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楊成林：土地職能和土地產權制度選擇——關于中國土地產權私有化有效性的回答）

　　[提 要] 土地問題是關系到中國當前和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長期以來，學術界圍繞著中國土地產權制度安排進行著持續的爭論。爭論源于土地產權界定不清晰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爭論的焦點是保持現有的基本土地產權制度不變，還是改變現有的土地產權制度，即“土地私有化”。本文明確反對土地私有化政策，并在重新界定土地職能的基礎上，證明了土地私有化在帶來生產增益和經濟績效改善的同時，必將對中國產生重大的不利影響。在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當前生產力發展水平下，土地私有化將使中國爆發“馬爾薩斯危機”的可能性處于不可控制的境地。另外，作為基礎性制度安排的現有土地產權制度是中國特色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特征，是緩解經濟危機失業壓力的重要緩沖器。

　　[關鍵詞] 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化;糧食安全;土地職能;私有產權

　　一、研究背景

　　關于人口增長對基礎資源緊張狀況的研究，最早始于古典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自托馬斯·馬爾薩斯于1798年寫成他的第一篇關于人口的論文以來，學者們對他的關于人口增長超過資源基礎的悲觀預見(馬爾薩斯危機)一直存有爭論。[①]然而，人類歷史發展的實踐表明，盡管科學技術的進步成功的克服了要素邊際收益遞減的趨勢，減少了“馬爾薩斯危機”爆發的可能性，但人口增長和資源基礎間的緊張狀況一直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而且伴隨著近代世界人口的持續激增，人口對基礎資源的壓力一直在持續的增長。

　　鑒于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一直以來，西方世界認為中國將持續面臨著持續增長的“馬爾薩斯壓力”，并必將爆發“馬爾薩斯危機”，最終成為整個世界的威脅。例如，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經斷言，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須碰到的第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大約半個世紀之后，面對人口眾多的中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曾提出，誰來養活中國?但如今，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糧食自給率高達95%，中國以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實踐證明，中國在持續面臨人口增長對基礎資源壓力的過程中，成功的避免了“馬爾薩斯危機”的爆發。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奇跡背后的又一個奇跡。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一方面源于農業基礎設施的改善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另一方面則受益于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以及中國農村基本土地產權制度所形成的制度性保障。

　　當前，中國的土地問題業已成為各方博弈和沖突的焦點，各利益主體因土地而糾結在一起。工業化和城市化需要土地，解決“三農問題”，統籌城鄉發展涉及土地，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更離不開土地。選擇何種基本的土地產權制度安排是中國當前和未來能否保持穩定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針對當前由于土地產權界定不清晰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學者們對中國下一步應該選擇何種土地產權制度安排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其中一些秉承新古典經濟思想的學者和經濟學家們認為，圍繞土地產生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土地產權界定的不清晰，因而建議改變當前中國農村基本的土地制度安排，即將土地“私有化”。本文認為，土地“私有化”政策建議的出發點是好的，其合理配置資源、改善經濟績效、體現私有產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也無可非議。但遺憾的是，土地私有化的觀點，既沒有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出發，而是以其狹隘的分析視角，從本本和教條出發，又只看見現有土地產權制度的缺點和不足，忽視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意義以及土地作為基本的生產資料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本文明確反對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并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去否定土地私有化。土地制度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基本財產制度。只有一個國家財產制度的穩定才能保持住整個社會的穩定。[1]所以，任何對土地產權的重新厘清和界定，或是進行適當的制度創新，都必須在保持現有的基本土地產權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進行，同時土地制度創新和變革必須兼顧中央、地方和農民三方的利益，兼顧短期利益和長期的發展。

　　二、土地職能的重新界定

　　土地首先不應是一種財產，而是賦予每個人基本生存權利的生產資料。馬克思曾說：“土地是一切生產和存在的源泉”。沿著馬克思的思路，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出發，探討和重新界定土地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職能和意義，是中國選擇何種基本土地產權制度安排的前提和基礎。

　　(一)土地職能的重新界定

　　土地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具有三重職能：首先，基本生產資料的職能，即使用者或所有者將其作為基本的維持生計和獲取收入的手段;其次，財產職能。土地作為一種財產，盡管不像其它的生產性資產那樣，在地里位置上可以自由移動，且其作用的發揮也不得不受自然條件的制約，但其作為財產的各種權益卻是可以分割、流轉和交易;最后，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職能，即土地可以在特殊的時期和特定環境下，發揮對其所有者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職能。[2][②]

