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幾年的某星期天，親戚朋友們聚會，我聽到隔壁包間的表弟正在高談闊論。我這位表弟平時沉默寡言，什么事使他這么興奮？我好奇地走過去，正好聽清他講的最后一句，“鬼子進村了。”
 “你看了什么電影，這么高興？”我問。
 “你表弟不是看電影，而是演電影。”一位搶先回答。
  “他這個樣子能當演員？”
  我正納悶，表弟的解釋使我更不得要領。“哪是演電影，我是真正地當了一回‘鬼子’” 
  表弟又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

  “上個月，我參加了縣計生工作隊下鄉進行計劃生育成果鞏固檢查，剛走到一個山村前，有位推著單車上坡的青年看見我們，先是對我們微笑了一下，然后飛身上車返回村里，遠遠聽到他用當地土話喊，他以為現在這里的縣鄉干部都聽不懂他們的土話，可是我聽出來了，他喊的竟是“鬼子進村了”！我心里真窩火，恨不得追上去上扇他兩嘴巴。
    進村還真使我害怕起來，在山頂上還看見村里熱熱鬧鬧的，怎么連一個人影也看不到了，想起剛才那人喊的話，我頓感有些毛骨聳然，連推開村長的門都有點擔心，門上會不會有地雷？
   村長的客氣地招待我們，“對不起，對不起，不知道你們現在到，沒有出去接你們。”
  我正想質問，“你沒聽到有人喊嗎？”工作隊長對我使了一個眼色，止住我。然后問村長“你們村最近有超生情況嗎？”
“沒有，絕對沒有！工作隊來了一批又一批，有的超生戶都罰得傾家蕩產了，誰還敢哪？”
“那韋大寨是怎么回事？”
“啊？那家伙又偷生了，我不知道啊，他們防著我呢。可是他們家再也找不到東西可罰啦。”
   我們叫村長帶著我們來到韋大寨家。我震驚了，只見家里空蕩蕩的，那床只有幾塊樣子似舊棺材板，四下望去，真的是找不出值出一塊錢以上的東西。四五個衣衫襤褸大小不一的女孩，像小貓小狗似的，蜷縮在草堆里取曖，呆呆的望著我們。一位工作隊員取下墻上掛著的一只尚可用的破鐵鍋，我想阻止他，問，“這種東西也要罰嗎？”那家伙真不是人，“叭”將鍋摔成碎片，嘴里還不干不凈，將人家的小孩都嚇哭了。這時我才理解村頭青年為什么要那么喊，我們這幫人真他媽的像當年的日本鬼子。
 “你真笨，人家堅壁清野了嘛。”有人說。
   表弟答道，“那些偏遠山村的生活我知道，家里勞動力充足的，生活都相當清苦，何況他家還養了這么多的小孩。”
  “怪誰？自討苦吃，我們在城市都養不了這么多。”
   看著那位毫無同情心的人，我心里在說，你真是坐著不知腰痛。
   我曾見到的那位勞累大半生，拉扯大了五個女兒，風燭之年還要下田的老農顫抖的身影又在我眼前晃。
    在座的大多都是公務員，七嘴八舌地敘說自己所見所聞，可笑可悲的故事。
    上級把計生工作的好壞，當作審核干部的標準，把有的干部逼急了，于是干起了類似鬼子的勾當。
    一般的村干部都通“八路”，在鄉情親情面前，國情顯得小多了。工作隊活動的情報，“超生游擊隊員們”統統的知道。他們一般找村里兒女出外工作，只剩老人在家的安全戶，作為“超生游擊隊”的庇護所。有一位企業職工說，他家原來放糧食的閣樓每次都要藏二三十個小孩，有時還有了肚子的婦女。
    為了躲避強制性人流，懷孕婦女白天都躲藏到山里去。工作隊學起了鬼子，“白天的睡覺，晚上的行動，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半夜三更，摸起村去，把“釘子戶”包圍起來，將屋里的女人抓上警車，凈了身再送回來。
    上述的是廣西賀州市計生工作的冰山一角，據說還有更慘無人道的，因不是親眼看見，就不敢說了。
    對于計劃生育這條“基本國策”，是聽不到反對的意見了。問題是這個基本國策在廣大的農村能發揮多大效應？我國的人口統計，含多少水份？沒有廣大農民的自覺行動，靠這種貓捉耗子的辦法能維持多久？由此帶來的農村問題，決策者們不知想過沒有。
    早在七十年代，“計生工作隊”已經進村，并且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那時的農村計生工作，可謂破天荒，可謂史無前例，工作比現在難做多了。但是“工作隊”，非但沒有像現在這樣劍拔弩張，反而與農民和睦相處，休戚與共，他們就是活躍在農村每一個角落的“赤腳醫生”。我敢說，如果把那時的農村工作延續至今，即使計生工作再加力度，也不至于如今如此的原始野蠻。因為在社會主義集體化的農村里，是看不到老人下田的，養兒防老的意識不會有今天這樣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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