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前的村莊,靜悄悄,只有鴨子在池塘劃出動靜。“15年以后,我還沒退休,我經常擔心以后會有負罪感。”武漢一位基層農村經營管理站站長說了三遍這樣的句話。他感慨,一個個簽章蓋下去,有的土地流轉時間到2028年,而現行制度還一直在完善。
在武漢市黃陂區六指街建民村的水田,鋪滿腐爛的蓮葉梗子,遠處見綠的水田,是去年土地流轉后栽上的樹苗,在城里做生意的村民丁細保和宋江波,也剛趕回老家,處理土地“流轉問題”。
距離城區50公里外的村莊,似乎只有在商討土地流轉時,才能吸引村里的青壯年返鄉。土地如何流轉,流轉后做什么,租金和時間幾何,是村里企業、村民以及村官三方利益協調的焦點。
當地農管部門提供的數據是,截至2013年6月底,這個中部農業大省可承包耕地為4505萬畝,其中已經流轉的耕地面積達到974萬畝,占21.6%。武漢市土地流轉面積162.54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 52.97%,遠高于全國平均流轉比例。
2009年,武漢成立了全國第二家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土地流轉持續成為各界熱議的焦點。武漢市農村土地流轉的經驗,包括前置審查、用途監管、抵押融資等,吸引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考察和學習人員。
湖北省委政研室改革處有關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武漢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的建立,對于湖北乃至全國土地流轉、規模經營發展都是一個引領和推動,有領導考察后肯定“這是積極探索”。
據新華社新華視點微博7月報道,此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武漢考察時提到,如何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性質的前提下完善聯產承包責任制,既保障基本農田和糧食安全,又通過合乎規范的流轉增加農民收入?一系列問題在下一步改革中要好好研究。
流轉的“規范”軌道
蔬菜大戶張翠芳經營的500畝弄地,是武漢市黃陂區六指街第一塊參與流轉的土地。她最近正在為這塊經營了7年的土地發愁。
上個世紀90年代末,建民村的農戶外出打工,土地幾近拋荒,被免費租給了一蔬菜大戶,大戶則替農民交農業稅。2000年初,稅費改革后,農戶不愿再免費出租,開始有償流轉。
2006年,張翠芳經營的怡佳田園食品有限公司,以450元每畝的價格流轉了這500畝農地。張翠芳說,她和村民以及村組織的協議,三年一簽。現在土地流轉有新政策了,她就開始發愁了。
“我們想去交易所鑒證,否則協議沒有保障。”剛從大棚出來的張翠芳向村干部訴苦說,電壓設備等設施跟不上。她說,這塊地離街道辦近,農戶都要求三年簽一次合同,這樣租地價格可浮動。一旦他們不續簽,大棚、水電設施都要撤走,就要賠錢了。
張翠芳所謂的“新政策”和“鑒證”,即武漢于2009年建立的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探索的交易制度。
武漢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是繼成都后的全國第二家農村產權交易所,改變了過去的土地流轉方式,即像張翠芳這樣,通過親友介紹、鄉村集體協商、農戶雙方直接溝通洽談的“非正規”方式。
據武漢市農村產權交易所介紹,實行新流程后,受讓方先向村委會遞交申請土地流轉報告,村委會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三分之二成員同意后,向所在街鎮申請批復;各街鎮對項目核實,情況屬實后為業主提供合同和流轉清單等;業主向當地農業經管部門提交合同清單以及委托書等;最后由街鎮、區、市農業經管站各級反復審核,最后通過后,加蓋公章送達武漢農交所。
農交所將相關土地信息公開發布,組織雙方簽約,并為受讓方頒發農村產權交易鑒證書。而鑒證書還可讓受讓方申報財政扶持資金和申請抵押融資。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武漢市以及各區、街道辦,均可見到成摞的土地流轉合同書資料,包括合同、農戶的身份證、手印以及受讓企業的營業執照等,整本資料厚度超過1厘米。
在武漢市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記者見到湖北山高景觀園藝工程有限公司的負責人黃群征。他從年初開始籌備,從填申報材料,到村民一個個按手印同意,并提交材料,跑了八九個月,保證每一個流程的規范,現基本完成了流轉漢南區2000畝地的交易。
張翠芳正在著手做的,就是在爭取找村民和村委會同意,這是目前交易的關鍵環節。
爭議“農轉非”
湖北省農業系統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矛盾的焦點之一,在于土地流轉給誰,流轉后種什么,是否會改變土地用途。
“到黃陂來的企業,是沒有愿意種糧食的。” 上述官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據建民村副村長童玉海介紹,全村共流轉了1100畝土地,吸引了鄉春傳奇、天保寨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怡佳田園食品有限公司和常青化工四家企業的投資。分別發展旅游、種樹、蔬菜和物流。