　　土地職能的界定取決于土地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相對重要程度和其自身相對稀缺性。在整個國家的層面上，應按照土地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相對重要性，重新界定土地職能。就中國而言，土地所體現的第一位職能是其基本生產資料的職能。其中，基本生產資料的職能按其相對重要性又依次分為：一，生產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要素職能，如生產糧食的職能;二，進行其它生產或經濟活動的基本要素職能，如土地所體現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核心要素的職能;土地的第二位職能是其肩負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職能，這一點在中國社會保障體系還無法覆蓋所有農村居民的情況下，顯得格外重要;最后，土地的第三位職能才應該是財產性職能。

　　土地是民生之本，對絕大多數中國對農民來說，它不僅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對農民個人而言，土地對其發揮何種職能受制于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取決于農戶擁有的資源稟賦，獲取收入的途徑，也就是說，土地職能的發揮取決于農戶的家庭狀況和經濟結構。這些因素直接決定著農民對其土地的態度。在處于食品供給嚴重不足的時期，土地經營就是農戶的全部，這時土地是農民維持生計和獲取收入的唯一來源。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當農戶的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其主要的生存依賴不再是土地的時候，土地的保險功能就會凸顯出來。在農戶完全進入城市或者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時，土地的財富職能就成為所用者或使用者最為關心的問題。[2]就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看，盡管部分農民不再主要依賴土地維持其生存和提供收入，但卻需要依靠土地來為其提供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③]大多數中國農民仍然需要土地作為其維持生存、獲取收入及生活保障的手段。

　　(二)土地職能轉換的現實和制度約束

　　無論是對整個國家還是農民個人，土地都同時肩負著各種職能。土地職能的轉換和作用的發揮，一方面受制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基本國情;另一方面基本的土地產權制度安排對土地職能發揮和轉換形成了制度性約束。

　　對中國來說，克服“馬爾薩斯危機”的爆發，并不意味著人口對基礎資源的壓力，對土地資源的壓力在減輕。而事實則恰恰相反，中國面臨的“馬爾薩斯壓力”在持續的增加，爆發“馬爾薩斯危機”的風險也在增大。認清這樣的現實，并考慮到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體系的不完善，土地職能的發揮應最大限度的限制在其基本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職能上。因此，維持中國現有的基本土地產權制度安排，發揮土地的基本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職能，限制其財產性職能，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土地制度安排的必然選擇。此外，鑒于中國土地資源的極度稀缺性，通過制度限制土地的財產功能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即避免土地資源的“過度貿易”，防止以地生財。否則，很肯能出現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狀況。[④]這一點也是維持基本土地產權制度不變的基本要義之一。

　　如將土地置于私有產權之下，雖然土地對農民的職能受其經濟機構和狀況的制約，但其職能的轉換卻不存在制度性約束，農民希望土地發揮何種職能只依賴于其自身的偏好。例如，在這情況下，農民很可能對土地提供一次性收益的偏好強于土地提供持久收入流和社會保障的偏好，結果是農民將土地以要素商品或個人財產的形式出售，而土地出售后其發揮何種職能，用于何種用途則依賴于購買者的偏好。而這恰有悖于土地理應發揮的基本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職能。

　　實際上，土地職能的發揮及其各種職能之間的轉換沒有明顯的界限，關鍵的問題是土地具體用于何種用途。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時，應盡量的抑制其財產性功能的發揮，保持其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職能;在土地用途轉換時，應通過計劃配給的方式來配置土地資源，發揮經濟計劃的作用，將土地轉換到對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用途之上;而當土地已經轉為它用時，應發揮其財產性功能和要素商品的職能，并利用價格信號，通過市場機制來調節其余缺，使其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因此，對于發揮不同職能的不同用途的土地，運用兩種不同的產權制度安排對其進行配置，具體的說，當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時，維持土地的基本產權不變;而土地用于其它用途時，盡量將其置于私有產權下，發揮私有產權的激勵功能，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

