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如何謙卑，美國人還是不依不撓地露出了獠牙，要吃人。

　　它朝著我們的軟肋下口，口口都帶血，招招都致命，不是鬧著玩的。

　　我們很慌神。

　　制裁中興，中興無奈;斷供華為，華為頭暈;聞言要把中芯國際列入“貿易黑名單”，中芯服軟，股價應聲暴跌19%。

　　這當口，又傳出投資千億的武漢弘芯停擺。

　　泱泱大國，被一個芯片逼到了墻角。你再厲害，有什么用?自己造不出來，被人掐住了脖子。

　　為什么?是中國人笨嗎?中國人不笨，美國的頂端科技領域有27%的研究人員來自中國;是中國人傻嗎?中國人不傻，全世界都是埋頭掙錢的中國人。不笨又不傻，怎么就造不出個“中國芯”?

　　舊中國的時候，工業非常落后，重工業談不上，輕工業也很了了。中國是西方國家日用工業品傾銷的國家，洋堿(肥皂)、洋傘、洋灰(水泥)、洋紗、洋布、洋火、洋油等等，老百姓的這些稱呼，足見過去是怎樣的一種工業境況。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的工業基礎依舊非常薄弱，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我們現在家底子很薄弱，鋼很少，汽車不能造，飛機一架也造不出來;面粉、紗布的生產，還是私營為主。”“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而工業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和夢想。

　　1949年12月，剛剛建立了新中國的毛主席，便風塵仆仆地踏上了出訪蘇聯的旅途，除了簽約，他要去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看一看，在離開莫斯科回國途中，每下車訪問一個城市，就去參觀工廠，看得那么認真，那么仔細，那么興奮，不斷地向工廠負責人詢問工廠的情況。1950年3 月 3 日，他在中共中央東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了他的訪蘇觀感，他說：

　　“我們參觀了蘇聯一些地方，使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他們的建設歷史。他們現在的工廠有很大規模，我們看到這些工廠，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樣，因為我們的工業水平很低。但是，他們的歷史鼓勵了我們。我們參觀了列寧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亞的幾個工廠，我們又看到了那些已經發展起來的農莊，問了這些工廠、農莊發展起來的歷史。他們現有的許多大工廠在十月革命時還很小或者還沒有。汽車工廠、飛機工廠在十月革命時只能搞修理，和我們現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車，不能造飛機。過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數目也很少，那時比歐洲小國丹麥造的還少，而現在一個工廠一年能造出幾萬臺汽車。這一歷史告訴我們一些什么呢?這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從極小的修理汽車、修理飛機的工廠，發展到制造汽車、制造飛機的大工廠。其他方面，將來我們的發展也是很大的。現在沒有的，將來我們可以制造出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經驗，我們可以用他們的經驗。”

　　大工廠，就是蘇聯的經驗。

　　而要實現大工廠，大工業，就要對弱小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從1953年開始，毛主席提出了“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實現了從資產階級所有制向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根本轉變。在毛主席的認識里，只有通過這種改造和轉變，“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另外，“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社會主義所有制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性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之間之矛盾，資本主義企業內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這些企業的設備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低，成本高，資金很多浪費，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沒有，因而影響到工業產品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影響到國家計劃受到破壞。如果不改變這種情況，這個廣大部分的社會生產力就不可能獲得充分的合理的發展以適應國計民生的需要，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不能全部實現。”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所有制由于自身固有的無法克服的矛盾，決定了它在生產力上是落后的，是無政府狀態的，是浪費的，是與共產黨人的工業化目標相違背的，是擔當不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宏偉藍圖的。

　　在完成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后，新中國吹響了向工業化進軍的號角，盡管基礎薄弱，但共產黨人并不滿足于平平常常的工業化，而是要在高起點上趕超歐美老牌發達國家，這種雄心壯志注定意味著異乎尋常的付出和犧牲，也意味著必將走出一條“當驚世界殊”的非同凡響之路。

