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理想從何處開始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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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印斌 《 中國青年報 》（ 2012年05月04日 02 版）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日前在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語驚四座，他說，“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中國青年報》5月3日）

錢理群教授的這段話說得直接，也讓人動容。話語中所概述的諸如“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等等特質，到底是極個別人某個階段的極端表現，還是相當一部分人常態化的集體群像？換言之，從什么時候開始，理想的大學，以及大學的理想開始離我們越來越遠，終至于迷失了方向？值此國內大學紛紛舉辦校慶的年代，頗有反思的必要。

在我看來，所謂“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指的應該是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在目標追求上過于實用主義，在手段方法上缺乏底線意識，在表達方式上則可以使用自己并不相信的說辭。“精致”云云，不過是一種存在策略，一種紋飾，抑或是一種遮蔽其利己目的的保護色。在這樣的人群里，很難找到那些與理想共生共存的真誠、熱情、堅持等等品質。

這種人或許不是如今大學中的主體，卻讓實用主義侵蝕大學精神。一方面，此種“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在大學里頗受歡迎，很有市場，即便有些人表演得還不那么老到，但配合表演卻是沒有絲毫問題的。另一方面，時下大學的制度對此不僅很少抵制，某種程度上講，還在默許，甚至是鼓勵這種深入肌理的實用主義。

眼下正好有一個實例。5月1日，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生王進文在微博上質疑：“山東省國土資源廳一把手正在清華大學法學院讀博士，但從未見其上課。”隨后，相關人士回應稱，廳長讀的是論文博士，第一年每月集中兩天學習，之后專門做論文研究，不需要上課（《新京報》5月3日）。此言一出，網上一片喧嘩，質疑聲聲。

其實，這一事件不過掀起學歷泡沫的一角罷了。有資格派發文憑的大學與有意愿謀求學歷的官員一拍即合，文憑只是合作的一個籌碼。至于招生的門檻、學習的過程、乃至最后的產品，似乎并不是需要格外留意、格外堅持的事情，很難講誰比誰更世俗、更缺乏底線。

若問大學的理想到底從何處迷失，至此或可多多少少有些明了。其一，大學的理想是在大量日常的損耗、細節的潰敗、以及習焉不察的妥協中，一點點淪喪的。對此，大學自身當然負有責任。武大老校長劉道玉疾呼，“教育需要烏托邦”，這樣的呼吁并非虛文。世人每每提及西南聯大，而這所大學最值得珍視的價值，正是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守。

其二，大學的理想也并非完全是在大學里面迷失的，早在大學之前，即已經頗多折損，元氣大傷了。這些年來，我們的教育從幼兒園、小學、中學一路走來，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市儈精神可謂如影隨形，暢達無阻。孩子們在進入大學之前，已經千錘百煉，習慣世俗、習慣表演了。大學階段不過是加速、加劇了這種表現而已。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詩人刀爾登在《不讀<左傳>》一文中寫道，“我們看《左傳》里的平民，也沉著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有些余裕，這不僅令人想到，春秋時雖有嚴重的壓迫，方向卻單一，并不是從四面八方擠過來，使人成為渾圓的國民。”大學里一旦充斥著“渾圓”的師生，則大學的理想、理想的大學又怎么可能凌空而來，引領著我們走向美好的理想？

北大清華再爭狀元就沒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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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謝湘 堵力 《 中國青年報 》（ 2012年05月03日 03 版）

錢理群     本報記者 賀延光攝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語驚四座。這段話被參會嘉賓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轉發3.5萬次。

    錢理群是為了應和劉道玉的觀點——“北大清華再爭狀元就沒有希望。”北大清華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學的前途又在哪里？

    參加本次會議的嘉賓大多是教育界有影響的專家和學者：上海師范大學前校長楊德廣、北京師范大學前副校長顧明遠、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等。他們不僅討論當下高等教育的問題所在，更是努力為改變現狀開出藥方——描繪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學。

    世界高等教育正處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機威脅著今天的大學

    “當前，不僅僅是中國，整個世界大學正處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學的危機，既有思想危機，也有結構性和質量上的危機。”劉道玉說，高等教育經過近千年的發展，無論是西方或是東方，正在或已經陷入危機之中。

    第一重危機，人類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生存危機的挑戰，而各國的大學對此基本上是束手無策或者熟視無睹，既不能從理論上又不能從實踐上提出任何化解這些危機的根本性的對策。

    第二重危機，面臨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終身學習和“非學校化社會”已經或隱或現地展現出來。大學究竟是什么？教師的作用是什么？大學生又將怎樣學習？這些都有待人們去探討，用比爾·蓋茨的話說“也許將來大學會變革得面目全非”，當下的高校還沒有拿出對策。