　　(三)土地的最基本職能

　　提及中國的基本國情似乎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在分析土地問題時，這一點又是不能回避的。人多地少，特別是可耕土地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糧食安全”問題，由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防、能源和糧食三大安全問題中，糧食安全問題居于首位。土地作為特殊的生產資料，肩負著國家糧食安全的職能。在這個層面的意義上，土地具有提供公共安全的性質。而作為公共物品的糧食安全恰是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因為，搭便車的問題使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成為不可能。為了避免這種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沖突的狀況，只有通過制度安排，將土地職能限制在生產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的職能上，才能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避免“馬爾薩斯危機”的爆發，維護國家的穩定。所以，中國當前和未來土地制度安排必須是維持現有的農村土地基本產權制度不變，并且對土地制度的一切創新和變革，都必須在保持基本土地產權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進行。

　　三、關于土地私有化政策的討論

　　(一)關于制度在經濟的重要作用

　　“制度”對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決定性作用早就引起學者們的注意。[4][5]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提高經濟中資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方法，因為配置資源的經濟行為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做出的，而制度正是通過對人類配置資源的的經濟行為的影響，達到配置和管理稀缺資源的目的。如果制度不能很好的反應經濟中資源的稀缺性，經濟中就會出現資源配置的扭曲。[6][7]

　　產權制度是經濟制度的核心，是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制度基礎，其實質是對依附在各種稀缺資源上的權利的界定。諾斯(North)和托馬斯(Thomas)將產權視為解釋經濟績效的核心。[8]不同的產權界定和產權結構形成不同的約束和激勵機制，從而影響和形成不同的資源配置狀態。明晰界定的產權是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基礎，也是價格、稅收、信貸、投資等經濟手段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基礎。產權制度是經濟運行根本基礎的屬性，決定了有什么樣的產權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組織，什么樣的技術，什么樣的效率。[9]

　　近些年來，人們日益關注產權，且以一種相當不同的新方式研究資源稀缺的社會問題。[10]產權就是對資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產權所有者享有、排他和轉讓其財產的權利。張五常將產權概括為財產所具有的專有或排他性的使用權、收入權(通過使用財產或資源獲得的經濟租金)以及把財產轉讓給所有者認為合適的任何人的專有權利。[11]周其仁對張五常的產權概念做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認為在理論上，在組成產權的三項權利中，轉讓權起著更為關鍵的作用，得到清晰界定的轉讓權一定含有清晰界定的使用權和收益權。但反過來，這一結論卻不成立。產權理論認為，產權界定是否清晰以及如何界定產權，直接影響人們的成本和收益，因而是人們進行經濟決策的基礎。[12]德姆塞茨(Demsetz)將產權視為一種社會契約，他認為新產權的出現是相互博弈的人們對新的成本——收益調整的愿望作出的反應。[13]因此，產權的界定和產權結構不僅影響經濟績效，而且決定財富分配。[14]產權的意義在于這樣的事實，即產權有助于經濟行為人在同他人進行交易的過程中，形成合理的預期。如果產權的界定不清晰，不僅會影響利用資產創造價值的程度, 也會使得人們花費資源用于保護和攫取產權。巴澤爾(Barzel)曾指出產權界定不清晰，并且產權制度沒有被很好的執行，經濟中的人們就會爭相攫取稀缺的資源和機會。[15]

　　私有產權的最基本含義之一是私有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產權的觀念和范圍通常被這樣解釋，即把被認為是某人私有財產的財物中任何一種用途的這樣一種排他性的權利給予某人。私有財產的所有者能夠以任何方式使用他們的財產，也就是說，當一個人擁有私有產權時，任何人都無權對財產的使用作出選擇。[16]就私有財產來說，其使用權是根據財產本身固有的特征或特性劃定的。這種權利是某個當事人專有的，可以自由的轉讓，由這種權利獲得的收入是不能通過法律或法規來減少的，亦不受其約束或侵犯。因此，價格管制、征稅和對產權轉讓的限制，都可以看作是對私有產權侵犯。[11]

