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重視教育，大師輩出

　　言論自由，文化繁榮

　　絕不犧牲國民向外國壓力屈服

　　政府愛民如子，百姓安居樂業

　　部隊紀律嚴明，于民秋毫無犯

　　干部素質極高，官員清正廉明

　　軍官愛兵如子，士兵忠勇盡職

　　人人皆知禮義廉恥，內憂外患消弭無蹤

　　工業發達，技術進步

　　位列國際四強，廣受世界尊重

　　重視教育，大師輩出

　　“即如講教育，匪區(即共產黨的根據地)里面最緊張的，就是教育!最有紀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們現在各地方的情形卻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學校就完全停下來了，土匪(即共產黨)他們什么經費可以少，教育經費一定要籌到，我們卻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經費來做旁的用。”

　　——蔣介石:《以自強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1卷130頁

　　1949年中國的文盲率大約是80%，而且被視為識字的20%的人當中，已經包括了那些只認識幾百個中國漢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為半文盲的人。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頁，表3及下方文字。193頁注釋說表3該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文件。

　　“經常被引用的卜凱在30年代初期對中國農村的調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計，但他的調查不是專門集中研究貧窮和落后的邊區。他的數據來自對22個省中308個縣進行的抽樣調查，說明在7歲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夠讀懂一封簡單信件的文化水平。”

　　——同上書，195頁

　　“美國模式主要通過美國的教會學校和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熱情被介紹到中國的中學和大學：“結果是提倡較高標準的、遠遠超過貧困國家的條件的學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卻被忽視了。學校內缺乏社會理想，是一種不直接與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獲得國家新生的必要條件相聯系的抽象教育。這就使中國的人民群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鴻溝，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國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學校受教育，對群眾的要求漠不關心。””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頁

　　“報告還批評了整個教育體系有意識地為上層社會服務的傾向。例如，公立的幼兒園常設在與富裕家庭比鄰而居之區。入學必經的考試有意選擇那些已證明智力與體力均屬上乘的兒童，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學的兒童。入學者的學費都是一樣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學的招生辦法也一樣，因此窮人家的孩子照樣被拒之門外。與此同時，學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學學生的家長在必要時本來是可以為孩子請家庭教師的。優先錄取富裕的、有勢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現在中學和大學中。公立的獎學金主要用于資助出國留學，而不是系統地根據需要獎給。報告為糾正教育制度中的這種現象，提出了各種建議，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兒園和公立小學免除入學考試和學費。”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9頁

　　“與忽視科學和技術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學的學科過度膨脹”。在校的攻讀正式學位的學生有59%以上學習法律、政治或文科，6%學習教育學。學習自然科學的不到1O%，學工程的為11.5%，只有3%學習農業。報告實際上沒有認識到披著現代外衣重新出現的古代傳統，于是遺憾地指出，“大多數中國大學生的抱負是在中央或地方當官，如果不能當官，就當一名教師。””

　　——同上書，200頁

　　(注：以上出自《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內容均為描述中華民國時期的教育情形，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其中最后兩段是轉引1932年國聯對當時中國教育制度的一份報告。)

　　“我過了一年才發現，“國民”政府中英語講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國高級官員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絕的，而且對本國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城市一無所知，要向他們了解中國國內的事態完全是徒勞的。就是這樣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問題、互相交談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語——除蔣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歷史》，三聯書店1987年版，11頁

　　言論自由，文化繁榮

　　以下文字摘自[美]易勞逸 著，高華 等譯：《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

　　33頁

　　“由于國民黨執意在人民的抱怨不滿中掌握政權，政治鎮壓便成了南京統治必不可少的特點。暗殺、夜間搜捕及死刑是那時司空見慣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稱是共產黨員的囚犯被戴上手銬腳鐐，拉出去槍決了，其中有幾人可能尚未斷氣就被埋掉。劉溫生是一位報社編輯，1932年年中被捕，隨后被判死刑。政治犯的名冊堆積如山。”

　　35頁

　　“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在1933年6月18突然中止。那是個星期天的早晨，同盟的秘書楊栓帶著14歲的兒子乘車離開他在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他剛進汽車，四、五個理伏著的特務一齊射出了子彈。楊銓試圖去保護自己的兒子，中彈身亡。汽車司機受重傷，楊銓的兒子腿被子彈擊穿。據揭露，因為楊銓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收集關于丁玲失除的情報，他被內定為行刺目標。”

　　36頁

　　“中學和大學是重點打擊對象。政府從193l-1932年滿洲危機中領略到了學生運動的潛力，并深信共產黨分子是學運的煽動者和組織者，決定把學生引上軌道。政府的密探混入學生團體，學生受到突襲搜查、突然失蹤及集體拘禁等恐怖的威脅。沒人能淮確地說出到底有多少學生在1930年代被捕，但數字肯定會是上千，也可能是幾千。”

　　37頁

　　“檢查制度開始于1927年的清洗，那時國民黨集團所追求的不僅是根除共產主義組織，而且還要“從根源上限制罪惡的共產主義思想”，檢查官的手不僅伸向共產主義作品，而且伸向所有與南京當權者背道而馳，或表示不滿的出版物。”

