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花紛謝：決定“土地流轉”之后的亂象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8-11－12　　

        （本文大意：“土地流轉新政”決定之后，亂象紛呈。 本文試說：一，“流轉”解讀之亂；二， “公私”包裝之亂； 三， “集體”存廢之亂； 四，“禍福”顛倒之亂； 五， “實踐”進退之亂。 本文雖言亂，但實為求治，請刀下留文。）　　

        “土地流轉新政”決定之后，不是山花爛漫、姹紫嫣紅，而是萬花紛謝，亂象紛呈。說亂象紛呈，不是指所謂“極右派” “極左派”之間的你非我是，而是許多來自官方或貌似官方信息的自相矛盾。 本文略說一二，以探究竟。　　

        一 “流轉”解讀之亂　　

        “土地流轉”與“土地經營權流轉”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的意見認為，是一回事，“土地流轉”不過是“土地經營權流轉”的一種“通俗簡略說法”，并不涉及土地產權問題，它仍然是“集體所有”，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但另外一種同樣認為是“一回事”的意見則在關健點上針鋒相對：“土地經營權流轉”就是“土地所有權流轉”。“要流轉，先確權”，《中國新聞網》則導向性地報導了北京郊區農民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著“土地確權”，前些日子是“麥田確權”，已經確權的地塊，農民還領到了“土地證”。《中國新聞網》還例引了林業改革的旁證，說明“土地經營權流轉”的“關健”也是在“明晰產權”，“學界的共識是，集體林權改革為農地和宅基地的變革提供了樣本。”。　　

        還有一種意見則說，“土地經營權流轉”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事實上，許多地方的農民，特別是城鄉接合部的農民，還有農民工，他們之間早就存在著“土地經營權流轉”，“十七屆三中全會”不過是將農民的這種創造充分肯定下來并加以發揮而已。另一種意見則不認同，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根本不會產生什么“第三次土改”，“這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中國農村改革之后的30年，再次將改革目標定位于農村”，“農村改革30年后再出發” 這樣一些震動中外的輿論熱潮。實際上，即便是不談及“關健是明晰產權”，單涉及狹義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按照“最早對新一輪農村改革做出系統論述的則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的解釋，關于農地的承包權流轉和抵押、宅基地的流轉和抵押，多種多樣的轉包、出租、轉讓、互換、入股、抵押等流轉方式，也與農民工將自己的承包田轉租給他人耕種等，自己收取100元到200元不等的“地租”，非農收入好便不變，不好就變，隨時都可能收回經營權，其實也就是耕種權，那是天壤之別的。　　

        但是，另一種意見，甚至是來自中央政府的意見則是斬釘截鐵的：承包田絕不能用于房地產經營，農民宅基地不能貨款抵押，也不能賣給非本農村集體以外的社會成員，“小產權房”仍然肖小之作，不合法。　　

        “農村改革30年后再出發”還沒有“出發”，即陷入了一片各抒已見、各持其是、針鋒相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中。　　

        二 “公私”包裝之亂　　

        無庸諱言，“農村改革30年后再出發”的核心問題始終是中國的土地能不能實行私有制，而強大的主流意見則是“關健是明晰產權”，“要流轉，先確權”，從“最早對新一輪農村改革做出系統論述的則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到現身說法批判“身分識別系統”的“政治小說家”張賢亮，無不堅決地主張著土地私有化。他們的估價是：僅農民的宅基地私有化就值20萬億。　　

        但是，無論是誰，從《決定》的正式文本中是找不到“土地私有化”這樣的字眼的，甚至連“土地流轉”這樣“簡略通俗的說法”也找不到，這就是國防　　

大學教授辛子陵所深惡痛絕的“改革開放以來，每推出一項有利于發展生產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進行一層社會主義理論包裝”。 其中典型的“包裝”是對“承包期”的“包裝”。 “鄧小平理論”是“長期不變”，“三個代表” 的回答是“永久不變”，科學發展觀是“長久不變”。而對“70年為期”的“長久不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石小敏的解讀是： “70年的使用權，意味著兩到三代勞動力的繼承權。西方固然土地私有，卻有高額遺產稅制約。在國內遺產稅尚未開征的情況下，70年的林地使用權，其價值實際上已經與土地私有等同”。他說：“只有還權給農民，才是解放思想的根本。” 摻雜在《中國新聞網》披露的“三中全會文件起草者”解讀中，石副會長的“理解” 給人們的印象是：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　　

