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華 | 文革回憶錄：第二十二章  難忘在咸寧的日子

　　在湖北武漢，如說到文革就必然會說到“新華工”。為什么?因為“新華工”不僅是“新派之首”，而且也是武漢造反派文革中的一面耀眼的旗幟。

　　也正因為此，湖北、武漢反文革的軍政當局都將“新華工”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做夢都想拔掉“新華工”這面旗幟。

　　陳再道們是這樣的，后來的曾思玉們也是這樣的。

　　但“新華工”這面旗幟并不是那么好拔的。

　　陳再道們為了拔掉“新華工”這面旗，7.20前把矛頭主要對準“新華工”，以致不惜制造了一個震驚武漢的“7.15事件”。但他們沒有成功，不但沒有能拔掉這面旗幟，反而落得個身敗名裂。

　　曾思玉們對造反派也是抱敵視態度的。他們開始想借中央的“5.27指示”壓垮造反派，拔掉“新華工”這面旗，但沒有成功。因為中央給“反復舊”的定性是“人民內部矛盾”，更何況新華工只是準備投入“反復舊”，但還沒有真正地投入“反復舊”，他們抓不到什么把柄。

　　后他們又制造了一個所謂的“北、決、揚”假案，試圖假借中央的“9.27指示”打垮造反派并拔掉“新華工”這面旗。結果是“鋼派”的頭頭們被他們打垮了，但“新華工”卻只傷及了皮毛，未傷到筋骨。因為在“9.27指示”下來的一年前“新華工”就在批“北、決、 揚”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新華工”和“北、決、揚”扯在一起。

　　直到69年底，曾思玉們才終于找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把我們“新華工”弄到農村去搞“斗、批、改”，并把院革委會“化整為零”。

　　到了咸寧后，工宣隊指揮部并沒有搞文革中的“斗、批、改”，而是搞所謂的“整黨、建黨”。

　　在“整黨、建黨”中，院革委會成員中的學生代表都回到了原在教學班，教師代表都回到了原所在教研室，而黨政干部代表則回到了他們原所在的機關參加“整黨、建黨”。

　　70年春節后不久，工宣隊指揮部的方向突然變了，院革委會中的所有委員一個個被隔離了起來，并對他們進行殘酷“斗爭”，把國民黨發明的“車輪戰術”也用上了。

　　3月初，工宣隊把院革委會主要成員和原院黨政領導干部集中起來在咸寧溫泉鎮辦所謂“溫泉學習班”。

　　與此同時，工宣隊指揮部在全院師生員工中大搞“人人過關”，在批“派性”、批“山頭主義”的名義下，要求每一個人都要“斗私批修”，徹底和“造反”劃清界限。

　　曾思玉們的這一著確實厲害!此時的院革委會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新華工”不但成了“群龍無首”，而且一些人被洗了腦。

　　“新華工革委會”就這樣被他們打垮了，但“新華工”這面旗幟卻并沒有被拔掉。它在湖北、武漢人民的心目中依然迎風飄揚著，而且還是那樣的鮮紅、還是那樣的燦爛!

　　一、疏散到湖北咸寧

　　69年12月，為適應“準備打戰”的需要，根據“省革委會”的安排，我院師生員工被疏散到湖北咸寧縣馬橋公社。工宣隊指揮部就設在馬橋，我所在的教學班被安排在馬橋公社建新生產大隊。在此期間，中央一些部門，如文化部等的“五.七干校”也先后來到了咸寧安營扎寨。

　　咸寧縣位于湖北省東南部，長江中游南岸，是湘、鄂、贛三省交界處。東與黃石市的陽新縣交界，南與江西省的修水縣、湖南省的平江縣接壤，西與湖南省的臨湘市相連，北與荊州市的洪湖市隔江相望，與武漢江夏區、鄂州市、大冶市毗鄰。咸寧是南下北上的主要通道，素有“湖北南大門”之稱。

　　咸寧縣處于幕阜山脈向江漢平原過渡的地帶，地勢東南高，西北低，山地、丘陵、崗地、平原兼而有之。我們所在的馬橋公社屬丘陵地帶，風土人情及民居建筑與我的老家湖南寧遠相近。

