，但是蘇格蘭民族黨也邁入了問鼎地方政府權力的門檻。2007年蘇格蘭民族黨以一席的優勢取代了工黨在蘇格蘭議會中的地位。2011年蘇格蘭民族黨在地方議會選舉中再度勝出，在129個席位中占到了過半數的69席，首次以多數黨的優勢執政，并隨即要求英國政府進一步下放財權，迫使英國政府正式就蘇格蘭獨立公決問題進行談判。

　　2011年，英國首相卡梅倫繼德國總理默克爾之后，明確宣布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在英國失敗，強調回歸保守的自由主義，以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認同和地方認同來實現融合。他一方面把分離主義視為危害國家統一的極端主義，另一方面也頗為自信地催促蘇格蘭民族黨政府不必拖延、盡早舉行獨立公投。因為在社會輿論中，蘇格蘭獨立公投訴求被視為加拿大魁北克式的“屢敗屢戰公投”，前車可鑒、不足為慮。況且當時的民調顯示，蘇格蘭地區贊同獨立的比例不足30%，這足以使卡梅倫政府彰顯崇尚民主、自由、平等的自信。而且，卡梅倫顯然希望以往工黨推動對蘇格蘭下放權力的議題，能夠在其任內以獨立公投失敗而徹底終結，為保守黨2015年的大選積累政績、消除隱患。所以，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卡梅倫與薩蒙德于2012年10月簽署了《愛丁堡協議》，確定2014年9月18日實施公投，議題簡單明了：“蘇格蘭是否應該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樂觀的藍圖與悲觀的描繪交織在一起

　　蘇格蘭獨立公投，屬于英國國內的民族問題范疇。但是，根據獨立公投的規定，選民資格以居住地為限，即居住在蘇格蘭的英國公民、歐盟公民和某些特定英聯邦成員國的公民，而居住在蘇格蘭行政區劃之外的80萬蘇格蘭人則沒有投票的資格。蘇格蘭地區人口530萬，約420萬人具有投票資格(16周歲及以上)。在上述人口構成中，蘇格蘭人占到90%以上，因此左右蘇格蘭地區獨立與否的選民主體仍舊是蘇格蘭人。不過，選民的居住地原則，又體現了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地方分離特點。因此，蘇格蘭的獨立公投屬于蘇格蘭民族主義政黨主導下的地方分離主義。

　　民族獨立也好，地方分離也罷，對大不列顛這個聯合王國來說不是以“好”或“不好”能夠簡單判斷。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宣稱獨立后的蘇格蘭將成為一個如同挪威等小國那樣的富裕國家，反對獨立的英國跨黨派團體則預期離開英國的蘇格蘭將入不敷出、甚至淪為發展中國家。因此，有關獨立與否的辯論也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事實上，1970年北海油田大規模開發，是引發蘇格蘭民族主義與英國政府經濟權益之爭最突出的內在動因，至今也是“統”、“獨”兩派辯論的焦點。2013年11月蘇格蘭民族黨發表的《蘇格蘭的未來》白皮書，是一份長達670頁的“獨立宣言”，經濟問題貫穿始終，其中北海油田、天然氣收益最為亮眼。正如薩蒙德的形象比喻：獨立后蘇格蘭人每家的浴盆都有四個龍頭——冷水、熱水、油和威士忌。石油資源及其收益是“獨”派最大的籌碼。

　　如果說外部世界的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影響助長了蘇格蘭民族主義的政治追求，那么撒切爾時期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后果，在西方世界普遍的經濟危機、福利社會遭逢的挫折中進一步放大，加劇了蘇格蘭民族主義“自立”、“自利”的經濟權益追求。因此，“獨立宣言”以一系列數據展示和承諾了獨立后的蘇格蘭將帶給人民的種種經濟實惠，描繪了一個富裕公正的新蘇格蘭。然而，其中諸多的“一廂情愿”的美好許諾，卻成為包括英國政府在內的“統”派質疑的要害，諸如北海石油減產、貨幣聯盟、金融穩定、投資規模、債務分享、失去英國補貼、重建行政體系的成本，等等。當然還涉及到蘇格蘭加入歐盟、申根協定，撤除三叉戟核潛艇基地等一系列問題。雙方都在為蘇格蘭獨立后開列一筆筆的經濟賬單，樂觀的藍圖與悲觀的描繪交織在一起。

　　蘇格蘭獨立訴求中的文化情結

　　記得2008年初春，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與一位語言人類學家談話時，她張口就說“你們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蘇格蘭是一個小國”，其國家意識可見一斑。隨后她開始介紹2005年蘇格蘭議會通過《蓋爾語法案》和保護瀕危蓋爾語文化資源的情況。事實上，蓋爾語的活力僅存于約1.4%的蘇格蘭人中。但是它作為蘇格蘭民族認同的重要標志，正在通過廣播、教育、網絡和文化活動等渠道謀求復興。雖然要達到西班牙巴斯克語復興的水平尚路途遙遠，但是復興本少數民族瀕危語言的運動，在發達的西歐國家已成為普遍規律，即便在蘇格蘭地區全面英語化的社會語言環境中，顯然也不可避免。客觀地說，蘇格蘭民族黨的獨立訴求中，民族文化的含量并不高。以風笛、格子呢裙裝和威士忌等為標志的蘇格蘭文化符號，在英國乃至世界范圍都被欣賞和認同。所以對蘇格蘭民族主義者來說，民族文化資本的炒作遠不及經濟權益。這也是蘇格蘭“獨立宣言”中文化宣示大而化之的原因。

