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三十年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安徽小崗村的分田單干（也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既是農村改革的起點，也是農村改革的樣板。三十年來，主流媒體一直喋喋不休地一邊宣揚分田單干“解放了生產力”、“解決了吃飯問題”、“一分就靈”，一邊不忘詛咒人民公社的“平均主義”、“大鍋飯”、“養懶漢”等等。可是，當我讀了《陶魯笳：建國初一次高層爭論》之后，感到農業合作化和分田單干都能“解放生產力”是絕對不可能的，其中總有一個在說謊。那么究竟誰在說謊呢？　　

《陶魯笳：建國初一次高層爭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初級社試辦的頭一年，就顯示了它在發展農業生產力方面的巨大威力，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想。在農業生產方面，10個社普遍增產，當年糧食平均畝產超過上年21.5%，超過當地好的互助組9%，超過好的個體戶28%；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普遍擴大，普遍增產，交售給國家的棉花、油料、煙葉等工業原料超過上年一倍多，有助于國家工業化。在工副業生產方面，10個社的總收入4156萬元（舊幣，下同），每社平均410萬元。在社員分配和公共積累方面，社員戶收入同1950年相比，折成糧食計算，多收一石（一石為263市斤）以下的占3.1%，多收一石至五石的占38.4%，多收五石至10石的占26.3%，多收10石至20石的占23.1%,與上年持平的占6.7%，比上年減收的占2.7%；社員人均收入折款38.018萬元，互助組人均32.043萬元，個體戶人均30.5萬元。在社員生活提高的同時，集體經濟壯大了，10個社已有公共山林600多畝，公有土地31.6畝，農具177件（內有新式農具和機械57件），牲口17頭半，羊449只，公積金折糧315.85石，其他生產資料折糧256.92石。辦社頭一年的巨大成就，使社員們歡欣鼓舞，互助組和個體戶紛紛要求入社，有的中途退了社的社員重新申請入了社。社員們說：“土改人翻身，入社地翻身。”黎城縣王家店合作社社員岳禮存、劉保貴說：“農業社一年鬧下來這么多家業，真是興旺發達，這是單干戶一輩子也辦不到的。用鐵棒打我也不出社啦！”

這段文字給出的祥細數據說明，從一家一戶口的分散經營到“初級社”，明顯產生了與80年代“一分就靈”相對的“一社就靈”的效果，而且，“入社地翻身”也恰好相當于80年代的“解放生產力”。　　

如果“一社就靈”和“一分就靈”都是真實的話，如果“社”和“分”都能“解放生產力”的話，那么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將是世界上最簡單不過的事情。即只要不停地“社”了“分”，“分”了“社””就自然而然地增產增收了，而且以這種“解放生產力”的速度或效果發展農業生產，中國完全不必實搞什么工業化，而僅僅以農業立國就行了。　　

要知道兩種“解放生產力”的說法誰真誰假，其實也不困難。只要看看兩種“解放生產力”的具體解放依據就一清二楚。　　

《陶魯笳：建國初一次高層爭論》在揭示生產力得到“解放”的原因時有以下幾段祥細的令人信服的說明：　　

——初級社變互助組的“吃甚種甚”為“因地種植”；實行了互助組辦不到的人盡其才，地盡其用；對生產的投入、新農具新技術的應用遠遠超過了互助組；特別是在挖掘勞動力資源，吸引婦女參加勞動，促進分工分業發展工副業方面，更是互助組做不到的。這就說明，初級社大大優越于互助組，是初級社增產增收的一個主要原因。　　

——社員群眾在黨的領導下，都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妥善的解決土地多、勞力少的社員和勞力多、土地少的社員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使全體社員戶在增加生產的情況下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收入。　　

以上的這種“解放生產力”有理有據，初級社的增產增收有著堅實的先進生產關系基礎。可是，80年代的“解放生產力”卻完全被唯心地解釋為因為打破了“大鍋飯”而增加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實事上，無論在初級社還是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實行的是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并不存在農民沒有積極性的問題。80年代以前，按照某些人的的說法，在農民盡是“懶漢”的情況下，農民尚能大興水利建設，為什么在分田單干后，在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的情況下卻沒有人愿意去興修水利？為什么如今農村土地被大片撂荒？為什么出現了三農問題？　　

誠然，80年代以后，我國農業曾出現過增產增收的情況，但只要親口問一問種地的農民和以袁隆平為代表的農業科學專家，你就不難知道：那時的農業增產增收完全得益于前三十年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效益的發揮、農業科技積累的集中運用和種子、農藥、化肥的全面推廣。分田單干并沒有帶來什么生產力的“解放”，而是恰好碰上了生產力恰逢其時的集中“釋放”。　　

由此看來，說通過分田到戶口提高生產積極性就能讓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完全是一種別有用心的唯心主義的觀點；說分田單干就能“解放生產力”，只能充分暴露某些人渾水摸魚、欺世盜名的惡劣政治品質。　　

某些人對老百姓的欺騙能得逞于一時，卻不可能得逞于一世。隨著三農問題的出現和日趨嚴重，老百姓越來越認清了分田單干的真正“意義”，那就是僅僅為了滿足復辟資本主義的需要。從《陶魯笳：建國初一次高層爭論》一文來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從建國開始就產生了，而且十分清晰明了。而從80年代樹立的小崗村單干典型同時也是某人原來搞三自一包時期的典型也不難看出，80年代的分田單干其實就是建國之初就已經存在的另一條路線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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