　　38頁

　　“到1930年9月，一部綜合性的《新聞法》頑布了。它是一個包括44項條款的細致文件，然而它的一些最嚴厲的條款卻又含糊不清，檢查官對條款幾乎有無限的解釋權。如第19條，禁止攻擊國民黨和它的主義，損害國家利益，危窖公共和平及秩序，或是破壞良好的道德。

　　依仗新聞法授予的權力，檢查官員對國家的出版業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頓。1929一1936年間，458種自由主義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給它們的罪名是：鼓吹階級斗爭，誹謗官方，或者是“無產階級文學”。查禁單上的外國作者包括：約翰•D•帕斯歐斯、西奧多•德萊塞、伯特蘭•羅索、戈凱和厄普頓•辛克萊。1936年，國民黨中央出版署列出了已被查禁的676種社會科學出版物。那十年間，總計約有1800種書籍或雜志被查禁。”

　　39頁

　　“從法律上講，一個政府不能沒有輿論豹監督，來揭露它的腐敗和弊政。蔣介石要求輿論界這么傲。中國的輿論界也試圖充當公眾利益監護人的角色，然而，所留下的只是不斷失敗的紀錄。只舉一例，《商報》曾指責一個法宮在審理案件時接受賄路，報紙的編輯便被送上法庭，受到“妨害公務”的指控。”

　　40頁

　　“外國記者也要受到檢查官的干涉。他們說，中國的新聞檢查要遠比日本嚴厲得多。據《基督教科學能育報》記者H .J,蒂姆伯利(Timperley)統計，1932一36年間，日本有關機構對美國新聞單位所發重要消息的刪除，不足500字。相反，中國檢查官在1933年春天到初夏的短時間內刪除同一美國單位發出消息的字數，是日本幾年間所刪的4倍。蒂姆伯利說，如果哪位外國記者能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從檢查官手下通過，他會感到幸運。中國檢查官最令人不快與喪氣的手法，是將記者的文章重寫，通常是將主要觀點完全篡改了，而記者本人直到幾周之后——文章已公開發表了一段時間，才得知這些改動。”

　　40-41頁

　　“形成對比的是，對新聞檢查制度以及對國民黨統治的批評，又主要來自中國的新聞界。導致這種矛盾現象的原因有幾種，最值得提出的便是，新聞法不可能在南京政權的實際管轄范圍之外起作用。在華北:北平和天津的報刊——如《大公報》、《國聞周報》、《獨立評論》——指責南京時所受到的懲戒要相對輕些。廣東的報紙也能自由地評論南京政府的弱點，盡管它們盡量避免直接攻擊蔣介石本人。同樣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權力不能直接進入外國租界，至少法律上是如此規范的，不平等條約的大傘保護了不少報刊。盡管中國檢查官能夠，而且經常確實取消這些出版物的郵寄優惠特權。”

　　以下文字摘自[美]白修德：《探索歷史》，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127-128頁

　　“我同一位在耶魯大學受過教育的經濟學教授馬寅初談過話?？箲鹨郧?，這個獨裁者曾把馬教授請到他的官邸，請其私下指教經濟問題，就象他請傳教士教他神學或者請普魯士人教他步兵戰術那樣。馬寅初認為，他同蔣介石關系密切。但是抗戰期間，當他在大學講課時，他開始指責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這時蔣再次請馬寅初吃飯，討論經濟問題。飯后，在馬寅初乘坐這位獨裁者的轎車回家時，坐在前排座位的兩個帶槍的人對他說，他已經被捕了。為此，他有兩年時間未能與家人相聚。”

　　絕不犧牲國民向外國壓力屈服

　　“一名《新生周刊》的撰稿人指出，日本天皇沒有實權，真正的統治者是軍部和資本家。這篇看似無足輕重的小文章，卻引起了南京政府的巨大震動，由于它曾經檢查官過目，受到冒犯的日本人因此指責南京當局與譏諷日本帝國尊嚴的作者是同謀。此插曲轟動一時，南京當局解雇了七名檢查官。判處《新生周刊》的編輯14個月的徒刑，并不許上訴，事情才算乎息。”

　　——[美]易勞逸 著，高華 等譯：《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2月版，39,40頁

　　“后來，劉良模給我講了一件事，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在發生盧溝橋事變幾天前，”他說，“……我叫每一個學生唱一支他喜愛的歌曲……一個從東北流浪而來的學生站起來。他唱了兩首歌：一首是充滿悲傷情緒的《在松花江上》，歌中以喪失國土的滿懷悲憤，描寫了東北富饒壯麗的山川、原野和森林;第二首是流浪的東北人愛唱但被當局禁止的、慷慨激昂的戰斗歌曲《打回老家去》。”

　　——[美]愛潑斯坦：《歷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2頁

　　“1937年9月18日……首都強有力的電臺第一次播放了《義勇軍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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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幾個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聽到它，那時它在國民黨統治區還是禁唱的。”

