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實踐總結及反思*

　　——以開封10年經驗為例

　　何慧麗　程曉蕊　宗世法

　　【內容提要】本文從“事”、“理”、“道”的不同層面，闡釋了由當代知識分子參與的、在豫東農業大市開封長達10年間所發生的新鄉村建設運動。首先，通過追溯開封10年新鄉村建設試驗的主要事件，闡述“多元一體”力量參與的農民自助合作與城鄉互助合作的過程，鄉土文化復興運動的內容和方法革新以及范圍的擴展延伸等。接著，以改革開放以來地方工業化的“成本轉嫁機制”導致“三農”問題之“反題”，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內在基礎、外部條件和“鄉土性與綜合性”的經驗特點之“正題”，以及在結構化反向與正向的博弈中，試驗只能是“運動的”而非“制度的”之“合題”，闡釋了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社會結構之“理”。最后，通過對20世紀鄉村建設運動的歷史追溯，闡述了新鄉村建設運動的根本是以“新”溯“舊”，復興中國鄉土文明，其未來必將通向生態文明之路。

　　【關鍵詞】新鄉村建設運動　成本轉嫁機制　實踐　鄉土文明　生態文明

　　Abstract： On the levels of “experience”， “theory”， and “princi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en-year-long New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Kaifeng，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ty located in the east of Henan Province. The movement， which involved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was a great pilot project that brought together a diversity of forces. In this process， farmers’ self-help was reinforced by mutual hel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leading to an extended revival and renewal of rural culture. 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movement in three aspects： from the “antithesis” of how the “cost transferring mechanism” of local industrialization has resulted in the “three rural issues”， to the “thesis” of the internal foundation， external conditions，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and comprehensive” experiences， and finally to the “synthesis” of why the experiment appears to be more like a “movement” than an “institution” in the game played between the structure-reversed factors and the structure-forward factors. In this way， the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principle of contemporary new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meanwhile， the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arguing that the ultimate principle lies in the renaissance of rural civilization， with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mewhere down the road.

　　Keywords：New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cost transferring mechanism， practice， rur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任何社會現象，若要理解其性質和規律，都要察實際之事、明結構之理、通歷史之道。實際之事是從事實或活動表象的行動視角來說的，結構之理則是從社會要素間互動關系的結構視角來說的，歷史之道是從社會變遷過程中的歷史視角來說的。“事”、“理”、“道”屬于不同層次的概念①，總體而言，道在理中，理在事中;事中有理，理中有道;歷史、社會和行動雖然有著復雜的現象差異，但基本上是合拍的，一種社會現象發展的前途則在歷史和當下的“道、理、事”中。

　　基于道、理、事之間的本質性關系及其復雜表現，本文不只是簡單地通過邏輯實證的辦法來談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一個個案，而是從事、理、道的不同層面，闡釋由當代知識分子參與的、在一個豫東農業大市——開封市(含區縣)中所發生的新鄉村建設運動，對其進行跨越10年的經驗總結，嘗試進行結構之理和歷史之道的反思。

　　一、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之事：對主要事件的跨年度追溯

　　本部分主要是對知識分子倡導并參與的、以開封地區為主的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過程中主要事件的梳理，時間跨度是2003年 ～ 2013年這10年。就村莊來看，涉及蘭考縣、禹王臺區、尉氏縣、通許縣、開封縣、杞縣6個區縣十余鄉鎮的近百個村莊②;就一些事件所涉及到的范圍而言，橫向延伸到河南太康、睢縣、封丘等縣③，縱向延伸到開封、鄭州、北京等大城市。

　　（一）開封市新鄉村建設試驗區的由來與宗旨

　　2003年7月始，中國農業大學與河南省開封市進行為期長久的“市校共建”合作計劃，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師何慧麗被下派到蘭考縣當掛職副縣長，協管該縣農村發展工作。在此后整整10年之內，何慧麗陸續掛職禹王臺區副區長(2005年10月～2007年10月)、蘭考縣縣委常委(2007年11月～2013年5月)、開封市市長助理(2011年3月～2013年5月)等職務。何慧麗掛職職務的變化，使得以知識分子參與為特色的新鄉村建設試驗區不斷發展和延伸，從而成為開封市部分區、縣、村莊新鄉村建設試驗的主要線索，因此本部分的三個階段也按其掛職身份轉變時間來大體劃分。

　　本世紀初中共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等精神，內含著宏觀社會發展趨勢的新型基因;中國農業大學與河南省開封市的“市校共建”合作計劃，無疑是催化基因發育的一種新型制度探索形式。此外，以中國近代史上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等知識分子進行鄉村建設的歷史經驗為借鑒，以溫鐵軍為代表主導的、轟轟烈烈的當代高校大學生“三農”社團下鄉實踐為推動力，同時也受到以賀雪峰為代表的“華中鄉土派”等學者對當代中國鄉村治理研究理論成果的啟發——這三者的合力，都可以作為思想養料和行動力量之源——促成了何慧麗在開封市(含區縣)因掛職而啟動并發展的、多元力量共同參與的、有著中原地區本土特色的新鄉村建設試驗。

　　2003年7月，何慧麗花了半個月時間，調查了蘭考縣16個鄉鎮經濟、文化、社會狀況。④在此基礎上，她提出在北京、鄭州、開封等地的大專院校知識分子倡導下在該縣搞“小康村”試點的想法，得到了開封市、蘭考縣主要領導的肯定。這樣，以蘭考縣為鄉村建設運動主要試驗場的開封市地區，其新鄉村建設試驗最初的設計是——

　　以村莊為基本單元;以村民生計為本，即以村民的增收和節支、提高生活福利為要務;以合作組織為綱，即以促成村莊的文藝隊、老人協會、經濟合作社等為關鍵，以“合作”之綱提領“村民的生活福利”之要，改善村莊治理;以大眾文化為根，即以發展秧歌、腰鼓等農民喜聞樂見的大眾化文藝為形式，以形成農民的生活價值系統為根基。⑤希望以組織和制度創新的方式把留守在村的農民們組織起來，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轉化為鄉村建設的積極能量，有效地促進農村社會經濟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換而言之，開封市新鄉村建設的宗旨是：從現實的可能性來緩解國家資本化和地方工業化對廣大傳統農村的既有或可能的傷害，踐行“低碳鄉建”的原理。展開來說就是：要正視工業化、城市化的弊端，改變高能耗、高成本、低福利、單一化的鄉村發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則來建設鄉村，建構健康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合作農民的“新三農”發展取向。⑥

　　（二）開封鄉村建設試驗區的發展：“多元一體”力量參與的農民自助合作與城鄉互助合作過程

　　就目前來看，10年開封新鄉村建設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3年7月～2007年10月)：5種外發力量整合介入對村莊內生力量的激活和發育過程，也屬于“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全社會參與”模式在發展中漸趨成型階段。

　　蘭考試驗區，是從分布于城關鄉陳村、架子鄉賀村、三義寨鄉南村、儀封鄉胡村、閻樓鄉李村、許河鄉蔡村等6鄉6村的農民自組織建設開始的。其發展歷程顯示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長和互相支撐的特點，可以總結為“黨政主導，農民主體，全社會參與”的多元一體框架。其中，地方縣鄉黨委政府相關政策和部門支持作為黨政體制的主導性力量，作為由部分鄉村精英和積極分子帶動的廣大農民參與其中的主體性力量，其他多種力量(包括高校師生等知識分子、部分市民志愿者、企業家、非政府組織[NGO]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等5種力量)作為以各種方式參與其中的統籌性力量，均多少作用于蘭考新鄉村建設的任務和內容。這種概括是在分階段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