另一位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全村流轉土地1100畝;基本農田占300多畝,其中200多畝種蔬菜,100多畝種樹苗,種樹苗的主要還是山坡四荒地,肥力差的農田占小部分。
黃陂區六指街建民村村民張豐收,也是剛從武漢市回到老家,處理“流轉問題”。“把我們的田都拱了,要種樹苗。”他帶著記者踏過幾天水田,大田剛剛經過平整。旁邊已有水田已經種上了紅葉石楠、桂花等樹木。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承包方應維持土地的農業用途,不得用于非農建設;武漢市農村經濟經營管理局擬定的合同顯示,受讓方在不改變土地農業用途,不影響第三人生產經營,并保證流轉期滿后復耕的前提下,對土地有生產經營自主權。湖北省市區農業系統人士接受采訪時,均提到基本農田只能種糧食,種樹苗改變了土地用途。
六指街農村經營管理站副站長熊祈安認為,種樹苗會導致土壤失肥,“這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地,土壤肥力是很多年積攢下來的,損失難以估計。”
童村長則算了筆賬,在黃陂種一畝田,種糧食能收300元,種蔬菜能收500元,而種樹苗能收700元。荒田拋荒也影響肥力,種樹苗不見得就損害土肥。
童玉海當村干部40多年,也是老農民。他以自家的3畝農田為例,從2000年開始拋荒,雜草從生;自從去年流轉給公司,種樹苗和蔬菜各占一半。每畝地每年有350元的租金收益。而他62歲的老伴,還可以給企業栽樹除草,一個月最多能掙1400塊,而以前是完全沒有收入的,糧食也沒有人種。
湖北省2011年的一份資料顯示,20多家受到表彰的“龍頭”企業,絕大部分種植蔬菜、水果、花卉、苗木、藥材等經濟作物,或者挖池養魚、蓋棚養豬,或者從事觀光旅游、搞“農家樂”,以種糧為基業或主業的僅為3家。據當年省經管局的統計,全省登記備案的土地流轉面積中,種糧的只占48%。
湖北省一位長期關注農村問題的處級干部告訴記者,越來越多的流轉主體特別是企業熱衷搞“掛一接二連三”的開發,掛“農業”牌,什么賺錢“種”什么,就是不種糧食作物。地方政府積極支持他們“加快調整產業結構”,所謂“調整”就是“改糧”,“進一步調整”就只有“農轉非”。個別地方擴大“附屬生產用房”的規模,規避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更有甚者,將耕地變成了市場、停車場、企業廠房等,給耕地造成傷害。
“雖然國務院在2004年的時候發文不允許在基本農田上種樹,但隨著在四荒地、一般農田上種樹逐漸增多,基本農田也遭到了蠶食。”據當地知情人透露,在黃陂區六指街30多個有土地流轉情況的村莊中,大約有一半的一般農田和四荒地用來種苗圃。
武漢市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負責人稱,他們準備在土地上做生態農業,最終還是希望能跟政府協商,在“附屬生產用房”上做文章,目前他們和當地政府已有口頭協議。
“生態農業不掙錢,只是我們拓展市場的敲門磚,最終我們還是想做房地產和城建。”上述負責人透露。
監管的重任
事實上,針對土地用途的改變,武漢市農村經濟經營管理局擬定了一套《武漢市農村土地流轉前置審查辦法》,后期監管方面,也有一套風險保證金制度,相關制度被全國各地學習。
武漢市經管局土地承包科科長王文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說,前期審查很關鍵,受讓方及其項目,是否符合國家的法律法規、環保測評、土地管理、產業發展規劃,另外,受讓方的資質情況、經營能力、履約資信、項目經營風險等,都需要進行嚴格的審查評估。
“我們還要求受讓企業交納‘風險保證金’。”王文才說,作為方案制定者,他認為土地流轉后,前期審查和后期監管方面,地方政府都應該重視,這些事直接涉及到農民利益。
據其介紹,“保證金”數額一般是流轉土地年租金的1~3倍。一旦企業擅自改變土地用途,可用作處罰金,還可防止企業因經營不善而中途退出,影響農戶收益;另外,還可防止企業對土地從事掠奪性經營,損壞地質。
“保證金”由各經管站的“雙代管”賬戶代管,公司企業在沒有違反相關規定的情況下,5年后逐年返還直到合同到期全額退還。
記者采訪發現,風險保證金制度暫未全方位覆蓋。武漢市新洲區基本覆蓋,而漢南區、黃陂區等并未覆蓋。黃陂區農業系統一位工作人員表示,風險保證金比較難鋪開,這涉及到地方利益,抬高門檻影響招商;另外許多小企業本身融資困難,也交不起錢。
王文才目前還在起草一份更嚴厲的規范制度,其中包括年度審查制度,對不經審批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要加大懲治和處罰力度;直至解除合同、收回土地等。
武漢一位負責農村土地流轉監管的基層官員告訴記者,目前他擔心的主要是前期資質審查準入問題,比如有地方領導介紹的企業等,沒有考察業主的經營能力,甚至也會出現空殼公司和圈地現象。
“有些公司門路多,在核準要簽合同的時候,借錢放在自己的銀行賬戶中。等流轉土地成功了,再把錢還了,成為空殼公司。”上述官員說,他所在地區離市區較近,土地升值空間大,如果提前知道政府相關規劃,圈了地后,就可以漫天要價。
其次,這位官員稱,流轉土地成功的公司如何管理,怎樣保證其合法持續經營也是問題,“我們只有責任,沒有權力。我們還沒有開始收取風險抵押金,如果有些企業經營過程中破產了怎么辦?改變用途誰來執法?”
他認為,即便是收了風險抵押金,收取的金額能否彌補對土壤破壞造成的損失都很值得商榷。
“土地流轉已經出現了不容忽視的‘非糧非農’問題。糧食安全是國家天大的事,湖北是農業大省,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使命。”湖北省農業系統一位老專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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