        “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社會主義包裝”是如此破綻百出，“指鹿為鹿”，實行土地私有化的鋒芒處處顯現，《中國新聞網》推介的“土地流轉試驗”，更是讓人們領略了京郊分地確權與粵省撤銷村委會的暴風驟雨。“社會主義包裝”在“直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風雨中顯出少見的零亂。　　

        三 “集體”存廢之亂　　

        有人說，“土地集體所有”是忽悠人的，“村集體”在哪兒？誰是“村集體”？與其將土地留給“村委會”幾個人私賣了，還不如確權給全村老百姓呢。　　

        的確，“村集體”在存廢中飄搖。但是，“村集體”是如何搖搖欲墜的呢？是一大片“村支書、村主任”都一時成了“壞人”或者“壞人”都當上了“村支書、村主任”了嗎？“村支書、村主任” 成了“壞人”或者“壞人”當上了“村支書、村主任” 的情形是有的，甚至可以說為數不少，但是，以他們為象征的“村集體”的搖搖欲墜、名存實亡、不復存在，卻不是“壞人論”可以解釋得了的。“村集體”的風雨飄搖，完全是幾十年來“開發區” “政績工程” “土地財政” “經營城市”的必然結局。而在“土地流轉試驗區”，正如北京大興區禮賢鎮黎明村村支書劉瑞山所說：“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半個世紀了一直是這樣。這一回，集體這一級被架空了，我也就到站了。” 浙江寧波市江東區寧江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在這里，原先的村委已經撤銷，取而代之的是“寧江股份經濟合作社”，象江東區29個行政村全部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一樣， “農民”從此成為江東區的歷史。　　

        歷史是被改寫了，但問題也隨之發生。 “村委會”是憲法明文規定的一級政權組織，它能為“專業合作社”的“董事會”所代替嗎？“專業合作社董事會”是一種經濟組織還是一級政權組織？許多人模模糊糊地以為如今的“專業合作社”與毛時代的“農業合作社” 差不多，也是講“集體”，同是論“規模”，但是，此“合作社”非彼“合作社”，毛時代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人民公社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是縣政府以下的一級政權機構，它既組織農業生產，也管理鄉民行政，“股份經濟合作社”的“董事會”也如此嗎？村民們，如果還可以這樣稱呼的話，發生了“專業生產”以外的事務，都可以到“董事會”去告狀申訴、評理調解、息事寧人嗎？縣政府部署的行政事宜，也是通過“董事會”來貫徹嗎？在“開發區”“政績工程”“土地財政”“經營城市”的一波一波風潮中，“村委會”差不多都變成了征地賣地的“中介所”，在未來“專業合作社”林立的情形下，執政黨現在規劃的鄉村建設美圖，由什么機構來落實呢？又有什么措施或高招可以避免鄉村不會出現曾經在唐宋元明清民國都存在過的“豪紳天下” 呢？　　

        其實，不必等到“土地經營權流轉”全部實現的那一天，即使是在劃了時代的“分田單干”的今天，選不出“支書” “主任”、“村委會” 連名不存、實際亡的村子就不在少數。在這些村子里，村民純粹地“各顧各”，認為“犧牲自己幫助別人是愚蠢想法”的茅于軾根本用不著“梳理”這些村民的“心態”，無不個個合格。勢力大的都是大姓家族，單性獨門，要么受盡屈辱吃盡虧，要么舉家出走異鄉謀生。上級政府有事體部署下來，先看對自己本家或大而化之對本家族是不是有利，有，千方百計從一分爭到十二分；沒有，或者對別家族有利，千方百計叫它辦不成。“釘子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群體事件”有著廣泛的、以“村集體”廢亡為特征的基礎。“大學生村官”的試驗也許可以緩解一下大學生就業壓力，但要大學生當好村官絕對是強人所難。 即便是連他的“博導”厲以寧也請了來，師徒齊上陣，不用說“流轉宅基地”，他們連半家宅基地糾紛也解決不了。毛時代農村、農業、農民的政治優勢老本，不是吃起來沒有完的。在連“村委會” 都七零八落的鄉村搞什么“土地經營權流轉”，搞什么“股分制”，誰錢多誰就當“董事長”，橡膠值錢了就把村民往死里打，橘子著蛆了就連個人影也找不著，到那時，“群體性事件”恐怕就不是以萬計了。　　