　　毛主席曾于1964年12 月13日在審閱修改周恩來報送的準備向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關于“實行技術革命，采用新技術”部分，加寫這樣一段話：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他還將報告中的“我們應當更有信心用比較短的時間，迎頭趕上科學技術先進同家的水平”一句中的“比較短”改為“比較不太長”，“迎頭趕上”改為“趕上和超過”;并在這句話后加寫：

　　“簡單地說，我們必須用幾十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西方資產階級用幾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平。”

　　1964年8月20日，陳伯達同國家計委研究室副主任楊波談話，提出了計劃工作的四點意見，其一為“從全局考慮。在工業中采用新技術，要有一個全盤的計劃。要適當地集中一批優秀的技術力量，力爭在最短時間內解決設備制造和掌握生產技術的問題”;其二為“財政制度。需要研究改進某些財政制度。十多年來，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建設新的企業就給錢，在老企業中搞技術改造就不大給錢。其實，在老企業中進行技術改造，花錢少，收效快，作用大。這是毛主席老早就提出的，可是，過去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對這一點注意不夠”。毛主席非常重視這個意見，他在批閱這個談話記錄時批示：

　　“看來伯達同志的建議是可行的。此外，計劃工作方法，必須在今明兩年內實行改變。如果不變，就只好取消現有計委，另立機構。”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審閱羅瑞卿關于力爭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報告，報告說：“最近，二機部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條件以后，提出力爭在一九六四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這一目標的實現，不但在國內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而且在國際上也會產生巨大影響。實現原子彈爆炸，是全國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水平的集中表現，絕非哪一個部門所能單獨辦的。除二機部外，還必須取得各工業部門、科研單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國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現在離預定的爆炸日期只有兩年的時間，為了更有力地保證實現這個目標，建議在中央直接領導下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加強對原子工業的領導，隨時檢查督促計劃執行情況，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進行具體調度，及時解決在研究設計和生產建設中遇到的問題。”毛主席對這個報告作出了批示：

　　“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聽取聶榮臻關于十年科學技術規劃問題的匯報。聶榮臻匯報后，毛主席說:

　　“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得理論的人才，也可以從工人農民中間來培養。我們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學理論，如醫學方面、生物學方面。”

　　在匯報到搞反導彈武器時，毛主席說:

　　“死光(激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

　　新技術，打破常規，技術革命，技術改造，大力協同，這樣的詞語，不僅僅是掛在嘴角的時髦詞匯，而是付之于實踐的切實的行動。許多重大的新技術項目，只有大力協同才能成為可能。也只有扎扎實實的理論研究工作，“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而且還要“沒有成績不要緊”，才能成為可能。只有社會主義所有制，才具有這方面的天然優勢，才具有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強大能力。在這樣的優勢之下，新中國屢屢搶灘世界高科技領域，令世人刮目相看。計算機，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大飛機，到七十年代，在短短的二十幾年里，中國在剛剛結束大規模戰亂，在一直處于準戰爭狀態的惡劣環境下，已經從一個只能制造桌子椅子的農業國，已經轉變為一個具有顯著現代特征的工業國了，中國工業己經發展成一個包括冶金、鋼鐵、原材料、燃料動力、汽車、機械制造、化工、輕紡、有機工業、電子、航天、核工業、國防工業等大型工業基地、之間相互關聯而又配套的完整體系，能夠生產制造各種機床、拖拉機、汽車、火車、巨輪、坦克、飛機、戰艦、各種精密議器、核發電站、電子計算機、電視、原子彈、氫彈、核潛艇以及發射導彈、運載火箭，衛星等等，在技術上接近或達到世界的先進水平。這樣成就還是在沒有任何外國援助、合作的情況下完全由自己設計、自己制造的，堪稱人間奇跡。

　　1975年7月，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發表了一份題為《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報告對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進行了詳盡的評估，以便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安排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時，看清面前的各種選擇辦法”，其中關于“中國人是如何理解他們對外國技術的需求的?中國人在傳播從西方得來的技術方面效果怎樣?”這個問題，報告是這樣重估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二十五年來在接受外國技術方面有幾次很大的轉變，一忽兒熱情接受，一忽兒又堅決拒絕。

