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蘇聯解體以來，在俄羅斯社會生活當中一直在不斷復制和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十月革命并不是一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革命，而不過是一個巨大的陰謀，是一次在西歐一小撮陰謀家和冒險家的情報機關幫助下，由“德國奸細”列寧和“英美特務”托洛茨基所密謀組織、挑唆完成的一次“政變”。在這次政變過程中，俄國人民只是作為歷史的玩偶，成了受“革命極端主義者”任意擺布的存在[1]。2004年1月25日，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雅科夫列夫宣稱：“從文件中早已得知，這(場革命)是德國總參謀部的行動……此外我對列寧通過加涅茨基得到的資金格外感興趣。帕爾武斯是策劃者，這是歷史學家和所有人都知道的。列寧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萬(約合今天的1 000萬)以進行破壞活動。這些都是有文件記錄的歷史事實。”[2]這件事甚至拍成了電影《誰為列寧付錢?世紀秘密》。

　　我國也有些人鸚鵡學舌，重復以上言論。他們說道：“柏林用馬克、武器彈藥支持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德國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給了列寧2600萬德國馬克，相當于今天的7500萬歐元”;還說道：“列寧說德皇威廉二世的間諜;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導師列寧徹底顛覆了”。

　　那么，事實的真相到底如何?

　　有關布爾什維克領袖被德國黃金收買的最重要論據，是來自所謂的“西遜文件”。1918年，美國外交人員艾德加·西遜在彼得格勒以2.5萬美元得到這些文件，其中包含著有關德國總參謀部資助布爾什維克的情報，以及德國方面對自己所謂的“代理人”布爾什維克下達的指示。

　　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Г.Л.索博列夫、美國著名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喬治·肯南和圣彼得堡歷史學家斯塔爾采夫等人經過研究指出，所謂“西遜文件”是偽造的。喬治·肯南經過對“西遜文件”字體的仔細鑒定發現，偽造這一文件使用了各種不同的打字機。喬治·肯南甚至能夠確定，哪份文件用了哪一種打字機，從而得出結論：“本來是來于俄國的文件，在俄國本土確確實實偽造成了似乎是出自德國機構的文件。這是赤裸裸的欺騙。”[3]要注意喬治·肯南是一位反蘇政策的擁護者，他并沒有粉飾列寧及蘇維埃政權的主觀意圖。斯塔爾采夫寫道，這些文件的唯一來源是記者菲爾迪南德·奧先多夫斯基，這一天才騙局的制造者從1917年11月到1918年4月之間偽造了大約150份有關“德國-布爾什維克陰謀”的文件[4]。他們認為在俄國革命過程中被臆造出來的“德國黃金”的觀點完全不成立。

　　關于這件事最權威的說法，刊登在2009年、2010年俄羅斯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編的《俄羅斯歷史(1900~1945)》教師參考書，和《俄羅斯歷史(1900 ~1945)》11年級學生教材上。在敘述1917年4月列寧從國外返回俄國這件事時，書中寫道：在布爾什維克聲望日漸增長的情況下，一些投靠政府的低級庸俗的報刊散布著這樣一個事情，仿佛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從瑞士經過德國回國，是為了接受了德國的任務并領取了德國的金錢。書中寫道：為了證明向專政過渡和迫害政治對手的正確，臨時政府散播虛構的“德國資助千百萬金錢”和“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的代理人”的謊話。參考書在這里明確表明所謂“列寧領取了德皇威廉的金錢”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虛構的神話”。那么，臨時政府為什么也好捏造這個神話呢?書中對此進行了分析：“布爾什維克領袖關于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以及他那意志堅強的徹底革命者的形象，不能不引起政府工作人員的憂慮。對于廣大群眾來說，在列寧的立場中包含著群眾期待已久的在當時唯一可行的具體行動計劃，隨著布爾什維克聲望日益增長，庸俗低級的報刊中受當局的指使，就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為什么從瑞士經過德國返回俄羅斯一事大做文章，暗示他們是根據德皇威廉下達的任務和接受他的金錢回來的。”

　　書中明確指出：“在經過公開的調查后可以確定，列寧并沒有做任何敗壞其名譽的事情”[5]。參考書進一步揭示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捏造這個神話的實質在于：將完成了偉大革命的偉大的人們描繪成受外國人的陰謀蒙騙的可悲犧牲品，并且是為“世界黑幕”事業效力的。

　　在《俄羅斯歷史(1900~1945)》教材的扉頁上清楚寫道：“這本教材得到俄羅斯科學院(2009年7月9日10 106-5 215/24號文件)和俄羅斯教育科學院(2009年7月10日01-5/7д-64號文件)肯定的評價”，所以可以認為這是駁斥所謂列寧是“德國奸細”謬論的俄羅斯最新、最權威的觀點。