　　但是，蘇格蘭獨立訴求的背景中的確存在歷史文化的情結，正如一位BBC記者所說：“當一個國家構思未來的時候，都會回顧歷史”。歷史上的蘇格蘭與英格蘭經歷了長期的戰爭，聯合為一體之后也存在諸多不平等的“英格蘭化”過程，包括蘇格蘭象征王權的“加冕石”被掠至英格蘭，1745至1782年期間蒙受“禁穿裙裝令”等屈辱的歷史記憶。300年的時光，蘇格蘭人的“英格蘭化”或“英國化”的程度，與英格蘭人已在伯仲之間，從休謨、亞當·斯密到柯南道爾等一系列蘇格蘭歷史名人，都以英國人著稱于世。但是英格蘭社會歷史形成的對蘇格蘭人的鄙薄心理并未消除，而且因蘇格蘭從英國政府獲得財政補貼的人均水平高于英格蘭，促發了英格蘭人對蘇格蘭人獨立訴求的逆反心理，建立英格蘭議會的呼聲四起，英格蘭的獨立運動也嶄露頭角。據2006年以來的民調顯示，不同年份曾有高達59%的受訪英格蘭人希望蘇格蘭“離家出走”。這與蘇格蘭議會成立后，源自1977年英國議會辯論權力下放時提出的“西洛錫安問題”變為現實不無關系，即來自蘇格蘭選區的全英國會議員有權審議包括英格蘭事務在內的國家事務，而來自英格蘭選區的全英國會議員則不能過問蘇格蘭事務。這些因素、尤其是英格蘭人中存在的“分家”情緒，恐怕也是卡梅倫政府將蘇格蘭獨立公投限定于蘇格蘭地區民眾自決的重要原因。

　　面對現實，英國政府作出承諾

　　不過，面對蘇格蘭獨立公投“狼真來了”的現實，英國政府的自信也在動搖，英國社會也不得不冷靜思考。2014年新年伊始，卡梅倫即在新年文告中呼吁“今年，讓英格蘭、威爾士及北愛爾蘭告訴所有蘇格蘭民眾：我們希望你們留下，我們同心協力，可以打造更強大的英國”。甚至以自己“擁有蘇格蘭血統而自豪”來力挺蘇格蘭的“統”派。期間的一個插曲，反映了英國政府力圖通過改善國內民族關系大環境來留住蘇格蘭的強烈愿望——4月26日英國政府正式承認英格蘭西南部的凱爾特后裔康沃爾人是一個與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享有同等地位的少數民族，這是英國政府依據《歐洲保護少數民族框架公約》做出的法律認定。在蘇格蘭即將獨立公投之際，承認一個新的少數民族，立刻使輿論提出了康沃爾人未來是否會步蘇格蘭后塵的問題，但是輿論界卻忽略了英國政府此舉是在宣示對國內少數民族地位及其平等權利的承認和尊重，其中無疑包含了向蘇格蘭選民釋放政治承諾的目的。

　　在蘇格蘭獨立公投倒計時的危局中，英國政府不僅對蘇格蘭獨立后繼續使用英鎊和建立貨幣聯盟等關鍵性問題給予明確否定，而且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也表示蘇格蘭獨立后加入歐盟“極其困難”，包括北約、數以百計的跨國企業也都發出反對蘇格蘭獨立的信號。在進入短兵相接的白熱化階段，贊成與反對的力量從政黨、組織到個人，都在進行最后的努力。著名電影演員、007形象塑造者肖恩·康納利以“蘇格蘭獨立可以刺激電影業和創意產業的發展”來鼓動獨立“機不可失”;居住在愛丁堡的《哈利波特》作者、著名女作家羅琳則捐款百萬英鎊，資助反對蘇格蘭獨立的跨黨派團體“在一起更好”。輿論界忙于采訪各個階層，包括青少年、甚至兒童，電視節目充滿了對“yes”或“no”的討論。7月4日英國新航母命名下水，卡梅倫不失時機地表示蘇格蘭留在英國會更加安全。8月20日，唐寧街10號對蘇格蘭獨立公投發表公告，從政治、經濟、國際關系、文化等五個方面曉以利害，以期喚醒“沉默的大多數”;8月28日卡梅倫再度公開挽留蘇格蘭，承諾“假如蘇格蘭不獨立，他將下放更多的權力給蘇格蘭議會”。顯然，卡梅倫與薩蒙德討論獨立公投設限時排除的“統”、“獨”之外的第三個選項：“更大自治權”，已經成為挽留蘇格蘭的新承諾。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19世紀末葉的世界，是新老帝國主義進入到峰巔的時期，20世紀則是帝國解體的年代。一戰的后果是歐亞大陸諸帝國的解體，二戰的結果是全球殖民帝國體系的土崩瓦解，冷戰結束是兩個超級大國格局的終結。昔日的大英帝國正是在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戰重創之后，結束了“日不落帝國”的歷史。但是，殖民帝國在世界各地留下的“遺產”，卻仍在伴隨著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大英帝國是最大的海外殖民帝國，也是留給前殖民地國家“遺產”最多的帝國。其中，通過“分而治之”、“以夷制夷”、“扶此壓彼”、“委任統治”等分化性殖民政策，造成的民族矛盾、宗教沖突、領土爭端比比皆是，阿拉伯(含中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諸多沖突背后都有大英帝國的政治操弄之手。包括在中印之間麥克馬洪線造成的領土爭端、“西姆拉會議”制造的“西藏問題”等，都是大英帝國留下的“遺產”，而且英國政壇尊重中國核心利益的宣示仍存弦外之音，甚至對在“一國兩制”法律框架內運行的中國香港事務也存在干涉內政之嫌。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大英帝國在世界范圍刻意留下的這些“遺產”，并時不時加以利用的言行，顯然與其努力維護國家統一的內政相左。進入21世紀以來的英國，對外話語權衰落，對內凝聚力缺失，但似乎還堅守著“大英帝國”時代的心態。當極端恐怖主義組織“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的成員面對鏡頭，對美國記者實施極其殘忍的斬首時，英國政府才意識到這個極端恐怖組織中有四五百人是英國公民。這是實行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結果，還是“強有力的自由主義”產物?西方國家以民主、自由、人權等高尚道義，收容來自他國的所謂“流亡”、“避難”、“異見”人等，不過是為了增加干預他國內政的籌碼。殊不知在為他人制造麻煩時，必然會傷及自己。正如中國古代智者所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蘇格蘭獨立公投的結果是“統”是“獨”，指日可待。8月15日的兩份民調顯示：支持獨立的分別為38%、42%，反對獨立的分別為51%、46%，尚未決定的分別為11%、12%。當然，在400多萬選民中進行千把人的抽樣，并不能夠代表蘇格蘭選民付諸投票的最終意愿。蘇格蘭選民對聯合王國的認同，并沒有卡梅倫擔心的那么脆弱，也沒有薩蒙德期望的那么單薄。在明確表達支持和反對的人群之外，尚未表達意愿的“沉默”人群是“統”、“獨”天平的砝碼。而英國政府承諾下放更多權力，或許正是贏得“沉默”人群的權重。假使蘇格蘭獨立公投成功，無疑會為英國、歐洲、北美的同類分離主義運動注入動力，甚至使形形色色的民族分裂主義運動受到鼓舞;如果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也不意味著這種“文明處理”具有“普世性”的“典范”意義，或繼續自信于“屢敗屢戰公投”的揶揄之中。無論成敗，“大不列顛”還是“小不列顛”的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深遠的英國之殤;無論“統”“獨”，英國都需要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去反省歷史、警醒現實和面對未來。

