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央視二套節目播出了“理想主義的日子”，以紀錄片的形式報道了河南省臨潁縣南街村三十年來的成功經驗。這一紀錄片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對于困擾了我國多年的農村問題，南街村的成功經驗無疑值得探討、令人深思。
30年前，由安徽鳳陽小崗村帶頭實行的“分田單干、包產到戶”，曾在短期內帶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了糧食的增收。但是自80年代中期起至今的20多年里，農業就再沒有多大起色。自2004年中央免除農業稅后，農村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如人意，農民平均年收入目前維持在人均勞動力5000元左右。
農村實現共同富裕應該走什么道路，經過30年的“摸著石頭過河”，至少已經摸出來一塊“石頭”。在“分田單干、包產到戶”的小生產模式下，農民回到較為原始的耕作方式，極大地束縛了現代農業和農村集體企業的發展。正如原小崗村村長嚴俊昌在2006年村民大會上的反省：“‘分田單干、包產到戶’的大包干只能解決一時吃飽肚子的問題，解決不了共同致富問題”，表示要學習南街村。安徽財政廳下派掛職干部、小崗村書記沈浩在參觀南街村后也題詞：“
在一些堅持走集體經濟道路的農村，比如南街村、華西村、劉莊等，村民都過上了真正意義上的富裕生活。南街村統一分配給所有村民新房，家有三代則分92平方的三室一廳，家有兩代則分75平方的二室一廳。家具、彩電、空調都是集體免費分配。實行了從幼兒園至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和學費、醫療、養老等福利方面的完全公費。南街村有機械化的現代農業園，有方便面廠、啤酒廠、調味品廠、食品廠、彩印廠等共20多個企業,自己修建了公路，建有文化園、圖書館、展覽館、健身樂園。
南街村的成功，曾引得一些中央領導前去參觀。如果說當初一些領導出于南街村的實踐與小平同志的“單干”路線不一致，不便表態，那么，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展農業規模經營，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社”精神，其實就是對南街村模式進行了肯定。正如08年底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帶領30余人考察后所說：“南街村已實現了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夢想，實現了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這里已不是一般概念上的農村，而是社會主義新農村了”。
而在以小崗村為代表的全國絕大多數農村，農民只是解決了溫飽問題，發展和富裕卻是個奢談。小崗村除了在98年為迎接中央領導人視察、由安徽省政府撥款300萬元修建的一座大包干紀念館、一條八公里長的公路，其自身的狀況只能算脫貧了，農民也大多靠在外地打工為生。最近，才有某民營企業來辦了個葡萄園，但農民的收入仍然非常低。對比南街村的成功與小崗村的不如人意，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
問題出在一刀切的政策上。
自78年開始推廣個人承包制以來，到1981年，實行不實行承包責任制成了檢驗一個地區、一個部門、甚至一個領導者是不是改革者的唯一標準。南街村也曾按上面的政策把村里的土地承包給個人，把兩個小企業承包給個人。但承包結果，由于種地收益低，耕地被拋荒，而承包給個人的企業，村民們的工資兌不了現，承包者個人卻大發橫財。南街村在80年代中期果斷地把土地集中起來實行規模經營，把承包給個人的企業收回，走集體經濟模式，這與當時的中央精神“分田單干、包產到戶”很不合拍，是冒了風險的。
南街村走上共同富裕的實踐說明，要避免一刀切。如果說“不管姓社姓資，只要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政策曾促進了民營私有企業的發展，但它在最近也成了“逢公必反、逢私必贊”的教條主義的借口。比方說，盡管南街村這30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卻被個別別有用心的媒體如“南方都市報”竭盡全力地否定。比如，他們說南街村是靠貸款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不是南街村在91年就靠自身實力和積累發展成了億元村，誰會貸款給它嗎？那些規模大的私營企業，哪些又不是像南街村先靠自身取得初步成績，繼而獲得貸款得以繼續壯大的呢？南街村現有資產26億，為國家貢獻了10多個億的利稅，難道不是成績嗎？南街村解決了村里人3000多人所有的各種教育、醫療、養老福利，提供了1萬多人的就業機會，減輕了國家和社會的負擔，不是貢獻嗎？他們也批評南街村的家長制作風，不要說南街村，可以說整個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和他們的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為什么單挑南街村而不批那些民營企業家呢？太明顯了，因為南街村姓“公”不姓“私”。如果南街村搞私營，這些人就會屁顛屁顛的要叫好了。新聞報道，對事件的報道要看其方方面面，正、反、中間幾面都要看，都要問，要聽取不同的聲音，特別是對南街村這樣在改革中敢于試驗、敢闖、成績突出但肯定也會有不足的村集體。南都報對南街村三十年來巨大的成就輕描淡寫，對其問題無限放大，沒有當面詢問南街村領導這些問題是怎么回事，也沒有聽取過南街村代表的只言片語和解釋，在其報道洋洋灑灑的篇幅中，沒有一句話來自南街村領導和代表。作為一家大型媒體，南都的這種偏離了媒體最基本報道原則的所謂“新聞”報道，只能向世人昭示其險惡用心罷了。
改革要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能像過去“逢私必反”，也不能像現在某些人“逢公必反”，一刀切。要允許各種不同的做法存在，勇于試驗，互相競爭，相互取長補短。
當然，如同任何一個企業一樣，南街村也不是沒有問題。由于規模不斷擴大，貸款數量在過去幾年也大大增加。怎么做好擴大規模后的管理和監督、開源節流、拓展新的增長點、科學決策、改善家長式管理（當然，中國的眾多民營企業都存在家長式管理，但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都有待進一步完善），都是南街村要面對的問題。南街村領導在央視節目中主動坦承這些問題，也表明了他們的誠懇與決心。
當然，比起問題，南街村的成績是值得肯定的，它現有資產26億，歷年來為國家貢獻了10多個億的利稅，解決了3000多人歷年來所有的教育、醫療、養老福利，提供了1萬多人的就業，大大減輕了國家和社會的負擔。
對比南街村與小崗村兩條道路、不同的結果，聯系到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改革“發展規模經營、建立新型農村合作社”的精神，南街村模式對中國農村的改革而言，才是一條更合適的路徑。盡管鄧小平同志在1990年提出的“兩個飛躍”的思想中的第二個飛躍，就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但他和相關領導一直沒有賦予實施。而南街村走的，正是這一條道路，只不過它沒有經過“第一個飛躍”、提前20多年就走上了這條共同致富道路。
最近，重慶市作為全國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已經開始學習南街村經驗，允許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入股，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立合作企業。隨著這些試點的成功，將會有更多的農村集體走上南街村共同致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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