　　我們來到咸寧時正值冬季，是農閑時節。我們這次下農村和以往去農村不同，不是來參加勞動，而是來搞學校的“整黨建黨”學習。

　　我在咸寧呆了十個多月，從69年12月初到70年9月下旬。因這段時間的日記已丟失，加之時間已過去了54年，多數事情都已淡忘了，但有三件事卻讓我終生難忘。

　　一是我在咸寧認了老庚，二是體驗了“車輪戰術”，三是參加了“咸寧溫泉學習班”。

　　二、老庚

　　“同庚”這個詞大家都不陌生，但對“老庚”這個詞很多人就可能覺得陌生了。其實在兩湖和江西這個詞是普遍用的，它指的是兩個沒有血緣關系，但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相互間的親密稱謂。事實上，只要志趣相投，也不一定非同年月日生，只要是同年出生的就可以相互認“老庚”了。在我們老家，“老庚”間的關系往往比親戚間的關系更加親密與和諧。

　　剛到咸寧時，白天都是學習、討論。學習的內容主要是毛主席關于建黨的論述和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同時接合實際進行討論。晚上和星期天一般不安排學習討論，可自由活動。

　　我年青時喜歡交友，也喜歡探討有關社會問題。我經常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的閑遐時間去老鄉家竄門子。

　　一個星期天早上，我獨自離開住處，準備去前幾天我們班同學曾在那里演過“三句半”的村子找人聊聊。

　　這是一個小村子，在一個小山腳下，只有七八戶人家，離我們住的村子不到一里路程。

　　走近村子，看到一個老者正坐在屋前的石階上曬太陽。他六十多歲，看上去身板很硬朗。他瞇縫著眼，嘴角微微上翹，露著微笑。嘴里還不時哼著什么，走近了才知道他正在聽收音機里播放的《紅燈記》，并學唱李玉和的唱段。他臉上的表情安詳、和諧，給人友好、慈善的印象。

　　看到我向他走來，開始稍稍有點兒驚異，但接著就表現出開心的樣子。他向我點了點頭，示意我走近他，我立即上前和他打招呼。

　　聽說我是武漢來的大學生，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他很高興。他先問了我是哪里人?父母現在怎么樣?兄弟姐妹幾個?我一一作了回答，告訴他我家也在農村，我是一個農民的孩子。

　　聽了我的回答，老人顯得有些興奮，話匣子很快就打開了。從談話中我知道老人姓竇，在這里住了幾十年了，是地道的本地人。他說他們這個村和我們住的那個村是屬同一個生產大隊，田地都連在一塊。他還告訴我說他的兒子是這個生產大隊的大隊長，年紀和我差不多。當他問到我的出生年月時，我告訴他我屬“羊”，是癸未年臘月初七出生時，老人聽了后雙手一拍大腿站了起來，大聲說：“太巧了，我兒子也是癸未年臘月出生的，看來我們真是有緣，有緣。” 說著，拉著我就進了他們家的堂屋。

　　進門后他興奮地朝在里屋的老伴喊到：“老婆子，快出來，貴客到了”。

　　竇大媽應聲出來。見了我連聲說：“歡迎、歡迎”，并忙著為我倒水沏茶，并拿出一大盤糖果和花生來讓我吃，真像是來了客人一樣。

　　當竇大媽聽說我也是癸未年臘月出生時更是興奮，連忙說：“好呀，好呀，我兒子和你年齡一樣大。”

　　大媽年紀五十出頭，寬臉、短發、眉宇間顯著慈祥。她上身著緊身短棉襖，腰間系著圍裙?？此难b束和屋內收拾的情況就可知道大媽是一個干脆利索而又勤快的人。

　　我們聊的很愉快。我就像回到了家一樣。眼看十一點多了，我起身告辭。但大媽說什么也不讓我走，要我留下來吃中飯。說兒子馬上就要回來了，要我見見她兒子。說著轉身就進了廚房準備午飯去了。

　　我和竇大叔接著又聊起了今年收成的事。就在此時，門外傳來了腳步聲。大媽高興地說：“兒子回來了，兒子回來了”。

　　不一會，一個英俊、干練的小伙子走進了堂屋。

　　我起身上前迎了過去。我們相互作了自我介紹。他說他叫竇志明，現是生產大隊干部。他說他很佩服華工學生，希望能有機會去我們學?？纯?。

　　寒暄了一陣，大媽叫開席了，大家入席。這雖談不上是什么大餐，但有魚、有肉、有豆腐，擺了滿滿一大桌，這比起我們學生食堂來說可真算得上是盛宴了。

　　看到我和志明很投緣，大媽很是高興。于是指著我和志明說：“難得你兩是同年同月生的，又很談得來，你們就認了老庚吧，今后也好多走動走動”。我兩都高興的同意了。就這樣，我有了一個老庚。