　　蘇格蘭若獨立英國受何影響?

　　大國地位勢削弱

　　英國國名全稱為“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其中，大不列顛島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蘇格蘭位于大不列顛島北部，占英國總面積的近三分之一。

　　一些政治分析師認為，蘇格蘭一旦獨立，英國在地理版圖上會變小，在國際政治版圖上的地位也可能遭到進一步削弱。

　　法新社報道，英國法斯蘭海軍基地位于蘇格蘭最大城市格拉斯哥以西的海灣，那里部署著英國引以為豪的核潛艇及“三叉戟”海基核武系統。數十年來，獨立的核威懾能力為英國在國際舞臺的外交角力提供了堅實底氣。

　　然而，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已明確表示，如果蘇格蘭獨立，英國的這些核武系統必須在2020年前撤走。這就給英國政府出了潛在難題：在多年來力推緊縮財政政策的情況下，重新部署核武系統的任何計劃都可能耗資80億英鎊(約合130億美元)，遠超國防預算承受范圍。

　　一些人擔心，重置成本以及蘇格蘭獨立風波帶來的難題可能重新引發英國國內關于是否放棄核威懾的討論。

　　“美國人希望我們繼續是核武國家，(放棄核武)會得罪他們，在北約內部也會引發警報，”英國海軍前參謀長艾倫·韋斯特說，“你這樣還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么?我不知道。”

　　朝野黨首恐走人

　　在蘇格蘭是否應該獨立問題上，可以看出工黨和保守黨領導人幾乎保持統一戰線。一些保守黨資深議員告訴英國《每日郵報》記者，如果蘇格蘭實現獨立，保守黨和工黨黨首皆可能面臨領導危機，被迫辭職。

　　對保守黨黨首、現任首相戴維·卡梅倫而言，執政期內見證地方獨立、國土面臨縮水三分之一，無論如何都是一筆難以洗清的政治“負資產”。

　　一名不愿公開姓名的議員已經將卡梅倫與18世紀晚期的英國首相諾思爵士作對比。《每日郵報》說，這位前首相幾乎沒有任何政績被人們銘記至今，卻因為美國在他任內脫離英國殖民統治而被載入史冊。

　　盡管卡梅倫已表示，即使蘇格蘭獨立也不會辭職。不過，保守黨內部人士說，如果蘇格蘭獨立，已經有至少兩位內閣成員表示自己有責任辭職，而一些保守黨議員也在醞釀“逼宮”，這將使卡梅倫的辭職壓力驟增。

　　對主要反對黨工黨而言，蘇格蘭獨立同樣意味著打擊。

　　在英國政治版圖中，蘇格蘭選區是工黨“地盤”。2010年5月議會選舉中，代表蘇格蘭的議會席位有41個落入工黨手中，保守黨僅獲一席。在蘇格蘭民族黨控制地方議會的情況下，工黨成為在蘇格蘭阻擊蘇格蘭民族黨、發動反獨立力量的主力軍。

　　一名工黨議員認為，蘇格蘭民族黨如果如愿推動獨立，工黨也需要負相當責任。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的領導力將面臨嚴重挑戰。

　　議會選舉要延后？

　　根據英國蘇格蘭政府去年公布的獨立白皮書，一旦獨立派贏得9月18日舉行的獨立公投，蘇格蘭將于2016年3月24日獨立。

　　一名內閣官員對《每日郵報》作出這樣的假設：依據現有形勢，工黨有望依靠蘇格蘭選區的優勢在明年議會選舉中獲勝并執政，但隨著蘇格蘭2016年實現獨立，不少代表蘇格蘭的議席將自動消失。也就是說，工黨屆時將自動失去執政所需的議會多數席位。

