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省小崗村18位村民率先實行“大包干”，開啟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推動了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被鄧小平譽為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第一次飛躍”。

　　36年后的今天，在黑龍江松嫩平原腹地，克山縣仁發現代農機合作社把握農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離”新趨勢，在“包”的基礎上做好“合”的文章，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建立與生產力相適應的農業生產關系，在推動農村改革“第二次飛躍”中趟出一條新路。

　　6月上旬，廣袤的黑土地已披上一層新綠。記者來到克山縣河南鄉，探訪“仁發”這個既是農機合作社，又是種植合作社，還是土地合作社的“三合一”綜合經營性合作社，看他們4年來，如何破解制約現代農業發展的體制機制矛盾和深層次問題，在由虧到盈，由小到大，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土地規模化、生產現代化、分配合理化、管理民主化，促進糧食增產、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

　　虧損的教訓——

　　7個出資人包了1000畝零散土地，因為缺乏與農民的合作，沒有形成經營規模，結果大農機派不上用場，還要花錢雇“小四輪”耕種，最終提取折舊后虧損187萬元

　　見到合作社理事長李鳳玉時，他正要去地里進行每天例行的“巡視”。合作社的場庫里，威風凜凜地矗立著一天就能“消化”2000畝地的約翰迪爾、凱斯等大馬力拖拉機。“我們合作社有100多臺(套)各類農機具，現在40多臺正在地里忙活，給玉米打藥，為馬鈴薯追肥，還有的在耕地松土。”

　　藍天白云下，一壟壟莊稼齊整得像用格尺畫出的線條，直直地通向天邊。在這個碩大的靜態布景下，只有遠遠看去如甲殼蟲般的農機在穿梭移動，耕耘作業。

　　“我們現在經營土地有5萬多畝，總盈余達5328萬元，社員每戶分紅兩三萬元，畝均近千元。”望著這幅現代化大農業圖景，回憶起最初“合作社虧損，出資人賠錢”的尷尬境地，李鳳玉仍唏噓不已。

　　59歲的李鳳玉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至26歲，作為一名拖拉機手，他的夢想就是在東北這片土地上，實現全程機械化，把土地的潛能充分挖掘出來。第二階段是26歲開始任仁發村的村支書，一直干到現在。第三個階段就是2009年底，他舊夢重拾，牽頭創辦農機合作社，成為理事長。

　　“當時鄉里召集全鄉9個村開會，說上面有支持發展千萬元農機合作社的政策，其他村都不作聲，我想到村里一家一戶都還是用小四輪作業，要是有大農機，打破犁底層，一畝地最低能多打300斤糧，效益很可觀，就站出來說想試試。”

　　要建合作社，第一步就是找伙伴。開動員會的時候，參加的人有好幾百，盡管大家都認識到國家有政策是好事，但又覺得是新生事物，心里不托底，結果沒人響應。后來總算動員了包括村干部、收糧戶、開拖拉機的共6戶人家出資入社。

　　7個人中，李鳳玉出資550萬元，其余6戶每家出50萬元，總共湊了850萬元建場庫，財政配套了1200萬元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鄉政府院子倒出來給合作社做了場地。就這樣，仁發現代農機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2010年開始運營時，合作社以每畝240元的市場價從農民手里包了1100畝地。“這1100畝地總共有27條，條條不挨著，大農機派不上用場，還要花錢雇‘小四輪’耕種;指望著大機器放到外地去給人家代耕賺點，結果受氣不說還沒掙到錢。”李鳳玉說，秋后一算賬，不提折舊的話只盈利13萬元，要是按規定提取折舊反倒賠了187萬多元。

　　剛起步就陷入困境，有幾家要撤股，想把50萬元投資要回去，個別社員甚至提出退社要求。那陣子對于李鳳玉來說特別難熬，“一聽敲門聲心里直翻個兒，頭一次嘗到了躲債的滋味，火上得滿嘴起泡，我挨個給他們打欠條，后來心一橫，都動了分農機的念頭。”