        四 “禍福”顛倒之亂　　

        主張“土地流轉”的“三中全會文件起草者”們，所傳達的一個共同聲音是：“土地經營權”以更多的方式，比如入股、轉讓等流轉之后，農民就可后顧無憂地進城去打工了，更有力于他們溶入城市了。　　

        有一種意見認為，“主流”這樣主張并解讀，只能算是無恥之尤。騙人，坑人，害人，也沒有這樣辦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幾十年來，數以億計的農民為什么進城打工？是因為他們過膩了田園生活，向往什么城市風光了嗎？一個簡簡單單的事實不就是他們種田種不下去了，或者說干脆無田可種了嗎？“鄉鎮干部棉鈴蟲”橫征暴斂的歲月不必去說它了，在免了農業稅、種田“直補”的今天，他們就可以腦滿腸肥地要去城里享清福去了嗎？看一看總書記小崗之行的權威報道吧，當年秘密在“分田到戶”協議上摁下紅手印的“大包干”帶頭人，65歲的老農嚴金昌，“現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轉、發展現代農業的積極倡導者”，他在歌頌“土地流轉”的同時，也不小心披露了種田人的實況。他說：“工資、每畝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終一定量的分紅，一年到頭少說也有兩萬多元收入，這可比種地劃算得多。糧食種得再好，一畝地一年的純收入也超不過500元。”一畝地一年的純收入也超不過500元，還得“種得再好”，這就是農民的實況。這種實況是一個什么概念呢？ 一家四五口人，分田不過四五畝，單靠種田，“種得再好”，一家人的年收入也不過2500元，攤到每個家庭成員頭上，一天的生活費是1.3元多。這就是農民的實況。 不用說什么“新三座大山”，即使是他們不生病、不上學、不要房子，即使是免了稅得了補，一天一塊多錢的日子怎么過？不另外打工以彌補不足之外，還有什么辦法？正是在這種實況下，這才有了前赴后繼的農民礦工、農民磚工、農民衣工、農民鞋工以及清一色的城市農民保潔工、城市農民園林工、城市農家小保姆，這才有了他們丟命斷指、倍受凌辱、投訴無門、冤沉海底的無數故事，這才有了和平年代一年一度地數以十幾億人次計的他們大遷徙，也就是所謂的“春運”。再看看“返鄉農民工”的行裝吧，不就是用化肥袋子裝著的一個被窩卷嗎？　　

        “農民工”這三個字，浸透了中國農民的不盡血淚。“進城打工”這四個字，寫不完中國農民的無限屈辱。欠薪總理幫討，致殘歸家“私了”，幾多死難無人曉，且問封口費多少。童工市場火爆，“性工”蘊為新潮，千度鋼水澆頭，百丈吊籠撞腳。誰看批示盈尺，誰聽怒斥灌耳，平原血，荒山淚，一帶警戒遮過了。 這一切，是用什么遮羞布可以掩蓋了的事實嗎？不正視這一現實也就罷了，還要將它美化，還說什么“土地流轉了農民就可以后顧無憂地進城打工了”，這不是無恥之尤是什么！明明是災難，卻硬說成幸福，“主流理論” 連點起碼的人道也不講嗎？連點自己不斷標榜的“人性”也不顧及了嗎？如果“土地流轉”，農民連打工也打不成之后，當他們的年富力強被壓榨成老弱病殘之后，怎么辦？投諸豬狗填入溝壑嗎？官方報道，11省市正在“調研農民工失業返鄉”，“長三角涌現民工返鄉潮” “河北鐵礦農民工紛紛返鄉”， “農民工”苦難釀成苦海一片。無論“中國”如何有“信心”，無論多大規模再修高鐵建高路以消化過剩產能，無論列強如何熱烈“表揚”中國和中國如何善于“自我表揚”，“經濟外向”三十年了的中國，也不得不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與它同呼吸共命運了。在數以千萬計的中國農民失去了出賣勞力以彌補農作不足的時會，厲以寧們又巧舌如簧地誘導他們賣宅子賣地，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土地流轉”，進，“不能前進”；退，決定形同作廢。進退維谷，實乃自取其辱。