　　2003年國慶節假期，由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華女子學院、同濟大學、河南大學等高校“三農”社團在天津科技大學教師、時任《中國改革·農村版》雜志社記者劉老石的帶領下來到了蘭考縣6個村莊進行支農支教活動。從此，拉開了以蘭考縣為主的開封市廣大農村地區的新鄉村建設運動的序幕。

　　2004年12月，蘭考縣在南村召開蘭考縣科技扶貧與合作社培訓會議。會議開幕式上，有縣農業局、扶貧辦的干部、開封市委黨校教師、北京專家、多個合作社社員代表(在主席臺上就坐)、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和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代表、《開封日報》記者、蘭考電視臺記者、村莊文藝隊、村民代表等等。會議具有“多元”力量參與的特點。

　　2005年年底，由于新鄉村建設試驗兩年來形成了新型的農業發展模式和農村社會文化發展模式，從而促發了一系列早期城鄉社會、經濟、文化互動，具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新聞效應及社會影響事件，諸如蘭考農民新合作文藝隊進京演出(2005年7月15日～16日)、“教授賣大米”事件(2006年1月2日)、大禹論壇(2006年6月25日)、購米包地及其價格聽證會(2006年和2007年的秋季)、北京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初創(2007年～2008年)等。

　　農民新合作文藝隊進京演出，本質上反映了合作起來有力量的新式農民精神風貌在首都高校師生和市民面前的自信展現。“教授賣大米”事件，以書店賣米講座、幾十家中央和地方各種媒體大幅報道、農民合作社生態產品進入北京社區和北京華聯超市等等為內容，本質上是農民合作社作為新式生產方式生產出來的生態產品，雖然對解決農業化學化所導致的食品安全問題呈現了一線希望，但卻遭遇不利于農民合作社贏利的舊式市場機制的抵制，從而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大禹論壇⑦開講，其首講主題是“黃河文明與新農村建設”，意義有二：一是新鄉村建設運動要借鑒中國古代史上大禹治水的疏導、統籌之法，以地方黨政為主導，農民為主體，知識分子等全社會來參與;二是新鄉村建設運動意欲通過借鑒民國年間梁漱溟的思想和經驗，一直追溯到幾千年黃河文明中去汲取農耕文明社會的營養。購米包地的制度創新，當時有北京、鄭州等地79個城里單位或市民個體消費者參與，本質上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對一種新型市場機制(內含了生態修復的價格和解決農民生產動力的社會修復價格)的探索，是一種中國本土的城鄉公平貿易萌芽的積極成長。北京首家國仁城鄉互助合作社的成立及其運行，當時有6家生態合作社或有機農戶和十余個北京單位或市民家庭參與，本質上是在以南村、胡村等農民生態合作社以及北京郊區個別有機農戶的主動影響下，一些少數北京市民文明消費先行者、自覺聯合對接農民生態合作社和有機小農意識萌發的體現，它也為北京國仁城鄉科技發展中心的成立以及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的發育成長，做了些許鋪墊性的工作。

　　此時，在溫鐵軍教授的指導和統籌下，由知識分子參與的全國新鄉村建設的運動也如火如荼地發展著⑧。開封試驗區的經驗與其他地區經驗一起，成為早期鄉村建設相輔相成、相互關聯的一部分。比如開封試驗區的農民文藝隊教練衡生喜⑨、老年人協會帶頭人趙鳳蘭都積極參與全國性的經驗交流會議，參與外出教練和指導工作，開封蘭考縣和禹王臺區幾個主要村莊的經濟合作社帶頭人和基層干部均參與了全國性的農民合作和新農村建設經驗交流會，其中的南村和胡村等合作社還以主要成員身份加入了2006年由全國7家合作社組成的北京國仁綠色聯盟的成長和發展工作。

　　第二階段(2007年11月～2011年3月)：作為前一階段發展的必然階段，呈現了內容綜合發展，范圍向跨村、鄉級和縣級以團塊狀廣度發展的趨勢，并且對社會、政治和學術界有了較大的影響。

　　2007年，各種社會參與的鄉村外發力量，以及體現政府主導作用的各類涉農部門力量的介入較早期逐漸加大，農民內生性力量的主動性也漸趨明顯。這個階段新鄉村建設試驗的特點有三：一是村級農民合作組織的范圍向村際、鄉級和縣級延伸，形成縣、鄉、村三級范圍內的合作;二是一些農民合作組織內容向多元和綜合方面延伸，形成生產、金融、購銷、文藝、社會等綜合、多元合作格局;三是對社會、政治和知識界影響漸大。

　　這個階段中，早期村級試點均多多少少地輻射到周邊村莊，甚至到了鄉級和縣級范圍。

　　2008年～2009年，以李村為核心的老年人協會，在縣民政局、中國滋根鄉村教育和發展促進會的支持下，在以趙鳳蘭為首的集體化時期老干部的積極帶動推廣下，輻射到整個閻樓鄉近十個村莊，以及周邊3個鄉鎮(小宋鄉、紅廟鎮、許河鄉)的若干村莊，十余支村級老年人協會及其文藝組織得到成立和發展。

　　2008年7月，以胡村合作社為核心力量，在鄉級政府的支持下，儀封鄉13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組織在鄉里成立鄉級聯社組織，以統籌好單個村級合作社“干不了、干不好、干起來劃不來”的事情，這是農民合作組織質的提高。此外，在合作社大棚蔬菜產業迅速發展并帶來較好的經濟效益，合作社進行了一系列生產、流通、土地流轉實踐之后，胡村于2009年2月率先在村級層面成立了合作社借款擔保協會，以與鄉信用社對接解決合作社經濟發展的資金瓶頸問題。當時何慧麗負責了蘭考縣合作社通訊事務，并組織了數次全縣性的農民合作組織培訓。從廣度上看，當時遍布全縣各鄉鎮的專業合作社，注冊的有169家，其中有多種典型模式需要總結推廣;從深度上看，無論是鄉級農民合作聯社的成立，還是合作社在生產、流通、金融、加工、土地流轉等方面的進展，其探索均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2008年～2009年，東壩頭鄉在鄉黨委和鄉政府主導下，在中國滋根鄉村教育和發展促進會的資助下，成立了15個村“兩委”(村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主導的村級文藝隊和老年人協會組織。該鄉兩屆鄉黨委書記劉廣亮和孔令玲從2008年起，每年的春節前昔舉辦鄉村農民文藝表演比賽，其中何慧麗參加的有3次。

　　同時，以三義寨鄉南村等村莊為重點，繼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做本地城鄉公平貿易的嘗試，包括該村的無公害大米已逐漸發展到有機大米種植、藕蟹混養立體種養、“快樂豬”養殖、小雜糧種植等多樣性生態農業生產體系的形成以及生態民居建筑的推廣⑩。該村還從2008年始，直至2010年，一直有意識地進行本地城鄉經濟社會文化互助的嘗試。分別以鄭州消費者團隊和開封消費者團隊組隊進行每年一度的生態文化旅游節，進行本地生產、本地消費的“購豬認養”經濟活動，取得一定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

　　這個階段中，外發力量遠遠超出了早期。本地政府扶貧辦、民政局、縣市委黨校、農業局、新農村建設辦公室、工商局、信用社都以各種方式不同程度地介入扶持。有的甚至也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除了知識分子有意識地參與了如上村級之上的農民合作組織發展之外，政府相關部門也在積極扶持農民合作組織、文藝隊的發展，官方在縣級農民合作社發展的相關統計數據也呈直線上升狀態。蘭考縣的農民組織建設在開封市5縣中幾年間一直是領先的。