　　——[美]愛潑斯坦：《歷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38頁

　　1937年8月26日梅樂和致孔祥熙電：“應付日庚款及善后結款，為保持海關完整、維護稅收計，仍應暫予照付，以全債信而免糾紛。除面陳次座外，謹電請鑒核。”

　　1937年8月27日（注意這個時間，全面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孔祥熙致梅樂和電：“宥電悉。月款可照議暫付。”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中華書局1983年版，196頁

　　1937年9月7日（注意這個時間，中日已經全面開戰，而國民黨還在給日本支付庚子賠款）梅樂和致關務署第11969號呈：“……至日本庚子賠款部分計英金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四磅十五先令，系于八月三十一日到期，前以奉到鈞署八月卅電飭暫緩撥付，未即照撥。嗣于八月三十一日奉準撥付，即于當日將款如數撥付，已由日方收訖。嗣后對于日本債、賠各款，在未奉另令以前，自應遵照此次電令，仍照向例按月到期時照撥，以全債信……”

　　——同上書，197頁

　　“中國的民族主義在日本戰敗后仍不能抬頭。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們就自動提出，一旦和平了，我們便立即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1943年1月11日，根據平等原則簽訂了一項新的中美條約。但不到五個月又簽訂了另一協定，使在華美軍（到1945年達60000人）可以不受中國刑法的約束。美軍基地、補給和運輸部門、無線電通訊網、航空系統和陸軍郵局不久就在中國土地上開始工作，其規模之大和獨斷橫行的程度是中國西南地區即使在不平等條約時代也從未見過。戰爭結束時，上海馬路上有好幾個月擠滿了美國大兵和酗酒鬧事的水手，其情景遠非通商口岸時代所能比擬。這同中國新的大國地位是很不相稱的。中國剛獲得的主權也使人產生懷疑。”

　　——[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四版，第13章 美國的政策和國民黨的垮臺

　　政府愛民如子，百姓安居樂業

　　“據1949年上海《大公報》統計，慈善團體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體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

　　——《李敖回憶錄》第三節

　　“兵捐就是官吏們用來掠奪人民以自肥的一種手段。他們的主要手法是在征集兵捐時層層加碼。軍官們派五斤面，地方官和交紳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輛車就加到十五輛;派六十個民夫就加到九十個，派一千抉錢就加到一千五百塊，等等。因此，戰爭永遠是地方官發財的捷徑。

　　一九四七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河南安陽縣，我發現蔣軍軍官在地方豪紳配合下所征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賦的一千倍以上。”

　　——[美]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18節“國民黨逼死人的捐稅”

　　“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里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里，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里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征新兵隊中流行開來。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①

　　①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徐復觀也提出了同等數額的新兵大量死亡數(《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民主評論》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頁。蔣夢麟：《新潮》，第90—91頁;蘭登致國務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頁。”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

　　“在云南，如果我需要一頭驢來馱負重物，我必須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長，在槍枝的威脅下，他可能聽從我們的差遣。”

　　“戰爭的第四年，我們的征兵制度和村長征用騾子時差不多，都是將命令交派給職務較低的人，去欺壓弱勢者。”

　　——[美]黃仁宇：《黃河青山》第一章“中國內陸”

　　部隊紀律嚴明，于民秋毫無犯

　　“我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是擾民。我們軍隊每進到一個村莊，這個村莊中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們軍隊占領，而最好的房間，一定是我們最高的主官住，借了人民的東西不歸還，損壞了人民的器具不賠償。這樣，當然使人民對我們發生反感，而不愿幫助我們。”

　　——蔣介石：《軍事改革之基本精神與要點》(1949年10月22日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3卷42頁

　　“3.戰斗軍紀廢弛：

　　(A)六月三日，長沙疏散時，各級宮兵擅入民房，攫取財物。”

　　——《第四軍長沙第四次會戰作戰經過諜報參謀報告書》，摘自《中華民國史檔案叢刊.抗日戰爭正面戰場》，1264頁

　　“軍紀不良，民眾逃亡。查此次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時，因運輸困難，戰時增設部隊又驟難足額，沿途鳴槍拉夫，搜尋給養，不肖者且強奸擄掠，軍行所至，村社為墟。職由陽新徒步經瑞昌到九江時滿目荒涼，殆絕人跡。民眾既失同情之心，軍隊自無敵愾之志。如此而欲其奮勇殺敵，自不可能。”

　　——第二兵團司令張發奎報告書(1938年8月7日)，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697頁

　　“在沒有開戰以前，一切危險困苦艱難挫折的情形，我都已料到，但決不料我們的軍紀，會敗壞到這步田地!在北方作戰的情形，我只聽得說，在上海作戰的實況，我親眼看見，一切的失利潰亂，搶劫擄掠”

　　——《蔣委員長對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訓詞(上)》(1938年1月1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骸吨腥A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2編第1冊，70頁

　　“今天，我們聽見遠處隆隆的炮聲，聲音似乎來自南面。我們不知道還要多久日本人就會到(南京)城里來。我擔心中國軍隊被困在這里。今天晚上，我們接收了第一批難民，他們講述了令人心碎的經歷。中國軍隊命令他們立刻離開，如果不愿意的話，他們就被當做漢奸，并被槍斃。大部分人來自南門附近和城市的東南地區。”

