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江夏區鄭店街勞四村村主任袁光榮和湖北叢霖農業生態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彭濤一起，向武漢市農村綜合產權交易所遞交了辦理《產權流轉交易鑒證書》的相關材料。袁光榮這次是代表村里144戶村民，把承包經營的1800畝土地的經營權，流轉給叢霖公司。今后，這144戶村民將每年有一筆固定的“土地租金”收入。

　　武漢市農業局副局長楊玲告訴記者，農交所自2009年4月30日成立以來，共進行了農村產權交易1470宗，交易金額89.6億元，流轉土地92.9萬畝，約占全市農用地的1/6，抵押融資9.7億元。目前，武漢有“土地租金”收入的農民超過16萬人。

　　流轉與否，村民說了算

　　袁光榮遞交的材料很豐富，有村民大會的會議紀要、村民代表的談話紀要、每塊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村民代表的承諾書、144位戶主的身份證復印件等等。他說，這都是在農交所辦證所必需的。

　　楊玲介紹，武漢農村集體資產的產權轉讓、出租、入股、抵押或其它方式流轉交易，必須在農交所進行，以防止企業和村干部繞過村民“私相授受”。在土地流轉時，農交所會提供相應土地流轉的實時價格，公開透明，保證村民的知情權，防止集體資產在交易中流失。進農交所公開交易，能有效防止村干部冒簽協議、冒領補償。如果交易涉及農民個人承包的土地，農交所要求，必須提供每家每戶的委托協議書及戶主的身份證復印件等，以確保農民真實意愿的表達。

　　與辦理土地流轉證相同，鑒證書進行抵押時，也需要經所涉及的村民簽字同意，或經村民代表大會通過，并提供村民代表的身份證復印件。

　　土地利用率提高，農民收益增加

　　記者在勞四村和叢霖公司的協議上看到，叢霖公司每年以每畝550元的價格，向勞四村的這144戶村民支付土地租金，并且，租金每5年遞增10%。袁光榮介紹，原來村民在這些地上種一季的凈收入，每畝不到400元。

　　叢霖公司是一家從事生態農業高新技術研究開發、有機蔬菜加工的企業，公司已經獲得了勞四村6000畝土地的經營權，根據規劃，公司還要流轉勞四村近12000畝土地。對已經到手的土地，叢霖公司采取了“邊流轉、邊生產”的方式開發，以保證村民一直有事可做。現在，有300多位村民在叢霖公司上班，工錢每天最低70元，每月25日按時足額發放。

　　同樣來農交所辦手續的鑫凱飛騰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以每畝每年1100元的價格，流轉了金崗村1100畝土地。“我們的農產品全部在武漢市內銷售，一點不愁銷路，每畝每年的利潤在1.5萬元左右。”公司總經理金連勝說。

　　金崗村村主任商火金說，現在，村民除每年可以穩定地拿到“土地租金”外，還可以在家門口的企業里打工，企業包吃包住，每月工資1500元。

　　鑒證書融資，變土地經營為經營土地

　　彭濤說，之所以來辦理鑒證書有兩個原因：一是為了防止扯皮。企業取得土地經營權后，會修溝路渠及建大棚等農業設施，成本遠超租金，如果農民反悔，企業損失就很大，有了鑒證書可避免這個問題。二是對企業來說，鑒證書類似權益證明，可以拿到銀行進行抵押融資。

　　今年，憑借之前辦理的鑒證書等，叢霖公司已獲銀行貸款4800萬元，前期的3000萬元已到賬。現在，公司已在當地累計投入了1億多元。

　　金連勝當天也是來辦理鑒證書抵押融資手續的。這次，他要貸款900萬元，用于擴大再生產。“有了鑒證書，對我們企業融資幫助很大。以前沒有經營權證件，貸到款是不可能的。”金連勝說。

　　武漢新華農業開發有限公司辦公室主任張艷清告訴記者，公司2008年流轉了梁子湖街道新華村360畝土地，種植蔬菜等農產品，農交所成立后，公司主動補辦了鑒證書，就是為了便于融資。2010年，公司在武漢農村商業銀行貸款280萬，為期一年，這次公司要貸350萬。

