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領導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紀念毛主席逝世44周年
迎 春
毛主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領導我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不僅根本改變了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被欺凌、被壓迫的處境,發展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而且使我國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認識和改造世界,主要表現在重視調查研究、全面客觀地分析形勢;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根據客觀規律決定行動方針等。
一,調查研究、客觀全面地分析形勢
歷史唯物主義承認社會發展存在著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社會、經濟不是按照長官意志發展的;承認客觀存在是第一性的,人們的意志不過是客觀存在的反映。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叫“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既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也是對主觀主義者的當頭一棒。
毛主席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的開頭就說:“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又說:“許多的同志都成天的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109、110、112頁)
毛主席不僅這樣說,而且一輩子身體力行。正因為他堅持調查研究,正確地解決了主觀與客觀的關系問題,對于客觀實際和發展趨勢得出科學的結論,才能夠指導我國這條巨大航船從勝利走向勝利。
1927年農民運動興起,“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著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15頁)毛主席則親身深入湖南農村調查,不僅否定了“糟得很”的議論,得出“好得很”的論斷,把“痞子運動”,顛倒成為“革命先鋒”,從而根本改變了革命隊伍對于農民運動的認識,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調查報告講了十四件大事,歷數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變化,甚至涉及養豬、雞鴨、牛等很具體的事實。
另一個典型事例是大躍進時期的調查研究。
我國幾千年農民的小私有經濟,個體勞動,只能是大自然的“奴隸”,“靠天吃飯”。實現高級農業合作社以后,土地公有,加上農民實行集體勞動,很快就出現了一個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一個萬馬齊喑的農村,立刻變成了紅旗招展、人聲鼎沸地建設工地:水庫拔地而起,灌溉面積迅速增加;一些合作社還建立了試驗田,培育出不同于普通農田的異樣莊稼,個別地塊的棉花、煙葉長得有一人多高(參看《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12日報道);“毛澤東用了一個星期時間視察了河北、河南和山東的農村,他要實地看一看農村情況。他同三省的省、地、縣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撥接著一撥地進行座談。他還走進試驗田、高產田,親眼看一看。”(《毛澤東傳》1949-1976 上 第828頁)
由于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轉變為集體經濟,經濟關系發生了質的飛躍,人們對于集體勞動的能量,對于生產力的發展估計過高、過快,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再加上一些人的私有觀念作祟,一度出現了嚴重的“浮夸風”、“共產風”。初期毛主席對于生產發展速度也估計過快,對鋼鐵產量等的增長速度提出了脫離實際的指標。但是,很快他就意識到人們的認識脫離了實際,立刻組織調查研究。關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毛主席先后派吳冷西、田家英、陳伯達、張春橋等到修武縣和新鄉縣七里營公社以及遂平縣調查(參看《憶毛主席》吳冷西著 第94、95頁);關于糧食的產量,毛主席則派田家英、戚本禹直接到農村種田,了解糧食產量的真實情況等等。
可見,毛澤東一直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堅持調查研究。在全國普遍出現“浮夸風”、“共產風”時,他首先提出糾“左”的問題,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組織調查研究,解決主客觀的矛盾。
“這時,毛澤東陸續收到一些省市區黨委關于六級干部會議的情況報告,覺得有一個重要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放在哪一級。”(同上書 第933頁)與此同時,劉少奇等則在議論形勢“漆黑一團”。“劉少奇----在插話和會議的結論里指出:中央工作會議(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意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么?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斗爭的勇氣!”(《毛澤東傳》下 第207-8頁)認為生產關系要退回“包產到戶”等。而毛主席這時卻在認真調查研究,確定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定在生產隊一級,落實“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的基本制度,鞏固了農村集體經濟。連認為毛主席“左”的薄一波,也不得不承認:“它(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的制定和試行,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幾億農民的生產情緒,成為我國農村擺脫連續三年的嚴重災禍、邁向60年代中期新發展的轉折點。”(《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 第900頁)
毛主席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使我國擺脫了三年嚴重自然災害的困擾和“浮夸風”、“共產風”等唯心主義的干擾,把我國經濟、政治重新引入了科學社會主義高速發展的正軌。
毛主席不僅在個別問題上認真調查研究,對于全國形勢也是全局在胸。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為例,他不僅講了我們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軍事斗爭轉向經濟斗爭以后必須注意的事項,而且全面分析了我們面臨的經濟形勢,即百分之九十的古代經濟與百分之十的現代經濟,指出國內、國外的主要矛盾以及“糖衣炮彈攻擊”的危險等問題,充分表現了“胸有全局”和高度的科學預見。
毛主席指出:“為什么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為戰爭或戰斗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相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179頁)可見,毛主席不論在武裝斗爭為主的階段,還是經濟建設為主的階段,都強調解決“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矛盾”,解決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的問題,把解決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問題,提高到哲學的高度,提高到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高度,從而引導我國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二,總結歷史經驗,根據客觀規律確定行動方針