　　轉機發生在2011年春耕前。黑龍江省農委主任王忠林調研合作社運營情況，來到了仁發，向滿面愁容的出資社員問明原因后，給他們指出了失敗的癥結。

　　“你們這個合作社實質不是合作社，是幾個出資人的合作企業。合作社缺乏與農民的合作，沒有抓住土地這一農業生產核心要素，沒有形成經營規模，沒有很好發揮現代農機作用，自然就沒有經濟效益。”他建議實行土地入社，把合作社辦成農民自己的合作社。

　　啟示：土地規模經營是合作社生存發展的基石。缺乏連片土地這個勞動對象和核心要素，即使有充足的資金、機械和人才，合作社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土地規模經營不能強制，只有采取符合法律政策規定、群眾樂于接受的方式有效整合農民手中少而散的土地，推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才能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科技化水平，才能推行現代經營管理方式、不斷轉變增長方式。

　　帶地入社實現規模經營——

　　“七條承諾”吸引成百上千的農民帶著土地加入合作社，土地的規模效益凸顯出來：2011年自營加代耕共實現盈余1342萬元，是2010年盈余的100倍;農民每畝土地獲得純收益710元，是當地土地流轉價的近3倍

　　“要把土地連成片，就得給農民算賬，用效益把大家吸引來。”省農委的同志給大家出主意：提高土地入社保底價格，并依法將財政補貼收益部分，平均量化給社員，讓更多的農民享受到對合作社的扶持政策。

　　調研組走后，李鳳玉的心一下子敞亮了。他像迷路的人終于看到指路明燈一樣，腳步一刻也沒有停下來。

　　他們7戶成員開會討論決定：合作社要把發展方向放在組織化、合作化、規模化上，以提高土地入社保底價格、土地折資等同投資參加年終盈余分紅、國家補貼資金產生效益社員平均分配、實行民主決策一人一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等“七條承諾”吸引農民帶地入社，促進土地向合作社聚集，向規模經營要效益。

　　隨后，合作社印發了《致全體村民的一封公開信》，7名社員和鄉村干部挨家逐戶宣講“七條承諾”，為農民算入社土地保底賬、規模經營增產賬、統購統銷節本增收賬、國家政策扶持效益賬、打工額外收益賬等最直接的好處。

　　合作社黨總支書記盧玉文告訴記者，當時土地流轉最高價為每畝240元，合作社給農民的保底價是每畝350元，高出110元。大伙坐到農民家炕上開始掰手指頭算賬：“一家平均20多畝地，一畝收入200元，一年4000元，還得搭上勞動力。入社后，每畝保底能拿到350元，一年就是7000元，年底還分紅，一個勞動力在合作社干活，工錢一年至少兩萬，要想出去打工，也負責給介紹，算下來一年差不多4萬塊錢。4000和4萬，就是1∶10的關系。”

　　為了確保土地連片規模經營，給在家村民算賬的同時，他們還想方設法與在外打工村民取得聯系，組織專人到打工地面談。李鳳玉專程到秦皇島說服39戶村民以870畝土地入社。

　　合作社的做法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土地入社的積極性。不到兩周時間，合作社成員就由7戶發展到314戶，合作社自營土地，一下達到了1.5萬畝。

　　有了土地，大家開始甩開膀子干起來。春季，合作社與客戶簽下農產品銷售訂單，根據訂單在連片的土地上種植了1.3萬畝玉米和2000畝馬鈴薯。通過產前統一購買生產資料，選用高產穩產品種，產中采用大壟雙行播種、大型噴灌、強化農作物田間管理等措施，統一組織標準化種植，產后統一銷售，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產量、增加了效益，土地規模經營的效應顯現出來。

　　轉眼又到了秋后。一算賬，社員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011年自營加代耕共實現盈余1342萬元，是2010年盈余的100倍;農民每畝土地獲得純收益710元，是當地土地出租價的近3倍;農民出資由上年分文未分到投資回報率達到31%。