    第三重危機，功利主義的專業化教育，導致學生素質嚴重下降，學術視野短淺，尤其在國內高校，不僅出現不了大師，甚至還難于承擔從事綜合性大科學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機，學風浮躁，急功近利，金錢主義盛行，雖然技術成果日新月異，但重大基礎性研究卻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機，在追求“一流大學”的“一片喧嘩”聲驅使下，追求豪華成風，大樓賓館林立，教育成本劇增，債臺高筑，納稅人不堪重負。

    劉道玉呼吁：大學財務危機已是全球性問題，大學必須從精神到物質的追求上返璞歸真！

    十名現象說明學有余力非常重要

    陳省身點撥少年班學生別考滿分

    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上學時成績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則一直保持班級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當上教授時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獲得諾貝爾獎時哥哥當上正教授。

    杭州天長小學教師周武將這一現象稱為“第十名現象”：小學期間前幾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學（乃至工作之后）有相當一部分會“淡出”優秀行列，而許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學生在后來的學習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現出色。

    在以培養優秀人才為己任的劉道玉看來，知識能力的過度開發會抑制人的能力和發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學生太多的精力，狀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華幾乎招去了所有的狀元，他們培養出來的人才又怎么樣？如果繼續爭狀元，過去讓我欽佩的北大清華就沒有前途沒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學創校校長朱清時非常贊同劉道玉的觀點。

    他說，數學大師陳省身生前為中科大少年班題詞：不要考100分。

    朱清時解釋，原生態的學生一般考試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幾倍的努力，訓練得非常熟練才能不出小錯。要爭這100分，就需要浪費很多時間和資源，相當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學生的創造力都被磨滅了。

    實用主義擊潰一些大學最后底線

    社會上腐敗現象都可在大學找到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學生世俗化很厲害，過去杜甫說“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現在一些學生在校園里泉水就已經濁了。

    朱清時也是這個觀點，貪腐之風進入校園，高校道德高地已經失守，社會上很多腐敗現象都可以在大學里找到。高校對學生應該是科學素養、人文素養、道德的全面培養，而文憑泡沫讓高教背離了教育的本意。不僅忽視了學生的成人成才教育，連專業課都是一個“混”字！

    他用一名留學生的經歷來佐證自己的觀點。

    一名在麻省理工學院（MIT）讀大二的中國留學生是世界奧林匹克物理競賽金獎獲得者，高中畢業被保送北大。他覺得大學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過：一個學期選10門，甚至更多的課都沒問題，只要考試通過就可以了。

    到了MIT，雖然只選了5門課，但他感到異常的繁忙：每門課老師都要求大量的閱讀，有的課還必須做大量的實驗，稍微掉以輕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圖書館熬夜看書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這名留學生感嘆：“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學啊！”

    與會者認為，一些中國高校在飛速壯大的過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丟掉了它的老師——蘇聯高校和美國高校的治學精神。

    錢理群欣喜地告訴大家，在基層中小學教師中，出現了一批教育理想主義者，他們用靜悄悄的方式開啟教育改革。他們值得大學教師學習。

    教育需要烏托邦

    不能再讓銅臭腐蝕大學精神

    劉道玉，32歲在講師的位置上當了副教務長，39歲任武大黨委副書記，43歲當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長，48歲任武大校長，54歲被免職，后來 創辦民辦小學的教育實驗也失敗了，卻不改初衷。他認為，大學必須返璞歸真。要徹底摒棄豪華辦學的做派，使大學回歸到中世紀的模式，因為那時大學“沒有任何 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物質存在的屬性”。

    在科學研究中，有些研究項目并不需要經費，如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重大發現不需要一分錢。因此，當代一味的追求豪華、浮躁和銅臭味腐蝕了大學的靈魂，致使大學精神喪失殆盡。

    西南聯大的案例屢屢被提及。這所在民族危難之際臨時組合的大學，就是歐洲中世紀大學的活樣板：在廟宇或簡易平房上課，教授住土坯農舍，入不 敷出，需要典當家產養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間卻創造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從她培養的學生中涌現出了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7個“兩彈一星”功勛 科學家和172個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烏托邦。”年近八十的劉道玉說，柏拉圖設想的由“哲學王”治理的理想國，終究沒有建立起來；盧梭設想的愛彌爾式的理想公民，也沒 有培養出來，但《理想國》和《愛彌爾》卻成了2000多年來人們仍然閱讀的教育經典。盧梭曾經說，“只要柏拉圖的《理想國》和盧梭的《愛彌爾》留存在世， 縱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毀，教育園地依然還是馥郁芬芳。”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們會激勵人們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錢理群談五四精神：要警惕科學民主極端化

http://qianliqun.blogchina.com/712529.html

為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日前在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特別舉辦“五四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國內外近百名學者齊聚燕園，探討五四精神以及新文化運動。在會議期間，北大教授錢理群、中山大學教授林崗、天津師范大學副教授鮑國華等接受新浪訪談，暢談他們對五四精神的看法。錢理群教授認為現在談五四更多強調其科學、民主與啟蒙，但同時還應警惕科學和民主極端化，從而忽視人本身的自由與平等。以下為訪談實錄：