　　這名官員說，工黨屆時可能領導的是一個“僵尸政府”，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選舉獲勝一年后工黨將失去執政根基。

　　考慮到這種特殊情況，一些議員私下暗示，一旦蘇格蘭獨立，他們可能通過特別議案，推遲明年的議會選舉。

　　《每日郵報》報道，這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首次推遲議會選舉。

　　附：

　　英國的新工黨與新自由主義

　　[英]彼得•塔菲 周博 摘譯

　　英國《今日社會主義》雜志2007年6月號發表了彼得•塔菲的文章《布朗的加冕禮》。文章認為，布萊爾的新工黨已經完全成為新自由主義和撒切爾主義的信徒，這導致英國不平等加劇，制造業工作崗位流失，公共服務私有化，從而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拋棄新工黨，布萊爾不得不黯然下臺。布朗會做一些調整，但大體上他將繼續奉行新工黨的基本路線。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在掌權十年之后，布萊爾終于離開。這是英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布萊爾下臺時僅有22%的人相信他干得不錯。自1997年以來，已有500萬選民拋棄了工黨。即使1997年新工黨取得了“布萊爾大捷”，但也只獲得了30.8%的選票(1350萬)。隨后在2001年和2005年的大選中，這個數字逐步下降到24.2%(1070萬)和21.6%(960萬)。在此期間，工黨的注冊黨員也減少了一半，而且還未估算那些放棄了黨內職務的黨員。工黨的退黨人數現在已超過工黨注冊黨員的數量!

　　即使對布萊爾與布萊爾主義的惡名還存在任何懷疑，也會被今年5月蘇格蘭議會、威爾士議會和其他地方選舉的結果徹底打消。事實上，這是對布萊爾及其政策的一次全民公投，他的政策包括：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比保守黨更激進的私有化方案，對英國國民健康保險制度推行廣泛的市場導向改革的失敗，無力解決那種困擾英國且令人難以容忍的貧困和不平等問題，這些貧困與不平等是撒切爾的部分遺產。

　　地方選舉是對工黨各種失敗的懲罰，導致工黨在威爾士和蘇格蘭分別獲得自1918年和1955年以來的最低選票。在南方地區，工黨被橫掃出地方政府;在北方地區，保守黨以同樣的方式接連攻城陷地。工黨在上述地區未能取得一個單獨的議席。工黨共失去了500個地方議會席位，而保守黨贏取了900多個地方議會席位。

　　更少的罪惡

　　這次選舉體現出了這樣一種政治：只能選擇“更少的惡”。事實上，在近來的歐洲與美國，我們看到這是這些選舉中的一個基本因素。正如意大利的貝魯斯科尼、法國的薩科齊和美國中期選舉中的布什那樣的右翼資本主義政黨能守住政權或有望執政。面對這種威脅，選舉中出現了扭曲的階級分化，導致越來越多的人轉變了政治方向。選民“反對” 候選人，對“進步主義” 和“社會民主主義” 反對派的政策失去了積極的支持和熱情，也不指望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能夠帶來決定性的變化。

　　盡管如此，選民依然奢望所謂的“中右翼”不會像公開的右翼那樣激進地降低生活標準，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然而，他們就像在意大利的普羅迪聯盟中那樣總是殘酷地體驗失望。

　　如果美國的民主黨在下屆總統大選中獲勝，美國也會出現同樣的現象。這些政黨基本類似于“自由主義” 的政黨。此外，就像過去的資本主義自由派政黨那樣，其中的一些政黨仍然保留了“社會民主主義” 的因素或它們過去所懷有的幻想。這促使那些不考慮加入其中的群眾把這些政黨視為“較少罪惡者”，把選票投給它們。

　　在英國，上述情形常常發生在自由民主黨、保守黨或兩黨聯盟控制了地方選區的選舉中，而那些地方選區則是新工黨政府所尊崇的選舉圣地。由于沒有真正的大眾左翼替代，一些工人選擇支持新工黨候選人，徒勞地希望這樣做會阻止災難性的政策，會阻止地方上仍然存在的福利制度遭到破壞。

　　所有人現在都是撒切爾派了

　　布萊爾的知名后臺老板——即彼得•曼德爾森——在他的“英雄” 離任之際宣稱：在布萊爾的領導下，工黨已經成為一個“標準的社會民主黨”，類似于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事實說明一切，無論在言論或行動上，新工黨都已經放棄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如下思想：捍衛福利國家，改善生活水平，以國家干預作為手段以使工人階級分享更多的財富與權力。新工黨已經完全成為新自由主義與撒切爾所主張的“貪婪即善”的反國家哲學的信徒。

　　在布朗的經濟統治之下，英國已成為富人的“稅收天堂”。公司經理每天的平均收入等于一個工人一年的收入!倘若對新工黨的真正面目有任何懷疑的話，請看曼德爾森在《標準晚報》上的言論：“目前，工黨沒有任何宣言建議廢除撒切爾夫人的工會法、反對私有化或取消購買公共住宅的權利……布萊爾的成功在于他繼承了撒切爾龐雜政治遺產中的精華部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布萊爾派。”

　　《金融時報》最近引述了英國政府福利改革大臣吉姆•墨菲的評論，進一步指出新工黨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要捍衛福利國家”的立場。墨菲“宣稱，英國的福利國家永遠不會，而且也不應該提供足夠多的福利以使群眾擺脫貧窮。”5月2日的《金融時報》繼續評論說：“他還認為在英國‘工作’是擺脫貧窮的惟一出路。10年前一名工黨議員若是說出此種言論，是會引發騷亂的。” 目前，非熟練工作崗位的工資相當低，不可能提供一條擺脫貧窮的道路。此外，最新的數據則表明了失業的劇增。