　　——《魏特琳日記》1937年12月8日

　　“只要有機會，他們(作者手下的國民黨士兵)可能從村民處偷來一只狗，放進鍋里煮，整只吃乾凈。”

　　——[美]黃仁宇：《黃河青山》第一章“中國內陸”

　　“幾年來剿共勞而無功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剿共部隊良莠不齊，甚至有的腐化惡化，為人民所痛恨，致共區有‘寧可給匪殺，不可給兵扎’之語。以這樣比共軍還可怕的兵剿共，人民只能估計眼前的利害，當然寧愿為共軍所裹挾，而不愿幫助國軍剿共了。”

　　——《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第2章第8節“張英部的改編”

　　“軍紀廢弛，民怨甚深，失我增援”(陳誠總結的“圍剿”中央蘇區失敗的原因之一)

　　——《陳誠致蔣總司令電》(1931年6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檔案，特交文電20007744

　　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282,283頁

　　“軍風紀敗壞不堪，招致民怨，為中原會戰(1944年豫中會戰)失敗的主因。”

　　——蔣介石：“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黃山整軍預備會議講”，摘自《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0,443頁

　　干部素質極高，官員清正廉明

　　民國的高級官員都是喝過洋墨水的高材生，素質極高，治國有道!絕不是土包子!各級干部清正廉明，毫不腐敗!

　　“整個國民黨的軍事系統終于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它虧待士兵的可怕后果。它根本不管士兵們的生活福利或作戰目的的教育。如此虧待士兵是他們的一貫作風。抗日戰爭期間，每一個士兵明白為什么要抗擊外國侵略者，然而，甚至在那個時候，軍官們的貪污行為就已十分猖獗。在國家資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經無望時，這一現象依然如故。當我盡了最大的努力，設法將經濟合作署尚未使用的資金轉用來支付軍餉之后，聽我們年輕能干的財務代表保羅·帕克說，高級將領把三千萬銀元裝在自己的腰包里達數月之久，我惡心透了。”

　　——《司徒雷登回憶錄》，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230頁

　　“國軍第五師副師長余有壬，于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二十六日曾有信給我，其中有一句很扼要的話說：‘一切問題均以貪污為焦點。’”

　　“國防部監察局上士文書掏文卿，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向我投書言事，中有云：‘將領中之貪污一日不除，則百姓一日被其毒，軍隊紀律敗壞，由于將領之貪污。’”

　　“(美國對華關系白皮書中所說)‘中國政府之失敗，并非由于美援之不足。據我方在當地的軍事觀察員的報告，國軍在關系重大的一九四八年期間，沒有一次失利是由于缺乏武器彈藥。事實上我方的觀察人員，早在戰爭初期，已于重慶發現腐敗現象。此一腐敗現象，已將國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斷喪殆盡。’”

　　——以上均摘自臺灣“國史館”民國94年初版《陳誠先生回憶錄》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結語”第一節“失敗的檢討”

　　“中國落入共產黨人的統治，是因為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而不是華盛頓的任何陰謀。”

　　——[美]莫里斯。艾澤曼：《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戰爭中的美國”叢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101頁

　　“造成國民黨軍隊戰斗效能減弱的首要問題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按照部隊規章，每個士兵發給每天24盎司米，一份鹽;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個月可以買一磅豬肉。一個中國士兵靠這些配額可以很好地維持生活。可是，事實上他真正得到的僅僅是分配給他的食物和錢的一部分，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結果是大多數國民黨士兵營養不足。一位美國專家1944年廣泛地檢查了不同種類部隊的1200名士兵，他發現57%的人表現出營養不良。”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

　　“現在一般中下級軍需人員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來照規定小麥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現在扣減為一百三十五斤，實際所發到部隊的不過一百斤。而我們向民眾征收的則一石小麥要折合兩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糧食，我們取之于民眾的時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凈實的米麥，而發給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還要滲雜沙土。”

　　——蔣介石：對黃山整軍會議審查修正各案之訓示(1944年8月4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0卷第474頁。

　　“部隊里面的軍餉，也沒有按月發清，有的欠一二個月未發，有的欠三四個月未發，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發下的。此次從河南隨軍退卻下來的外國軍官，問我們一般士兵；許多都說他們的薪餉還只領到去年九月為止，九月以后的到現在還沒有發放清楚。實際上政府對于軍費，從來沒有欠過一個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數的撥發，但我們下面部隊的情形竟是如此，試問，這叫什么軍需獨立?你們軍需人員作的什么事?”

