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7日是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100年前，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領導武裝起義，推翻了以克倫斯基為總理的資產階級的俄國臨時政府，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二個無產階級政權(第一個是巴黎公社無產階級政權)和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俄)，并為 1922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十月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開辟了人類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時代，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傳遍世界，極大的震撼了資本主義世界。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嶄新的社會制度由理想變為現實。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消滅剝削和壓迫的不平等社會，第一次嘗試建設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十月革命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統治，極大地鼓舞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也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對此，毛澤東同志在1949年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從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到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在這三年多的時間里，中國的先進分子是怎樣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創了中國革命的道路的呢?下面，以李大釗、毛澤東和蔡和森的心路歷程來說明這個問題。

　　李大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幼讀私塾，早年留學日本，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1916年回國后先后任北京《晨鐘報》主編、北京大學圖書館部主任、經濟學教授。

　　李大釗是中國先進分子之一，俄國十月革命后，他比其他人更早地認識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及其對祖國命運的意義。他以敏銳的眼光，深刻認識到這場革命將對二十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產生劃時代的影響，也從中看到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和中國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傳十月革命的過程中，他自己的覺悟得到迅速提高，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并且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十月革命后，李大釗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大量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名文章和演說，闡述十月革命的意義，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旗幟鮮明地批判改良主義，積極領導和推動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

　　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后，密切關注著蘇俄的情況發展，他愈是深入了解了蘇俄人民的現實生活、工農國家的內外政策，愈加深信十月革命的偉大，深信俄國人選擇的十月革命道路就是中國要走的道路。

　　李大釗認識到，俄國的十月革命是革命理論與革命實踐的結合。他所認為的革命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在為紀念卡爾·馬克思誕辰一百周年而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指出：“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力，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馬克思主義’既然隨著這世界的大變動，惹動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誤解。”就在這篇文章中，李大釗把馬克思主義叫做“能改造世界之學說”。

　　李大釗非常熟悉科學共產主義奠基人的主要著作。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期間，就開始閱讀這些著作，回國后繼續努力鉆研。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期間，同其學生一起認真地研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

　　李大釗是第一位向本國同胞系統地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觀點的中國先進人物，他認為這個體系由三個主要部分(唯物主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學說)組成。他稱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學說是把馬克思學說的三個組成部分聯結起來的一條“紅線”。

　　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李大釗熱情投入并參與領導了五四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和運動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做了大量工作。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920年初，李大釗與陳獨秀相約，在北京和上海分別活動，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聚集了鄧中夏、高君宇、張國燾、黃日葵、何孟雄、羅章龍等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為建黨作準備。李大釗還在北京多次會見共產國際代表，商討籌建中國共產黨。同年秋，他又領導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并與在上海的陳獨秀遙相呼應，積極活動，擴大宣傳，發展組織，積極推動建立全國范圍的共產黨組織。

　　1922年11月，十月革命5周年時，李大釗寫了《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一文紀念這個意義重大的事件。他再次重申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世界上第一個勞動人民國家的鞏固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及其對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斗爭具有重要的作用。李大釗指出，“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誕生了勞農群眾的國家和政府!這是全世界勞農群眾的祖國、先驅、大本營。”李大釗指出，十月革命喚醒了全球的無產階級，號召它團結民族解放力量以建立進行共同斗爭的革命聯合的統一陣線。這無論對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無論對中國人民還是對其他被壓迫民族，都是同等重要的。李大釗最后說，“凡是像中國這樣的被壓迫的民族國家的全體人民，都應該很深刻的覺悟他們自己的責任，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聯結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建設一個人民的政府，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

　　李大釗雖然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他是公認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毛澤東——從傾向無政府主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個代表之一。

　　五四時期，毛澤東已經小有名氣，他的許多文章見諸于長沙報端。1919年7月，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湖南省學聯創刊《湘江評論》，毛澤東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撰寫的創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反對強權政治，實現民眾的大聯合，已成為貫穿他一生的思想和實踐。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使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有了全新的認識，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受之影響在中國則“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他呼吁中國要實行“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并指 出“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但在此時，毛澤東的思想傾向于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的溫和的社會改良方法，主張“呼聲革命”，反對所有的暴力革命。

　　1920年5月，毛澤東為歡送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來到上海。6月的某天，他特意上門拜訪了陳獨秀。此次會晤給毛澤東留下至深的記憶，他說：“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后來在與斯諾談話時說：“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回到長沙，毛澤東受陳獨秀之邀，參加創建湖南早期共產黨組織。此時，他終于悟到十月革命之所以勝利，就在于“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什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

　　因為有以上的感悟，毛澤東于1920年12月1日，在給好友蔡和森、蕭子升的信中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閥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這說明，這時候，毛澤東已經摒棄了溫和的“呼聲革命”，而接受了列寧關于階級斗爭和武裝革命的理念。

　　蔡和森——首次提出“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蔡和森，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學友和戰友。1913年，蔡和森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與一年后入學的毛澤東相識，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共同發起組織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積極投身社會實踐和革命活動，在湖南進步青年中產生很大影響。

　　1920年初，蔡和森到達法國勤工儉學。從此，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上百種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書籍，逐漸堅定了以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挽救民族危機的信念。他認為，要救國救民，就要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須建立一個革命政黨。他多次致信毛澤東，還致函陳獨秀。在這些信函中，他第一次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毛澤東復信，稱贊他的主張“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同”。蔡和森的建黨思想，對國內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建黨活動起到了有力的引導和推動作用。

　　留法期間，蔡和森在勤工儉學學生中熱情宣傳馬克思主義，將一批先進分子引向崇尚馬克思主義的方向;三次領導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革命斗爭，成為杰出的學生運動領袖;與周恩來、趙世炎等同志一起籌組中國共產黨旅歐早期組織，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之一。蔡和森雖然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他的建黨思想和建黨活動，使他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蔡和森在1920年8月、9月寫給毛澤東的兩封長信，以及次年二月寫給陳獨秀的長信《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系統地闡明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認識。他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癥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中國發生的問題，無論哪一種都不是現社會制度所能解決的，“所以中國的社會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國將來的改造，“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從而得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結論。

　　十月革命使中國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道路

　　李大釗、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中國的先進分子，都懷有救國救民的偉大志向。20世紀初的中國，千瘡百孔，積貧積弱，內憂外患，民不聊生。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專制統治，但革命成果被袁世凱篡奪;帝國主義列強虎視眈眈，企圖完全瓜分中國;反動軍閥政府對外曲膝賣國，對內殘酷壓榨人民，廣大中國人民處于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重重壓迫之下。面對這種情況，中國的先進分子都在探索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

　　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中國的先進分子，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影響下，由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世界的學說，也完全適用于對中國的改造，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要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只有走俄國人的路——通過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武裝革命，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剝削和壓迫的不平等社會，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設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

　　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先進分子的這些認識，充分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里：

　　“我們黨的綱領如下：

　　(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

　　(2)直至階級斗爭結束為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

　　(3)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

　　(4)聯合第三國際。”

　　盡管這個黨綱還有一些缺陷，例如對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把握得不夠準確，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等等，但這個黨綱的基本內容確實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要通過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武裝革命，消滅剝削和壓迫的不平等社會，建立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美好社會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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