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保守的城鎮化道路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離土不離鄉”的小城鎮發展模式,二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城鄉二元結構富有彈性,鄉土傳統對城市化進程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是城鎮化中國道路的基本特征。從社區再造的角度上說,符合農民意愿的城鎮化,可以防止鄉土傳統的斷裂,避免因此而來的社會轉型的陣痛。
關鍵詞:城鎮化 鄉土傳統 城鄉二元結構 社區再造
一、保守的城鎮化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我國的城鎮化道路是比較保守的,表現為鄉土傳統對城鎮化的限制,城鄉之間并非對立關系,也未形成等級秩序。籠統地講,保守的城鎮化道路有兩種模式:一是“離土不離鄉”的小城鎮發展模式,二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
上世紀八十年代形成的“離土不離鄉”格局,意味著農村城鎮化只是在生產方式上發生了改變,鄉土生活方式并沒有根本改變,家庭和村落都很完整。村落作為一個生產生活的共同體,基本上沒有受到破壞。
某種意義上,“離土不離鄉”的生產模式反而有利于鄉土社會的再造。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傳統文化的復興跟這種經濟模式有密切的聯系,一些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證明,鄉鎮企業的發展與村落、宗族等傳統社會網絡之間有共生關系。站在鄉土傳統的角度上說,當時城鎮化路徑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雖然保守卻能跟現代化過程相結合。不過,純粹從經濟發展角度來講,這種方式顯然有它的局限。所以,到了上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絕大多數企業實現了私有化,與此同時,大城市化的戰略取代了小城鎮發展戰略。這導致了上世紀90年代大規模民工潮的出現。
大城市化的發展戰略形成了“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意思是說,城鄉二元結構已經體現在家庭代際關系中,年輕夫婦在外打工,融入到城市生活體系中,老人和小孩在農村,仍然從事小農經濟生產,家庭再生產仍然保留在農村。它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城鎮化,因此仍然是比較保守的,但是它比“離土不離鄉”的生產模式要進一步。與小城鎮發展戰略相比,大城市化戰略中的“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具有兩個鮮明特征:(1)家庭已經分化為幾個生產生活單位,甚至有幾個會計單位,家庭生活已經撕裂了,村落也不再完整。(2)這種城鄉二元結構富有彈性,家庭內部的幾個單元是相輔相成的,可以相互溝通、相互連接,年輕人在外打工如果成功,可以完全融入城市生活體系中,如果不成功,還可以回歸村莊,家庭生活終究是可以完整的。
從政策上說,這種不完全的城市化模式是很要不得的,因為農民工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與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并不相配。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模式仍然保留了城鄉二元結構,這或許意味著城鄉之間不平等的等級秩序仍然保留下來。但是,從城鎮化的中國道路角度上說,我們覺得這其實是非常好的方式。這是為什么呢?因為農民工恰恰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這是“產業工人”所不能比擬的。況且,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與建國初期有根本差別,它富有彈性,對農民起到了保護(而非剝削)的作用。從國家發展戰略的角度上說,正因為我國是“半工半耕”的社會,使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仍然保持了社會穩定。國際金融危機即便對若干產業造成沖擊,并不影響社會穩定,農民工在城市“失業”了并不是什么大事,“大不了回家種田”,還可以順便過上完整的家庭生活。
二、城鄉二元結構的優勢
當代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鄉土傳統,不是被改造、被消滅的對象,它完全可以適應現代性,在現代化進程中再造;它甚至是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在這個意義上,應該從更加積極的角度審視城鄉二元結構,警惕“城鄉一體化”想象之下的激進城鎮化道路。
很少有人去考慮我們現在表面上不合理的城鎮化道路,它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從民俗傳統角度去考慮的話,富有彈性的城鄉二元結構是真正的城鎮化的中國模式。因為,與西方國家充滿血與淚的城市化道路不同,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富有鄉土氣息,并且,在一個資本主義市場體系里面,它非常有競爭力。比如華西村,它是市場經濟的樣板,但實際上它骨子里面很傳統,保留了村社共同體,也保留了共有制和家長制。有研究表明,恰恰是保留了集體主義傳統的村莊,在市場經濟中成為了贏家,反倒是那些迷信私有制和現代企業制度企業成了市場經濟的輸家。