　　此后，我一有空閑就上老庚家閑聊。老庚不在時我就幫大媽做點什么。我每次去大媽總是高興異常，每次都要為我下一大碗面條，而且總要在面條下埋兩個荷包蛋。

　　大媽蒸的蛋羹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真是太好吃了，此前我還真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蒸雞蛋。有一次我問大媽為什么她蒸的蛋特別好吃。她笑瞇瞇地說：“這很簡單，只要在攪好的雞蛋里滴幾點石灰水再去蒸就行了”。

　　隨著去的次數多了，我和老庚及他們一家人相互間的友誼就更深了，去到他們家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感到溫暖與和諧。

　　我和老庚一家的接觸僅有三個月。但老庚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我卻永遠也不會忘懷。這不僅是因為兩個老人對我的熱情和關懷，還因為老庚讓我逃過了接下來我要說到的一場劫難。

　　1970年10月我被分配到云南，我和老庚一直保持通信聯系。一年后，我成了“云南省四個5.16分子之一”，為了不連累老庚，終止了和他一家人的聯系。十幾年后我再要和他們聯系時已經不可能了，因為人遷事過，再也無法聯系上了。這成了我終生的一大憾事。

　　三、體驗車輪戰

　　65年下學期我曾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整黨開始后不久，同學們選我當我們系的“整黨積極分子代表”，這說明系工宣隊和同學們對我是信任的。69年春節后不久的一天，系里準備召開整黨動員大會，要我作重點發言。

　　我根據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結合我個人的體會認真作了準備，發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我結束發言時，全場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這讓我深為感動。

　　也許正是由于這不尋常的掌聲刺激了工宣隊副指揮長陶常仕的神經(他當時分管電機系)，因為他認為我是一個“有自己完整的思想體系的人”，并斷定我與“北、決、揚”一定有關系。在他看來，群眾那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正是我蠱惑人心的結果。

　　就在我院的整黨開始不久，“一打三反”開始了，我的命運由此徹底被改變。

　　就在我在系里的整黨動員大會發言后的第三天凌晨兩點多鐘，我突然被我們班的一個同學從睡夢中叫醒，說是工宣隊有緊急事情找我。我立即起床，睡意朦朧中跟著來叫我的同學來到村子里的一個倉庫辦公室。

　　我一進門就發現氣氛不對。只見屋里已有十來個人，其中有我們班的工宣隊員陳桂元師傅，有我們班(六班)、七班和八班的同學(發配電專業)，個個表情嚴肅。更讓我吃驚的是，屋里還有剛貼上去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橫幅。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正準備開口問，工宣隊的陳桂元師傅說話了。他直截了當地說：“今天叫你來，是要你交待你是怎樣攻擊敬愛的江青同志和林副主席的?”

　　這讓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什么時候攻擊江青和林副主席了?你說這話是要負責任的”。我未加思索，脫口而出反問到。

　　接著響起了口號聲:“張建華必須老實交待”!“誓死保衛江青同志”、“誓死保衛林副主席”!……

　　這一下我的睡意完全沒有了，腦子飛速地轉著。很快我就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我被工宣隊隔離審查了，而且來勢兇猛，我必須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他們不斷地追問：“你是怎么惡毒攻擊江青同志和林副主席的?”我的回答總是：“我不可能攻擊江青和林副主席，我不可能有那種思想和動機。”當他們再問時，我則以沉默相對，閉著眼睛，靜靜地等待著他們下一步的動作。

　　天亮了，工宣隊的陳桂元師傅把人都叫到旁邊的一間房子里。我不知道他們商量了什么。過了一陣，回來了四個人，其他人則都回去睡覺去了。

　　吃早點的時候到了，有人給我們送來了饅頭和稀飯。

　　早飯后，四個人繼續重復問我他們已問了一晚的問題，而且聲音愈來愈大。但我不予理會。

　　四個人輪流著念毛主席的語錄，從上午到下午。我靜靜地聽著。

　　晚八點，工宣隊的陳師傅帶著四個同學進來，而追問了我一天的四個同學都出去了。顯然，他們是要輪班來對付我，進來的人是來“接班”的。

　　“聽說你一天都沒有吭聲，你是怎么想的?我們是為你好，把問題講清楚了就行了，你不要有抵觸情緒。”陳師傅說。

　　“我不可能反對江青和林副主席，這是大家都清楚的。”我還是那句話。

　　“指揮部不會憑空要我們找你的，更不是我們哪個要和你過不去。你好好想想，你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和誰說了攻擊江青和林副主席的話。”陳師傅說。

　　接著又是念語錄。我一直沉默著，一聲不哼。

　　天亮了?？吹轿乙恢背聊徽Z，陳師傅對我的沉默忍不住了。他說：“提醒你吧，你和誰講過《封神榜》的故事”?