　　此外，各種外發力量均程度不一地參與了進來。中國人民大學、河南大學、河南農業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滋根鄉村教育和發展促進會等組織的知識分子和NGO力量，或以農民培訓交流會的方式，或以與農民合作和生態農業方面相關項目實施的方式，均有力地介入到蘭考新鄉村建設中來。比如，中國農業大學和中國科學院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的宋一清團隊于2010年～2011年間，在南村開展了生態型城鄉互助合作項目，主要是在南村進行有機水稻、有機蔬菜的試驗，以及支持“購豬認養”、城鄉互助生態游等鏈接鄭州、開封等城市市民消費者和南村合作社生產者的一系列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有一支區域性的經濟組織開始顯露，那就是鄭州蘭考商會的力量。這個伴隨著改革開放而成長發展的河南本地群體，既是地方上招商引資的主要參與者，也是地方上新鄉村建設可以爭取的有機力量。

　　由于蘭考的新鄉村建設試驗從某種程度上產生了一定的實效，有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有幾個全國性的農民合作組織培訓項目和交流會議都在蘭考召開，有眾多來自政府、企業、高校、NGO組織和感興趣的單位或個人來考察指導工作，或者參觀學習。其中包括北京綠家園環保志愿者團隊、山西石樓縣團隊、河北青龍縣團隊、海南儋州市農民合作社代表團隊、國際小母牛四川項目點團隊、中國科學院農村政策研究所全國項目點團隊，山西永濟農民協會團隊等等。

　　此時蘭考試驗區的政治影響和在知識界的影響也達到了高峰。最為重要的有兩點：一是來自中央領導的政治肯定——2009年4月1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一行來南馬莊考察指導工作，對其在小農村社內部進行以資金互助為核心的綜合農民合作組織建設狀況給予一定的肯定;二是來自國際學術研究界的考察和肯定——2009年6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帶著來自中國北京、香港、臺灣等地區，以及加拿大、美國、新西蘭、印度尼西亞、韓國等國家的相關專家學者的十余位來考察開封深厚傳統文化基礎上的、多樣化的地方農業發展與農民合作生態農業事業。

　　然而，在此階段也出現了很多內外部問題。因為以“農民合作與城鄉互助合作”為特點的新生事物，在這個階段已較深地觸及到各種人際關系、社會結構乃至經濟結構利益的調整。與早期的社會運動狀態相比，到了因要締結新型共同體而突顯各種利益矛盾錯綜復雜的階段。因為觸及到舊有結構的縱深之處，矛盾也多，問題的展現也多。有項目的高成本付出和挫敗，也有各種內外部矛盾的形成、發展和激化等等。

　　第三階段(2011年3月～2013年7月)：鄉村建設工作重點以城鄉良性互動的方式延伸到開封和鄭州等大中城市，以鄉土文化復興的方式開展到了開封市其他區縣的農村地區。

　　一方面，新鄉村建設運動所達到的程度盡可能地體現了既有體制空間和社會空間的容納度，另一方面它也面臨著越來越堅硬的瓶頸力量，即中原區域內市民消費者尚需要觀念和行動上的引導。就是說，地方上需要以城鄉間公平貿易機制的深入開拓，來形成合理的健康農產品成本共擔機制，并促進農民合作社生態產品的可持續發展。

　　一般而言，要找到一個適合進行城鄉公平貿易試驗的條件和產品很難，而且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初期都要承擔對舊式機制糾偏的成本。這兩個特點決定了一個區域內的省城或者經濟發展強勁的大中城市里不斷崛起的中產階級，才可能具有對安全食品自覺消費的意識，并且在條件具備時以引領社會文明消費潮流的方式來促進它的生存和發展;而鄉鎮、縣城的消費群體則一般只是跟從者，很難引領這個文明消費的潮流。因此，在欠發達地區的河南農村做農民合作和城鄉互助合作，需要新的機遇和更高的起點。2011年3月，何慧麗擔任了開封市市長助理，從此外發力量便深入地引到了開封市團市委、市婦聯、開封大學、鄭州蘭考商會等機構和市民階層。

　　這個時期，關于開封市和鄭州市等地級市和省會城市的文明消費者教育項目和公平貿易機制的探索主要有：2011年一年內，由北京師范大學譚思婷教授團隊為開封市城市消費者群體和蘭考縣村莊農民合作社所在的村小學師生們，做一定的消費啟蒙工作;2011年8月 ～ 9月，在何慧麗的協調組織下，以蘭考縣4個合作社、尉氏縣2個合作社等農民經濟組織為理事單位，以鄭州蘭考商會的企業家汴衛平為董事長，與鄭州文明消費者志愿者一起，成立河南鄭州國仁超市機構。國仁超市提出“文明消費(健康 + 公平)→自然農法(土地 + 種養)→健康生活與和諧社會”的理念，在開展國仁論壇、發動鄭州有機小市集、促成生產者與消費者面對面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活動工作，成為從生產者合作起來自覺行動、進展到市民消費者自覺踐行公平貿易機制的一個新平臺。

　　此時鄉村建設工作也開展到了尉氏縣等開封市其他新的區縣，并在內容和方式上有新的探索。2011年7月，由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系等高校“三農”志愿者五十余人一起，在開封市團市委的指導、協調下，開拓了開封市尉氏縣崗李鄉袁村、石村、沈村、占村4個村莊，作為尉氏縣的新鄉村建設試點。2012年春節時寒假期間，以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以及中國農業大學大學生志愿者團隊為主要力量，在通許縣岳村、元村，開封縣木村和楊村，開創了“參與式調研”、“集體伙食改革”和“鄉村情景分享朝話”等發現鄉土性的新型支農支教活動，以強調鄉村建設工作中的“三位一體”落實狀況。所謂“三位”，是指外來者的調查研究、鄉村建設行動和自身建設缺一不可;所謂“一體”，是指這三種行動任務統一于發掘村莊價值、踐行鄉村建設大道的事業之中。2012年暑假，來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中國農業大學、河南大學等高校的“三農”志愿者團隊在蘭考縣的南村、壩村、營村、方村、固村，杞縣的于村，提出了“到田野做學問，向社會學知識”的下鄉宗旨并試著踐行之。

　　同時，2012年暑期之后，何慧麗接觸到了以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為目標，以“敦倫盡份，克己復禮”為宗旨的開封市敦復書院。在深入了解該書院的運作機制、社會使命和具體效果之后，她也對豫東多年的鄉村建設經驗教訓進行反思，認為在經濟發展主義仍然在河南地區占主流的情況下，以知識分子為參與力量的當代鄉村建設運動，應該在以“人民生計為本、合作組織為綱、多元文化為根”的經驗基礎上，在踐行以傳統鄉土文化復興的層面上有所作為，而農民合作經濟等領域若能有大幅進展，主要還在于思想文化的提升和對人的培養教育，在于“以孝為先，以德為本，義行天下”。于是她便有意引導高校“三農”社團下鄉目標和內容的轉型。

　　這一鄉村建設地點、內容、方式的轉型期存在于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由敦復書院培訓了部分大學生骨干力量之后，河南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等高校“三農”社團力量便有序被引入到豫西靈寶市農村地區，以在村莊開展農村道德講堂、聯合一些儒商力量開辦弘農書院的方式，以“尊道貴德，和合生態”為宗旨，繼續探索當代新鄉村建設事業。2013年5月中旬，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迎來了10周年慶典，它是2003年國慶節隨著何慧麗到蘭考掛職而成立發展的。10年過去了，多少青春年少的壯麗景象一去不返;然而，每屆“三農”人都一一在當代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中成長為熱愛“三農”事業、從事各行各業的有志人才。在5月中旬前后，何慧麗將主要試點村莊的農民骨干成員帶到了敦復書院，也協調了大學生社團與敦復書院的長期合作關系。她希望自己和一屆屆的大學生們能夠在繼承10年來的主要經驗之外，譜寫以鄉土文化復興為核心的新鄉土主義篇章。