　　——蔣介石：對黃山整軍會議審查修正各案之訓示(1944年8月4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0卷第475頁。

　　“正當蔣介石把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分子清洗出國民黨運動時，他也越來越依賴舊式官僚和軍隊。……舊官僚勢力對新政權的影響深遠。這些舊官僚帶來在他們先前職位中表現出來的同樣的人生觀，同樣的權力貪欲而不顧公益……貪污腐敗迅速浸透了行政機關。這樣，舊軍閥政權的價值觀、態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三章第一節

　　“政府雇員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貪污盛行。遲至1936年9月，蔣介石還悲嘆官僚機構無能，他說，“如果我們不清除當前機構的腐敗、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潔、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會很快起來反對我們，像我們過去反對滿清一樣””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三章第八節“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估”

　　“蔣介石1938年依舊對國民黨深感失望，他覺得國民黨腐敗無能。他宣稱：多數的黨員，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興趣淡泊，工作懶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樣耽安逸，講享受”

　　——《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1章第2節“中國的戰爭動員”

　　“中等收入的群體，“不包括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們的收入受到了通貨膨脹的侵蝕。與此同時，農民正在遭受種種壓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糧、征兵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各種劫掠”。伍教授問道：“由于社會就是如此狀況，不管有沒有中國共產黨，能沒有一場內戰嗎？”②但是《觀察》的社長儲安平則在評1947 年美國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關于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報告時，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眾的看法：

　　……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發展到今天這樣龐大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以致使人民覺得前途茫茫，轉而寄托其希望于共產黨？”

　　——《劍橋中華民國史》第13章第2節

　　“我過了一年才發現，“國民”政府中英語講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國高級官員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絕的，而且對本國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城市一無所知，要向他們了解中國國內的事態完全是徒勞的。就是這樣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問題、互相交談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語——除蔣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歷史》，三聯書店1987年版，11頁

　　“當時有一位美國顧問說，中國難以解決的問題不在于委員長不懂經濟，而在于他的財政部長對此也一竅不通……孔祥熙在經濟學方面的知識，還停留在上海外灘兌換銀元和銅板的那種貨幣兌換商的水平上。我幾次采訪過他，還記得他關于通貨膨脹的一番令人難忘的議論。“通貨膨脹，”孔祥熙吃驚地喊道，“通貨膨脹!你們美國記者老是談論我們的通貨膨脹。中國根本沒有通貨膨脹！如果有人想花兩萬塊錢買一支自來水筆〔這是人們當時喜歡囤積的一種物品〕，那是他們自己愿意這樣做的，與通貨膨脹無關。他們不過是發瘋罷了，他們不應當付那么多錢。”他在對政府的建議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我記得中國兵工署的一位受過美國訓練的工程師曾露出驚異的神情囁嚅地同我談起他和財政部長一起開過的一次會議。當時兵工廠發現在中國國內市場上買不到生銅或生鐵;這個國家鋼的年產量已經降為一萬噸，而且價格高得不合情理。孔祥熙提出一種高見：假如兵工廠開始生產卷煙機并以高價出售——因為香煙的需求量很大——然后，他們用生產卷煙機所得的利潤，就能給兵工廠買到原料了!”

　　——[美]白修德：《探索歷史》，三聯書店1987年12月，131,132頁

　　胡適兩次面見蔣介石。7月30日，他向蔣提出"外交路線不可斷"。5日他向蔣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懸案"，換取東亞長期和平。

　　——楊天石：《找尋真正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3章第2節“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

　　“在這兩種公認的預算之外，還有第三種預算，即委員長個人的預算，其數額之龐大，無法計算。這位委員長可以向任何政府銀行開出個人支票：給一位得寵的將軍一億元，讓他補充給養;給一位面臨地方危機的省主席六千萬元。這里幾千萬，那里一萬萬，多不勝數。沒有人、甚至連財政部或行政院也不知道，為了承兌委員長個人的政府支票，需要出籠多少紙幣”

　　——[美]白修德：《探索歷史》，三聯書店1987年12月，133頁

　　“據估計，1947年9月，在清華和北大學生中，約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國共產主義化。但是，一年之后，這一數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們感到沮喪，認為即使是共產黨的統治，情況也不會比現在更糟。”

　　——《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北京出版社1982年4月版，182頁

　　軍官愛兵如子，士兵忠勇盡職

　　“他(國民黨33集團軍參謀張開廈)承認，國民黨拉壯丁，用繩子綁著行軍”

　　——[美]史沫特萊：《史沫特萊文集•第一卷，中國的戰歌》，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394頁

　　“我昨天所講的徵兵冒名頂替之事，大家都知道這是由於社會不良和役政辦理不善所致，但部隊接兵官之舞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比方我們部隊駐老河口要派官長到四川去接兵，接兵官在四川並不領到足額新兵，沿途更放任新兵隨便逃跑，或遇途中士兵發生疾病，更是任意丟棄不顧；如此，即可省出火食費用，歸入他接兵官的私囊，等到行抵駐地老河口附近，為要歸隊復命起見，就拼命在其附近捉拉民眾充數，以致發生張冠李戴，冒名頂替之事亦是不少。更有新兵既係臨時強拉而來，為要防其逃走，乃用繩索串縛，視同罪囚，這種現象，到處沿途可以看到。”

　　——蔣介石：《西安軍事會議講評(三)》(1942.9.10)《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9卷281,282頁

　　“前幾天我看到紅十字會負責人送來的一個在貴州實地看到的報告，報告新兵輸送的情形，真使我們無面目作人，真覺得我們對不起民眾，對不起部下!據報告人親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餓莩，瘦弱不堪，而且到處都是病兵，奄奄待斃，有的病兵走不動了，就被官長槍斃在路旁，估計起來，從福建征來的一千新兵，到貴州收不到一百人;這種情形，兵役署長知道不知道?現在軍政部在貴州沿途都設有合作站，你們所派的站長幹的什麼事?”