        連禍福也不分，還振振有詞地“構建” 為“特色理論”，其亂至極矣！　　

        五 “實踐”進退之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土地流轉”其實是“經營城市” “土地財政”的繼續，“學習實踐”這一“發展觀”， 急不可待的是官員與他們的“解讀家”。 “土地流轉”決策出臺，也不是說說而已的空話，而是既要“學習”又要“實踐”的國策。在事實上，一些地方的“國家統籌城鄉發展綜合試驗區”里，“土地流轉股份制”“農民宅基地換商品房” “農業進入了資本時代” “城里有錢人下鄉買地” “專業合作社取代村委會”，正在搞得熱火朝天。《中國新聞網》報道的《北京黎明村土地確權紀事》， 這樣記述了的天子腳下的這個村子里“確權”情景：“火藥味越來越濃。9月27日上午，劉瑞山和土地確權小組的成員說，大家做好準備，再不退地，就拆大棚。隨后，他和專程趕到這里的鎮上的新農村辦公室主任全壽臣、經管站副站長趙健會面，3個人商量，要做好最壞的打算，9月29日一早麥地進行確權時，得從鎮派出所調6名警察來幫助維持秩序。” “9月29日一大早，麥地開始確權，楊萬彥等老人持鋼尺親自丈量，監督打樁，兩天之內，麥地被全部分光。” “進入10月，確權后的麥地紛紛種上冬小麥，劉瑞山忍不住發起了牢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半個世紀了一直是這樣。這一回，集體這一級被架空了，我也就到站了。” 他還說， “確權是好事，農民得到了應得的權利。但我還是要說，這對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對更快地改善農民生活不利。”　　

        實際上，鎮派出所的警察只來了兩名，確權現場也沒有發生“群體事件”或值得警察維持的秩序。看來，下一步，黎明村的土地就可以迅速地“流轉”起來了。　　

        但是，天有不測風云，官有朝令夕改。天子腳下黎明村的土地是不是如期流轉不得而知，曾是天府之國的重慶的“股田制”卻被中央政府嚴令叫了停。其中尤以“允許以農地承包經營權出資入股”被叫停最引各界關注，而這一點，卻正是“最早對新一輪農村改革做出系統論述的則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最強調的“流轉”要點之一。重慶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蒲勇健希望“往前走，突破土地產權的大關”，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意見卻是“不能再前進，必須停下來”。溫家寶總理批示要求先行實施“股田改革”的省市要探索以土地入股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　　

       “這樣的消息對于重慶市的官員們不亞于晴天霹靂，辛苦了很長時間，沒有想到是這樣的結果，而且是中央命令。” 重慶市一名國土官員透露，“參與前期‘股田制公司’改革嘗試的官員都急了，而在農民層面反應倒不大，因為工作怎么做，他們都是聽政府的。”　　