　　把十月革命的發生說成是少數人的“陰謀”，目的是否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

　　事實上，十月革命的發生是俄國社會各種矛盾發展的必然產物，絕非靠少數人的“陰謀”就能發動這場氣勢磅礴、席卷全國、震驚全世界的運動。

　　從1861年農奴制改革以來，俄國邁上了艱難的現代化歷程，但在俄國現代化道路上衡亙著一個巨大的障礙物——野蠻、落后的沙皇專制制度。它集中體現了反動的地主農奴主專政，使俄國仍然保留著濃厚的農奴主殘余。農業化發展要求更大國內市場和更多勞動力，而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工役制仍要求農民無償的為地主勞動，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阻礙了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地主富農采用高利貸手段剝削農民，農民一貧如洗，限制了國內市場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受沙皇政府卵翼的惡果資產階級采用殘酷手段剝削工人，工人身心受到極大摧殘，以致在20世紀初俄國居民的平均壽命僅為32歲[6];由于缺乏受教育條件，俄國居民中文盲占多數，識字的人僅有21.1%[7]，無法為工業革命提供更熟練的技術隊伍;為了維護反動專制，沙皇政府限制地方自治機構權力，取締部分國民的選舉權，扼殺一切進步讀物，廣大人民在政治上毫無權利。專制政府種種倒行逆施與俄國現代化進程產生尖銳矛盾。

　　1917年2月(俄歷)，在洶涌澎湃的俄國各階層人民反對沙皇專制的革命浪潮中，建立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史稱“二月革命”。

　　蘇聯解體后，國內外都有人認為，俄國革命應當停留在資產階級二月革命階段，不應當繼續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舊俄國根本不存在進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因為“舊沙皇俄國屬于封建軍事帝國制度，政治、經濟、文化都很落后，沒有基礎和條件來建設科學社會主義”[8]。

　　二月革命中建立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為什么沒有能夠繼續執掌政權?是因為它不能解決當時俄國社會急需解決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問題，由此導致群眾和其他黨派的不滿，爆發了“四月”“六月”“七月”幾次社會危機。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審時度勢，提出從資產階級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是擺脫社會危機的唯一出路，當時的歷史真實是：布爾什維克的這一方針得到俄國多數群眾和政黨的支持。參考書解釋了這一過程。書中寫道：四月危機的主要結果，第一，“群眾自發的布爾什維克化”，即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成為街頭口號;第二，布爾什維克黨本身在列寧的《四月提綱》基礎上加強了團結，成為所有革命行動的中心。

　　到8月(俄歷)前夕，布爾什維克黨的總人數已經超過20萬，許多工會組織支持他們，孟什維克黨的基層組織明顯的“變左”，而社會革命黨發生了徹底的思想分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在當時所有的政治問題上支持布爾什維克，給布爾什維克提供實實在在的幫助，人民群眾不僅僅贊同停止戰爭的方針，而且認為在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條件下以國家資本主義方式進行的能夠挽救國家的激進改革，是客觀必需的。例如，在“七月事件”以后，總參謀長助理H.M 波塔波夫軍務總監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的軍事組織提供過幫助，北方方面軍司令員B.A 切列米索夫將軍就曾從前線的金庫中給布爾什維克的報紙《我們的道路報》提供資金。這個趨勢在一些私人工業家和銀行家中也有表現，如彼得格勒工廠主Г.A 列思涅爾、大煙廠主M.C 阿迦給布爾什維克黨的銀行賬戶匯去巨額捐款，而百萬富翁H.B 梅什科夫不僅捐款20萬盧布，而且還親自參加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作。

　　當時俄國人都十分清楚，對克倫斯基和溫和派社會黨人的民主幻想已徹底破滅，國家瀕臨經濟浩劫和解體，需要強有力的政權。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工人和士兵斷然地拒絕支持科爾尼洛夫的軍事專政，因為他除了強權、鎮壓，以及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外，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列寧所建議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很多人看來，是解決人民生活基本問題的唯一手段。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勝利的原因。

　　俄羅斯當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前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主任、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庫庫什金教授在2007年應邀為我國《歷史研究》雜志撰稿時寫道：普列漢諾夫在1917年6月宣稱：“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面粉”[9]，四個月后，這一說法已經失去了根據性。引人注目的是，普列漢諾夫在逝世前不久對妻子說：“在我們的爭論中，烏里揚諾夫——列寧是對的，而我——普列漢諾夫錯了。”庫庫什金進一步指出：列寧是一個革命家，同時也是一個出色的思想家、天才的學者。他發現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前所未有地加劇的規律，得出社會主義甚至可能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的大膽結論[10]。因此十月革命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少數人的“密謀”。

　　十月革命后，蘇聯人民實現了真正的歷史性飛躍。國家飛速發展，社會經濟和文化面貌得到根本改變，世界地位發生巨大變化。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十月革命的影響。

　　注釋：

　　[1]〔俄〕《莫斯科新聞》2007年6月1日。

　　[2]〔俄〕《選擇》雜志2006年第2期——原文如此,沒有注明貨幣單位。

　　[3]〔俄〕《選擇》雜志2006年第2期。

　　[4]〔俄〕《選擇》雜志2006年第2期。

　　[5]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編：《俄羅斯歷史(1900~1945)》教師參考書，俄羅斯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頁;A.丹尼洛夫、A.菲利波夫主編：《俄羅斯歷史(1900~1945)》11年級教材，俄羅斯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頁。

　　[6]Л.Л. 雷巴科夫斯基：《蘇聯人口七十年》，商務印書館，1993，第20頁。

　　[7]俄羅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13年的惡果》，圣彼得堡，1995，第327頁。

　　[8]宮達非主編《蘇聯劇變新探》，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第3頁。

　　[9]普列漢諾夫：《在祖國的一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1980年版，第207頁。

　　[10]Ю.С.庫庫什金：《1917年十月中的列寧》，載李慎明主編《十月革命與當代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5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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