　　他這一“提醒”，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我努力地回憶著。

　　有關《封神榜》“烽火戲諸侯”的故事，我只在和江重初分析形勢時因話說話講過。當時我們分析了各種可能，也曾意識到當天的分析如傳出去的危險。莫非是江重初交待了我們那天的談話?

　　就在上周的星期天，江重初的女友、我們五班同學王初鳳曾約我一起去看望江重初。她說江重初從到咸寧后不久就被五系的工宣隊給隔離了，平時不給見外人，只有禮拜天可以見。

　　五系的駐地離我們二系駐地不遠，我早就想去看望他了。因此，當王初鳳提出要去看江重初時，我就欣然同意了。

　　當我看到江重初時，見他消瘦多了。他的神情似乎有些恍惚，眼神顯得有些呆滯。說話的聲音也變了，變得有些嘶啞。

　　才兩個多月沒有見面，他就變成了這個樣子，顯然他受盡了折磨。為此，我心中不免生出些許悲涼。王初鳳手上在收拾江重初的床鋪，兩眼卻滿含熱淚，說話也有些顫抖?？梢韵胂?，她的內心正經歷著痛苦的煎熬。

　　因有其他人在旁監視，我沒有問江重初被隔離審查的事，只聊了一些家常。臨別時我們互道保重。在出門時，我說了一句：“我相信你是一棵大樹”。

　　這是我心里要對他說的話，我相信他是能聽懂我的意思的。

　　想到看見江重初時的情景，他已交待了我們的那次談話的內容是可能的。我反復思考著他如果交待了此次談話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

　　一個上午過去了。雖然“審查組”不斷念語錄和呼口號干擾了我的思考，但我還是想清楚了，我決定“交待”我們的那次談話。

　　我當時堅信：江青的“要文攻武衛”及林彪的“大樹特樹”確實是錯誤的，歷史將證明這一點。作為一個男人，說了就說了，要敢于承擔。再則，江重初即使交待了我們的那次談話的全部內容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因為那必竟是我們私下里說的，是因話說話提到了江青和林彪，我們并沒有“攻擊”的主觀故意，這是客觀事實。難道他們還能因此把我們打成“北、決、揚”不成?

　　“審查組”的人聽說我要“交待”，很快就取來了紙和筆。

　　午飯后，我開始交待我們那次形勢分析時的談話內容(詳見第二十章“3、我被批是馬丁.路德金”)。

　　“交待”中，我承認那次在談到“要文攻武衛”的口號在全國引起極為惡劣的影響時，我說過“江青提出‘要文攻武衛’是犯了歷史性的錯誤”。承認了我對江青在文革中的一些表現確實有些反感。承認我給江重初講了“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并引申開去，說了“從歷史上看，女人往往是最壞事的”這個話。承認在談到批楊成武的“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時，我說了“搞個人迷信其實是林彪搞起來的”，并說了“林彪可能就是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話。同時，我還承認在“九大”后我曾對江重初說過“將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寫入黨章是‘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的話。”

　　在這個“交待”中，我特別強調了上述有關林彪和江青的談話是在分析局勢時說的，是出于對時局的擔憂，決不存在我們要攻擊誰。因為既然是分析形勢，當然要分析各種可能性，當然要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一些現象的因果關系。

　　“審查組”的人看到我的“交待”后都興奮異常。陳師傅來“接班”時看了我的“交待”后，拿著“材料”就往門外跑。顯然，他這是要連夜去工宣隊指揮部報告去了。

　　我原想他們拿到我的“交待”后會讓我休息了，但事實不然。當第三批人接了班以后，非但沒有讓我休息，而且氣勢還加碼了，他們又是念語錄，又是呼口號，說是一定要壓壓我的“囂張氣焰”。

　　他們要我交待我住西七舍時和哪些人常在一起，搞了些什么活動?還不時念一些材料“提醒”我。說某年某月我在什么地方有個什么講話，參加的人有哪些。他們說的有時間，有地點，有鼻子有眼，好像確有其事似的。

　　我年青的時候記憶力是很強的。凡我參加的會，說過的話一般不會很快忘記。何況他們說的事情相隔的時間并不長。當他們說到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東一樓某階梯教室作了一個什么“報告”時，我終于明白了他們的意圖，他們這是在搞詐供、誘供。他們是要把我和“紅反團”聯系起來，從而證明我與“決派”的關系。