　　“離鄉不丟地，不種有收益。”以土地入社的農民紛紛表示，“現在不種比自己種收入高出一大截，騰出身來還可以再打一份工。”曾經因泄氣“不想干了”的出資人楊斌感嘆道：“過去全家四口人26畝地，靠種地一年才5000多元收入，只能維持基本生活，后來靠收糧攢了點錢，又從親戚朋友那兒七拼八湊了50萬元，那會又眼瞅著要打水漂;現在行了，每年都能分十幾二十萬，本兒已經回來了。”

　　“路子對了，才能有這么好的效益。”通過前后兩年的對比，李鳳玉深切感到，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只靠一腔熱血不行，重要的是，要讓社員有收益，讓利益把農民擰成一塊，這樣農民才能感受到合作社是自己的合作社，才關心合作社，才自愿加入合作社。

　　啟示：在代耕、租賃和入社這三種土地向合作社流轉的主要形式中，只有土地入社才能既解決土地規模化問題，又能解決農民組織化問題。土地入社的方式堅持了家庭承包制度，土地所有權仍屬集體，經營權交給合作社，農民保留了承包權和收益權。在這種方式下，土地不僅成為農民參與合作社分配的重要依據，也成為與合作社聯系的紐帶，這在農民只能拿出土地參加合作社的情況下至關重要，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民與合作社成為利益共同體。

　　收益分配向帶地農民傾斜——

　　實行以土地分配為主，國家投資收益平均量化及公積金記在個人賬戶等同投資，做到“未分配盈余為零”和沒有“無主”財產，有效解決了如何保障農民收益和發展資金瓶頸等問題

　　2012年看分錢了，動真格的了，周邊學習村、二河村、大河村的農民都主動找來，合作社成員增加到1222戶，入社土地3萬多畝，這一年的盈余達到2759萬元;至2013年底，合作社成員發展到2436戶，入社土地50159畝，盈余5328.8萬元，固定資產3295萬元。

　　正在田間指揮打藥的劉友如今找到了“干事業”的感覺。他說家里20畝地，以前全家種地收入也只有五六千，現在不用種，年底“凈落”小兩萬。由于劉友在農藥方面是內行，合作社農藥的采購、選配、指揮噴施都由他負責，一年工資五萬元，再加上獎金能拿六七萬元，兒子開農機，一年三四萬元，媳婦兒媳鏟地、鋤草、掰玉米、起土豆，打打零工，也能賺上一兩萬元，家里一年收入十幾萬元。

　　社員的積極性和合作社的收益為什么能“芝麻開花節節高”?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高度重視收益分配，兼顧各方利益，尤其是讓帶地入社農民充分受益。

　　盧玉文給記者算了筆收益分配的細賬，講明了土地折資和出資人、國投資產如何按比例分配利潤：以2011年為例，合作社總收入2763.7萬元，扣除機具折舊、場庫折舊、機械維修、駕駛員工資、管理人員工資和土地經營投入1421.5萬元，全年盈利1342.2萬元。按每畝土地350元兌現土地保底費用525萬元后，盈余817萬元。

　　把結余的817.2萬元，按當年參與資金2622萬元(包括7家大戶注資850萬元、國家補貼1324萬元、農民土地折資525萬元、上年未分盈余13萬元)進行分配，每元分得3角1分錢。其中入社農民、7戶出資人、國投資金按出資比例分別分紅163.4萬元、268.9萬元、384.7萬元。

　　384.7萬元的國投利潤再由314戶社員平均分配，戶均紅利12251元。土地“保底”分紅、土地折資分紅、國投利潤分紅這三項分紅累計，平均每戶社員共得到分紅34677元，每畝土地平均效益710元。

　　在合作社成立之初，采取的是“土地保底+二次分紅”分配機制，農民畝收益2011年、2012年分別達到710元、730元。這種分配機制，使合作社在發展之初信譽不高的時候，迅速跨過了“社員由擔心到放心、由顧慮到信任、由自家經營低收入到入社后逐年高回報”的過程。

　　2011年出資人投資回報率為31%，2012年為44%。出地社員感到投資回報率偏高，為此在2013年初，主動提出取消保底，通過成員代表大會表決，實行“盈余共沾，風險共擔”的分配方式。