　　新工黨的官僚作風

　　約翰•麥克唐納在爭取領導權的投票中未能獲得勝利，從而再次強化了如下觀點：新工黨代表著與傳統工黨的一次明確決裂。有人認為，盡管擁有一個親資本主義的領導層，但新工黨仍然是一個工人政黨。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尤其是工會會員，可能在斗爭和階級緊張激化的特定情況下“收回”新工黨。

　　布朗的加冕禮表明上述思路已經不再切實可行。在選舉中布朗獲得了313個提名，足以保證他這位“單一候選人” 的當選。在新工黨的議會黨團中，布朗的追隨者提出了一條斷語——投票給麥克唐納就是“終結自己的政治生涯”。目前在工黨的議會議員中蔚然成勢的恰恰是那些占有壓倒多數的諂媚者。

　　現在，他們與那些殘存的工黨議員組成了特權階層，脫離了工人階級，并且對工人階級的困境無動于衷。他們完全無力表達出對政府政策的明顯不滿。他們對那位“候任領袖” 的盲目支持也反映出他們的實際利益在于維持現狀，即他們的議會席位以及對地方議會的慷慨投資。這種行徑已經從根本上將自己與老工黨議員和那些過去偶爾支持過工人階級群眾的議員劃清了界限。就像國家內閣中充斥著一個以布萊爾為核心的小集團一樣，在地方上也由一個“內閣” 做出決策，并且新工黨議員常常變得無足輕重。

　　工黨還剩下什么?

　　在拒絕為爭奪“皇冠” 而戰之后，工會領導人開始迷戀于謀求“皇太子” 的地位。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副領導職務，曾經給予不幸的約翰•普利斯考特以權力的假象。他們所中意的候選人是約翰•克魯達斯。他是內閣辦公室與工會領導人之間的聯絡人，也是一位前布萊爾派。

　　盡管從他身上仍然能辨析出新工黨的印記，但他被迫坦白出一些令人驚訝不已的言論，這些言論完全與包括布朗在內的新工黨在過去15年間所主張的觀點大相徑庭。他在《衛報》上撰文說：“我們在階級問題上犯了錯誤，這就是我們失去選票的原因。” 他承認：“我們(新工黨)嚴重脫離了那些被市場專家稱為‘城市知識分子’的群體、黑人和少數族裔選民、工人階級選民特別是其中的體力工人。”

　　盡管這些批評姍姍來遲，但它還算是令人欣喜的坦誠直言，即承認馬克思主義對后福特主義妄語——新工黨及其附庸在過去所宣揚的“我們現在都是中產階級”——的批評的正確性。

　　克魯達斯還指出，“那些我們過去認為不再重要的已經脫離了工黨的群體，現在則是最值得重視的”。總體來看，這些選民并未將選票投給保守黨，而是投給了英國國家黨、自由黨和團結聯盟。或者，他們干脆呆在家中。其實，在1997年到2005年間，惟一不斷地支持工黨的群體是專業人員、行政管理人員和經理階層。

　　事實上，團結聯盟與社會黨候選人平均得到的選票比例大致相當。團結聯盟獲得了大約15%的選票，而同一地區的社會黨獲得了13%的選票。在威爾士的兩個公開選區中，社會黨獲得了更多的選票。很明顯，團結聯盟的票源集中，選票主要來自穆斯林選民，缺乏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基礎。與此不同，社會黨提出了一種明顯是社會主義的替代選擇。

　　約翰•克魯達斯的批評是切中時弊的，但是除了某些廣為人知的手段外，何種方案才能應對成千上萬對新工黨產生絕望的人所關注的問題呢?UNITE工會總書記托尼•伍德利也斷定，如下因素會致使成千上萬的人脫離工黨：不平等的加劇，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公共BKA的私有化，當然還有伊拉克戰爭。他還補充說：“若在新的領導之下，該黨能重新處理好以上問題，我們無疑能夠阻止大衛•卡梅隆向唐寧街進軍”。

　　“新領袖” 布朗會接受這一議程嗎?他與布萊爾已經在新工黨這條船上同舟共濟了十年!近來有報告與調查坦承，這一時期的“不平等”就像撒切爾時代一樣嚴重。工會依然受制于英國的在整個西歐最繁多的反工會法律。此外，伍德利絕對不會提到或期望布朗會撤消反工會的法律。由于布朗支持的法律禁止集體行動，我們便沒有能力去組織這種行動，只能再次發動關于蓋特•高梅公司的爭論。該公司的工人要求抵制反民主、反工會的法律，并號召大家團結一致，但卻遭到工會領導人的怯懦回絕，這令他們陷入了令人恥辱的失望之中。

　　在布朗的領導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與教育都會繼續陷入危機，就像可憐的最低工資標準那樣。其背景就是生活費用的不斷增長，其中食品價格至少上漲了6%，同時布朗只給公共服務業的工人增加了2%的工資。

　　毫無疑問，布朗在一些更不得人心的布萊爾政策上將不得不做出退讓。布朗很可能在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上做出一定的讓步，或許會削減“醫院關閉計劃”。