　　東一樓階梯教室我只在一年級上“大課”時進去過，文革中我從未去過東一樓。由此我可以肯定他們要我交待的那些事根本就不存在，他們念的那些所謂“材料”完全是編造出來的。

　　我從小就養成了不畏強權，敢于碰硬，敢于擔當的性格。我做過的事或說過的話，有錯誤我決不會推卸，天大的事我也敢于承擔。而我沒有做過的事，沒有說過的話，有功我不會去搶，有過我也不會去攬。我決不會為了解脫自己而誣陷他人。

　　面對眼前氣勢洶洶的“審查”組，我打定主意：繼續以沉默來對付他們。不管他們說什么，吼什么，我就兩個字：“不理”。心想：“我倒要看看你們到底是要干什么?”

　　這天一整天我沒有再說什么。晚飯后陳師傅回來了，“審查”組又換了一批人。這一批人沒有再問我有關和“決派”的關系問題，而是要我交待“湖南調查”、“反復舊”和參與寫《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一文的問題。

　　我說：“這些問題在學校貫徹“9.27指示學習班”時我都講得很清楚了，現在沒有什么可交待的”。說完，不管他們吼什么，我都保持沉默，而且閉上了眼睛。

　　我已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我實在是困極了。開始我還依稀聽到他們在說什么，但很快就什么也聽不見了。我全身發軟，腦子昏蒙。一會兒覺得自己好像躺在棉花堆中，軟軟的，很舒服。一會又覺得自己輕輕地漂浮在白云上，周圍靜悄悄的。

　　我靠在桌子上睡著了。

　　迷迷糊糊中我覺得有人把我拉了起來，兩個人架著我讓我站起來，有人在呼口號……。

　　在我被隔離的第四天傍晚我醒來了。睜眼一看，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同室的一個同學見我醒了，走過來說：“你已整整睡了一天了”。

　　我驚奇地問到：“他們怎么會讓我回來睡?”

　　“今天上午生產大隊的竇大隊長來了，他說是你的老庚，要找你。工宣隊沒有告訴他你被隔離審查的事，說你去指揮部去了?？赡芫褪且驗楦]隊長來了，你才被他們放了回來”。同室的同學回答說。

　　啊，原來是老庚來找我了。老庚確實是我的貴人。要不是他來，還不知道“審查組”的車輪戰要到哪天呢!他們的“車輪戰”可真厲害，三天的功夫就幾乎讓我散架了。

　　真要謝天謝地。還好，“審查組”也不敢輕易得罪“貧下中農”。

　　工宣隊指揮部并沒有停止對我的“審查”。兩天后的晚上，我被轉移到了另一個村子。

　　這個村子離我們原駐村子不遠，不到一里地，同屬一個生產大隊。

　　我被安排在一“五保戶”家。主人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婆。

　　“審查組”再沒有使用他們的“車輪戰術”。只是他們把我關在老婆婆家不讓我出門，一日三餐也讓人送來。

　　老婆婆不知道我為什么被工宣隊“審查”。但她對我很好。每天無事就陪我聊天。

　　一天，老婆婆突然問我：“你和竇隊長是老庚?”

　　我說：“是呀，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說：“我是聽人說的。村子里好多人都知道。孩子，你別怕。你是貧農家的孩子，大家會保護你的。”

　　前面說了，工宣隊進院以后我學會了抽煙。這時我被關起來與外界完全隔離了，心情十分郁悶，煙癮也就更大了。但我不能出門，買不了煙。老太太看到我煙癮來了難過的樣子就主動給我去買煙，還順帶拿來了火柴。

　　“審查組”的人看到我桌上有火柴，收走了。但很快就又有一盒擺在了我的桌子上。

　　當時，農村在搞“清理階級隊伍”，搞批判大會。

　　一天，我聽見外面有人在吵，亂哄哄的。我問婆婆外面吵什么?她說“原定今晚大隊要開批判會，斗地主。你們工宣隊的說要把你拉上去陪斗，隊干部們不同意，說你是貧農的孩子，決不能和地主站在一起被批斗。因此，雙方就吵走來了”。

　　結果，大隊里的批判會沒有開成，地主也不斗了。我“陪斗”的事自然也就沒有發生。

　　我心中十分明白，這一切都是老庚從中保護我的結果。

　　我的體力很快就恢復過來了。“審查組”要我上山砍柴。這個我很樂意。因為我小時候經常上山放牛、割草、砍柴，像玩兒似的。更何況山上空氣好，還有“審查組”的人陪著我。心想：如果砍柴是對我的懲罰，那他們不一樣也要砍柴，不是一樣在懲罰他們自己嗎?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審查組”的人突然要我收拾行李。我知道這是又要我“搬家”了。