　　——蔣介石：“對于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7.21)《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449頁

　　“蔣介石曾否確實用手杖敲打兵役署長程澤潤的腦袋，然后因為新兵訓練營的條件非常惡劣而把他關進這個營房呢?一位部長懊喪地告訴我說，那是真的”

　　——[美]白修德：《探索歷史》，三聯書店1987年12月版，147頁

　　“現在一般中下級軍需人員的弊病，真是太深了!本來照規定小麥一石折合包榖一百五十斤，而現在扣減為一百三十五斤，實際所發到部隊的不過一百斤。而我們向民眾征收的則一石小麥要折合兩百斤大秤的包榖。一切的糧食，我們取之于民眾的時候，都是用的大斗，而且是凈實的米麥，而發給士兵的都是小斗，其中還要滲雜沙土。又部隊軍糧，都要到距離幾百里以外的指定的地點自去領取，而軍需署并沒有規定領糧的經費。于是派去領糧的官兵不得不出賣一部份軍糧，作為來往的盤費。軍糧既可以公開出賣，無形之中，就引起這些被派領糧官兵偷盜軍糧的動機，而軍紀因以破壞。最違犯紀律的，就是軍需人員或特務長帶了領糧的士兵到達領糧的地點之后，自己就離開部隊，置職務于不顧，任令領糧的士兵長久等候，夏天淋雨，冬天受凍，因此他們就不得不強占民房，強取民物，或以變賣軍糧所得的款項，嫖賭吃喝，任意揮霍，有些甚至卷款潛逃；其回到部隊的，亦往往身染花柳病，不堪服役?？傊?，前線部隊常常缺少糧食，而后方糧秣不能輸送到前方，要由前方第一線派了官兵到后方來領取，這實在是最不合理的辦法，此不只減少戰斗力量，而且更影響戰事進行非鮮。這都是由于軍需和兵站人員不負責、不盡職、懶惰腐敗的表現。至于部隊里面的軍餉，也沒有按月發清，有的欠一二個月未發，有的欠三四個月未發，亦有拖欠至半年之久未發下的。此次從河南隨軍退卻下來的外國軍官，問我們一般士兵；許多都說他們的薪餉還只領到去年九月為止，九月以后的到現在還沒有發放清楚。實際上政府對于軍費，從來沒有欠過一個月，每月都是如期如數的撥發，但我們下面部隊的情形竟是如此，試問，這叫什么軍需獨立?你們軍需人員作的什么事?”

　　——蔣介石：對黃山整軍會議審查修正各案之訓示(1944年8月4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0卷第474、475頁

　　“去軍營慰問部隊時，學生注意到軍官的殘忍。在村子里，他們聽說年輕人寧愿剁掉手指、掏掉眼珠，也不愿忍饑挨餓，遭受蔑視和侮辱，而這正是被抓取派往前線的親戚朋友的遭遇。三十年后，一個從前的學生對那位奔赴戰場的廣東同學的外表記憶猶新：“他們更像一具具骷髏，而不是一個個人。他們虛弱得什么都拿不動了。”同樣是在滇緬公路上，除了可憐的士兵，還有一群走私者——他們衣冠楚楚，手頭闊綽，有權有勢。這些人與當地的投機倒把分子、貪官污吏和蠅營狗茍的鄉紳，使得即使最不關心政治的聯大知識分子也認識到不平等。

　　明目張膽的不公使聞一多教授成為熾烈的激進分子。在學生時代，他就尊崇詩人屈原，把他奉為麻木不仁的統治階級剛正不阿的批評者;但親身經歷中國統治者的殘暴時，他仍然驚詫不已，于是他開始行動了。有一天，和一位學生散步時，聞一多突然沖上前去，高聲吼道：“放下你的手!”原來，有個士兵由于生病，骨瘦如柴，身體羸弱，倒在路旁，軍官正用鞭子抽打他，想讓他起來。聽到反對的聲音，那個軍官看著這個長胡須穿長衫的中年男人，僵硬地咧嘴一笑，用最下流的話要他別管閑事。聞一多火了：“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難道沒有一點人性?!”