　　武漢農商行陽邏開發區支行市場業務部副經理潘杰介紹，目前支行憑鑒證書貸款的總額，已經達到1億元左右的規模。到期的貸款約有10筆，共6000多萬元，全都按期還了款。

　　農交所總經理孫曉燕說，武漢創造性地探索出了“交易—鑒證—抵押”的農村產權交易“武漢模式”。目前，武漢土地、水域灘涂的承包經營權、集體經濟組織“四荒地”的使用權等，均可在農交所流轉交易，交易成功后，企業或經營者即可獲得鑒證書，據此就可向銀行融資貸款。此外，武漢市每年還拿出200萬元，對融資的企業進行補貼。如果企業無法還款，銀行可以將其土地的經營權等抵押物，委托農交所繼續在產權交易市場上進行轉讓，從而保證銀行和農民的利益。不過，目前還沒有出現過類似的事例。下一步，農交所將在探索訂單農業等方面進一步探索。

附：賀雪峰：警惕資本下鄉

　　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在《北京日報》發表題為“雙向城鄉一體化顯露生機”(2012年11月12日)的文章，以他最近調查為基礎，討論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及縮小城鄉差距的對策。他認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的障礙，應該通過城鄉發展一體化來縮小城鄉差距.他尤其強調了鼓勵資本下鄉的重要性。厲以寧教授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他的觀點具有極大社會政策影響，因此，筆者對厲以寧教授此文主要觀點進行評論。

　　一、

　　厲以寧教授的文章首先討論了資本與城鄉差距的關系，他認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結合創造了財富，從目前來看，三種資本中的任何一種資本都是城市占優勢，農村屬于劣勢。

　　更嚴重的是，農村有本事的人都進城了。留在農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殘。這些人留在農村種地，產量低，收入少，跟城市相比，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

　　怎么辦?厲以寧教授認為，能人外遷是對的，留在農村的老弱病殘，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將土地流轉出去，比如出租，同時，由政府給他們安置，有些人還可以進行社會救濟，這樣可以縮小城鄉差距。

　　能人進城了，老弱病殘的土地流轉出去了，將來誰來種田?厲以寧認為今后種田的主要是以下三種人：

　　一種是種植能手、種植大戶。他們通過轉包、租賃的辦法，擴大耕種面積，實現規模經營。其他農民要么進城務工經商，要么當雇工。

　　第二種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社由農民自己組成，土地入股、民主管理、賬目公開，領導人員是選出來的。

　　第三種是農業企業下農村。農業企業下鄉租地，采用高新技術，帶資本下鄉，帶技術下鄉。農業企業下鄉，其中有民營企業，有港資企業，還有臺資企業，從農民手中租到了土地，規模經營。要鼓勵更多的農業企業對農業進行投資。

　　厲以寧得出結論：今后中國要改變農民進城這種單向的城鄉一體化，要走向雙向城鄉一體化，愿意來農村經營的就來農村，農民愿意進城打工的就到城里去。這樣不但農業生產率會提高，城鄉收入差距也會進一步縮小。

　　二、

　　厲以寧教授的觀點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資本下鄉，農民進城，國家養農村老弱病殘。這樣既可以縮小城鄉差距，又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率。

　　但是厲以寧教授的觀點有若干缺乏操作性的方面，且似乎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系。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當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狀況。當前中國有大約9億農民，其中2億多人已經進城務工經商，留在農村的大約有7億人，這7億人以386199為主，即以婦女、兒童和老年人為主，就是厲以寧教授講的老弱病殘。但我們要注意，這個老弱病殘，不僅僅是人數眾多(占到全國人口一半)，而且大部分是具有農業生產能力的勞動力或半勞動力，數量大約是3~4億，這些人，要么是因為年齡比較大，不合適城市務工，但務農正好，要么是因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無法離開而呆在農村。這么龐大數量的農民，國家安置得了?養得起嗎?