　　潛在的經濟缺陷

　　“布朗接替布萊爾” 使工黨在選舉民意調查中出現了3%的微幅“反彈”。如果能夠做到進一步的妥協，或者起碼能口頭保證退讓，上述反彈就可以直接維持下去。但是，由于面臨著英國經濟的衰退，布朗的選擇非常有限。正如他毫不遲疑地強調的，英國經濟經歷了長達15年的增長，一再居于領先地位。這決不應該歸功于布朗或新工黨的經濟才華，實際上是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保守黨統治下，英鎊在1992年的黑色星期三被迫貶值;世界經濟的復蘇;資本主義全球化;中國、東歐和俄羅斯進入世界市場和隨之蜂擁而入的廉價商品，使像紡織業這樣的關鍵產業的產品價格不斷下跌。

　　在增加稅收上，英國資本主義的海外金融擴張和投資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增加的利潤還來源于廉價的移民勞動力，這充實了大企業的經濟實力。總而言之，這就意味著工人階級從勞動產品之中所得愈來愈少。造成如此局面，又有著英國工會保守官僚們的“阻撓斗爭之功”。

　　但是，正如20世紀初的西班牙那樣，這種增長掩蓋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緩慢而又悄然的衰退”。英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都在下降一一布萊爾對布什的哈巴狗般的行徑就是證明。與此同時，英國資本主義已經從擁有高工資、高技能勞動力的發達制造業經濟走向了令人震驚的深刻衰退。近來由貿易與工業部提供的數字證明了這一點。這些數字表明。“擁有不同層次技能的勞動力的市場供給超出市場需求將近500萬;然而，在從服務業到制造業等沒有任何技能要求的各行業中，勞動力的缺口達到400萬。這就是英國經濟的去技術化，老板們不再需要“高級工人”，而只要像奴隸般廉價的簡單苦力。

　　我們由此所得出的惟一結論是：英國不再是一個工業國。

　　公共部門反對派

　　若是工人階級以工會斗爭的形式強烈發泄出日積月累的憤，那就有可能制服布朗政府。通過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公務員們已經投身于一場反失業以及反“限薪” 的斗爭，其中包括聲勢浩大的勞動節罷工。在最近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全國執行委員會選舉中，左翼又取得了一場與前述事件相當的勝利，社會黨成員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在公共部門上，布朗最初或許會被迫讓步，至少聽從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和某些教師的要求，就像他和阿蘭•約翰遜對養老金問題的處理一樣。他或許在提高2%的增薪上限上做出讓步。這樣做或許足以滿足某些工會領導人，但其中不包括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

　　郵政聯盟(CWU)關閉2500家郵局可能激起城鄉那些頻繁光顧郵局的顧客的“暴動”。像他的前任布萊爾一樣，布朗也在尋找一個借口，以便在正面沖突中擊敗一個像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這樣的公共部門工會，并以此來脅迫其他公共部門工人和所有工會。在2002—2003年間，布萊爾曾經計劃對消防員工會(FBU)發動一場殘酷的進攻，但卻被伊拉克戰爭打斷了。

　　政治氛圍的變化

　　由于蘇格蘭民族黨政府在愛丁堡的組建，無論在蘇格蘭還是整個英國，布朗政府都面臨著合法性危機。布朗曾經且可能希望壓制蘇格蘭民族黨，剝奪它的資源和資金。盡管如此，但他現在也不得不謹慎，防止那些已經醒悟的蘇格蘭選民進一步疏離新工黨，否則他們可能給予蘇格蘭民族黨的政府以更多的支持。蘇格蘭民族黨領袖阿列克斯•薩爾蒙德試圖引入一些大眾化措施。如果布朗不加以阻撓的話，這些措施就會喚起蘇格蘭的民族意識，甚至有可能獲得成功。

　　與此同時，蘇格蘭民族主義政府的出現可能在英格蘭引起反蘇格蘭和反威爾士的民族情緒。社會主義者會堅決地反對出現這種狀況，努力爭取工人階級的團結，同時捍衛蘇格蘭與威爾士人民的合法民族權利。作為一名“蘇格蘭人首相”，并且在內閣中擁有許多知名的蘇格蘭人，布朗政府可能受到這些變化的負面影響。

　　從政府的總體政策來看，布朗接替布萊爾只不過是“國王已崩，國王萬歲” 的現實寫照而已。然而，這在英國政治氛圍中卻意味著一種心理變化。工人階級的失望和憤怒將會表現在一場更加有準備的斗爭之中。這可能迫使那些被動的工會領導人帶頭發動反政府的運動。這種情形不論是否發生，在一定程度上都取決于經濟形勢。由于從未像如今這樣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英國將會受到日益集中的全球經濟風暴的影響。

　　從政黨政策和總體政治立場來看，包括自由民主黨在內的所有正式政黨或多或少都是新自由主義的政黨。新工人黨運動主席兼社會黨考文垂市議員戴維•內里斯特正確地將它們描述為“一個資本主義政黨的不同派別”。然而，它們不會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黨，更愿意維持“政治差異” 的幻象。資本家需要在“上上下下”的選舉游戲中使議會搖籃“從左到右”來回搖晃，以此把反對意見引入到他們的統治之中。但是，這些政黨紛紛擁擠在所謂的“中間道路”上的這一狹窄地帶中。

　　在此過程中，它們為帶來變革的新大眾政治力量——尤其是一個新的大眾工人政黨——的誕生奠定了基礎。阻礙上述情形出現的一個因素是英國在過去15年中沒有經歷過嚴重的經濟挫折。其實，這一時期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它使富人獲益良多，但卻因為苦難、不平等、非正義而使大多數人產生了不可遏止的憤怒。