　　(二)關于土地私有化的觀點

　　沿著以上的思路，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其對中國農村基本土地產權制度的觀點，但最終的觀點都是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土地產權制度，即“土地私有化”。文貫中認為，現行的農地制度對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公平和分享經濟繁榮的目標而言，構成了制度性障礙。他同時強調，實行土地私有化不單是出于提高生產效率的要求，也是出于提高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推進中國城市化，以及讓中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中去的要求。因此，必須通過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交易，推進土地兼并，使土地規模經營成為可能。[17][18][19][20]楊小凱則從土地私有和憲政共和關系的角度，強調私有土地產權的重要性。[21]黃少安認為，土地私有化有利于資源配置，并強調這一點在邏輯上是正確的。但是，他同時強調土地私有化是有前提的，即只有在一個比較完善的民主體制前提下，政府的權利受到約束，這一結論才成立。[22]蔡繼明從農地產權的穩定性、農地產權對勞動力和城市化的影響以及農地的社會保障功能等四個方面出發，比較了土地私有化、國有(永用或永佃)和集體所有三種政策主張，認為土地私有化是最佳的政策選擇，并具體設計了分四部實施的改革方案。[23]文貫中在批評現有土地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再一次提出他關于土地私有化的觀點，他認為當前的土地制度嚴重束縛了農民致富的權利和機會，并成為“三農”問題日益嚴重、城市化走上畸形道路的制度根源。他主張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實行土地的私有化，并列舉了土地私有化對農民利益保護和經濟績效的影響。[24]楊小凱明確反對“土地私有化會加劇貧富分化，造成社會不安定”的觀點，并認為這種觀點完全不合經濟學邏輯。他強調如果土地按現有的分配相當的平均使用權，變成完全的私有權，必不會加劇貧富分化，同時他認為現有的土地產權制度，是農業機械化程度低、農業生產力不高的制度根源。另外，他還指出，土地所有權私有化不但對經濟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減少社會糾紛，維持社會穩定，穩定地方財政有重大意義。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近年圍繞征地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普遍加劇，表明征地制度嚴重不適應市場經濟和城市化加速的要求，同時正是對土地轉讓權的不當管制，使市場機制不能在土地資源配置中發揮正常的作用。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全面改革現行的土地制度勢在必行。他們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從根本上消除中國土地“半貨幣、半商品”的特性，使土地回歸其可由市場交易的商品本性，這樣不但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而且還可以在城市化進程中提高資源效率、改善收入分配。[25]

　　關于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可以簡要的概括為：兩種思路和兩個出發點，即私有化主要沿著兩條思路進行：一，主張在現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下的進行私有化;二，認為土地的私有產權是最優的制度安排，但面臨現有的政治體制制約，因此，進行土地私有化，必須首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方向是政治民主化。私有化的出發點則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的效率、改善經濟績效;二是保障農民土地的利益，體現私有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

　　客觀公正的說，土地私有化的初衷是好的，但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只是從新古典主義的本本和教條出發，其分析視角是狹隘的，既沒有考慮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又忽視土地農村集體所有制對中國經濟發展，特別是經濟危機發生時的重要意義及土地作為基本的生產資料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接下來，我們將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分析土地私有產權下，中國將面臨的問題。

　　四、私有土地產權下中國將面臨的問題

　　陳錫文認為，在現實情況下，必須慎重對待農村土地承包制，取消農村土地承包制是不可行的。原因是這樣做不僅會引起農村社會的巨大動蕩，影響社會穩定，而且取消農村土地承包制之后沒有合適的制度上的替代物。在闡述耕地私有化政策建議時，他認為如果耕地私有化，農村社會會發生巨大動蕩。例如，耕地的質量不同，距離家庭住所遠近不同，農戶之間本來就有爭執，但由于大家都沒有土地所有權，只有使用權，所以盡管爭執不停，土地照舊承包使用，一旦把承包土地改為私有土地，爭執可能擴大，造成社會不安。[26]實際上，上述例子是土地私有化的產權界定過程中發生的交易成本，很顯然這種交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可能是及其高昂的。然而，我們可以認為，土地私有化政策建議的一個隱含假設是私有化所帶來的增益大于私有化過程本身的交易成本。而這一點也正是私有化觀點的主要含義。

　　按照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假設土地私有化后，建立起完善的土地市場。[⑤]所謂土地市場是指在土地產權交易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總和，其內涵包括地價評估、信息服務、法律咨詢、金融信貸等一切構成土地產權交換關系的經濟活動。

　　(一)土地私有產權下農民的個人選擇

　　私有化的土地產權下，農地各種職能間的轉換沒有任何制度限制，農民個人的偏好決定土地將對其發揮何種職能。我們可以預期，土地私有化后農民的經濟行為及其產生的后果，并將其概括為以下三個命題：

　　命題Ⅰ：私有土地產權能夠切實有效的維護和保障農民圍繞土地產權產生的各種權利，包括所有權、使用權、轉讓權和收益權等，體現私有產權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