　　那個軍官試圖指示部隊圍攻這個魯莽的不速之客，那位學生趕了上來。“你們要干什么?”他說：“你們知道他是誰嗎?他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時，有一群人圍上來，那個士兵已經死了。那個軍官破口大罵了幾句，猛然扯下死者制服上的徽章，揚長而去。

　　聞一多回到家，氣得直哆嗦。“太無恥了!太無恥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大罵著。妻子勸他安靜下來，朋友也勸他：這種事無論什么時候都會發生，個人能做什么呢?“我不管，更沒人管了!”聞一多厲聲應道。接下來幾天，他神情恍惚地坐著，連鼻涕流到胡子上也沒有察覺，他心亂如麻，無法工作。”

　　——[美]易社強(John Israel)：《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臺]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99年，376-377頁

　　“由于受上司的欺壓，國民黨的軍隊便反過來欺壓他們所遇到的村民。即使把其他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么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后取勝。”

　　——[美]布萊恩·克勞澤：《蔣介石傳》17章“蔣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史迪威的繼任者艾伯特·魏德邁將軍在送交蔣介石的那份關于中國軍隊征兵狀況的出色的備忘錄中，闡明了這些詞語的含義:

　　征兵對于中國農民來說就象災荒或洪水來臨一般，只是來得更正規，每年兩次，而且受害者更多罷了……征兵的軍官與地方官員相勾結并通過他們的拉夫隊來賺錢。他們從征兵中勒索大量金錢，這些錢由地方官員移交給他們，并用抓來的人充替應征者。在征兵中私下的人販子已形成一種生意。他們從挨餓的人家購買壯丁，這些家庭需要稻米比需要兒子更為迫切，或者從縣長那里買一些多余的人……

　　壯丁們經過隔離和集結成隊后，被驅趕到訓練營地。他們從陜西行軍到四川，又從四川走到云南。他們走不完的路……其中很多人在頭幾天里就開小差逃跑了。以后他們就虛弱得無法逃走。被抓回來的人會受到嚴酷的拷打……

　　在行軍途中他們變得瘦骨嶙峋;染上了腳氣病，雙腿腫脹，腹部突出，胳臂和大腿消瘦不堪，……如果有人死掉，他的尸體就被扔下。但在花名冊上卻仍保留他的名字。只要不報告此人已經死亡，他就永遠是軍官們的一今大財源，因為事實上死者已停止花費，于是軍官們的收入格外增多。他的軍糧和薪餉就變成指揮官口袋中的長久的紀念品。他的家庭也只好把他忘掉。”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下冊641,642頁

　　“(國民黨軍隊)軍隊的給養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飽穿不暖，而長官尚茫無所知。官長對于士兵視同路人，不但痛癢不相關切，甚至怕和士兵見面，不但高級將領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職，甚至連長階級大多數亦是如此。”

　　——臺灣“國史館”民國94年初版《陳誠先生回憶錄》第一部“剿共”第五章“結語”第一節“失敗的檢討”

　　“無論如何勞苦，都祗有堅持忍耐，勇往邁進，否則受些勞苦，就去逃跑……這種玷辱軍人的不肖士兵，如果抓到，一定槍斃。”

　　——蔣介石：《怎樣才是軍人》(1932.8.1.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0卷653,654頁

　　(蔣介石親口說的，逃兵抓到“一定槍斃”。但結果呢?視死如歸的逃兵們一茬一茬的……)

　　“中國士兵給養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氣。集體開小差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大多數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隊的行軍中幸存下來，除了逃跑，也別無想法。許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后方未參加戰斗，卻由于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高思大使評論道：這些統計數字并非例外，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銳部隊——因為他們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產黨軍隊，他們屬于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1萬人的師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斗死亡”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11章第3節

　　人人皆知禮義廉恥，內憂外患消弭無蹤

　　蔣介石1943年對民國社會的總評價

　　“現在我國社會，一般人的心理茍且萎靡，所表現于行為的，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所以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所以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所以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有的人則繁瑣浮華，貧窮的人則卑污混亂。其結果，就使得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能防備，人禍不能消弭，內憂外患〔第15頁〕，紛至沓來，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九周年紀念告全國同胞書》(民國32年2月29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32卷(書告類)

　　司徒雷登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總評價

　　“國民黨的最初宗旨是反對封建王朝——正如太平天國革命一樣，但是，盡管它具有一種民主思想和現代革命精神，最終這些思想和精神還是喪失殆盡，并進而逆轉，走向傳統方式。至于蔣介石本人，他無疑為人正直，富有獻身精神，但其觀念和手段仍是非民主的。政府也不乏正直、自由人士，但體制則滋生、培育著罪惡，并進而導致自身的毀滅。它變得如此的腐敗無能，如此的不得人心，以至于那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沒有共產主義運動，恐怕也會爆發另一場革命。”

　　——司徒雷登1949年2月5日發給國務卿的報告，[美]肯尼斯·雷 約翰·布魯爾 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駐華報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78,279頁

　　工業發達，技術進步

　　(1937年抗戰爆發時)“中國除輕兵器能自制外，所有軍艦、飛機、戰車、火炮等均購自國外，不能自制。”

　　——蔣緯國：《國民革命戰史：抗日御侮》第十卷，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7年版，241頁

　　(抗戰后期)“兵員300萬也只有步槍100萬支，即最基本的輕兵器彈藥每月用原料300噸也全賴美援空運;制成的步槍子彈平均每兵每月分得4發，包括機槍所用在內。”

　　——[美]黃仁宇：《對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幾點看法》，摘自《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217頁

