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過程

　　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是怎樣對待小資產階級的

　　——紀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文論之三

　　旗幟中流網特約評論員  雷  川

　　一、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小資產階級的存在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指出：

　　“在現代文明已經發展的國家里，形成了一個新的小資產階級，它搖擺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并且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補充部分不斷地重新組成。但是，這一階級的成員經常被競爭拋到無產階級的隊伍里，而且，隨著大工業的發展，他們甚至察覺到，他們很快就會完全失去他們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獨立部分的地位，……”

　　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的第四章《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反對工人運動內部哪些敵人的斗爭中成長、壯大和得到鍛煉的》中，明確回答說：“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作長期斗爭中成長、形成和得到鍛煉的。”

　　列寧同時指出：

　　“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完全認定，并且歐洲一切革命和革命運動的經驗也充分證實：小私有者，即小業主（這一類型的社會階層在歐洲許多國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著），由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生活往往急劇地、迅速地惡化，以至于破產，所以容易轉向極端的革命性，卻不能表現出堅韌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被資本主義制度摧殘得‘發狂’的小資產者，也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性動搖不定、華而不實，它的特性是很快會轉為俯首聽命、消沉頹喪、耽于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于這種或那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二、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的歷史情形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戰爭使俄國經濟瀕于崩潰，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社會各種矛盾空前激化。

　　1917年3月3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廠工人開始罷工。10日，發展成為反對饑餓、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沙皇制度的政治總罷工，罷工人數達到25萬人。沙皇政府下令開槍鎮壓參加示威和集會的群眾，激起人民更強烈的反抗。11日，布爾什維克維堡區委員會決定將罷工轉變為武裝起義。12日(俄歷2月27日)，起義席卷全城。駐守彼得格勒的士兵拒絕向工人開槍，大批轉到革命方面。起義士兵和工人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將軍、釋放政治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發出《告全體俄國公民書》，宣布首都已經轉到起義人民手中。革命在全國迅猛展開。3月15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統治俄國長達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徹底覆滅。

　　在罷工和武裝起義過程中，彼得格勒工人建立了新的政權機關——蘇維埃(即工兵代表大會)。繼彼得格勒蘇維埃之后，全國大多數城市都建立了同樣的權力機關。在全俄蘇維埃成立以前，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行使它的職權。

　　但是，當時除了工兵代表蘇維埃以外，還有另一個政府，即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俄國資產階級同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革命高潮中，他們搖身一變，成為革命的同路人。3月12日夜，他們急忙成立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企圖搶先奪取政權。當時的實際力量在蘇維埃一邊，國家機關的要害部門，如電報局、廣播局、車站、鐵路等都掌握在蘇維埃手中，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連印一張聲明的地方都沒有。沒有蘇維埃的同意，資產階級不可能成立自己的政府。

　　因此，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便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建議就成立新政府問題進行談判。竊取蘇維埃領導崗位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推行投降主義路線，迎合了資產階級的要求。孟什維克從機會主義立場出發，力圖限制革命的范圍。他們認為推翻沙皇制度后合法的主人只能是資產階級，蘇維埃只能對資產階級施加壓力，促使它向左前進。布爾什維克則反對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3 月15日，在蘇維埃的全體會議上，布爾什維克的代表批判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同杜馬代表達成協議的計劃，建議由蘇維埃建立臨時革命政府。孟什維克為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惜攻擊無產階級是“分散的、無組織的力量”，鼓吹利用資產階級來“鞏固對沙皇制度的勝利”，蒙騙了一些蘇維埃代表。結果，蘇維埃以多數通過了執行委員會的建議，把政權拱手交給了資產階級。

　　3月15日，第一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立。這樣，形成了既有蘇維埃又有臨時政府的兩個政權并存局面。

　　為什么掌握了實際政權的蘇維埃竟然自愿地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為什么資產階級能夠竊取這次革命的勝利果實?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俄國無產階級的成份發生了變化，大批有覺悟的工人被征調到了前線，代替他們的是一些小私有者、手工業者和小業主，他們成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影響工人隊伍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當時俄國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組織上又有很大發展，擁有地方自治機關、國民教育機關、各種全國性代表大會、杜馬、軍事工業委員會等合法陣地，并掌握報紙、刊物等輿論工具。這些因素，使資產階級擁有巨大的優勢。當沙皇制度在革命的打擊下一朝傾覆，資產階級便自然登上了政治舞臺。

