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的《雙城記》以如下話語為開頭：“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這段話不僅用來形容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交的英倫三島與法蘭西土地非常合適，用來描述我們所在的這樣一個大時代、大環境也絲毫不見得夸張。

    中國現在正處于關鍵的“十字路口”階段，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但是又是一個充滿了各種矛盾與問題、困惑與迷惘的時代，我們的成就與我們的問題簡直就是在 “交相輝映”——這邊廂舉辦令世界震撼的奧林匹克盛會，那邊廂民族問題迸發出血腥的火花；這邊廂宇宙飛船九天攬月，新型潛艇五洋捉鱉，那邊廂鐵路就出現嚴重的事故人員傷亡慘重；這邊廂國家的GDP成為世界第二，那邊廂環境污染、貧富差距、分配不公全都冒出來了——總之，成果與缺陷并存，而且缺陷總是那么的引人注目。中國正處于西方喜歡提的“執政70年”的所謂“魔咒”期，而今年恰好又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20周年紀念。

    中國站在十字路口究竟要走向何方？是靜下心來解決問題，不管是臨時性問題還是長遠性問題，不管是結構性問題還是個別問題，不管是制度問題還是國家文化、公民素質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讓自己更臻完美，并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力量實行更加強有力的內外政策如1910年代的美國一樣一躍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超級強國？還是維持現狀，墨守成規，拒絕一切無益的乃至有益的改進措施、放慢解決問題的速度？抑或是矯枉過正，誤入歧途，徹底走向人民的反面？

    有人說，八零后、九零后難當大任：八零后是迷惘的一代，而九零后索性就是不可理喻的一代——丁克族、月光甚至日光族、啃老族、哈韓哈日族、肥豬瘤——打在八零后、九零后身上的標簽，簡直就是丑陋到極點的典型。不可否認，在三十年來歐風美雨所謂“先進文化”的“熏陶”下，現在的孩子們已經越來越多的丟棄了那些曾經使我們引以為傲的東西：共產主義思想、集體主義精神、責任本位意識、艱苦奮斗作風，轉而向歐美文化的幾個片段——尤其是過分的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官員的權力本位等幾個誘人的思想片段靠攏。從城市到鄉村，信步走走看看，就可以從各種事情的表象中發現這一系列的問題——對國家、社會、職業、家庭缺少認同感，沒有責任意識：閃婚閃離、吃喝玩樂、對愛國主義嗤之以鼻、搞性自由性解放、否定一切或者只相信金錢——種種怪現狀，可以說是某些八零后、九零后的現狀，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我認為這也是對某些國人最為貼切的寫照。

    那么，是不是就沒有希望了？是不是八零后、九零后就注定要沉淪下去、不管國家走向何方？這不禁讓人想起了1919年，那是一個火熱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危機的最為危險的年代。大多數人要么渾渾噩噩，麻木不仁的不知所措，如同溫水煮青蛙一般坐視巨大的國家即將在列強的肢解下分崩離析，還有一小撮人甚至巴不得這樣的災難快點到來好大發國難財。但是，有那么一些年輕人，少數覺醒了的年輕人，他們領導這個不屈的民族發起了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五四”運動，這一運動如驚雷般在古老的赤縣神州上空涌動，它是中華民族覺醒、復興的開始，也是中華大地思想解放的開端?！拔逅摹边\動、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美好未來的先聲，是建設一個強大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所必需的礎石。經過思想界的激烈交鋒，經過三十余年的革命斗爭實踐，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將中國從半殖半封建的泥潭里拉出來，真正做到完全的政治獨立、經濟體系獨立、文化獨立，讓中國從沉淪的淵藪里堅定的站起來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只有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將中國引向建設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國大道這兩個從實踐中得出的結論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成為融入進國民特性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引領著中國人民不斷前進的旗幟！