　　何慧麗于2013年5月辭去開封市市長助理和蘭考縣縣委常委職務，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訪問一年。雖然她本人不再像以前以地方黨政體制內身份對一些重點村莊進行政治扶持，但這未必會影響試點村莊的可持續發展。比如，2013年7月中下旬，胡村合作社資金服務部在4年的探索發展中進行了制度規范，其資金總額達到一百余萬元;南村農民合作聯社的資金互助服務部，也在經驗教訓中不斷成長和發展，將合作原則與實際狀況結合起來進行了制度創新，其資金總額從2004年的三萬余元(49戶農民加入)增加到2013年年底的三百五十余萬元(兩百余戶農民加入)。成立農民合作聯社資金互助部，一方面是由于合作社的發展需要資金來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成立農民自己的銀行，以方便農民的存款和貸款。

　　最早進行新鄉村建設實踐的村莊，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曲折地、頑強地踐行著中國本土特色的、以“土地和金融”為核心的綜合合作之路，也在人才、經驗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逐漸具備的情況下，從最初“外發促內生”的動員機制，回歸到了真正以農民骨干為帶頭的農民主位的“內生促外聯”的路子上來。有人才在，有以農民為主位的機制在，知識分子與基層干部和群眾的這種結合，這種新鄉村建設模式，便會在實事求是的實踐探索中長遠存活并發展下去。

　　二、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社會結構之理

　　第一部分主要從行動者團隊參與的角度，對以開封市(含區縣)的一些村莊為代表的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主要的跨年度事件進行了回顧。顯然，行動和事件的發生，只是復雜的社會結構關系所容許，或者其中能動的要素關系運動的結果。從哲學上來看理與事的關系，事是個別，理是一般;事是偶然，理是必然;事是具體的，理是抽象的。換言之，受一定時間地點人物情景局限的“事”，在沒有特定地間地點人物情景局限的“理”中;而理，則可以在事先，在事中，在事外，理是超越特定的事件活動的，二者是體表關系。

　　就開封市10年來由知識分子(以高校師生為代表)與基層社會相結合而做出的如上鄉村建設事件，作為“個別、偶然和具體”，體現、蘊藏了什么樣的“一般、必然和抽象”的社會關系機制之理呢?鑒于理一般分為正題、反題和合題等不同角度，本部分也就主要從這三個不同方面來分析決定開封市10年新鄉村建設運動這一特定現象、從事中來又超越于具體事件生發過程的當前社會結構關系之理。這個理，才是解讀當前及今后長時段內在不同地域、人文、經濟、資源等現實條件下開展新鄉村建設運動的關鍵。

　　（一）反題：改革開放以來地方工業化的“成本轉嫁機制”導致“三農”問題

　　縱觀中國近現代史，百年中國問題的實質是“一個資源秉賦較差的、發展中的農民國家，通過內向型自我積累追求被西方主導的工業化、資本化發展的問題”;百年中國現代化制度變遷就其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成本轉嫁機制”。11

　　就改革開放時代而言，這是中國在新時期的國際地緣政治經濟格局下融入金融全球化，在中央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之后，路徑依賴般地以地方資源資本化的方式大幅進行地方工業化的一個時代。一方面，它高擎發展主義大旗，以國家現代化的制度變遷方式，追求地方工業化和資源資本化的過程;另一方面表現為“致貧”、“致亂”、“致害”等嚴重后果積累并轉嫁到農民、農業和農村的“成本轉嫁機制”。推行市場經濟的各級政府和各種資本實體，在助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同時，面對高度分散且剩余太少、沒有談判地位的億萬小農，以一切可能方式進行資本原始積累，其由強勢群體轉嫁于弱勢群體、弱勢群體轉嫁于土地和資源環境——這種“成本轉嫁機制”破壞性之大，超過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時段。12其最嚴重后果表現即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就顯得嚴重并在本世紀初一直加劇的“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農業化學化和小農破產化問題。小農經濟遭遇貨幣化的涉農壟斷市場，從技術上選擇了高投入、高成本的農業化學化和機械化，從經濟利益鏈上只能獲得作為生產者單一環節的微薄利潤因而趨于破產化;這是食品安全問題的源頭，也是農業“增產不增收，優質不優價”、難以現代化的源頭。第二，農民群體的經濟政治問題，包括農民群體性事件增多問題和群體福利感等問題。當分散小農戶遭遇體現主導性經濟發展作用的國家權力的時候，會出現對抗性沖突所導致的負外部性問題，即鄉村治理和社會不穩定的政治問題;同時由于農民增收困難，農民群體難有尊嚴和體面而缺乏生活福利感的問題。第三，鄉村總體性衰敗的問題。就小農所在的基本單元——村莊內部群體特征而言，在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區，逐漸出現了“空洞化”的現象，即以“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群體)為主的現象;出現了生產衰敗、生態衰敗和農村社區社會關系日趨瓦解、鄉土文化體系性的衰敗現象。“地方‘跟進型’工業化等這些外部強勢物種進入鄉土社會，使得村社共同體遭到徹底衰敗的危險。”13

　　“三農”問題的加劇，反過來又會加劇中國現代化結構性困境。一方面，從整體和長遠來看，作為底層的農民群體，在現代化進程中實際獲益和心理滿足的失衡越來越大。農民在短期內要大規模增收是個小概率事件;普通村莊要城市化是個小概率事件;絕大多數農民變成市民也是個小概率事件。在小農經濟難以現代化的情況下，一個“實事求是”的認識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水準，將會終結在“豐衣足食”的水平上，或者說，當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狀況將長期延續。然而，現在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卻主導了整個社會價值觀，農民的消費欲望被吊起，卻在“致貧”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系中內需條件不足，缺乏滿足其欲望的手段，這是個很矛盾的張力。另一方面，各種化學化、產業化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只會加劇中國的現代性危機。隨著現代化的開啟，尤其是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外資大舉進軍中國，中國融入到金融資本控制的全球生產體系。由此，嚴重影響著人類文明和自然生態的全球性危機，在加劇中國的貧富分化、區域分化、城鄉分化等社會問題之后，也進軍到了中國農業領域，迫使小農分化，并形成機械化、化學化、生物技術化的農業生產方式，這必然會導致農業生態環境系統持續退化，農業面源污染加重，主要表現在地力下降，土壤、水體遭受污染，出現超級雜草、超級害蟲，生物多樣性下降，食品營養不均衡，食品和水體受到污染等等14環境問題;此外，“大量小農戶破產倒閉，越來越多的農民棄農經商、進城謀生;中國吃飯問題要靠國際市場滿足;社會將在食物鏈供應環節出現動蕩危機。”15這必然影響到民眾的基本生存條件，加劇本世紀以來中國最深刻的現代性問題。

　　總之，地方工業化作為地方鄉村建設運動的反題，在加速地方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造成地方鄉村社會總體性衰敗，并最終必會導致整個國家層面上的全面危機。顯然單純的經濟發展無濟于事，只會加劇社會沖突、動蕩甚至生態災難。怎么辦?呂新雨主張：“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新鄉土主義，重新討論中國小農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重建城鄉的互哺、互動的關系，只有這樣，才有可能解決目前中國城市和鄉村所面臨的社會危機，并為改變不平等的世界格局探索新的可能性”16。于是乎，當代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歷經十余年的轟轟烈烈的下鄉運動具有成為必要、緊迫和重要的巨大勢能。無疑地，開封市新鄉村建設運動長達10年的經驗性實踐包括其中，實是冀希望應對或者緩解作為鄉村建設“反題”的地方工業化發展進程。