        “土地流轉”的“實踐”雖然被叫停，但“流轉的心”仍在“流轉”。副院長蒲勇健說，“又想改革，又怕風險，尤其是害怕農民失去土地，這就成了改革的悖論。” “像西班牙、意大利這些農業比重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本來可以向其學習，但最后仍然有一個關鍵問題無法逾越，即它們的土地是私有的，農民的自主性很強，可以隨時選擇加入或者退出。眾所周知，中國農民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他的主張很明確：不怕農民的失去土地，關健問題是土地私有。他的批評所向也很明確：就是那些口口聲聲大喊“改革”、膽子又不夠大的人。所以，有一種意見仍然認為，盡管重慶的“股田制公司”實驗遭遇挫折，“但是農民土地交易權擴大的腳步已經無法停止，千方百計讓土地煥發生機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他們說， “重慶市土地交易所很快就會有眉目了，到時候將為重慶的統籌城鄉改革和新農村建設帶來極大的幫助。” 2008 年10月底，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的一名官員在電話中向記者透露，“不過在中央沒有正式批準前，我們只能保持沉默，免得又遭遇像‘股田制改革’被叫停那樣的尷尬。” 這就是“光做不說”的老把戲。真的，還有人已經較重慶先行了一步。2008年10月13日，旨在“推動農村產權的合理流動、促進農村資本的有序流轉”的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掛牌成立，成都市市委書記李春城和市長葛紅林雙雙參加并一起為交易所揭牌，足見地方政府對于農村產權交易之熱衷程度。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對“土地流轉”持申慎態度，他說：“農村的土地無論走合作化道路，還是私有化道路，都不能忘記中國的國情，即擁有穩定的土地制度是必須的。因為差不多還有9 億農民無法馬上離開土地，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并非聳人聽聞，所以對于那些肆無忌憚把土地變成旅游、房地產和工廠的牟利行為，我一直保持謹慎態度。” 在熱衷農村產權交易的官員與他們的解讀家包圍中，賀雪峰的聲音顯得底氣不足，仿佛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對于直面私有化的浪潮，他未置可否。（以上文字多據新浪網消息《重慶股田制改革實驗被中央叫停》）　　

        從京城到粵省，從漢中到川渝，“土地流轉”的步履歪歪斜斜，進三退四，悔棋不斷。其實，這是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也用不著多深的學問就可以弄個明白：在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岔路口上，恁誰也得躊躇再三。“要流轉先確權”，土地私有這個實質核心，不是撕下“長期”換“永久”就可以“包裝”得任誰也看不出來。 單是農村宅基地就值到20萬億，這的確很誘人，但是，10億農民的死活卻不止只值這個價。“穩定壓倒一切”，這是很為詬病的一條理論，但是，也不妨將它看作是執政黨的一點清醒。“發展是第一要務”，這不錯，但當它被“不穩”絆住馬腿時，也得化進為退，厲以寧們再舉行什么論壇也白搭。當然，“穩定壓倒一切”只是權宜之計，亂象紛呈是止不住的。因為，私有制的亂源沒有挖到，表面穩定了，卻醞釀著更大的更深的動蕩。　　

        不知道這份帖子能不能發出去？其實，我還是一片好心的，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毛分子，“我不是壞人”，我雖言亂，目的卻是為了求治。三中全會主題大講特講“三農”，這一個月來大講特講糧食，大講特講執政黨在“三農”中的領導地位，這都很好，這些不就是毛時代的“農業是基礎” “以糧為綱”嗎？在社會主義農村中， “董事會”怎么能代替“村委會”？ 這就突破了“特色理論不包括毛澤東思想”的桎棝，有了解放思想的一點正味。萬花紛謝，獨飄過梅花暗香。亂象紛呈自然不好，但其實是亂了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也就是殖民地封建主義的陣腳。不過是講了一點“農業是基礎” “以糧為綱”， “董事會”不能代替“村委會”，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不能丟，主張“直面私有制與資本主義”的勢力就亂了方寸，再好好地回歸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方向與路線，這種勢力就會一敗涂地，正所謂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毛澤東說，為了人民利益，堅持好的對的，改正不好的錯的，這才是“為人民服務”呀。格林斯潘還有勇氣認錯天下呢，我們連他也不如嗎？“土地流轉”出現亂象不是壞事，正是執政黨重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雄風的良機，正是清明政治的良機。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中國大地一定會重新山花爛漫的。資本主義的冬天來了，社會主義的春天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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