　　命題Ⅱ：在命題Ⅰ給定的前提下，農民作為理性的經濟行為人，必然要對土地出讓收益和土地原有用途收益現值和進行對比，結果是農民必將在比較收益的基礎上，做出出讓土地的理性經濟行為，以一次性收益替代長久的經營收益和社會保障;[⑥]

　　命題Ⅲ：在命題Ⅰ和命題Ⅱ給定的前提下，土地用途的改變沒有制度性約束，嚴格保護耕地的措施不存在制度性保障，18億畝的土地紅線很容易被沖破。個人理性(農民個人)和集體理性(國家和整個社會)出現了沖突。結果是中國的“馬爾薩斯壓力”將迅速的膨脹，爆發“馬爾薩斯危機”的可能性增大，糧食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命題Ⅰ不必加以詳細的論證，因為這是私有產權觀念的應有之意。命題Ⅱ和命題Ⅲ表明，若將土地私有化，則耕地轉用它途沒有制度性約束，進而耕地安全不存在制度性保障。而糧食安全的前提是耕地安全，沒有耕地安全就沒有糧食安全。陳錫文認為，農業負擔的任務很重，糧食責任重大。他指出現在的生產情況是一方面產不足需，每年生產的糧食不夠每年消費的;另一方面耕地面積在減少，糧食播種的面積在減少，庫存總有一天要吃光;第三，必須堅守18億畝土地紅線。[27][28]

　　若農民對出售土地獲得一次性收益的偏好強于土地提供持久收入流和社會保障的偏好，則農民就會將農地的基本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職能轉換為財產性職能，此時農民出售其土地(其財產或要素商品)的行為是理性的經濟行為。在這里，我們簡要的分析這種情況會在什么樣的條件下發生，進而對命題Ⅱ加以簡單的證明。據國家統計局黑龍江調查總隊對黑龍江省25個市、縣，750戶糧食種植農戶進行的4種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成本效益的調查顯示。2007年，黑龍江省農民種植的玉米、小麥、大豆和水稻等四種糧食作物中，水稻的畝均利潤最高達到473.58元，小麥最低僅為103.84元，四種作物的平均利潤為230.35元(如表一所示)。設土地出讓收益每畝為R，畝均利潤為P,利率為I, 則在最簡化的情況下，只要RI>P，或者只要R>P/I，農民就會做出出讓土地的理性行為。因為這時農民只要將土地出讓，并將土地收益存入銀行，那么利息收益就會高于農地畝均利潤，而農民則無需進行任何形式的農業勞動。當農地種植小麥時，即當P=103.84， I=0.0325(2011年4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金融機構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年利率)，R> 3195.08;當種植水稻時，P=473.58，R>14571.69;以平均利潤計算，即當P=230.35，R>7087.69。以上數字表明，即使在種植水稻畝均獲得473.58元利潤的情況下，只要畝均土地出讓收益大于14571.69元，農民就會出讓其農地，并以一次性土地收益替代土地提供的持久收入流。若我們假設農地單位利潤為P=1000，則也只需R>30769.23，農民就會出讓其土地。[⑦]而這樣的土地價格遠遠低于現實中中國當前的土地價格。

表一  2007黑龍江省主要農作物畝均成本收益情況                單位：元

　　數據來源： www.foods1.com。

　　注：該表由作者自己整理而得。

　　所以，私有土地產權下，就農民個人行為而言，農民作為土地的所有者和市場上的土地供給者，只要土地需求和供給決定的價格大于土地畝均利潤的現值和，農民就會做出理性的出讓其土地的經濟行為，并且這種情況會持續發生，直到土地價格降到足夠低的水平。由此，命題Ⅱ得到證明。在命題Ⅱ給定的前提下，原來農業用途的土地，特別是發揮生產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資料職能的土地，將會大量的出現在要素市場上，其用途則取決于要素需求者的偏好和其購買土地的目的，但其中必有大量的土地從農業用途轉為它用，也就是說，命題Ⅲ所述的情況必然發生。