　　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國存在著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個是以立憲民主黨為政治代表的資產階級(沙皇被打倒后，貴族和各色保皇黨人要么進行地下活動，要么加入了立憲民主黨)，他們在經濟上占有重要地位，控制著國家杜馬等合法陣地，并掌握一些報紙、刊物，相當于承繼了除王權以外沙皇政府所有的政治遺產;一個是以幾個“溫和派”社會主義政黨(主要包括由左翼知識分子和工人上層擔任黨的領導、宣布代表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由“關懷”、“心系”農民的知識分子和富裕農民擔任黨的領導、宣布代表俄國農民的社會革命黨)控制的蘇維埃;另一個是以布爾什維克為首的幾個較小的革命派社會主義政黨以及主張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部分底層工人和士兵。

　　列寧指出：

　　“在蘇維埃中，只有少數代表擁護革命工人的政黨，即擁護要求全部國家政權歸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多數代表則擁護反對政權歸蘇維埃的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這兩個政黨不但不主張推翻資產階級政府并用蘇維埃政府來代替，反而主張支持資產階級政府并同它妥協、同它組織共同的政府。”

　　鑒于以上情況，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本來打算通過各種和平手段而不是強制措施，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這架力量不穩定的天平上，使農民小資產階級這顆砝碼加載到無產階級這一方面來，實現“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

　　列寧當時認為：

　　“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那么小資產階級各階層的主要缺點、主要毛病，即對資本家的輕信態度，就會在實踐中得到克服，就會被他們的實際工作經驗糾正；在蘇維埃獨掌全部政權的基礎上，執政的各階級和各政黨的替換在蘇維埃內部是有可能和平地進行的。……政權歸蘇維埃這一事實本身，不會改變而且也不能改變各階級間的相互關系，也絲毫不能改變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但是它會及時地大大促使農民離開資產階級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聯合起來。”

　　但是，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后，工兵代表蘇維埃中絕大多數的代表均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委派。這兩個小資產階級政黨占據多數的蘇維埃，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立后，把自己確定為檢查和監督臨時政府行動的機關，充當起資產階級通過議會監督國王一樣的角色，并對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表示支持，只要臨時政府履行自己所許下的諾言。與此同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上臺后，對內對外繼續實行沒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導致對外戰爭失敗，在國內造成普遍的民眾失業和饑荒，導致臨時政府失信于民，致使國內民怨沸騰。1917年7月，在首都彼得堡爆發了50萬工人、士兵參加的大游行。

　　此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居然同意把反動軍隊調進彼得格勒，臨時政府以“維護市內秩序”為名下令部隊向示威群眾開槍，造成400余人傷亡，并宣布首都戒嚴，解除工人武裝，封閉《真理報》并通緝列寧，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變”。“七月事變”成為兩個政權并存局面的終結點，資產階級已經舉起了屠刀，和平奪權的通道被關閉。

　　緊接著，1917年8月又爆發了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慫恿的、俄軍最高司令科爾尼洛夫發動的軍事叛亂。叛亂雖然很快被平息，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已經徹底喪失民意，政權危機在即。

　　至此，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小資產階級拉去同資產階級結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恥的失敗。二月革命以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七月事變”使他們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眾;8月的軍事叛亂，客觀上更加重了小資產階級政黨的信任危機。人民受到了教育，貧苦農民即大多數渴望土地的農民已經開始同無產階級結成聯盟，趨向于同無產階級聯盟而拒絕同資產階級聯盟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數，小資產階級迅速向無產階級靠攏了。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衛隊和士兵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舉行武裝起義。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為信號，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開始向冬宮發起攻擊，深夜攻入冬宮，逮捕了臨時政府成員，臨時政府被推翻。當晚，在斯莫爾尼宮召開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臨時政府被推翻，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權已轉歸蘇維埃。第二天，列寧在大會上作報告，大會通過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組成了以列寧為主席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宣告誕生。

　　彼得格勒武裝起義的勝利，奠定了蘇維埃政權勝利前進的基礎。從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革命擴展到俄國各地。

　　從上述歷史過程，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示呢?