　　就像發生在地表下的爆炸那樣，這種不滿必定會找到宣泄的地點。如果失業明顯增加，社會狀況繼續惡化，特別是左翼未能提供一種戰斗性的選擇，極右翼就會有重大收獲。英國國家黨在這些選舉中并未有實質性的收獲，但在某些地區打下了基礎。尤其是一旦新工黨與布朗政府在選舉中失利，英國的國家黨就可能在那些地區取得長足的發展。

　　另一方面，過去15年所發生的這些事情已經為一個新的大眾工人政黨打下了基礎。令麥克唐納和那些依附于新工黨這條破船的左翼失望的是，工人階級若表達不滿，就不會再通過新工黨這一渠道。麥克唐納的奮爭只不過是又創造了一個肥皂泡：“或許工黨會浪子回頭?” 新工黨內再次只有一名候選人。這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上面的那個“肥皂泡” 現在破滅了。

　　嘗試去激活那個活死人只能是緣木求魚，現在沒有時間來這樣浪費了。要想代表工人階級的新政治要求，就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一個新的大眾工人政黨。如果工會領導人在這方面毫無作為，那么工人、青年、工會成員、婦女與被壓迫的少數族裔就必須進行自下而上的努力。這就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附：張力：蘇格蘭的怨氣何來?

　　今天我們看到的蘇格蘭獨立運動的興起與發展，既不是這幾年才從石頭里爆出來，也不是可以與長時段粗線條歷史敘述無縫銜接的民族歷史的自然發展。動輒從愛德華一世爺倆講到伊麗莎白一世的歷史敘事固然方便，但這樣的處理適用于歷史上每一波蘇格蘭獨立思潮，對我們理解這一次蘇格蘭獨立運動的獨特性幫助不大。因此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強調，今天的蘇格蘭獨立運動應放在戰后英國政黨政治的大背景下來理解，如果必須選擇一個時間點的話，或許可以從1979年開始說起。

　　9月18日這一次的獨立公投并非蘇格蘭的第一次公投。事實上，在1979年和1997年，蘇格蘭都曾分別舉行過關于重開蘇格蘭本地議事機構公投——近日不少中文媒體稱蘇格蘭曾兩次舉行獨立公投，這是嚴重的事實錯誤。當時執政的工黨由于在下院只有微弱多數，要想形成控制權，非常依賴同屬左翼、手握11個議席的蘇格蘭民族黨。而后者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迫使工黨同意關于設立蘇格蘭議事會(Scottish Assembly)一事舉行公投。然而以肯寧漢為首的幾名工黨議員——肯寧漢本人就是蘇格蘭人，但其選區在倫敦北部——對將權力下放給蘇格蘭感到憂慮，為了阻撓公投通過，他們追加了一條修正案，要求不僅要達到滿足簡單多數，而且要求投贊成票的人數占合資格選民(而不僅僅是參與投票的選民)總人數的40%。

　　這是一個相當苛刻的要求，舉個例子：假如一次選舉有60%的投票率，且其中60%的人投下了贊成票，也是個相當可以的成績了，但這樣算下來支持票總共只占36%，達不到40%的要求。1979年3月1日，蘇格蘭公投結束，贊成一方雖達到了簡單多數，但果然因為未達到40%的總票數，公投未能過關——彌補這個遺憾要等到1997年的公投，重新設立蘇格蘭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回到倫敦，憤怒的蘇格蘭民族黨議員轉而支持了保守黨提出的不信任動議，工黨政府垮臺。全國大選提前舉行。

　　長期水火不容的蘇格蘭民族黨與保守黨聯手將工黨拉下馬，這在當時是震動英國政壇的一件大事。工黨首相加拉漢就曾挖苦蘇格蘭民族黨，留下“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聽說火雞投票支持提前過圣誕節”的名言，意思很明白：你們把工黨拉下馬，接下來的大選也沒你們好果子吃。

　　之所以花了一定篇幅介紹這次政治斗爭，是因為加拉漢此言一語成讖，或者說，比一語成讖更糟糕。

　　瑪格麗特·希爾達·撒切爾

　　因為接替加拉漢入主唐寧街10號的是剛率領保守黨贏得大選的撒切爾夫人。

　　撒切爾在首相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三年。在這十三年里，英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格蘭尤其如此。撒切爾主義實質上是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代表政策為提倡大市場小政府，國有企業和公營部門大規模私有化，與權力過大的工會開戰，為富人減稅，削減公共支出(甚至連供應給學生的牛奶都不放過)等。撒切爾的政策在全英國都遇到反對的聲音，但蘇格蘭對撒切爾的反對尤其激烈。這首先是因為，和英格蘭不同，蘇格蘭當時的經濟主要依靠國營重工業支撐，養活著龐大的產業人口，而且蘇格蘭的中產階級和專業人才的相當一部分也在公營部門工作。事實上，撒切爾每關閉一個重工業單位，都會直接影響到蘇格蘭數千乃至上萬個家庭的生計。1984年在英國北部，蘇格蘭和威爾士各地發生的煤礦工人罷工最終演變為大規模暴力沖突，正是撒切爾主義激起的第一波強烈反彈。

　　我雖不曾和蘇格蘭的礦工聊過天，但在當年煤礦工人罷工的主戰場約克郡的一個村子里生活過一年時間。還記得我當時常去的酒館的墻上掛著一幅碩大的約克郡地圖，上面密密麻麻地別上了小圓鐵片，湊近了一看，全都是20多年前聲援煤礦工人罷工的徽章(見下圖)，這一歷史事件對當地人的傷害之深由此可見一斑，相信蘇格蘭人感到的痛苦和屈辱大致相同。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之間這種共同記憶，成為蘇格蘭民族黨手里的武器，薩蒙德就曾多次喊話，希望得到英格蘭北部的支持：因為一個獨立的蘇格蘭，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資源分配到北方，從而能加強其在面對倫敦以及英格蘭東南部時的競爭力。