　　(二)農業生產模式、糧食安全與世界糧食市場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如是說!近幾十來，伴隨著經濟的全球化，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和國際化，世界糧食的生產、流通和銷售，在資本主義國家力量的參與下，在資本的運作下，不斷的被世界跨國糧食公司所壟斷。[⑧]糧食自身作為基本生活資料的職能不斷喪失，不斷地被商品化和政治化。實際上，糧食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控制和剝削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范圍內最大限度的攫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武器。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在巨額財政赤字下，仍給予農業以巨額補貼。首先，通過補貼的方式保證本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保障國家的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這是美國農業政策的首要出發點和最基本前提;其次，降低美國農業的生產成本，增強其國際競爭力，并通過WTO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使發展中國家被迫開放其糧食產業。很多發展中國家面對高昂的國內生產成本和低廉的進口糧食商品，被迫放棄本國的糧食生產，導致其農業生產和食品產銷體系無法獨立生存，淪為發達國家糧食產業的附庸，從而喪失其作為主權國家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糧食安全的能力。[29]

　　美國作為世界糧食的最大主產區，其現代農業的主要標志是種植規模化、經營產業化，但這是與美國人少地多、資本充裕和國內能源價格低廉的基本國情和國家戰略相適應的，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并沒有任何模仿美國的資源、資本和能源的條件。[29]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僅通過市場擴張和資本的滲透，還通過價值重塑和政治談判，誘使甚至強迫發展中國家模仿美國的農業模式與食物體系，其最終的目的是使發展中國家的糧食體系依附于美國的糧食產業，進而控制其糧食安全。近些年來，中國也正在不自覺地成為美國主導的糧食帝國的附庸。[⑨][30]因此，雖然規模化種植和產業化經營是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這種趨勢是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國情制約的。鑒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我們認為，美國式的農業發展和經營模式不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若土地私有化，則中國農業的發展必將復制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和經營模式，中國必將自覺地，而不是不自覺地成為美國的糧食附庸。

　　市場不是中性的，經濟學原理亦不是萬能的。土地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僅從經濟學原理出發，對土地問題進行研究必定是偏頗的和教條的。認清中國的土地問題以及與土地相關的中國急劇變化的農村經濟和社會變遷，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和現實出發。以上分析表明，僅從土地與糧食安全之間的關系考慮，私有化的土地產權必將使中國面臨更為嚴峻的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安全不但沒有保障，而且很可能受美國等發達國家控制。保障糧食安全必須保障耕地安全，同時保障糧食安全不能寄希望于國際糧食市場。[⑩]

　　(三)經濟危機中農地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職能

　　對很多中國農民來說，他們還有另外的一種稱謂，即“農民工”，也就是說， 農民一方面是產業工人的一部分，是形成中國產業競爭力的優勢所在，是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們又是中國千百萬農民中的一份子，并在特定的時間和特殊的情況下進行糧食生產(農地承載的基本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職能)。當前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農地已經或正在發揮著其對農民基本生產資料、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的職能，特別是在經濟危機發生時，農地是吸收失業農民工，維護農村和整個社會穩定的重要工具，是危機發生時減緩經濟波動的重要緩沖器。[11]當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對于農民工的社會救助仍很不完善,僅只有少數經濟發達地區的用人單位為部分農民工辦理了養老、失業、醫療保險等手續,大多數地區的農民工連基本的社會保障都無法享受。因此，一旦危機發生,大量失業的農民工往往會陷入生存、發展、社會保障缺失的三重困境。而此時，若農民仍擁有土地，則農地便承擔起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的職能。[12]

　　若將土地私有化，則必有大量的中國農民脫離其土地。土地的集中和壟斷將產生大量的失地農民，換句話說，這些農民很可能再一次淪為不擁有任何生產資料的無產者。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大范圍的經濟危機，則農民工會處于完全失業的境地，其生存和發展沒有任何保障，土地不在提供其最后的生存依賴。我們可以設想，在兩套基本的土地產權制度安排下，2008年的經濟危機都會導致大量的農民工失業，但他們的狀況卻是截然不同的。在維持國家在農村基本土地制度不變的前提下，農民工返鄉，他們還是農民，還有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土地形成了對他們的社會救濟和失業保障。在最基本的意義上，無論經濟是發生衰退，甚至是危機，只要農民擁有土地，則農地就會提供給他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即“糧食”。這一點則是社會穩定的前提和基礎，否則一切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美好愿望都將變成“烏托邦”;在土地私有制下，危機所帶來的很可能是印在人們頭腦中的“大蕭條”的景象。此時，土地私有化所帶來產權激勵，經濟績效的改善以及最后的經濟增長都將變成真正的“烏托邦”。這里的一個結論是私有產權的經濟激勵正是經濟危機發生和社會不穩定的制度根源，而遠不是社會達爾文生存競爭經濟主義下的永恒制度。