毛主席重視總結歷史經驗。總結歷史經驗,就是通過人們自身經歷的歷史事實,探尋客觀存在的規律。這不僅解決了黨內路線的是非問題,而且把路線斗爭上升到歷史唯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從認識論的角度解決思想方法的問題。
毛主席一貫重視黨內的兩條路線的斗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就從實際出發,主張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動農民群眾,進行土地革命,逐漸聚集力量,最終奪取全國的勝利;但是,他不僅僅停留在路線斗爭問題上,而且還把路線斗爭上升到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高度,發動了整風運動。1941年他發表了《<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一系列文章,為整風運動提供了理論武器,不僅統一了黨內對路線問題的認識,而且在認識論方面也前進了一大步。
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毛主席仍然堅持總結歷史經驗,探索客觀存在的規律。
蘇聯是十月革命勝利的故鄉,是第一個實行公有制的國家,蘇聯的領導人斯大林在共產國際運動具有崇高的威望。斯大林在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后,宣布蘇聯不存在階級斗爭,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了,這種理論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毛主席沒有受這種錯誤理論的束縛,而是客觀地總結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得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
毛主席在總結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在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斗爭中,發現蘇聯社會不僅產生修正主義,而且存在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在我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兩條道路斗爭中,發現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仍然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斗爭?---------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列寧則不然,他說小生產每日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第196頁 第十三冊 第486頁)他不僅指出過渡時期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而且總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經濟根源。指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第413頁)蘇聯徹底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事實,證明了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斗爭、兩條道路斗爭和存在著復辟資本主義危險論斷的科學性;我國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的改革開放,也證明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證明了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的科學性。
正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幾年,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下,也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把我國經濟由一個使用古代農具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掌握原子能等先進技術的第六大工業國;使一個文化落后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先進的繼續革命理論的國家,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
總之,由于毛主席嫻熟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正確地解決了主客觀之間的矛盾,使我國在較短的時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
三,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被拋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僅政治、經濟領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理論領域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歷史唯心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斗爭,主要表現就是不管‘姓資’,還是‘姓社’,只要發展生產力就好的理論占據了統治地位,實際上是“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理論的翻版。這種實用主義的理論,不僅否定兩條道路的斗爭,也否定了探尋客觀發展規律和主觀必須符合客觀的歷史唯物主義。從此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從歷史唯物主義轉為歷史唯心主義。以后就不再提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的問題,不再提主客觀的矛盾問題,不用調查研究、分析客觀形勢和主要矛盾,也不用總結歷史經驗,探尋經濟發展規律;只講長官們決定采取什么政策,看他們的“工具箱”里有什么“工具”等。結果是既不了解我國經濟為什么一度高速發展?也不研究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以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根本原因,更不用探尋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完全由長官意志決定,一會兒投資四萬億,大搞基礎設施建設,一會兒又“去產能”;一會兒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已進入提質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會更精彩。”一會兒又說發展地攤經濟。在生產日益社會化的今天,壟斷經濟占據統治地位,連鎖店、網購盛行的時代,想依靠地攤經濟創造“經濟發展奇跡”的“第二季”,那是白日做夢;一會兒又提出這個“循環”那個“循環”,似乎長官們想讓經濟怎么“循環”,就能夠怎么“循環”。
總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是長官意志決定經濟發展的歷史唯心主義,這種唯心的工作指導,已經使我國社會、經濟走上了邪路。讓我們回歸毛主席的歷史唯物主義軌道上來吧!只有運用馬列毛主義,才可能使我國社會重新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勝利,否則盲人瞎馬,我國社會必將墜入萬丈深淵,重蹈蘇聯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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