　　（二）正題：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基礎、條件和經驗特點

　　1. 鄉村內在基礎

　　從本質上講，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基本主體，是在現代化制度“成本轉嫁機制”下直接承受“三農”問題的廣大農民及基層干部群體。第一，是因為民眾追求幸福生活和人生價值的最基本愿望。這種愿望是小農對改善自己在貨幣化社會中不利的市場困境、生活困境、甚至滿足文化需求、提升社會政治地位的盼望。基層干部和群眾由于不能離土到城市里去，只能留守在鄉村，他們很想改變自己和家人的處境;農村留守老人、婦女、兒童也期望家庭日常生活結構完整、功能完善，也盼望著把世代定居的村莊建設好，在鄉村實現個體自尊、自信而體面的人生價值。誠如費孝通所言：“力量在老百姓中間，要靠存在于民間的，普遍的，真實的實力。區域發展的真正持久地，廣泛的動力，永遠來自千千萬萬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愿望”17。第二，是因為尚存集體化時期的一些老年群體及其經驗。毛澤東時代以村社為基礎單元的集體化實踐，其一大結果是在農村仍存留大公無私、走群眾路線的、有技能、有熱情為社員服務的一些退休老干部、老黨員、老模范、老教師和鄉村醫生，他們憑著年輕時的經驗，也愿意在一定條件下為鄉村建設發揮余熱。第三，是因為中國傳統鄉土文化及家族制度等仍具有一些基本的內在潛能。鄉土社會中仍多少殘存有或者是自發復興的傳統文化體系，使得當代鄉村留守人員多少有保存村莊歷史的本能愿望和傳統經驗。比如家族家譜祖墳記憶、公田記憶、村社文化共同體記憶等等。所以，但凡有一點外力引發的希望，或者鄉村資源整合的合作的希望，他們便愿意以身試之，以責擔之。

　　2. 外在條件

　　首先是執政黨在中國步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以后的自覺體認和一系列具有宏觀指導意義的戰略舉措和制度安排。執政黨清楚：其經濟基礎不可能是細碎化的小農經濟;而分散的小農戶也不可能成為農村經濟發展以及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因“三農”問題嚴重而引發的經濟發展困境和鄉村治理困境，已成為21世紀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其解決得好壞與否，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于是，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工業產值和財政稅收占絕對優勢的民族主權國家的形勢下，出現了政策環境利好的局面：從本世紀初，執政黨就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黨重中之重”的危機感和責任感，中央政府2005年提出了“新農村建設”的國家戰略，2006年提出了“農業多功能性”觀點，2007年提出了“生態文明”的國家戰略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2008年提出發展“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農業。此后每年中央對“三農”領域都要進行高達幾萬億元的投資，使得“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有其內在的政治正確性和物質基礎保障。2012年中共十八大進一步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種種跡象表明，國家政治結構功能今后的走向，政治主旋律是“社會和諧”、“城鄉統籌”;經濟主旋律是從既有的外向依附型經濟結構過渡到擴大內需型經濟結構;從現在的資本經濟改變到將來的生態經濟、可持續經濟;而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思路要變為“城鄉一體化”、“以工帶農”的方式發展。這對從事鄉村建設的復興事業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

　　其次，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也出現了一批愿意以“知行合一”的姿態探尋中國“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高等院校師生們。他們愿意呼應執政黨一系列扶助“三農”的制度政策舉措，在社會現實的復雜張力和可能條件下，積極參與鄉村建設和中國建設試驗中去。他們愿意以鄉村總體性社會以及新鄉土主義興起為實踐目標，在社會實踐中全面理解鄉村的生態、生產和生活的現實特征和變化規律，在改造自身的同時做一些學術試驗和研究工作;愿意為一些社會重大問題，諸如作為中華民族文明根基的農業如何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政權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鄉村治理如何才能實現，以及作為鄉村地域社會的成員如何才能自尊和體面地活著等等，提供政策和理論層面的經驗教訓。總之，一條新的學術路徑和新的社會進步方向能夠日趨明晰，有賴于多類型的農民合作試驗，區域性城鄉互助合作、一體化發展試驗，多樣化生態農業試驗、城市文明消費者合作社試驗……理論、政策、試驗經驗三個層面需要密切互動才行。其中，因應對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所造成的失業壓力而擴大規模推行教育產業化所暫時蓄積的高校年輕人，一方面學校里的分科專業教育使得他們對鄉土社會實踐教育心向往之，另一方面由于畢業之后因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局限導致“畢業即失業”現象，“高校青年前途渺茫卻無以自救，遂使更多學生尋求另類思考和探索另類出路”。于是乎，在一些有危機和先知意識的知識分子的支持和呼吁下，“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受此影響，紛紛走出校園，參與下鄉實踐，了解社會，關注現實，塑造自我”18。

　　此外，還有一些社會結構性的群體力量，是當代鄉村建設事業的統籌力量。一是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迅速推進而日益崛起的城市中產階級。他們的數量已達至四億左右。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早已在生活質量和人生追求上有更高的理想，面對社會普遍爆發食品安全問題和環境污染問題，他們有追尋出路的強烈愿望;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興企業家群體，大都以同鄉為單位形成城市同鄉會，有回報家鄉的意愿、情結和能力。這是大中城市里可能參與鄉村建設的一支有效力量。二是作為外援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NGO組織、知識分子和其他友人。一些國際NGO組織，他們對于發展主義的全球化主流意識形態有較為清醒的認知，對其給發展中國家民眾和本土生活文化體系的破壞后果也有較為正確和客觀的認知，因而具有另一種全球性的眼光和舉措。歐洲一些國家以及美國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些后現代的綠色運動思潮與實踐，中國大陸及港臺地區也有海內外一些先知先覺的思想界同仁們在任勞任怨地做著開拓和鋪墊性工作，這些，都是當代中國新鄉村建設運動的廣泛統籌的外援力量。

　　于是，水到渠成地，以發展高校大學生“三農”社團的自組織方式，促進青年志愿者下鄉支農，建立以村社為基本單元的農民經濟、社會以及文化自組織，形成突破小農困境的有效主體，發動市民加入區域內的公平貿易促進本地區的農民合作與城鄉互動合作網絡，便有了諸多結構性的扶持條件。

　　3.經驗特點——鄉土性和綜合性

　　（1）鄉土性

　　中國人數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輩輩共享村落邊界內的以土地、水和山場為主的資源，形成了能夠內部化收益互補并降低外部風險的小農村社文化共同體，形成了因地制宜、循環利用、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生產模式，這是區別于西方的東方傳統文明的體現。中國傳統鄉村自古以來就一直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界共存相處的生態場域、生活場域和生產場域。所謂的當代新鄉村建設，其產業建設，從本質上和持續的意義上而言，是多樣性、循環性和共生性等豐富產業的內在關聯得以修復和構建的過程;其社會秩序建設，是社會與人生之倫的修復和構建的過程，至于政治和文化等上層建筑莫不由經濟產業建設和社會秩序建設上生發而來。所以，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在提高鄉村建設參與者覺悟的同時，主要內容是鄉土性，目標是復興鄉土社會支撐體系。因此，一切適宜的小型農耕可持續發展技術的踐行，一切與鄉村生產生活自洽的傳統習俗、儒家道家等文化的發揚，一切與對鄉土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的政策制度安排，均可以參與支持。19這種鄉土性的復興，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可以叫做鄉土文化自覺或者鄉土文化本位的新農村建設。就是說，在農民經濟條件不可能大幅改善的現狀下，在由發達國家主導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遭遇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等嚴重問題的全球背景下，中國的農民在社團文化合作中倡導一種新型的“重生態、重合作、低消耗、高福利”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為他們的生存處境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自主”地提供一種人生觀、世界觀和活著的價值文化系統。這將是在已陷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內心極度沖突的困境之中的西方文明不能持續時，對人類的一種全新貢獻。