　　今天我們為什么紀念五四

　　主持人：在現在這個時候，以這種方式來紀念五四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錢理群：從五四的角度來說，這次會議很多人都反復談到一點，就是現在對五四的評價。社會上有些人、有些力量因各種原因否定五四，而這批人恰好認為五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從學術的角度，學者要善于把現實問題轉化成學術問題，這是從學術角度產生的沖動；進一步從學理上講，這次會議是從學理層面來回應社會上對五四的各種批評，但絕不是辯護，而是采取比較復雜的態度來揭示五四的各個層面，從各個角度來升華問題，這是此次會議最大的一個特點。

　　另一方面因為北大是五四精神發源地，新文化運動主要發起者都是北大人，我們通常講五四精神是和北大精神是聯系在一起的。從北大來講，這些年也面臨著北大精神的一些危機，因此由北大組織這個活動，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五四的問題，也是解決北大自身精神的問題。最后從中文系的角度而言，中文系很少組織活動，所以這一次也是中文系建設中一個重要措施。所以現在來紀念五四，一個是對于整個社會的意義，還有對于北大精神和中文系自身建設的意義。

　　要警惕科學民主極端化

　　主持人：錢老，您剛才提到目前大家對五四精神有一些不同的聲音，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錢理群：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概念即啟蒙、科學和民主，在我看來實際是遭受到幾個方面的擠壓。

　　一種就是我剛才說的對五四“啟蒙、科學和民主”的否定思潮。我認為這種思潮來自三個方面：

　　一方面就是現在有些人在批判普世價值，認為科學、民主、自由、人道等都是資產階級的，因此我們必須加以拒絕。

　　另外一種其實就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想法，或者叫民族主義思潮。認為五四是用西方的思潮——科學、民主、啟蒙來批判傳統。這實際上和前面也有內在的聯系的，找中國特點就是把西方的都丟掉，自己回到傳統里去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覺得五四是重新固定價值，現在文化保守主義者把五四看成是一個文化斷裂。

　　還有后一種后現代主義的觀點或現代的觀點。因為啟蒙、民主、科學這個確實是現代一點的東西，現在從后現代來講對民主的啟蒙也有一種反思。這個反思我認為有一定的合理性，為什么呢？這次會議也談到了，比如王富仁老師會議發言時所說：五四精神象征著科學民主，這里還有對科學民主的理解的問題。有一種理解就是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上來理解科技民主，為什么要科技民主？目的就是要走富國強兵的道路。這樣一種國家主義層面的理解，某種程度上是對西方科技、民主的一個誤解和誤讀，而且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科學崇拜，從而導致相對的物質主義、技術主義、科學主義，就是所謂的現代化。

　　魯迅當年就提出這個問題即物質主義、科技主義，這是當下中國的一個現實問題，把科學發展變成物質主義、科學主義的時候，這就是走了極端；民主也是一個問題，如果把民主發展到極端的話，就會導致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導致自由和平等的不平衡，這里就存在著民主崇拜的問題。

　　既要堅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

　　我為什么特別強調魯迅的五四傳統，因為魯迅恰好就說，他既堅持科學、民主、啟蒙，又超越科學、民主、啟蒙。所以在我個人看來，我們今天談到的五四傳統，其中更應該重視的是魯迅這樣的一種傳統，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既要繼承堅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

　　主持人：您覺得五四精神除了剛才說的啟蒙、民主、科學，其他的一些價值還體現在哪兒？

　　錢理群：五四也有自由、人道主義、平等。既要堅持五四又要超越五四的話，我們今天就要追求科學、民主、自由、人道、平等。如果丟掉了自由和平等會產生很多很多問題的，所謂堅持五四超越五四，就是要呼吁這種五四精神。

　　主持人：您覺得這90年來五四精神對我們的啟迪作用有哪些？這90年來它的影響有沒有弱化？

　　錢理群：我們現在討論五四是很有意思的，五四的影響始終成為一個焦點，這個跟魯迅講得也非常相近：一方面質疑，一方面影響。我們今天仍然談論它，這恰好說明它非常重要。有需要繼承和堅持的，有需要超越的。

