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一場突如其來的旱災席卷了北方大地，15個省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人畜飲水困難，小麥等農作物枯萎死亡，其中尤以小麥主產區河南為重。一批專家站出來了，他們旁征博引，向人們灌輸這是30年不遇的旱災，抗旱斗爭正在繼續，老百姓情緒穩定等。但凡歷史上任何一件事件所引發的問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一場自然災難的發生，政府領導下的抗災斗爭固然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催人奮進的作用。但反思旱災的發生，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卻是十分必要的。中華民族歷來是多災多難的民族，尤其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黃河流域因過度開發，自古以來旱澇災害層出不窮，本次出來旱災本不足為奇。過度渲染自然災害，刻意回避體制因素，對從根本上解決困擾我國農業的瓶頸問題于事無補。正如杜牧所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此次旱災影響大、損失大的根源就在于30年前的農村那場分田到戶的改革。

一、分田到戶極大地摧毀了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毛主席認為，水利是農業的生命。但舊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無法承縱橫交錯的水利設施建設的。當農業合作化深入推進、農田從分散到集中、農民被組織起來之后，集體經濟就發揮了巨大的威力，開始廣泛興修水利，加強水利基礎設施的維護。據統計，1949年，全國僅有8座水庫，而到了1979年，大中型水庫就有8.5萬座，還有數不清的中小水庫和分布密集的干渠支流，全國擁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占整個世界灌溉面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很多。基本解決了靠天吃飯的問題。記得小時候，父母每到冬季農閑時節，就到外面“搞建設”。搞建設是我們那的俗稱，大多是進行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我們那的三支渠、四支渠、沮河大堤等水利設施均有我父母參與。在沒有建設任務的時候，農民就被組織起來清理渠道、水庫淤泥，為來年的農業生產做好充足的準備。進入80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小崗村分田到戶比較適合上面的胃口。安徽鳳陽自古以來要飯成風，農民懶惰成性。懶漢們偶然的行為卻成了推廣全國的先進典型。田被分了，集體經濟瓦解了，自個忙自個去了，誰還來進行農田水利設施的建設與維護呢？據統計，1979年以來，全國僅修建了827座水庫，這與毛澤東時代修建的8.5萬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記得84年，當時我父親在縣城工作，母親在家種地。分到了3畝地，但卻零散，達10幾塊之多，分布在幾十公里平方土地上，耕地、鋤草、打農藥、收割都是分散進行，這在集體經濟中本來是專業化分工的工序卻集中于零散的農戶中，效率可想而知。在這種境地下怎能進行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呢？在我印象中，再也沒“搞建設”一說了，渠道的維護更無從談起，溝渠內雜草叢生，淤泥堆積，病險水庫不斷增多，嚴重影響了農田水利設施效用的發揮。農田水利設施的維護是一項系統工程，從水庫到干支流再到溝渠，一個環節都不能出問題。而分田到戶的一個直觀結果就是農田條塊分割，真正做到了以鄰為壑。在我印象中，農戶之間爭奪水源、地塊引發的械斗實在太多了。更離譜的是，農民種地用水采用了市場化的解決辦法，即用水付費制度。很多農民就有怨言了：水庫、溝渠是當時我們義務修建的，水是自然界的，憑什么還要付費。可事實就是如此，在取消農業稅之前，平均每畝水澆地的稅費要高于農業稅，達40-50元之多，這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即使農業稅取消了，水費在農民開支中仍占有不小的份額。此次北方大旱，說是天災，其中卻有人禍因素。這是分田到戶30年我們對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虧欠所至，更說明分田到戶的小農經濟是不能抵御自然災害的侵襲的，是分田到戶的惡果長期積淀的一次總爆發而已。謝天謝地，專家們說這次旱災是30年一遇，若說是50年一遇，毛爺爺豈不是又要背黑鍋了？

二、分田到戶阻礙了先進節水技術的推廣。從新聞中，我注意到，北方大多采用機井灌溉模式，即農戶在田間地頭打井，隨即灌溉。這是一種高消耗的灌溉模式，極大的浪費了寶貴的地下水資源，但又是一種非常符合小農經濟的灌溉模式。出現這種灌溉模式的根源在于農村農田水利基礎設施逐步荒廢，而村級組織又無法組織農民進行水利設施維護。長此以往，農戶自發組織打井。其惡果是地下水位不斷下降，水資源越來越少，直到如今河南等地深入地下100多米才能攫取水資源。有沒有一種節約水資源的灌溉模式呢？當然有。70年代末，時任國務院分管農業副總理的陳永貴大叔出訪墨西哥，在其農莊參觀時，被當時比較先進的滴灌技術所吸引。所謂滴灌，即采取直接向農作物根部滴水的灌溉模式。科學家發現，普通灌溉模式中，80%是被蒸發或被土壤吸收了，而真正需要水的只是農作物的根部而已。于是，滴灌技術出現了，用PVC管直接輸送水滴到植物根部灌溉，節水效果明顯。以色列是開展滴灌最普遍的國家，猶太民族在環境遠遜于我國北方的沙漠地區，卻創造了先進的農業產業。陳永貴深受啟發，表示要在華北地區推廣滴灌。然而，分田到戶了，小農經濟無法承載大規模節水技術的推廣。滴灌技術的前提是農業生產規模化，這樣才能做到集約發展。分田到戶重新使農業生產回到了2000年前的狀態。

三、分田到戶摧毀了農村抗擊自然災害的組織能力。華北發生了旱災，很多網友不解的是，村干部在哪里？鄉鎮干部在哪里？鄉鎮干部、村干部是一個很特殊的群體，尤其是鄉鎮干部處在公務員的底層，屬于陽光普照中被遺忘的角落，大多數時候充當了“政策是好的，你們執行錯誤”的替罪羊。他們當中很多人經歷了30年來的農村變革，工作經驗豐富，對農業有著切身的認識。問題的關鍵在于體制，而不在于人。當集體經濟重歸小農經濟后，組織農民的成本和難度成幾何數增長。在取消農業稅之前，農戶每年大約有15天勞動的義務，需由村級組織支配，但即使這也是遠遠不夠的。況且，取消農業稅之后，這些已被取消。任何調遣農民的行為均被視為加重農民負擔。當然，此舉贏得了民心，但這對解決根本問題于事無補。在目前鄉鎮政府、集體經濟瓦解、村級組織負債嚴重的情況下，所有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均要靠市場化手段，這個成本是驚人的，中間更經歷了層層轉包。況且，國家是沒有能力承擔所有的水利建設任務的，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如果按照市場化的手段，毛澤東時代修建的8萬座水庫即使放到今天外匯儲備數萬億美元的時代，也是無法承受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北方農村在面對干旱的時候，基本上是束手無策的，僅依賴于國家投入，自身既無經濟實力又無組織能力，重歸“靠天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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