　　我扛著行李上了車。當我回頭看到房東老婆婆正向我搖手時我一時語塞了，眼淚不知什么時候流了下來。心想：這是一個多么好的婆婆啊，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她的，盡管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汽車路過老庚家時，我沒有見到老庚和他的父母。我凝望著老庚家的房子，默默地祝福老庚一家平安幸福。心里想：“以后我一定會回來看望你們的”。

　　四、咸寧“溫泉學習班”

　　汽車在溫泉療養院前停了下來。我們下了車，步行約二十分鐘到達了一個村子。

　　這個村子不大，只有一、二十戶人家。和來咸寧時住過的村子是依山而建不同，這個村子周圍看不到山，村子就建在田壩中間。

　　我被安排住進了一農戶家的一間耳房。房子不大，大概就五、六個平方吧。但里面收拾得還干凈，而且有一個窗子。從窗子向外看可以看到一些民房，也可以看到大片已收割了的農田。

　　在接下來的這六個月中，我是在孤獨、郁悶中度過的。

　　在這半年的時間內，除“專案組”的5個人外，我沒有和其他任何人有過交流，就連我現住的這個村叫什么村?房東姓什么?家有幾口人?男女主人公都是誰?我一概都不知道。這也許是因為“專案組”的人事前對這家人有所交待，要求他們不要與我接觸，也或許這本來就是一套公房，原來就沒有人住，是套空房子。

　　剛來到這里時，“審查組”(應該說是‘張建華專案組’)的人告訴我是來參加“華工溫泉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但這個“學習班”似乎和通常的“學習班”完全不同。既沒有人向我宣布這個學習班的具體任務和主題，連學習班的名稱也沒有。如貫徹“5.27指示”時的學習班叫《學習貫徹‘5.27指示’學習班》，貫徹“9.27指示”時的學習班叫《學習貫徹‘9.27’指示學習班》，我負責舉辦的解放朱九思的學習班就叫《解放朱九思學習班》。

　　這個學習班的“學習”方式也和往常的學習班不一樣。通常參加學習班的人都一起學習文件或毛主席著作，一起對具體問題進行討論或批判。而這個“學習班”采取的則是一個“審查對象”一個小組，據說像我這種作為“審查對象”的一共是10個人，也就是共有10個小組。每個組除“對象”外有3-6名專案人員。

　　10個組又分成三個“點”，一個點設在馬橋，一個點在白墩，一個點在溫泉，但統稱都叫“華工溫泉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我不知道我這個組屬于哪個點，我想屬“白墩”這個點的可能性大。因為馬橋我曾去過，那是公社所在地，工宣隊指揮部就設在這里，我住的地方顯然不是馬橋。而溫泉就更不可能是了，因為溫泉是部隊療養院所在地，都是現代建筑，那里環境恬靜而優美。

　　我們這些“對象”間相互間沒有任何聯系，連面都見不到。顯然，這個“學習班”其實就是工宣隊指揮部搞的“清理階級隊伍專案組”。

　　我不知道這個“學習班”具體是由誰負責主持的，也不知道參加這個“學習班”的“對象”到底有哪些人?

　　來到“學習班”后，每天上午都是由陳桂元師傅領著學習毛主席著作和相關文件，下午就是要我作檢查或寫“交待”。

　　他們要我檢查和交待的與在建新大隊時的一樣，即“攻擊中央首長”問題、“湖南調查”問題、“寫《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問題、“反復舊”的問題。這四個問題其實我已檢查交待多次了，但是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要我反復檢查和交待，試圖從我先后的檢查和交待中找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一旦找到了不同點，如時間、地點或相關人不一致，他們就會批我不老實，就會“深挖”，追究個沒完。

　　我作檢查后的批判會常會變成辯論會。當他們無限“上綱”時我會據理力爭。如他們說我“攻擊中央首長”，我說不能認為是攻擊，因為攻擊是有行動的，我沒有任何攻擊行動;他們說我湖南調查是要為劉少奇翻案，我會說搞調查是毛主席提倡和要求的，不能因為我們去了花明樓炭子沖就是為劉少奇翻案，如按此邏輯，我們也去了韶山，難道是反毛主席?他們說我們的“兩個偉大”(即《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斗爭》)是搞“不提反復舊口號的反復舊”，是“大毒草”，我就會爭辯說：“這篇文章出來后，指揮長們都看了，當時個個都說好，難道指揮長們也同意‘反復舊’”?我還搬出劉昆山指揮長在“貫徹9.27指示學習班”上的講話來反駁他們。