　　在撒切爾主政期間，蘇格蘭經歷了急速的去工業化過程(deindustrialization)，單是煤礦工的人數，就從1981年的25180人銳減至1991年的2370人，減少了超過90%。和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取代傳統工業的，是以金融業為首的服務業，今天反對蘇格蘭獨立運動的主要勢力中，就有RBS， Lloyd等金融機構的身影，但它們似乎忘記了，自己在蘇格蘭擴張的前提，從一開始就與蘇格蘭人這一段痛苦記憶糾纏不清。

　　上圖為1984年前后聲援煤礦工人罷工，反對撒切爾政府的徽章

　　如果說在1984年的煤礦工人罷工中蘇格蘭人參與的是一次全國性的勞工運動，那么5年之后的人頭稅問題，就讓蘇格蘭人感到保守黨政府是沖著自己來的。人頭稅(Poll Tax)是一種劃一的地方稅種，最初的設計是用來取代此前與住房估值掛鉤的稅種。保守黨當時出現了嚴重的誤判，認為這一稅制改革是收獲蘇格蘭民心的機會，因為各方面條件允許，特意提前一年在蘇格蘭推行。本來蘇格蘭人在撒切爾執政的頭十年里生計和福利已經受到明顯損害，得知這樣一種政策竟然首先“拿自己開刀”，一下子炸了鍋，超過一百萬蘇格蘭人拒絕交稅。翌年，人頭稅在英國其他地區推行，均受到了激烈抵抗，多地爆發暴力沖突。其中倫敦市民自帶鵝卵石，在市中心阻擊騎警的鏡頭堪稱英國政治史上的經典畫面，更是撒切爾時代留給英國人不可磨滅的記憶。

　　撒切爾下臺后五年，英國在1997年迎來了許久未嘗執政滋味的工黨政府。然而蘇格蘭選民吃驚地發現，新上臺的布萊爾雖然是蘇格蘭人，但對將權力下放給蘇格蘭并沒有多大興趣，甚至私底下還希望能攔截該議案。更讓蘇格蘭人反感的是，布萊爾帶領的工黨，已經不是他們多年來支持的工黨，而是一個放棄了國有化主張，更強調市場經濟，同時也與大企業以及美國小布什政府合作更緊密的工黨，史稱“新工黨(New Labour)”。

　　某種程度上，在布萊爾領導下工黨推行的是沒有撒切爾的撒切爾主義，因此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將布萊爾本人視為撒切爾最好的學生。至于布萊爾將英國卷入愚蠢而漫長的伊拉克戰爭，更是其執政期間不可洗刷的污點。雖然在上一次全國大選中，蘇格蘭仍然傾向于支持工黨，但對其信任已經大不如前。及至2011年蘇格蘭本地議會的選舉，選票更是大量流向蘇格蘭民族黨，使后者掌握了半數以上的議席。

　　從撒切爾到布萊爾，蘇格蘭人積累了二十多年的怨氣，慢慢形成了一套特殊的邏輯。他們開始更強調蘇格蘭的價值觀，與保守黨代表的英格蘭價值觀之間的本質區別：蘇格蘭社會更強調人和人之間的互相照顧，英格蘭社會更強調人和人的競爭;蘇格蘭重視平等，英格蘭更強調對個人成功的追求;蘇格蘭人樂天知命，英格蘭人更強調財富的積累;蘇格蘭希望更好的融入歐盟，英格蘭喜歡玩孤立，隔三差五就威脅要退出歐盟;蘇格蘭更傾向建設社會甚至社會主義(跟美國不一樣，社會主義一詞在英國頗受歡迎)，英格蘭更傾向撒切爾代表的赤裸裸的新自由主義——如果有人說英格蘭人其實不是這樣的，蘇格蘭人往往會瞪圓了眼睛反問：那他們怎么連著三次把票投給了撒切爾?

　　這一系列對立在多大程度上成立還值得推敲，但經過二十多年來的不斷強化，毫無疑問將這次獨立運動定焦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而不是民族，宗教或者其他身份認同之上。沿著這樣的邏輯發展，蘇格蘭人慢慢認為，蘇格蘭所處的困境不是某一個政黨的問題，而是威斯敏斯特(觀察者網注：英國國會所在地)的問題，是倫敦的問題。倫敦不但是一個攫取了全英國大量資源的經濟暗星(薩蒙德的原話)，更是無可救藥的墮落的政治中心。要想真正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設蘇格蘭，除了獨立，除了將權力從威斯敏斯特拿回到Holyrood(蘇格蘭議會所在地)，別無它途。這次的獨立公投得到蘇格蘭人前所未有的支持，原因正在此。

　　所謂的“鐵娘子”已經作古，毀譽參半;布萊爾丑聞纏身，被英國人追究戰爭責任，不斷挖出黑材料;首相卡梅倫雖然到了蘇格蘭拉票，卻躲開了有著龐大工會勢力的格拉斯哥，只敢去相對溫和的愛丁堡;去格拉斯哥拉票的是工黨的米利班德，他雖然不是當年“新工黨”路線的忠實信徒，但也無法與布萊爾時代完全切割。說到底，在這場較量中，表面上保守黨和工黨的對手是蘇格蘭民族黨，但實際上真正難纏的，是他們自己在過去數十年里的歷史，以及在蘇格蘭人心里積累的怨氣。不論9月18日投票結果如何，這些幽靈般的問題都不會隨著公投的結束而輕易被驅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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