　　土地私有化政策既不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又沒有考慮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土地的私有化必將導致大量的失地農民，農民和土地之間聯系的斷裂因私有化而沒有任何制度性保障。因此，基本的土地產權制度安排必須確保大多數中國農民擁有土地，形成農民和土地之間聯系的制度性保障，進而確保土地提供農民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的職能，并在經濟危機發生時凸顯這種職能，緩沖經濟危機對失業農民的沖擊。

　　五、結論和啟示

　　在馬克思看來，私有產權和競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缺陷，是經濟危機必然發生的制度根源。危機的發生在經濟領域如此，在農業領域也同樣如此。若將農業置于私有產權下，則糧食危機必然發生。這正是當今世界性糧食問題的根源所在。產權理論或私有化的觀點過分關注私有產權所帶來的好處，而忽視這一基本制度安排的固有缺陷。同時，新古典主義的經濟效率觀是一種狹隘的效率觀，是建立在不現實假設之上，數學模型推到出來的效率觀。在這方面，諾斯教授比其他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更深入一步，他進一步發展了新古典經濟理論，并將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等新古典分析框架所舍棄的全部要素納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用以解釋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遷，解釋經濟績效的改善和經濟增長，但是諾斯教授仍然沒有脫離新古典的效率主義，其理論分析的最終歸宿仍是新古典的效率觀。

　　所有產權經濟學的數學模型都說明，一個有效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是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9]同樣，我們可以預期，所有的產權經濟學的數學模型也可以證明，明晰界定的私有土地產權所得出的結論必然是土地資源得到優化配置，達到帕累托有效的狀態，并且經濟績效也得到了改善。但如果將產權經濟學的數學模型置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之下，必然得不出嚴格假設下模型所得出的結論。因此，在分析中國土地問題時，不能囿于經濟學狹隘的分析視角，否則必定將問題引入歧途。基本土地制度的改變必將使中國爆發“馬爾薩斯危機”的可能性處于不可控的境地，并使中國喪失掉這個經濟危機的重要緩沖器。

　　主張私有化的學者不應忽視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核心的中國農業發展模式，在中國成功避免“馬爾薩斯危機”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并不否認當前由于圍繞土地所產生的種種問題和沖突，但正如黃少安所指出的，在維持現有基本土地產權制度不變的前提下，無論是在經驗上還是在邏輯上，在法律嚴格保護下的無限延長的土地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含義并沒有什么差別。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實出發，對土地作為特殊生產要素的職能加以重新界定，并按照土地的相對重要性和稀缺性重新配置土地資源。最后的結論是，保持現有的基本土地產權制度不變，是任何對土地產權重新界定或土地制度創新的基本前提。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仍是中國當前和未來穩定發展的必然選擇。在現有的土地產權制度不變的前提下，進行適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現實的適當的土地制度創新，強化對土地資源的計劃配置和市場配置相結合的方式，是當前和未來解決中國土地問題出路所在。

　　參考文獻

　　[1]陳錫文.當前農村形勢與新一輪農村改革發展[J].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09(4).

　　[2]陳劍波..農地制度:所有權問題還是委托——代理問題?[J].經濟研究,2006(7).

　　[3]姚洋.中國農地制度:一個分析框架[J].中國社會科學,2000(02).

　　[4]R.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Vol.4,No.16 (Nov.,1937),pp. 386-405.

　　[5]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a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 (Oct.,1960),pp.1-44.

　　[6]D.C.North.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J]. Journal of Institution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1990,149,11-23.

　　[7]于宗先,毛育剛等.兩岸農地利用比較[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第573-575 頁.

　　[8]D.C. North, R.P.Thoma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norial System: A Theoretical Model[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1,No.4(Dec.,1971),pp.777-803.

　　[9]楊小凱.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10]ArmenA.Alchian,Harold Demsetz.The Property Right Paradigm[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3,No.1,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 (Mar., 1973),pp.16-27.

　　[11]張五常.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12]周其仁.農地產權與征地制度——中國城市化面臨的重大選擇[J].經濟學季刊,2004(10).