　　我當時的心情真是郁悶極了。文革中我自問心中無愧，我想不通工宣隊為什么要這樣對我。我相信自己在文革中沒有私心，而且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我都認真、獨立地思考過。我沒有介入“派性斗爭”，在院內，我既不是“聶派”，也不屬“郭派”。在社會上，“武漢7.20事件”后，我沒有介入“鋼新”之爭。我立場堅定地反對搶槍和武斗，并因此被斥之為“和平主義者——馬.丁.路德金”。在整個文革中，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包括那些文革初曾傷害過我的人。文革初我曾參加過很多辯論會，但我卻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對老師和同學的“批斗”會。我堅信自己在文革中是沒有犯大的錯誤的，是對得起黨和人民的。

　　好在到了溫泉學習班后，工宣隊還是執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審查組的人既沒有對我再搞什么“車輪戰”，也沒有因我和他們辯論而有粗暴的行為，連“罰站”的事都沒有發生過。這是我應該感謝工宣隊指揮部的。事后我常想：如果他們當時真動粗了，我會怎么樣?根據我剛烈的性格，后果肯定是嚴重的。

　　到學習班兩個多月后的一天，“華中工學院現代京劇演出團”來部隊溫泉療養院大禮堂作慰問演出，工宣隊指揮部通知我們去觀看。直到這時，我才知道和我一樣作為“對象”接受審查的總共10個人。

　　和我一樣，所有來看演出的“對象”都有五、六個人“陪同”。我們這些“對象”是先后入場的，被安排在不同的區域內入座。因此，我們這些“對象”之間不可能發生任何接觸和交流。

　　這10個人顯然是我院工宣隊指揮部審查中的重點對象。據后來曾參加審查我的一個同學說，這十個人中包括原院黨政領導人朱九思(院黨委書記)、熊小村(院黨委副書記，院革委會副主任)、邱靜山(副院長)、宋　駒(院黨委成員)及院革委會成員聶年生、我和原“紅司(新華工)”的宣傳部副部長柳書倫等。

　　如果群眾組織中的代表人物在“7.20事件”后因受極左思潮影響而受到審查是可以理解的話，我不明白為什么像朱九思書記、熊小村副書記等這些老革命為什么工宣隊指揮部也要對他們進行再“審查”?

　　我曾主持過“解放朱九思學習班”，我對朱書記的歷史和文革中的情況是了解的。我不知道在院革委會同意解放朱九思同志并報告給了工宣隊指揮部以后，工宣隊為什么還要對朱書記進行再審查?

　　原院黨委副書記熊小村是經中央審核后結合進院革委會的。他雖與“革干聯”曾有一定的關系，但他會有什么問題呢?指揮部為什么也要對他進行審查?……

　　70年6月初，中央決定分配在校的69、70屆大專院校畢業生。參加院審查組的學生代表們除留校的外，都回本班參加分配了。指揮部適時補充了審查小組的人員。審查我的小組仍保持為四人，他們分別是工宣隊的陳桂元師傅、我同班同學××、院基礎部外語教研室的廖老師和史老師。

　　廖老師，眼睛深度近視。雖只有五十多歲，但頭發已經花白稀疏，甚至有些禿頂了。他性情溫和，未見過他大聲與人爭論過，即使對像我這樣的“審查對象”也是和言細語，絕沒有惡言訓斥。給人的印象是友善、慈祥的。

　　史老師是個30多歲的青年教師。他身材高大、健壯，活力四射。也許因為廖老師和陳桂元師傅都是慢性子的原因吧，史老師對我的態度也很友善，在相處的三個多月中我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沖突。

　　69年8月初，工宣隊指揮部終于決定結束對我的審查分配工作了。我自然十分高興。但在填畢業分配表時我和專案組又發生了矛盾。

　　在填“自我鑒定”一欄時，專案組要我承認在文革中“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我不同意。為此，雙方僵持了半個多月。期間，工宣隊陳師傅曾威脅說：“你不承認也可以，那你就甭想分配工作了。”

　　看到同學們都離開咸寧走上了工作崗位，而自己卻仍在咸寧的“院學習班”接受“審查”。夜深了，“你不簽字就別想離開馬橋!”的呵斥聲仍不絕于耳。為表心志，我即作了一首小詩以自勉。