　　五四啟蒙主義的核心是人

　　主持人：當年五四時期青年的那種責任與愛國精神也是廣為傳頌的，您覺得今天的青年在愛國主義方面如何更好的體現呢？

　　錢理群：現在這些年一直有一個思潮，就是把五四解釋為五四傳統和愛國主義傳統，五四傳統等同于愛國主義傳統，這個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夠準確：

　　其實五四有兩個部分：一個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有一個是五四愛國運動。因為五四愛國運動就指1919年5月4號那一天所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之前就有而且之后也有，兩個有聯系，但是又有不同的意義。

　　愛國學生運動當時兩個口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有非常明顯的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五四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但這里面就涉及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愛國主義怎么理解？什么愛國主義？就是國家利益至上，為了國家的利益必須犧牲個人的一切東西，這是國家主義思潮，而這一思潮在五四時是受到質疑的，因為它要犧牲個人的利益。魯迅他們認為什么是現代化？國家富強是一個方面，但是不是唯一的，國富還得民富，國強民不富是不行的；另外即使國富民強，還要有人的精神追求，人的個體自由。

　　我的思想受魯迅思想影響的，強調立人、人的精神、個體的精神自由，追求人的個體精神自由是我的一個彼岸的目標。所以我的理想就是：追求個體精神自由，我更重視精神，我覺得人根本是個精神動物。

　　現在年輕人最普遍的問題就是缺乏信仰，因為沒有更高的追求以后，就很容易依托在國家這個精神層面上，所以我認為這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問題。

　　當然，我們絕對不反對愛國主義，尤其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強調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理所應當。你是中國人，就要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對國家主義來說，我把這兩個概念區分開來，這是有區別的。

　　主持人：作為一個大學老師，您覺得該如何來糾正這種思想或者扭轉這種危機呢？

　　錢理群：所以這個會議特別讓年輕人來聽，本來就能起到這個作用，通過對五四精神科學的闡釋，可以作為年輕人的精神食糧。有了科學、民主、平等、自由這樣一套理念的話，至少你的愛國主義更豐富了。愛國是沒問題的，但是除了愛國還要別的東西。

　　我覺得這一次會議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通過對五四的研究，學理的研究，學科的研究，通過科學理性重新認識歷史，然后再來面對現實。

　　主持人：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文學，那么您對當下的文學氛圍您滿意嗎？

　　錢理群：這有一個過程，五四時它是強調人的問題，但是后來文學比較強調社會功能、教育功能，從而忽略了文學的娛樂功能。過分強調文學的社會性，肯定就會忽略文學的個人性，這就有一些變化，這個變化是合理性的，但是我覺得也有危險，就把五四的傳統給丟了。而當下文學又過分強調個人化，過分強調娛樂化。

　　主持人：又忽略了社會性。

　　錢理群：我們現在有一個毛病，思維常常從一個極端跳入另一個極端，強調文學社會性、教育性就忽略文學娛樂性；強調文學娛樂性就忽略了文學社會性、教育性；強調了文學和社會的關系，就忽略了人的個體。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多元的文學體系。為什么現在特別強調五四呢？現在缺的就是五四時的文學，即關于人生的文學和人的文學。

　　文化斷裂絕不是五四的產物

　　主持人：有人質疑五四新文化運動由于對傳統的批判，導致了一種文化斷裂，您怎么看？

　　錢理群：五四新文學和傳統文學對立起來，這是不對的。魯迅的文學，它對傳統是超越的，不只是繼承傳統，還有全新的創造。必須要看到五四運動是有創造的。另外就是我們現在確實存在文化斷裂的問題，但這絕不是五四的產物，現在如果把問題都歸到五四是不對的。

　　另外，你們這一代又面臨著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商業化，商業化容易導致膚淺化；同時還有網絡上出現的信息爆炸等問題，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每個時代自己的問題，現在要求你們全部再像魯迅當時那樣讀古書、讀詩經是不可能的。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我們怎么樣建立合理的知識結構？完全回到傳統是不行的，既要不割斷傳統、繼承傳統，又要同時接受更新的東西不太現實，因為新的知識太多了。

　　大學不獨立 學術不自由

　　主持人：錢老師剛才您也提到，北大精神和五四精神不可分割，您覺得北大乃至當下的大學面臨的問題是什么？

　　錢理群：兩個問題：一個是體制問題，就是大學不獨立，學術不自由，所有的學校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另外一個就是教育體制化、行動化和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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