　　[13]Harold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y -ni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67),pp.347-359.

　　[14]楊小凱.中國土地所有權私有化的意義[J].信報財經月刊,2001(04).

　　[15]Yoram Barzel .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6]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第3頁.

　　[17]文貫中.土地集中的公平與效率[N].經濟觀察報,2002.09.30.

　　[18]文貫中.中國農村的逆淘汰趨勢[N].21世紀經濟報道,2004.08.16.

　　[19]文貫中.農地私有化勢在必行[N].財經時報,2005.10.10.

　　[20]文貫中.現行土地制度需根本改革[N].經濟觀察報,2008.03.10.

　　[21]楊小凱.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J].經濟學季刊,2003(3).

　　[22]黃少安.土地資本化與私有化[C].載于蔡繼明,鄺梅主編.論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

　　[23]蔡繼明.中國土地私有的分布改革方案[C].載于蔡繼明,鄺梅主編.論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

　　[24]文貫中.要兌現自由進退,就要預設退出機制——簡論歷史教訓對新土改正確方向的啟迪[C].載于蔡繼明,鄺梅主編.論中國土地制度改革: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

　　[25]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城市化、土地制度與宏觀調控[N].經濟觀察報,2011.04.18.

　　[26]陳錫文.農村土地流轉與改革試驗[J].農村工作通訊,2009(9).

　　[27]陳錫文.當前我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J].生產力研究,2005(5).

　　[28]陳錫文.我看當前的糧食安全問題[J].學習月刊,2010(5).

　　[29]周立.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食物商品化、食物政治化以及食物帝國的形成和擴展[EB/OL].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806/42793.html, 2011-06-20.

　　[30]周立.美國的“糧食武器”[J].時事報告,2009(03).

　　作者簡介：

　　楊成林，經濟學博士、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比較分析、經濟的“去工業化”問題、“三農”問題;何自力，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馬工程專家，主要研究方向：現代資本主義、比較制度分析。

　　[①] 馬爾薩斯認為，糧食產量的增長(呈算數級數)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呈幾何級數)，因而必然爆發糧食危機。

　　[②] 姚洋對于農地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功能的進行了很好論述。[3]

　　[③] 在中國大城市的周圍和城鄉結合部以及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農民已經基本脫離土地，絕大多數農民已經實現非農就業，農業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并處于從屬地位。這時土地的職能更多的體現為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障職能。

　　[④] “過度貿易”是指對價格上升的純粹投機。

　　[⑤] 建立在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土地市場是私有化政策的主旨所在，它構成了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改善經濟績效和保護農民利益的制度和市場保障。

　　[⑥] 這種情況下，農民將土地的基本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職能轉換為財產性職能，并以要素商品或私人財產的形式將土地出售。而這一點恰是本為所反對的。

　　[⑦] 這里的分析同樣可以用現值比較的方法，即將畝均利潤的未來值化為現值和，然后與土地當期出讓收益對比。實際上，兩種方法得到的結論是相同的。

　　[⑧] 馬克思100多年前就預料到了農業發展的這種趨勢，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指出：“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控制”。

　　[⑨]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為了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大局，中國在大豆等農產品貿易領域做出了3%的低關稅等諸多讓步。轉基因大豆順利進入中國市場并先以低價策略，迅速敲開了當時數量激增、生意紅火、急需大豆原料的中國各油脂廠的大門。緊接著，中國企業對大豆買得越多，國際市場上的大豆價格就越漲。由于貿易權受到控制，開始形成一種“巴西人種大豆、中國人用大豆、美國人決定轉手利潤”的格局。這種不公平的競爭的結果是，中國農民生產大豆越多賠得越多，堆積如山的庫存大豆以及跌破種植成本的收購價格，使種豆農民和大豆加工企業都苦不堪言。[30]

　　[⑩] 一些學者認為，保障糧食安全無需保障耕地安全，即國家無需嚴控18億畝的土地紅線，因為利用國際糧食市場就可以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換句話說，中國根本就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茅于軾。

　　[11] 土地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職能對絕大多數中國農民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國家的社會保障還無法覆蓋全部農村居民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當經濟危機發生時，農地的社會保障和失業保險職能更是凸顯出來。

　　[12] 關于2008年的經濟危機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程度，請參見國家發改委、人社部、國家統計局等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例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08年，中國1.3億農民工中，有2000萬人因危機失業返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