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越來越懶于回故鄉,一則由于父母在襄陽打工,漸漸安于當地的生活,過年也在襄陽過。二則故鄉愈益明顯的破敗之勢,讓人不忍直視。雖然幼時的生活情境仍不免讓我不自覺的美化鄉村生活,但親人因打工而天各一方、家里坍圮的老房子、衰草枯楊的景象,總是讓每次回故鄉都難免于傷感。今年回故鄉,時間不過短短數天,因表哥結婚之故,婚禮在鎮里舉行,雖是臘月間,由于在外打工的親戚朋友大多尚未回來,不過幾桌,并不怎么熱鬧,表哥在鎮里買了新房,雖然離他住的村子騎摩托車不過十分鐘的路程,但房價去年買時已經為1300元一平米,現在已經漲到1700元一平米。房子一百多平,加上裝修,差不多花了二三十萬,皆是表哥在外打工掙的錢。表哥在外打工近十年了,在鎮里買房才真正意味著其生活全面脫離的村莊,這種對于村莊的逃離雖然只有十公里,也算是成功。而更大的成功則是在隨州市買房,或者在遙遠的武漢、北上廣等安家,與家鄉的距離仿佛丈量著成功的程度。
按照這個標準,我當然也算成功者,名牌大學的大學生預示著都市之中比較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這種成功在村民艷羨的目光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由于城鄉之間教育資源日益拉大的差距,特別是英語及所謂素質教育加分等方面的差距,同輩之中能成功考上名牌大學的只是少數。更多的只是三本院校高職高專等,高昂的求學費用迫使父母只能走出去,以打工的形式支撐子女學習生活,高昂教育投入的結果卻是低價值的學歷,在大學生已經是普通勞動者的今天,這樣的學歷聊勝于無,而因為長久的城市生活養成的生活趣味與生活方式又使得這些年輕人根本無力脫離城市生活回到故鄉,最終漸漸成為城市的飄蕩者。能上大學已經算不錯,更多的孩子初中畢業甚至初中未畢業就已經加入了打工者的行列,我的幾個90后表弟表妹皆是如此,因為父母打工在外,無人照顧亦無人管束,學校管理的松懈與不負責任,又隨著村莊撤點并校的逐漸推行,初中高中皆集中到了鎮里或者市里,校園外城市的燈紅酒綠的吸引,漸漸染上了不良嗜好,也漸漸喪失了學習勁頭,最終父母也只能將他們帶出去打工。
在這種從村莊的逃離中,我的這種成功鼓勵的是更多的愈演愈烈的逃離,不管是以求學的方式逃離,還是以打工的方式逃離,村莊都已經不具有停留的意義,我們這一輩人在生活品味和生活方式上一邊倒的向城市、向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接近。固然,隨著經濟發展,村莊生活水平與城市日益接近,熱水器、冰箱、彩電、洗衣機等為代表的都市生活方式標志在很多村莊已屬平常,但在公共服務、娛樂休閑方式及生活便利程度上來說,村莊與城市之間鴻溝依舊存在。更為重要的是,村莊在現在的社會環境之下已然成為落后的代名詞,電視報刊網絡很少有正常的農村生活場景和農民形象的報道,“過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是常見的對于農村的褒獎。電影電視上基本皆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式的節目,處處展示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品質和趣味。在整體的社會層面上,村莊和農民很難以正面的形象出現,在社會輿論之中,對于年輕人來說,留在村莊顯然就意味著退出社會競爭,意味著承認自己是失敗者,這種社會壓力的存在也是的逃離村莊成為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以教育體制和打工經濟為表征,我們個人的成功只能以逃離村莊的形式實現,而這背后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依舊在于“三大差別”這個略顯陳舊的命題。當前的環境之下,由于精英主義制度化,政治、經濟、文化資源愈益向精英階層及核心區域集中,城鄉之間不平衡的資源流動以城市化的面貌呈現出來,對于年輕人來說,家中的一畝三分地已經無法指望,如果不能進入城市獲得理論上存在的機會,成家立業都不可能實現。而在思想文化的層面,現代傳媒工具對村莊的持續進入以及其傳導的都市文化特征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流行文化,更使得村莊面臨著劇烈的文化侵襲。在家看央視新春走基層欄目“黃泥巴村蹲點日記”之中,四川涼山木里縣黃泥巴村少年祝小龍的夢想是當明星,偶像是邁克爾.杰克遜,雖然在新聞報道之中更多的將之描述為擁有追求和夢想的表現,但我更多的覺得驚訝、疑惑與不安,驚訝于現代傳媒的力量,疑惑于這個夢想是否只是按照都市文化的標準而定制、不安于這樣的夢想對于少年來說意味著的到底是什么?在新聞欄目中受到的鼓勵和之后隨之而來的更多關注與幫助,恐怕只能是脫離村莊,制造新的都市文化偶像,對于村莊本身又意味的是什么?在現在的狀況下,現代傳媒工具的進入恐怕鼓勵的只是對村莊的脫離。村莊本身如果不存在穩定的結構,無力創造村莊生活本身的意義,那在這種文化侵襲之下,物質資源與人力資源的逃離皆是不可避免,在這里,傳媒成為鼓勵村民從村莊逃離的利器。
如果這種對于村莊的逃離確實能夠實現農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也無可厚非。現實中,由于機會的稀缺性,對于很多人來說,這種逃離是難以實現的,有時候甚至相反,很多時候不得不面對親人離散的痛苦、陌生而無情的城市生活、社會競爭的壓力等等,這種超出城市容納能力的人口流入制造了大規模的城市無產階級即流民群體以及日益嚴峻的城市病,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城市和村莊雙輸的局面。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迅速發展固然使得相當的農村人口成功實現了城市化,但中國的人口總量這個基本的現實是無法改變的,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之中,農村依舊是重要的居住地,如果不能有效的重視與利用,人口和資源依舊以現有的速度集中于城市,村莊的破敗以現有的速度繼續下去,容納人口的能力持續下降,則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難免愈演愈烈。
雖然我是個成功者,但這種對于村莊的逃離帶給我的更多的是痛苦與不安。這種痛苦與不安不是城市中產階級矯情的“鄉愁”,而是由于逃離而造成的與原生的家族親戚關系網絡之間的撕裂而帶來的痛苦,是由于脫離村莊閑適的生活方式、熟悉的人際關系和優美的自然環境而造成的不適應,更是由于體驗和見證了自己家庭以及眾多親友的這種逃離所體驗的種種不幸、屈辱與痛苦而在內心深處產生的抵觸與厭惡。但不管怎么痛苦與不安,讓我無奈的是我的個人的成功只能以逃離村莊的方式實現,而如果成功只能以這種方式實現,對于孕育我們的這片土地,我們的意義又是什么呢?
劉明:碩士生,湖北隨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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