　　在李鳳玉看來，實行“土地保底+二次分紅”也是合作社從初級走向中級、從承擔風險走向風險共擔的必由之路。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再給保底，說到底還有承包租賃的成分，不是合作關系，對他們來說也是“帶著風險搞經營，踏在浪尖求發展。”

　　取消保底后，合作社把入社土地等同于交易量，盈余分配向入社土地傾斜。出資人心里都明白“是農民的土地救活了大家，沒有地，形不成規模，用不了大機械，也就產生不了這么大效益。”為此，經過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提高土地入社的分配比例，降低了投資分配比例。具體是將總盈余5328.8萬元的74%按土地面積分配，比《合作社法》規定的“盈余返還60%以上”的指標高出14個百分點，總盈余的26%按資金分配。按照這種分配方式，農民每畝土地分紅達922元，比2012年又增加了192元。

　　仁發合作社分配方式的另一個亮點就是“國家政策，雨露均沾”，將國家補貼形成的資產及其收益平均量化給當年每個社員。

　　合作社在成立之初并沒有實行國家補貼平均量化，以為國家補貼是給出資人的，農民也感覺合作社是幾個出資人的合作社，所以沒有參加合作社的積極性。

　　后來大家才知道，國家投資，如果只是少數人得了好處，多數成員沒得到，實際上國家的投入成了個人投資的匹配資金。國家對合作社的支持是對入社的廣大農民的支持，是對所有入社成員“聯合”的支持，因此在國家補貼面前合作社成員人人平等，只有這樣才能體現黨和政府惠農政策的普遍性。

　　到2013年末，合作社累計國投資金2076.5萬元，國投資金分紅685萬元，平均每畝地分得收益136元。國家投資收益平均量化，不僅增加了成員收入，也放大了國家惠農政策效益。合作社國投農機具資產1734萬元，平均到2436戶，每戶7118元就實現了全程機械化，補貼散戶最高可補到20萬元也實現不了全程機械化，國家財政補貼效益放大了幾十倍。現在雖然合作社成員增加，國家補貼分給每個人的收益“攤薄”了，但由于規模效益已經逐步顯現，個人收益未減反增。

　　合作社還探索了將提取公積金記入個人賬戶等同投資的辦法，有效調動了全體成員投資發展合作社的積極性。

　　2011年經社員代表大會表決，合作社開始提取公積金，將盈余的817.2萬元，提取50%，按分紅比例記入每個成員名下，等同于投資。這樣合作社有支配權，成員有所有權和收益權，不僅成員之間產權明晰，而且不同年份也利益清楚，社員們都愿意提取公積金。目前，合作社累計提取公積金2800多萬元，正常經營基本“不差錢”。

　　大家意識到，合作社實行聯合所有，財產是大伙的，每一分錢都應體現在成員身上，為此做到了“未分配盈余為零”和沒有“無主”財產。“將來利益還要繼續向農民傾斜，因為這是活力源泉。”李鳳玉說道。

　　啟示：仁發合作社做到“未分配盈余為零”和沒有“無主”財產，妥善處理按土地分配和按資金分配的關系，合理安排國投資產收益和個人資產包括提取公積金所得收益的歸屬，保障了合理分配。他們的實踐表明，收益分配合理化是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建立科學分配機制，既要保護出地人利益，又要兼顧出資人利益，既要讓社員充分得利，又要留足發展資金，促進經營主體持續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

　　社務管理科學民主——

　　實行重大決策一人一票，嚴格財務管理，采用績效工資，進行農機單車核算，建立起的一整套社務管理制度，有效解決了如何使合作社規范運作、永葆生機活力的大問題

　　今年，克東縣永泉鄉勤政村的大部分土地跨縣入了仁發合作社。27歲的村民魏洋洋告訴記者，以前也有來村里想承包土地的，但村民心里不托底，但是加入仁發，大家卻非常樂意。他說自家60多畝地全部入社，看中的不僅僅是收益，還因為仁發是個“農民自己說了算的合作社”。

　　合作社不按出資額表決，而是一人一票，賦予每個成員同等民主權利。重大事項都是由理事會“拿點子”或其他成員提建議，然后再提交成員代表大會集體討論通過，再由監事會全程監督執行，并做到及時公開重大決議落實和財務收支情況。