　　一九七○年以來，中國的領導人再一次轉而向外國大規模購進資本設備和知識。他們購買了大量的成套工廠設備和聯合企業的工業設備以增加基本工業的產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來的機器進口比以往任何時期增加得快。

　　雖然如此，他們繼續強調自力更生。他們這樣做至少是為了下列三個目的：

　　(1)把中國在戰略上和財政上對外國的依賴減少到最低限度;(2)創造有自信心的‘毛澤東主義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國影響;(3)動員國內履行節約以節省為數很少的外匯和國家在投資方面的開支。

　　根據這些條件實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擺脫技術和經濟方面對外部世界的依靠。

　　中國現在自己生產的機器和設備的數量很大，因此進口的技術只占它全部技術增長的一小部分(也許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美國一直都在關注著中國的一舉一動，一直都在根據中國的變化采取相應的對策。從報告中也可以看出，一個自力更生的，在技術上能夠很大程度上擺脫外國依靠的中國，已經引起了美國深深的不安，它需要進行重新評估和認真對待了。它要做的，它最想做的，當然是打破中國這種自立更生的發展模式，一個不依靠外國技術和經濟支持的大國，才是對美國最大的挑戰和威脅。然而在毛澤東的時代，他們毫無辦法。

　　1975年6月1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岡比亞總統賈瓦拉，談起中國給予岡比亞的外援，他說：

　　“我們幫助外國，首先要使他們自力更生。先搞農業、輕工業，可以積累資金。我們現在沒有外債，也沒有內債。我們要感謝蘇聯，它逼我們，撤走專家，撕毀合同，我們沒有辦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現在美國人想賣‘傘’給我們，送給我們‘保護傘’。我們說非常感謝，我們不要。”

　　“傘”是什么?當然是蘇聯人撤走專家想卡我們脖子的東西，是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東西，不會是什么桌子椅子之類的東西。對不起，“我們不要!”這是何等的自信和底氣啊!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幾乎到了沒有什么不能造的水平了。

　　那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中國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工業在國民經濟總量中高達75%以上，而且門類齊全，尤其在航空航天、核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等高端領域，技術水平一點都不遜色多少，甚至可以說已經接近或追平了西方國家。比如由我國自行設計研制的“運十”大飛機，它的性能和技術水平大體相當于當時美國已研制成功的波音707;上海無線電十四廠于1975年成功開發出的1024位移位存儲器，就基本達到國外同期水平;1979年研制的HDS—9計算機每秒運算500萬次，是美國1972年的IBM 370-168計算機運算能力的兩倍;中科院上海冶金所還獨立發展了制造集成電路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并出口到日本。

　　凡此種種，反映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創造性大國，是一個真正的科學的春天，“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在那么短的時期內，一項項獨創性的科技成果紛至沓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最大的保障。如果當初中國選擇的是一條資本主義的路，在那么落后的工業基礎之上，中國哪能集中一切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去搞重工業，去搞現代化國防建設，去搞高端科技?資本是無政府狀態的，它怎么能夠在重大的一個科技項目上進行協同?有哪個資本家會甘愿在根本沒有把握是否有成績的情況下，對一個項目養一幫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如果中國選擇了資本主義路，是絕然不會走一條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路的，它不會有那么高遠的工業化志向，它也沒有能力、動力和決心去搞事關國家大局的技術革命。它更關心的是資本回報，是能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資本的增值，賺到更多的錢。毛主席在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說：

　　“資本主義長期著重發展輕工業。我們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公式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幾個同時并舉;每一個并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面。”