　　（2）綜合性

　　第一，是指在村社層面關于村“兩委”主導的農民綜合合作經驗。這一方面是基于以農村血緣、地緣為邊界的、內部化的“兩級構造”(村集體和農戶)、“兩權分離”(村集體共有，使用權歸農戶)的土地產權關系，需要充分利用村“兩委”這一村社自治體對社區內部各種資源進行綜合經營，將外部市場關系內部化，使社區內不同產業之間資源和收益(生產要素和社員收入)的整合達至最大化;另一方面，在村莊這一農民基本生產、生活單元搞農民綜合合作，也為村“兩委”等村莊正式組織在后農業稅費時代的功能轉化提供一個時機，并為其結構功能改善提供村莊內部的有效抓手。具體實踐經驗有二：一方面，以多樣化經營為目標、以土地調整和資金互助為核心的綜合性生態農產品合作社，作為重構農村經濟基礎的組織載體，可以解決或者緩解傳統農區的村民增收和村莊可持續發展問題;另一方面，成立以文藝組織為復興村莊文化的組織載體，以老年人協會為社會穩定的組織載體，解決村民文化需求和村莊社會穩定的問題。

　　第二，是指動員機制——“外發促內生”與“內引促外聯”相結合。一盤散沙的小農很難自發地合作起來，它既需要“外發促內生”，即外部環境的改善，以及外力的適當介入，包括政府各級涉農部門、涉農企業、供銷社、信用社、NGO等等各種力量;也需要“內引促外聯”，即自覺地、自下而上地吸納和整合有效外部資源。當然，除了黨政的主導作用之外，還有供銷社、企業、信用社等的服務性作用。比如蘭考縣南村、胡村的資金互助服務部成立后，均有效地對接了農民綜合合作與縣鄉信用社的良性互動關系。此外，也探索了城鄉互助合作的經驗，比如動員蘭考鄭州商會的企業家團隊力量，以“公平貿易”和回報家鄉的行動，以文明市民消費者主體的姿態，有力地參與到綜合合作社的“購豬認養”、“CSA社區支持農業”中來 。

　　關于“內引促外聯”。黨政、企業、供銷社、市民等的外力支持和介入，其前提是農民有合作的意愿和需求。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多元力量的綜合介入，是以自下而上的農民自主合作為基礎的。當他們在外力促發下內力漸長漸成之后，將以自我需要和發展為本，以內在發展階段需求動力為根據，以與外部各種力量和資源，包括購銷、信用和政府涉農部門的合作為條件，走上可持續生存和發展之路。

　　（三）合題：在結構化反向與正向的搏弈中，只能是“運動的”而非“制度的”

　　所謂合題，是指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固有結構中，作為某一事物現象的結構化反向與結構化正向的合力的性質及其表現形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財政包干和分稅制改革，引起了結構性的經濟利益重新分配，是造成地方政府主導工業化甚至成為經濟主體的一個結構性推力。只要分稅制一直作為中央和地方的主要經濟關系，地方上招商引資就有著內在的必然理由，就會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天職”。取消農業稅則又成為地方工業化加強的另一結構性推力。取消農業稅對農業大縣的縣鄉財政有著極為嚴重的消極影響，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與增加地方政府財稅已經基本沒有多少直接關系了。為了財政增收，地方政府只有積極地招商引資進行工業化建設。20

　　由此引出當代新鄉村建設事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即地方黨和政府的主導作用發揮不夠，組織、服務職能與資金投入上遠遠不夠，雖然由于何慧麗本人身為地方黨政體制內掛職干部而動員了黨政相關力量，或者也有來自中央政府等外力的資源介入或者壓力性政治動員，地方政府在新鄉村建設上的主動性相較于招商引資而言，是遠遠不夠的。

　　此外，就村莊主體性發揮而言，一是村“兩委”債務沉重，缺乏權威;外界對鄉村青壯年勞動力“離土”行為的“誘惑”則是另一難題。試點村莊在集體經濟財產上大都一窮二白，有的還有債務，這些都使村里承擔項目時的配套資金落實不了，在主導村里的各項建設方面顯得底氣不足、權威不夠。工業化、城市化作為鄉村勞動力“離土”推力的主潮流也使得農村中的農民精英極度缺失，從而使得農民主體的作用也常常有所缺位。試點村帶頭人的付出均是巨大的，有一些重要的核心人物和積極分子不得已外出打工了，這給本來就缺少人才的新鄉村建設事業發展帶來了挫折和困境。學者倡導的徹底的新鄉村建設宗旨和思想，其他行動者很難完全領會到，也很難在行動中完全體現出來，錯綜復雜的社會條件也未必允許。就試驗點而言，大多由率先覺悟起來的農村經濟能人、政府官員、NGO、知識分子等先做，由他們先支付成本。這種非制度化的創業型群體力量分散、行動斷續、資源薄弱，與強大的工業化、城市化的資本力量和群體力量相比，實是九牛一毛。

　　就具體項目的操作來看，實踐中的效果與當初的制度設計有一定距離，實踐的殘缺性和局限性均有所體現。

　　總之，在參與當代新鄉村建設試驗中，一部分知識分子作為有點長遠和整體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群體，只能是在明理的基礎上，在現實社會的復雜矛盾張力中一點點地開拓著。那些既已發生的活動或事件，也只能算是試驗發展過程中被呈現出來的結果;“事”的確發生了，發生于開封市(含區縣)的長達10年的新鄉村建設運動，“為社會展示了鮮活的城鄉互助案例、豐富的鄉土實踐經驗以及多元化生態文明的價值理念”，誠如第一部分所言之事，然而，離“理”畢竟還遠得很，因為“浸淫于發展主義久矣的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對此仍無法公正平和地反映，受困于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界也不可能進行實事求是的歸納總結”21。而一般基層政府在受困于地方經濟發展的忙碌中，大都也只能以發展或者贏利與否來參與事件或活動的支持、引導或者評論。以發展主義的成敗論和效果論來看第一部分所述的現象，并且忽視了在市場中處于不利地位的農民群體局限性、以及當代知識分子團隊所處的當代充滿張力的社會情境，從而質疑鄉村建設的目的與存在理由的也大有人在，這“癥候性地表現出當代脈絡下人們對‘另類’實踐的一般心理”22。

　　顯然，新鄉村建設運動之理，是在當前的社會各系統要素、人的社會系統與大自然環境系統、人的身與心等等領域，在資本主義和發展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所出現的一種新生事物成長之理。太失衡了，就要向平衡的方面發展;太分化了，就要朝合作的方面發展。當下的社會結構運行有兩套“理”的邏輯：一套是以資為本的單一的、分化的、排它的邏輯，其生命力尚強大，但是勢力在消褪，或者消褪的可能性條件越來越發展;另一套是以民為本的多樣的、一體的、包容的邏輯，其生命力尚弱小，但是勢力在成長，或者成長的可能性條件越來越發展。前者是舊的事物，后者是新的事物。在新事物將來未來之時的長時段內，必然只能以“運動”的方式呈現，類似于零星分布的、不穩定的、易干涸的、或長或短的小溪流。待成千上萬的小溪流似的運動因勢力漸長漸成形勢之時，那時才會出現大江大河之道。在運動中，事情或活動產生了，又消失了，或者變化了，發展了，這都很正常。

　　所以，開封長達10年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作為事件，發生了;作為理，體現了，但囿于內在根據和外在條件的局限性，當前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能呈運動的而非常規的形態。正因此，這些事件被發展主義的敘事和行動導向中誤解和歪曲到消失、變樣，或者在內在精神不變的情況下得到了庸俗的、多色的粉飾，都是常事，也因此，既有之運動則彌足珍貴。