　　“美國之擊敗日本，須動員其大部艦隊。轟炸其城市時出動成百上千之飛機不算，尚須制造原子彈。中國不能出產飛機一架，連空投炸彈尚須外方供給。……至于中國認為獨自對日作戰四年半，已對各盟國作有具體貢獻，則甚少有人認真相信。”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黃仁宇全集》第六冊，215頁

　　位列國際四強，廣受世界尊重

　　“不要以為他們把我們當作四強之一，就自己以為是了不得。須知他們實際上不僅不把我們當一個軍人，而且簡直不把我們當一個人！這種心理，這種恥辱，不知道你們都已痛切感覺了沒有？”

　　——蔣介石：《對于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7.21)《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445頁

　　“大家都以為現在我們還有四五百萬的軍隊，有這許多的人民，有這樣廣大的土地，在國際上我們還有講話的資格。但你們要知道：現在一般聯合國已經看我們軍隊不是軍隊，看我們軍人不是軍人，看我們軍事機關更不是機關了。由于我們自身種種腐敗缺點的暴露，可以說他們到了現在，已經根本沒有把我們中國放在眼里！我們國家和軍隊的地位，低落到這種地步，我們如果還有一點良心血性，還能夠毫無感覺么？”

　　——蔣介石：《對于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1944.7.21)《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0卷446頁

　　“現在實在的情形怎麼樣?你們有的在前方，有的在部隊，分處各地，很少和國際上接觸，沒有看到我們在國際上所受的輕視和譏笑”

　　——蔣介石：《革命軍人必須信仰主義》(1946年2月16日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1卷，249頁

　　“我們一般將領固然不能自暴自棄，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次的勝利之獲得，大部份是由於聯合國的力量。打倒日本的力量，至少應該說是美國大部分的力量。”

　　——蔣介石：《革命軍人必須信仰主義》(1946年2月16日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1卷，251頁

　　“如果單於我們本身的實力而言，那我們獲得這次勝利實在是萬分僥倖，毋寧說是出乎我們預料之外的。但是現在有許多同志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為我們現在抗戰已經勝利，我們中國應該列為世界四強之一，〔第351頁〕而現在世界上都不承認我們是強國，甚至於輕視我們，侮辱我們，反不成為一個國家，因此心裏就覺得憤憤不平。其實這都是因為對於自己的實力缺乏真實估計的緣故。我們如果反省一下，就可以知道我們本身實在是一個貧弱的國家，而這一次勝利不過是時代的勝利而已。”

　　——蔣介石1946年7月18日演講，《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21卷350,351頁

　　1944年8月23日邱吉爾給外相艾登電報中說：“稱中國為世界四大強國之一乃是一個絕對的笑話。”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黃仁宇全集》第六冊，217頁

　　“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還決心不顧英國和蘇聯的反對，讓中國成為四大國之一。”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第六版，第608頁

　　蔣介石1942年1月3日日記“我國簽字于共同宣言，羅斯?？偨y特別對子文表示：歡迎中國列為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惶懼而已!”1942年1月31日日記“我國遂列為四強之一……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害，能不戒懼乎哉。”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黃仁宇全集》第六冊，212頁

　　“另一個在戰爭中提高了地位的國家是共產黨中國。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強大攻勢和防御能力中，美國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己成為一個可怕的敵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美]沃爾特•G•赫姆斯：《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第一卷)停戰談到的帳籠和戰斗前線》，解放軍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版，565頁

　　“難道中國在1940年即已成為四強之一？美國之擊敗日本，須動員其大部艦隊。轟炸其城市時出動成百上千之飛機不算，尚須制造原子彈。中國不能出產飛機一架，連空投炸彈尚須外方供給。……至于中國認為獨自對日作戰四年半，已對各盟國作有具體貢獻，則甚少有人認真相信。駐美武官朱世明認為中國‘有權’取得美援武器，即受馬歇爾駁辯。”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黃仁宇全集》第六冊，215頁

　　“雖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軍緬甸戰役的勝利高潮，并重新開通了進入中國西南的陸上通道，但這些在美國戰術指揮及美軍和英軍參與下取得的勝利不足以彌補國民黨在其他戰場上的損失，也不足以挽回他們受到損害的聲譽。”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

　　“中國的民族主義在日本戰敗后仍不能抬頭。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年5月，我們就自動提出，一旦和平了，我們便立即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1943年1月11日，根據平等原則簽訂了一項新的中美條約。但不到五個月又簽訂了另一協定，使在華美軍（到1945年達60000人）可以不受中國刑法的約束。美軍基地、補給和運輸部門、無線電通訊網、航空系統和陸軍郵局不久就在中國土地上開始工作，其規模之大和獨斷橫行的程度是中國西南地區即使在不平等條約時代也從未見過。戰爭結束時，上海馬路上有好幾個月擠滿了美國大兵和酗酒鬧事的水手，其情景遠非通商口岸時代所能比擬。這同中國新的大國地位是很不相稱的。中國剛獲得的主權也使人產生懷疑。”

　　——[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第四版，第13章 美國的政策和國民黨的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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