　　第一，小資產階級群眾要獲得解放，就必須團結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周圍，而不能團結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黨周圍。

　　小資產階級是群眾的一部分，它歷來有著革命性和局限性，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農民、小業主、知識分子、小職員，以及工人階級中比較富裕的一部分，都有這樣的兩面性。但是縱觀歷史，其革命性總是主要的，只要他們受到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他們總是要反抗的。但是，他們不僅僅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列寧總結1917年2月至8月的歷史時，曾經指出：

　　“俄國革命的教訓是：勞動群眾要掙脫戰爭、饑荒和地主資本家奴役的鐵鉗，就只有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完全決裂，認清他們的叛徒嘴臉，拒絕同資產階級實行任何妥協……。”

　　人民群眾也是在階級斗爭中不斷學習的。沒有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就沒有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初步覺醒;沒有1917年“七月事變”，俄國群眾和平地實現“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愿望就不會破滅，也就沒有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破產，因而也就不會有俄國工人階級于1917年11月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心。人民群眾的覺悟，總要通過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中，需要資產階級的反面教員“幫忙”;通過正反兩方面的反復教育，不覺悟的人們終究會覺悟起來。

　　列寧在1917年7月撰寫的《革命的教訓》一文中指出：

　　“在革命時期千百萬人民一個星期內學到的東西，比他們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學到的還要多。因為當全體人民的生活發生急劇轉變時，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間什么階級抱有什么目的，他們擁有多大的力量，他們采用什么手段進行活動。”

　　第二，對于作為革命同路人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可以暫時團結它，但當它走向反面時，必須及時揭露它、拋棄它。

　　附屬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政治團體、乃至政黨，是否總是要革命呢?那就不一定了。在一定條件下，無產階級力量強大，且無產階級政黨政策對頭，他們就會轉向革命一邊。反之，如果無產階級力量暫時處于微弱狀態，如果資產階級影響巨大、政策狡猾，他們則可能走向反革命。

　　如列寧所說的那樣：“獲得多數人民信任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這種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就是革命從開始以來整整5個月內(指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至“七月事變”之間的5個月——引者注)全部發展進程的主要內容。”

　　列寧還指出：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別是它的領袖們，總是想跟著資產階級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們總是用諾言和保證來安慰自己的群眾，說同大資本家達成協議是可能的，可是，他們頂多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使資本家對勞動群眾中的少數上層分子作些小小的讓步，而在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總是做資產階級的尾巴，成為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的附屬品，成為金融大王手中的順從的工具。”

　　我們從俄國二月革命之后到十月革命之前的歷史，可以看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這兩個小資產階級政黨，他們在二月革命之前，曾經與俄國各地的工人組織有聯系，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在革命之后的蘇維埃當中獲得更多的席位。但是，他們卻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歷史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為了團結和教育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曾經試圖團結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但是實踐證明失敗了。這個過程，極大地震撼和教育了廣大工人和士兵，再加上布爾什維克的及時鼓動和領導，才不至于使俄國革命走上歧途，才有了1917年11月7日的武裝起義、才有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綜上所述，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在當年的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是怎樣對待小資產階級的呢?筆者認為，一個是重視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存在，另一個是團結小資產階級政黨，卻隨時保持革命的警惕性，當它走向反面時，及時與它決裂，并將廣大小資產階級群眾凝聚到無產階級這一方面來，這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當時的兩條基本經驗。

　　其實，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思路也是來源于列寧。據張國燾回憶，1922年，張國燾作為中共代表到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當時，列寧因病未能出席全體會議，但是出于對中國革命和朝鮮革命的關心，列寧抱病接見了中共代表張國燾、國民黨代表張秋白、中國工運代表鄧培和朝鮮代表金奎植。在會見中，列寧問張秋白，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簡單回答之后，列寧旋即又以同樣的問題問張國燾。可見，列寧那時就萌生了中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動議。當然，后來作為一介書生的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沒有學會像列寧那樣對國民黨中的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又團結、又斗爭，沒有做到那樣游刃有余，這一點不能由列寧來負責。

　　歷史上的各色演員都能在今天對號入座，20世紀初期俄國實力雄厚的保皇黨、立憲派，自稱代表了工人階級和農民利益、實際依附于資產階級，控制了蘇維埃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政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列寧所領導的最初在蘇維埃中屬于少數派的布爾什維克……

　　當年，布爾什維克是怎樣扭轉局面的?俄國的廣大工人、士兵是怎樣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引導下及時吸取教訓的?不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研究嗎?

　　毛主席教導我們：“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個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群眾都知道。”我們還原俄國革命的歷史，不是鉆進故紙堆搞純學術研究，而是為了古為今用、面對現實，為了迎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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