　　三、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之道：標本兼具之路

　　上述第一部分說了事，第二部分分別從反題、正題、合題的角度說了理。其實，諸多事理，均體現了也歸宿于形而上者的根本之道。道存在于寬闊天地間、歷史縱深處，存在于生命運動中，是萬件事和千條理之根本。所謂道，是繼承與創新的統一體。一般地，先正其根本和脈流、再續其傳承，從而表明是此一脈之道而非彼一脈之道;而根本和脈流的問題，則解決的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的發展脈絡，以及歷史與現實間更深層次的有機聯系與內在呼應的問題，是傳承者解決這一道路自信的根基問題。本部分將從脈流與根本兩個層次來談當代新鄉村建設之道。

　　（一）新鄉村建設運動之脈流：在中國近當代史背景下以“新”溯“舊”

　　鄉村建設運動是個具有歷史感的概念。這種貫穿于百年中國近當代史的社會歷史現象，不僅是現代化關照下農村落后破敗的現實促成的，也是知識界對現代化弊病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和鄉村價值自覺體認的產物。23其當今“新流”與中國近當代史中的“舊脈”是相承的。

　　百年來的中國近當代史，主要是民族主義和現代化宏觀敘事史。在近代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壓迫下、在殖民深化的危機中，“富強”這個概念，從洋務運動時期即進入到中國近代民族的主體意識中。甲午戰爭后，即有了“救亡”的概念，因為列強要瓜分中國，在那種形勢下，救亡第一的意識是被甲午戰敗呼喚到我們民族的意識當中的。在救亡意識中，嚴復將西方的進化論吸收進來，進步、發展這些概念就是在那個時候被召喚到我們民族意識里的。新中國成立后的“四個現代化”、發展是硬道理、科學發展觀，這些現代化的、發展主義的概念經過百年的一脈相承，如今已經牢牢樹立起來了。24百年來各個階段的執政者是盡力或者已經承擔了這個使命的。

　　然而，在百年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宏觀敘事框架背景下，一個客觀事實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正值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經建十年”，當時的工商業資本剪刀差和金融資本的高利貸進入鄉村，形成內生性的第二三產業剝奪小農的機制，造成了當時的農村衰敗、小農破產和社會動蕩問題。25此中緣由，蓋由于中國的近當代史發展之道，實事求是地講，確實不能完全地走上現代化的西方之路，這是中國的社會歷史國情基礎與現代化、工業化的天命造成的。即使不能回頭走傳統鄉土社會的老路了，但是救濟農村即拯救國家，卻也成為當時從事鄉村建設的知識分子之共識。于是，在當時特殊時代背景與充滿張力的社會情境下，民國年間的鄉村建設運動，在全國各地聲勢浩大地興起了。雖然因參與者個人的特點不同，從事的農村地域以及支持外援力量也有多樣化的差異，但是，以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為代表的無數仁人志士們，卻又能“殊途同歸”地提出并實踐著鄉村建設，蓋由于有一個共同的鄉村建設歷史觀。這個鄉村建設歷史觀的敘事框架，實是中國近代史上一種頗具有緊張感的民族記憶表述。以梁漱溟為代表，他基于中國傳統文化復興與對社會現代化的思考，從特殊國情與現代化造成的“成本/代價”出發，主張鄉村本位和反工業化的主張;主張立足中國國情和民族傳統特點，走自己的路，即希望中國力求克服西方社會業已出現的弊端，基于自己的文化基礎選擇一個自己能享用的現代化。26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世紀以來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一些新動向、新道理，這是具有生命力的一種眼光和思路。就當時來看，鄉村建設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新生事物，此事既有，此理當存，此道已開，只是不具備可持續的條件和根據罷了。

　　一切歷史都通過現實指向未來。因為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在千年未遇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之巨變中，由社會張力日趨緊張所導致的民國年間之鄉村建設運動;時至今日，類似“抓著自己的頭發上天”這樣的張力，即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使命與傳統農業社會之基礎和條件局限性的張力一直存在著;不但存在著，而且更為加劇。這樣的張力衍生出對立統一的、相生相克的、相輔相成的兩條道：一條主道，曰工業化、城市化;一條輔道，曰鄉村建設運動。主道是正面的主要矛盾，是農業社會與工業化之間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以制度和主流的形態出現的;輔道是農業社會與工業化之間的矛盾中的次要矛盾和次要方面，是以運動和小流的形態出現的。近當代這一輔道相同，則精神相同，則方法雷同，因而可以借鑒和繼承。

　　但是，當今新鄉村建設運動之“新流”，對近當代史上的人物思想及其實踐之“舊脈”，只能是抽象傳承而不可具體傳承。因為“勢易時移，變化易矣”。相對于過去，現在的經濟社會基礎、國家宏觀環境、工業化發展的不同階段……都不一樣了，所以，傳承之意，從來都是接著說、接著做的意思，而不是照著做、因循守成的意思。所以，要延續民國時期即出現的這個鄉村建設運動之道，是接著民國年間的鄉村建設運動往下做的事。接著做自有接著做的理由、接著做的具體優勢和具體事理。接著走，首先是因為其情形類若因而能接茬;其次，則是因為形勢有變不得照抄照搬而必須開拓創新。

　　（二）新鄉村建設運動之根本：復興中國鄉土文明，奠定民族復興之基

　　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主流的源頭在哪里?梁漱溟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復興與對社會現代化思考的問題，他是有著歷史的、世界的眼光的。他在從中西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三個比較中，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困境問題，乃至世界的出路和現代化的弊端問題，需要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復興，因此他被稱為“最后的儒家”。他曾用一句精煉的話強調中西文化的區別以及中國文化的優勢特征——“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27顯然，中國文化關于追求人生境界的旨趣，踐行仁義的途徑，直覺證悟的方法等，以及中國文化不同于佛學的向后求、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進攻性等基因特質，或許是從文化高度解決中國乃至全球現代化和資本化的弊端的一條重要途徑。

　　既然鄉村建設的道路和目標特別重要，那么按照這個目標設定和重新認識的歷史發展的脈絡也就特別重要。中國把追趕發達的現代化國家作為手段，同時卻也把民族復興作為目標，顯然，現代化的路徑依賴是表象，是手段，是“用”;而民族復興則是本質，是目標，是“體”。只要是以民族復興為目標，也就是說不以成為第二個美國或者成為西化的國家為目標，則需要解決對幾千年民族傳統文化之源頭進行體認和批判性繼承的問題。這是理解鄉村建設運動之道的實質所在。

　　由此可見，民國年間內在于當時現代化制度變遷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我們要學習效仿的歷史資產，然而，也只是近代化以來的鄉建主流和目標，而不是源頭和根本。真正的源頭和根本，是中華民族的國學傳統、農耕文明等根深葉茂幾千年的文化體系基礎。沒有這個老根或者源頭，便沒有鄉村建設運動的文化歷史根據和社會基礎。當然，沒有近代史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軍事政治侵略，便沒有當時只能是第二三產業剝奪小農造成鄉土經濟社會破產，從而形成了鄉村建設運動的政治經濟群體土壤。

　　鄉村建設，本意就是鄉村文明復興。“相對主流歷史及其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正確而言，近代以來的鄉村建設是對數千年中華文明歷史傳承的一種‘建設性的改良’，是更為久遠的民間社會史的延續。”28鄉村建設大道，本意上是體認中國鄉土文化的自覺復興、尋根之路。它需要有一種知行合一的、到鄉村發掘整個民族國家道德源泉的精神力量，在個人講是“有志氣”，在民族和國家講是“有正氣”，也就是孟子所講的“浩然之氣”。

　　（三）新鄉村建設運動之未來：開創通向生態文明之路

　　從另一方面來講，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之道，正是通向執政黨提出的“生態文明”而先行的道。