    試想當年，“五四”運動的發起者是哪些人？正是1880、1890年的那些19世紀的“八零后”、“九零后”！正是這些被封建官老爺和殖民者篡養的學霸斥為“不作用了”的學生，他們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他們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他們以他們的青年才俊，喊出了當時被視為離經叛道、卻響亮而有力的口號：民主與科學！他們之中有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有古典自由主義者，有國家主義者；有西方的信徒，有蘇俄的學生，有康有為的支持者。毛澤東主席曾經豪邁地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而就在1919年北國的春天里，那些走上街頭的青年學子是這個國家前進的動力！他們年輕的面孔，他們活躍的思想，他們矯健的步伐，他們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殫精竭慮，他們為國家提出自己的想法，喊出自己的口號，他們給這個古老的國家注入了年輕的活力。最終，他們經過激烈的思想交鋒與時間斗爭，他們中的一些人完成了讓中國完全獨立的目標。成為了中國的脊梁。

    我想，19世紀的八零后、九零后可以在存亡之秋堅強站立，擔負起拯救民族、國家，重建國人信仰、重塑國人意識形態的重任，那么，面對當下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同樣的任務我們20世紀的八零后、九零后青年也一定可以完成。我們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有一些人沐浴過毛澤東思想在中華大地上最后的光芒。當《春天的故事》唱響的時刻，我們耳聞了“銀河號”的奇恥大辱。當世紀之交的煙花閃爍的時刻，我們目睹了美軍轟炸中國大使館的野蠻行徑！我們成長的過程就是中國一步步退讓、一步步出現問題又飛速發展的過程，也是帝國主義一步步進逼的過程。2001年、2003年的兩場戰爭讓我們關注什么叫“霸權主義”，2008年的事件讓我們真真切切的體會了一回什么叫“干涉別國內政”、“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2008年的四月青年們是八零后、九零后的第一次覺醒，他們開始思考面前的這樣一個世界的本來面貌、因為國際環境同右派所宣揚的差距而迷惘，他們開始以遠遠超過他們的兄弟七零后的積極性與主人翁意識，為中國所受到的屈辱、為中國被侵害的國家利益而奮起反擊、英勇戰斗！越來越多的青年開始一掃之前的頹廢，一掃比他們年長的人的頹廢與務實，開始特別關心國內外的政治、關心國家發展。更為可貴的是，為數不少的人在關心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交鋒。網絡上、刊物上思想交戰此起彼伏，持不同意見、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青年們——他們中有古典自由主義者、有新自由主義者、有民主社會主義者、有國家資本主義者，當然還有科學社會主義/毛澤東主義者——他們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媒介上寫出了浩如煙海的辯論文章，以遠遠超過他們父輩的激情在思想領域里激烈交鋒。同時，在各個大學里持不同觀點的社團活動同樣如火如荼——種種充滿民主空氣與活躍氣氛的事跡表明，很多的八零后、九零后所做的事情遠遠超過了“鬧著玩”、“吃飽了撐著沒事干”的范疇，他們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最終做到能動地改變這個站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把它引向正確的航向。種種跡象告訴我們，八零后、九零后所引領的，將是一個思想完全解放的新時代，一個如1919年一樣追求真理的時代，一個將在不久的將來重塑國人信仰、引導國人走向復興的時代。

    現在總是有人在提盛唐風范，盛唐風范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對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但是請注意，兼容的前提是本國國民的特性足夠強大，不至于因為外來意識形態的沖擊而迷失了自己。中國如果要明確自己的國家利益之所在，就必須首先確立可靠的、牢固的國民特性而不是一日三變。那么確立國民特性的要義有哪些呢？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四個方面——種族、民族、文化、意識形態。如此神圣的責任，如此龐大的任務，我們作為中國最為年輕的一代，有責任挑起這一重擔、它也必將會落到我們的肩膀上——八零后、九零后的無數青年，無數四月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們有著年輕的面容、有著活潑的思想、有著縝密的思維、有著廣播的學識。他們完全不是老一輩人所稱的“迷惘的一代”，他們如同1919年走在天安門前的愛國青年們一樣，盡管想法不同，但是都流淌著同樣的血液，他們是一支可以建設未來的力量，他們是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

    1919，我的1919，我們的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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