　　更重要的是，當前中國農村中的農民家庭，一般都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一家兩代，既務農又務工，獲得務農和務工的兩筆收入，從而可以維持相對較高的生活質量。如果沒有務農機會，中老年父母隨子女進城，在目前農民工有限的工資收入下面，他們不可能在城市獲得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與就業條件。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農民全家進城，在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上，要遠低于目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生活質量。

　　在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進城農民都很難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和有保障的收入，農民進城往往是與城市貧民窟的擴大聯系在一起的，原因與制度和政策無關，而只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無法為所有進城人口提供體面生活的收入保障。中國之所以沒有大規模貧民窟，是因為中國還有廣闊農村地帶，農民可以從農業中獲取收入，尤其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使在城市無就業優勢的中老年農民仍然可以從農業中獲得收入。且進城失敗的農民可以隨時返回農村生活。進城成功，有了穩定就業和有保障收入，農民可以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可以安居樂業，當然好。若達不到?那不要緊，那就返鄉，因為返鄉可以務農，可以在村莊這個穩定的有預期的熟人社會生活。返鄉的基本人權，使中國至今避免了城市出現大規模貧民窟。

　　在中國農民人口眾多，國家根本不可能為如此眾多人口提供有效的社會保障的情況下，讓農民退出農業，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看資本下鄉。從筆者調查情況來看，資本下鄉，一般是不愿種糧的，因為種糧不賺錢。且筆者調研發現，幾乎所有規模經營的種糧，單產都不小農經營。厲以寧教授在文章中所列舉的資本下鄉，也都是租地種經濟作物。資本下鄉越多，種經濟作物越多，之前可以靠種經濟作物賺錢的農民就越少。在農業GDP份額不超過GDP總額10%且相對固定的情況下，資本下鄉，無論資本能否賺錢，客觀上都是在與9億農民爭奪農業GDP的份額。本來農業蛋糕就不大，9億農民來分，9億農民所得就少，現在資本又在政策鼓勵和政府扶持下，進入到農業里面來，資本就將農業GDP的蛋糕切走一大塊，所剩更少，農民可以分到的就更少，農民因此只可能更窮。

　　也就是說，無論資本下鄉能否提高農業生產率(這個存疑，至少在糧食生產領域是不存在的)，資本下鄉都會擠占農民本來不多的農業收益，這個大賬算起來并不困難，遺憾的是，厲以寧教授及很多人都不愿意算，很奇怪。

　　再次，厲以寧教授認為，雙向城鄉一體化，讓資本下鄉，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個結論有陷阱。我們一般講縮小城鄉差距，是要縮小市民與農民之間收入及社會保障的差距。現在厲以寧教授的辦法卻是：讓農村窮人進城，讓城市資本下鄉，這樣一來，城鄉差距不是縮小了嗎?但這樣的城鄉差距即使縮小，又與弱勢農民生存條件的改善有什么關系?反過來，之前農民在農村還至少有一個熟人社會的關系，有穩定的生活預期，有一個農家小院可以居住，生活可以維持溫飽，現在進城了，生活不穩定，居住無定所，漂泊、孤獨，在城市貧民窟煎熬，這樣一來，就導致中國出現城市內的二元結構，這樣的城市二元結構不僅對農民有害，而且城市穩定恐怕也會大有問題。

　　資本有逐利的本能。如果農業領域有利益，資本下鄉逐利是一定的。但當前中國農業擔負著9億農民生存的巨大責任，農民需要通過農業GDP來維持當前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這一模式不僅是中國可以成為全球化中優等生的廉價勞動力的原因，是農民維持基本生存條件的理由，而且是中國農村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重要前提。在農業GDP仍然擔負著如此巨大的社會甚至政治功能的情況下，在農民人數仍然極其龐大且必須要以農業收入來獲得生存保障的情況下，限制資本下鄉就應該是當前中國農村政策和農業制度安排的基本方面。

　　厲以寧教授認為應該鼓勵資本下鄉，其中理由是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樣“目中無人”的縮小收入差距，與農民何干?與中國的社會安定和諧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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