　　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就是這樣，資本喜歡輕工業，喜歡蓋房子，喜歡技術服務，喜歡在金融方面折騰，喜歡在消費領域創業，一些打著高科技旗號的，也多把心思用在代工上，用在小的方向的改造，真正獨創性的東西很少。資本是短視的，資本是小我的，資本是擔不起一個民族的復興的。毛主席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說資本主義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說進行改造可以使科技有一個較大的提升，蓋源于對資本的深刻認識。如果新中國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思進取，如果不是毛主席力主推動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國是造不出原子彈的，造不出人造衛星的，造不出高性能的計算機的，而只能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拿芯片這個東西來說，人們不免納悶，這一事關科技“心房”的高端產品，為什么會受制于人?難道過去我們一直都不去關注它嗎?事實絕非如此，中國老一代的革命者、建設者、科技工作者曾經靠著奉獻精神，建成了中國自己的半導體工業，掌握了從單晶制備、設備制造、集成電路制造的全過程技術。在當時，只有美國、蘇聯掌握從單晶制備、設備制造、集成電路制造的全過程技術。今天的斷檔和空白，完全是我們的“歷史之痛”!曾經參加過兩彈一星工程的黃令儀女士回憶過自己的一段經歷：

　　“在1984年末，科技處周潔來問我：計算所要不要研究大規模集成電路?令我大吃一驚!立即斬釘截鐵的回答：計算所若不進行芯片研究，今后做計算機設計的人只知道用芯片，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能設計一臺好的計算機呢?然而不久，所領導正式把我們召去說：‘所里經費太緊張，拿不出錢支持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究……’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一走出北樓門口，忍不住失聲痛哭了，難道我們嘔心瀝血十幾年創建的研究室就這樣結束?計算所今后設計計算機的人真的只能看到黑匣子，而里面是什么都不懂了?難道計算所今后真的走向了‘無芯’的未來?在萬般無奈中，我把最后一個同事安排好工作崗位后，毅然到微電子中心報到了，此時已是1986年年底。1987年3月6號，計算所正式撤消了大規模集成電路研究室，結束了這段無法忘懷的歷史。”

　　與中國的大飛機項目“運十”下馬如出一轍!

　　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時候，都不曾因為資金短缺問題而下馬過任何一個重大科技項目，因此可以斷定所謂的資金短缺只是一個借口而已。

　　中國自力更生的科技局面散了，許許多多的老科學家哭了。

　　臨到各路資本唱戲了，然而到頭來，他們交出的答卷是失敗的，他們賺了很多很多的錢，然而他們連一個芯片都沒有造出來。當人家在芯片上卡我們脖子的時候，都是一副囧態畢現。

　　因為就在我們把自己的高端科技一個個下馬的時候，別人已經開足了馬力，跑馬圈地了，把一切都攏在了自己名下。

　　全球集成電路領域專利申請已經60多萬件了，其中日本占了19多萬件，美國占了17多萬件，任何的新技術，都很難跨過這些舊技術專利的檻。就好象占山為王的土匪，他在你的必經之路上設了一個關卡，“此山是我開，此數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財。”這就意味著，在芯片領域，如果不另辟蹊徑，無論你有多么光鮮的外表，都是一個乞丐，都要向人家磕頭作揖，交付高昂的專利費，也就是“買路財”。國家在集成電路方面的投資不可謂不大，導向不可謂不明確，可動輒千億的資金也不夠燒的，停擺的事例一個接一個，芯片是照例沒法取得喜人的進展。根本的原因，除了人家在我們下馬的空檔期占了先機，封堵了我們創造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瓦解了毛主席創立的自力更生的大框架，資本的無政府狀態大行其道，各下各的棋，各打各的算盤，象過去那種在研制原子彈、大飛機等所有重大攻關項目上所體現出來的協同一致的局面早已不復存在，難道芯片是用錢可以燒出來的嗎?

　　中國的工業化之路必須是自力更生之路，必須有自力更生的科技支撐，而不應建立在他人的“芯”上，無論道路怎么艱難，都要有自己的“芯”，否則就是一條傷“芯”之路。教訓是深刻的，也是慘痛的，如果不能痛定思痛，那等待我們的將是無盡的眼淚和創傷。

　　美國人想賣“傘”給我們的時候，才是我們值得自豪的時候，那個時候，一定是我們離開了誰都能活的很好的時候;那個時候，也一定是毛主席自力更生思想大放光芒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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