　　因為生態文明正須尋根于傳統農業文明。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新式文明，其得以實現的兩個必要條件是：從理念上，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從舉措和行動上，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之中。一個曾經創造了人類最成熟、最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偉大民族，在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中否定了自己。在追求工業文明的時代，傳統農業文明作為一個現實的、需要改造的對立面，經過“百年中國，一波四折”29式的現代化制度變遷，似乎被沉沒于中國歷史的“黑洞”里去了。然而，任何文明形態都是處于歷史的、具體的場域之中的，現實中總有歷史的影子。生態文明所倡導的“尊重自然”之理念，難道不是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傳統道理的呼應嗎?其相關舉措的倡導，難道不是以某種姿態呼應了“敬畏生命”、人道社會道天道“道器一體”的中國文化道統嗎?生態文明建設，冀希望于“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就從這個目標宗旨的實現上，也得對中華民族曾經擁有的數千年農業文明持續發展之原理心懷敬仰才是。生態文明建設若想流長，則必要溯源;若要繁華永續，則必憑滋潤根本;或者說，為了未來，必須尋根歷史。中國高度統一成熟的農業文明，與中華民族生存圈特有的天時、地理、人文環境和生存方式密切相關，是一個超穩定的以“農業為本”的文明形態系統，因而達至數千年之相對永續。歷史規定著未來，未來回應著歷史。中國的生態文明若要實現永續，其有效可信的方式是溯源，是在某種程度上復興從技術到制度再到文化不同層次的農業文明支撐體系。30

　　綜上，以復興鄉土文明為根本，這與民國年間鄉村建設運動之道相吻合，只是這個道要朝兩條路向延伸過去，一條通向歷史，以求根深本正之切;一條通向未來，以開拓生態文明之先，這正是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雙軌一體之大道。因而，一方面，有以中國工業化早期梁漱溟等鄉村建設思想為鏡鑒通向中國鄉土文明歷史的清晰脈絡;另一方面，在超越工業文明而達至生態文明偉大戰略的內在呼應，在工業化與生態化兩個文明轉變征途的具體實踐內部的復雜張力約束中運動著。

　　從此闡釋來看，以開封鄉村建設運動10年為例的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事在理中，理在道中，由無數仁人志士所參與的眾多事件，在宏觀社會結構和歷史變遷中已經有了正本清源的坐標定位。事已過去，理當其時，道通歷史并指向未來，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必將生生不息。

　　(本文發表在《開放時代》，2014年第4期)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我國村社綜合合作社生長機理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項目編號：13BJY10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關于事、理、道之間的辯證關系和分析方式，受馮友蘭的“貞元六書”中《新事論》、《新理學》和《新原道》等著作中相關內容的啟發，其中加入了社會學方面的相關理解。

　　②村莊數目很難精確，僅蘭考縣的五百多個村莊中，何慧麗借用其副縣長和縣委常委身份曾聯合縣婦聯、縣農業局、縣民政局、團縣委等相關單位開全縣規模的會議，從事范圍廣泛的動員工作。這里的近百個村莊，是一些高等院校師生及地方市民志愿者以解決“三農”名義進村發展合作社、文藝隊、進行支教等志愿者工作的村莊，少的一兩次，大部分村莊是多次，一些村莊則是長期關注和參與。

　　③太康縣黃村村莊文藝隊發動的工作，是2005年《大河報》記者黃濤到蘭考縣大李西村采訪之后回村發動的;睢縣孟村合作社與文藝隊發動的工作，是《東方今報》記者孟亮參照開封村莊經驗、借助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志愿者成立并發展的，封丘縣薛村的合作社、文化建設，源于何慧麗于2006年在新鄉市為全市干部講課時結識該村村支書，然后將一些鄉村建設力量引入該村發動的。

　　④蘭考縣位于河南省的東北邊陲。北部、東北部與山東省東明縣、曹縣毗鄰，東部、南部與民權縣接壤，西南部、西部與杞縣、開封縣相連，黃河沿西北部縣境西折北流與封丘、長垣兩縣隔河相望。隴海鐵路經蘭考縣城東西橫貫，連霍高速公路穿過西南部，國道310與國道220在縣城交匯，對外交通便利。現轄16個鄉(鎮)，428個行政村，78萬人口。蘭考縣屬于典型的中西部農業大縣，主要農作物有棉花、小麥、油料、玉米、花生等，至今仍然是國家級貧困縣。

　　⑤何慧麗：《新鄉村建設試驗在蘭考》，載《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

　　⑥何慧麗：《低碳鄉建的原理與試驗》，載《綠葉》2009年第12期。

　　⑦當時由開封市人民政府主辦，以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中國農業大學孫君社、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以及河南大學苗長虹等教授為知識分子代表，以開封市蘭考縣、禹王臺區農民合作社與文藝隊為地方新型農民代表，與來自山東、安徽、吉林、湖北等各地早期進行農民合作事業探索的基層干部和農民代表們濟濟一堂、蔚為大觀。

　　⑧據統計，早在2007年年底之前，全國高校大學生“三農”社團力量以號召農民“改變自我做家鄉主人，團結起來建設新鄉村”為宗旨進入村莊從事支農支教活動為開端，其他各種力量跟進與基層干部和群眾相結合從事新鄉村建設運動的省份有16個，村莊有七十余個。

　　⑨衡生喜是中原油田蘭考區的退休工程師，作為一名熱心于鄉村大眾文藝活動教練的志愿者，自從2003年參與鄉村建設事業以來，十年間教練文藝隊五十余支，以開封市(含區縣)為主，共涉及十余省五十余個村莊。

　　⑩生態民居建筑，其原理是“就地取材，經濟環保”，是對農村流行的鋼筯水泥建筑的改進。早在2005年就由臺灣建筑師謝英俊在河北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試行的基礎上，來到賀村合作社進行實地試驗，當時有2戶社員家庭試建，后來又發展到附近3個村莊的幾戶人家，2009年發展到南村時共有8座。

　　11溫鐵軍：《全球資本化與制度性致貧》，載《中國農業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1期。

　　12何慧麗：《生態文明的超越與溯源——兼談精耕細作的農業發展觀》，載《有機慢生活》2013年第7期。

　　13何志雄：《當代中國的新鄉村建設》，未刊稿。

　　14蔣高明：《生態農業是對現代農業的“撥亂反正”》，載《中國農村科技》2013年第7期。

　　15蔣高明：《現代農業適合美國 生態農業適合中國》，中國鄉村發現網，http://www.zgxcfx.com/Article/59945.html。

　　16呂新雨：《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貧民窟?》，載《開放時代》2010年第4期。

　　17費孝通：《九十新語》，重慶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

　　18何志雄：《當代中國的新鄉村建設》。

　　19何慧麗：《當代中國的鄉村復興》，載《人民論壇》2012年第11期。

　　20何慧麗、溫鐵軍：《城郊村的新鄉土政治》，載《人民論壇》2013年第6期。

　　21何志雄：《當代中國的新鄉村建設》。

　　22潘家恩：《中國鄉村建設研究述評》，載《重慶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23徐秀麗：《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載《安徽史學》2006年第4期。

　　24曹錦清、瑪雅：《百年復興：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天命”的對話》，載《紅旗文稿》2013年第13期。

　　25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頁。

　　26李善峰：《梁漱溟思想的現代意義》，載梁培寬(編)：《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頁。

　　27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載梁漱溟：《梁漱溟學術精華錄》，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頁。

　　28何志雄：《當代中國的新鄉村建設》。

　　29溫鐵軍：《百年中國，一波四折》，載《讀書》2001年第3期。

　　30何慧麗：《生態文明的超越與溯源——兼談精耕細作的農業發展觀》。

　　何慧麗：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He Huili， Colleges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rual University)

　　程曉蕊：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Cheng Xiaorui， Colleges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rual University)

　　宗世法：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Zong Shifa， Colleges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ru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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