　　社員們說，幾年來，修改章程、接收新社員、種植業結構調整、取消保底金等決定，都是由社員代表大會集體表決通過的。“認可的就能通過，一些看不好的就否決，大家都愿意參與。”

　　理事會認為僅靠規模經營終會觸碰增收的“天花板”，必須創新經營思路，在延長產業鏈條上做文章。為此今年春天，向成員代表大會提交了發展黃肉牛養殖、糧食倉儲、綠色有機生產基地建設、甜玉米粘玉米加工4個項目的發展計劃。現場有63個社員代表，每人代表30戶。前3項順利通過，已在今年實施。而在表決甜玉米粘玉米加工項目上，只有28人同意，由于未超半數，就沒通過。

　　“沒同意的人覺得要投入2000多萬元，萬一市場不好，咋辦?但經過我們考察，前景是真好。但是不通過，就運作不了。”面對建社以來第一個被成員代表否決的工作計劃，李鳳玉既惋惜、又欣慰。惋惜的是，他認為能為合作社帶來效益的加工項目，未能得到多數社員同意并實施;欣慰的是合作社民主管理已經落到了實處，出資人和少數人說了算的現象已經不可能發生，合作社發展步伐將更加穩健和富有生命力。

　　合作社建立了嚴格財務管理制度。實行財務核算、預決算和審計制度，建立固定資產折舊制度，足額提取機車裝備折舊并專戶存儲，每個季度都將財務收支情況張榜公布，讓社員對每筆收支情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合作社來一分錢大家有份，花一分錢大家都知道。制度規范了每個人，又讓每個人受益，現在收割時掉個玉米棒子也要撿起來，因為多收一粒糧食，我們就多一分收入。”

　　合作社還嚴格了績效工資制度。據介紹，最初合作社7名管理人員只分紅，不掙工資。雖然工作任務完成得較好，但是每個人還沒有真正做到各盡所能。經社員代表大會討論決定：管理人員實行目標責任制，以績效定工資。完成目標后以年度總盈余2%作為工資總額，理事長掙工資總額的20%，其他人員掙工資總額的80%，有效地調動了管理人員的積極性。

　　農機單車核算制度也是合作社的一個創新。“農機狀態不好，會影響作業。在改革農機管理模式之前，因為沒和自身利益掛鉤，眼瞅著螺絲松了，駕駛員也不擰一下，螺絲掉了，也不管去買;不會心疼油，離家十幾里地，中午開著機車回家吃飯。”機務隊長李德臣說，現在駕駛員實行全員招聘，單車核算，農機具、作業量、柴油、修理費都承包給個人，定好作業量、用油和修理費標準，“自負盈虧”。作業量超了、節約油有獎;作業量沒達標、浪費油就罰，極大地調動了駕駛員工作積極性。

　　李德臣稱，一年200馬力左右的車，作業量為1.6萬畝的話，每畝2.5元，一年能掙4萬元左右。“現在駕駛員為了保證作業量和收益，都惜時如金，惜油如金，對農機也倍加愛惜。”

　　啟示：只有確保成員的主體地位，處理好能人治社與民主管理之間的關系，建立現代管理模式，在規范的制度框架下組織生產經營，做到產權明確、分配合理、權力平衡、管理規范，才能不斷提高合作社的經營和管理水平，確保合作社沿著規范健康有序的道路不斷發展壯大。

　　仁發合作社的一系列探索和創新，不僅使生產效益大為提高，獲得土地從事耕種的農民能夠致富，更重要的是，能夠使轉出土地的農民也受益，能夠使廣大農民各得其所、都得到合理的報酬。

　　他們的發展實踐證明，越是強調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農民越愿意參加合作社;越是考慮到合作社成員的共同廣泛的利益，每個合作社成員的收益越高;越是堅持提取公積金記在個人賬戶等同投資，合作社社員越愿意提取公積金;越是尊重合作社社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合作社的發展就越規范;越是強調合作社規范發展，合作社發展就越快、越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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