　　松 梅 本 色

　　1970年8月于湖北咸寧馬橋

　　雷 霹 青 松 松 更 翠，

　　雪 壓 冬 梅 梅 更 紅。

　　松 梅 本 色 皆 如 此，

　　堪 笑 檐 下 可 憐 蟲。

　　直到9月底，還是廖老師出面找我談話。他說：“個人鑒定和組織鑒定是不同的，關鍵是組織鑒定。個人鑒定你上綱高一些，表示你對問題有認識，對你有好處。組織結論會很慎重的，絕不會對你有任何傷害，也許組織結論好的讓你不敢相信。對你的分配，指揮部還是按原方案進行嘛，你還是被分配到‘絕密’單位嘛。組織結論到時是會和你見面的，你看了后就知道了。”

　　我相信了廖老師的講話。因為黨的政策歷來是“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嘛。于是，我在個人鑒定欄中承認“文革中犯有政治錯誤”。

　　9月27日，我終于離開了咸寧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車。

　　送我上火車的是廖老師和史老師。臨別時，廖老師一再叮囑我說：“你很聰明，也很正直，組織上是信任你的，今后你在社會上可能擔任更重要的工作。你的主要問題是要力戒驕傲，任何時候都不能驕傲，切記!”另外，廖老師還特別關照說：“昆明是高原地區，你去后可能有高原反應，要注意保重身體，不要太勞累。”

　　當時正值盛夏，氣溫高達380C，車廂內更是悶熱難耐。為了讓我感覺舒服一點，廖老師特地在車站為我買了一把大撲扇。這令我十分感動。

　　在咸寧的日子是難忘的。難忘建新大隊的鄉親們，難忘老庚的一家人，難忘在這里經歷的“車輪戰”及沒完沒了的審查。

　　由于這半年的孤獨和郁悶生活，我原本健康的身體卻感染上了肺結核和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在后來的幾年中飽受病痛的折磨。

　　參加工作后，在和同學們談起我在咸寧的境遇時，同學們都說我是幸運的。說工(軍)宣隊把我弄到溫泉院學習班，實際上是保護了我，如果我當時還留在系里，那還不知道要受到多大的罪呢。

　　原來院工(軍)宣隊在“一打三反”期間，完全采用了“四清”和文革初工作組的那一套。他們利用黨、團組織，以“斗私批修的”名義，大搞“無情斗爭”，“人人過關”，以致不少無辜群眾被迫選擇了自殺。在那半年內，我院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文革武斗時期(68年6、7月)死亡的人數。

　　其中五系(船舶工程系)和基礎課部整得最兇。所謂的“車輪戰術”就是五系的工(軍)宣隊發明的。文革期間與我關系最為密切的江重初和他們班的劉海賓(五系革委會成員，我也熟悉)就曾被整得死去活來。

　　我們二系(電機工程系)搞得還算平和的，但即使這樣，還是有人被逼想自殺。其中就有我認識的一個同學因文革前和文革初說了一些“怪話”，多次檢查都過不了關。在一個深夜，他獨自離開了駐地，來到一片樹林中選擇了自殺。要不是上吊的繩子兩次都斷了，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一打三反”是武漢文革中的重要內容之一。

　　從同學們對“一打三反”期間一些事例的講述中，我確實認為我去了溫泉院學習班還真的是幸運的。

　　“一打三反”的原意是打擊現行么革命分子，反右傾、反右傾分裂、反右傾投降。而湖北武漢的曾思玉們卻借花移木，把“一打三反”變成了收拾“新華工”革命委員會、打擊造反派的運動，真是可悲、可恥!

　　這場主要由軍人上層領導實施的“一打三反”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他們和原體制的走資派一起，利用黨、團組織在城市和農村掀起了又一場“鎮反”運動，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在城市，首當其沖的是群眾組織的頭頭。造反派的各級負責人幾乎毫無例外地被審查、被批斗。

　　毛主席曾明確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我們這一代人從切身體驗中都有這樣的一種看法，即“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了下面就完全走樣了”。為什么歷次運動都會造成“擴大化”?重要原因之一應該就是作為執行者的干部隊伍政治素質差。他們要么是不能正確理解中央的政策，要么就是為自己的私利(邀功、報復、泄私憤等)胡作非為。這種情況越到下面越糟糕。文革中辦學習班是常有的事，一般來說，中央辦的學習班掌握政策比省級辦的學習班要好，省級的又比地市級的好，到了縣處級和以下，很多政策就完全變樣了。

　　“一打三反”在其它地方叫“清理階級隊伍”。從網上看到的有關資料上看，文革中“清隊”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武斗時的傷亡人數，其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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