“城鄉一體化”當然不是指回歸到農業社會,而是要建立城市主導的單一結構、一元制度的社會。這是一個可欲的目標,但卻不是現實,因為我們的經濟體量還沒有條件支撐起城鄉一體的社會福利體系。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強力推行一元制度,有可能得不償失。制度上的城鄉一體化努力,其前提是要適應彈性的城鄉二元結構,要避免因為改造城鄉二元結構而喪失了彈性的制度優勢。比如說,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雖然已經到了必須作出政策反應的時候,但是,與別的國家不同,我國因為有城鄉二元結構,農村的家庭養老仍然發揮著基礎作用。如果罔顧現實,按照福利國家的想象來建立社保體制,就太過于激進了,很可能摧毀家庭養老的制度優勢,一去不復返。而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一定能夠解決嚴峻的養老問題。
某種意義上,現在的體制實際上是最適合我國國情的制度,盡管它有很多問題,但是它解決了一些非常戰略性、根本性的問題。為什么說農村是城鎮化和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它的根源就在于,二元體制保留了鄉土傳統,保留了傳統的穩定的社會結構,它在政治上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
三、再造社區
在保守的城鎮化道路下,如何再造村落傳統?當前的社區建設包括兩種類型,一是村落為了適應現實情況,借用現代性的元素重建社區,新的社區仍然保留了原有的自然景觀和社會結構。很多鄉土傳統深厚的地方,通過“宗族理事會”等力量主導了新農村建設,國家政策被傳統成功地消化掉了,就屬于這一類型。二是在資本和政府的推動下,村落被動地納入了城市化進程,村落傳統發生了斷裂。比如“逼農民上樓”、“平墳運動”等現象,都屬于這一類型。假如說社區建設具有城鎮化的內涵,那么,前一種社區建設方式是保守且是可以再造傳統的,后一種則是激進且會撕裂村落的。
贛南的新農村建設經驗很值得借鑒。贛南村落里的老屋,比如圍屋、土樓,融神圣性于自然、生活之中,長期以來,老房子一般是不拆的,只能維修,久而久之,村民都在老屋周圍建新屋,老屋反而荒廢了,形成了空心村現象。農民具有強烈的重建新村的意愿。贛南的新村建設與其說是政府主導下的社區建設,還不如說是宗族主導下的村落重建,宗族理事會代行了社區建設理事會的功能。很顯然,這種社區再造的過程是鄉土性的,社區建設的結果也必然會保留共同體的內涵,村落的家庭結構、社會結構都不會改變,政府在其中只是起輔助作用。
河南周口“平墳”運動卻值得反思。喪葬制度是村落傳統的最重要的載體,通過一些列的喪葬儀式,不僅表達了人們的宗教情感,且形成了一整套的村落交往規則。中原地區盛行土葬,人們極為反對火葬,強行推行火葬造成了民俗的斷裂。為了避免政策干預,不能大張旗鼓地操辦喪禮,只能在晚上偷埋,偷埋之后,過兩年再舉行二次葬儀式,這當然會對村落社會關系造成非常巨大的沖擊。我們在調研時聽到一個黑色幽默:有兩個老人走在街上,其中一個老人病了一段時間,十幾天沒在村里面露面了,十幾天之后他出來了,另一個說“我們所有人都以為你死了,你怎么還出現呢”。河南農民在抵制火葬中發明了二次葬,或許是當地傳統的再造,人們仍然可以壘個墳寄托哀思,但“平墳”運動卻有可能進一步摧毀這一傳統的再造。
周口地方政府“平墳”的政策動機是通過土地制度中的增減掛鉤政策,獲取更多的用地指標,以此推行工業化、城市化建設。這與山東一些地方政府強推的“趕農民上樓”政策如出一轍。現有的土地政策只從城市化、工業化的角度上去考慮,但土地承載的社會意義或許是更為根本的。所謂的鄉土傳統、鄉土文化、鄉土社會,根源就在于人與土地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需要密切交流,傳統的土地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共有制,它是村落共同體的一個基石。一旦土地政策倒向大城市大資本,就必然會出現“平墳”、“逼農民上樓”的極端狀況,這種情況下的社區再造,是在撕裂人們的生活、村落的傳統。
從社區再造的角度上說,需要警惕的是生造式的城鎮化,在不符合農民意愿的情況下再造社區,顯然過于激進。而只要是符合農民意愿的,都是保守的城鎮化。比如,江漢平原一帶的農村,由于村落發育不是非常成熟,呈現出散居的格局,農民的鄉土觀念并不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很容易接受城鎮化的想象,主動選擇放棄村落。相類似的是,東北的一些農村地區,年輕人結婚的前提在城里面有一套房,他們也主動實現了城鎮化。不過,即便是保守的城鎮化,也需要重視鄉土傳統對緩解社會問題的作用。在城鎮化過程中,“一對一”式征地拆遷補償談判機制,很容易消解村民之間的信任關系,而征地拆遷到哪里,黃賭毒等社會陰暗面就跟隨到哪里,幾乎成為一個普遍現象。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在政策推行過程中最大程度地保護鄉土傳統。
某種意義上,城鎮化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選擇哪一種城鎮化路徑的問題。我們需要保守的城鎮化戰略以適應鄉土傳統和村落結構,讓社會轉型平和一些,這是我們做民俗學的和社會學研究大有可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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