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任國民黨軍政要職的人士談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失敗

張治中（1890—1969），著名愛國將領，黃埔系骨干，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前后，任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8年3月1日，在國民黨甘肅省黨部擴大紀念周中的一次講話中說：

“現在我們正面臨著困難的局面。這個局面是病的現象，而不是病的根源。我們病的根源在那里？我們不可以諱疾忌醫而不愿加以檢查。如果單從現象上著眼，醫藥亂投，將是自殺的做法。

然后追問：我們的病根在那里？一句話，病根就在國民黨本身，就在國民黨離開了三民主義，喪失了革命主張！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但是取得政權之后就不革命了，三民主義的黨取得政權之后就不要三民主義了。真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何以見得我們不革命、不實行三民主義？拿民權主義來講，在許多省份許多地方，民權變成自欺欺人的話，大部分的權柄都落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地痞流氓之手，所謂“民權”，變成官權，變成土豪劣紳的權，地痞流氓的權。所謂民生主義，主要應在實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而外間盛傳我們是官僚資本、豪門資本。當然，我們現在還沒有很大的資本家，但是外間所指斥的官僚資本、豪門資本，能說是毫無根據嗎？至于平均地權，不僅孫總理所念念不忘的。‘耕者有其田’杳不可跡，連起碼的‘二五減租’也談不到，二十年來本來很可以做到的事情，一樣也沒有做，民生主義在哪里？土地問題是農民問題的核心，而農民人數又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問題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我們虛度了二十多年的光陰，面對著這個核心問題不加解決，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肯定地說，從以上分析，我們的病根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敵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自己，正是國民黨本身。”

張治中：《我與共產黨》，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104頁。

宋希濂（1907—1993），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軍長，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新疆警備總司令，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十四兵團司令。曾獲青天白日勛章，有“鷹犬將軍”之稱。1949年被俘作為戰犯接受改造，1959年獲得特赦。1961年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他回憶道：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蔣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歷時7天的重要軍事會議，也是兵敗大陸前最后的一次全面軍事會議。在會上，蔣介石說：

“我們在軍事力量上本來大過‘共匪’數十倍，制空權、制海權完全在我們手中，論形勢較過去在江西‘圍剿’時還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斗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于接收。”最后，他鄭重地警告大家說：“現在‘共匪’勢力日益強大，‘匪勢’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覺悟、再不努力，到明年這個時候能不能再在這里開會都成問題。萬一共黨控制了中國，則吾輩將死無葬身之地。”

宋希濂：《回憶1948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軍事會議實況》，《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15頁。

陳誠（1898—1965），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歷任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政治部長、軍政部長、參謀總長等要職。他非常重視個人資料的保留與整理，特設“石叟資料室”，保存其參與國政的重要史料，晚年經秘書整理匯編而成《石叟叢書》。后將此叢書精華編成《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冊。^①其中回憶道：

（張靈甫曾投書于蔣介石）“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一耳。”

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2005年版，第140頁。

王世杰（1891—1981），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軍事委員會參事室首長等重要職務。王世杰有記日記的習慣，在1946年6月26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近來一般輿論對政府均甚觖望，其主要原因為物價高漲，經濟、財政之前途十分暗淡。政府在此方面為‘無能’之表現。予實不勝憂慮。”

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797頁。

邵毓麟（1909—1984），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官。1967年出版《勝利前后》一書。在書的“小序”中他寫道：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的勝利，有如曇花一現，轉瞬即逝。跟著共匪與蘇俄的內外夾攻，盟友的無理壓迫，再加上我們自己在各方面的一再錯誤，在勝利還都以前，早已顯出一股不祥之兆，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陳立夫先生在其洛陽紙貴的《四書道貫》中有言：‘大陸淪陷，政府撤至臺灣，檢討得失，病在財政經濟之失策，致影響軍事，而黨務亦難辭其咎’云云，我們何能怨天尤人，唯有反省懺悔！”

邵毓麟：《勝利前后》，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小序第2頁。

二、社會輿論評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失敗

儲安平（1909-1966），民國時期著名評論家。1945年11月為在重慶創刊的《客觀》撰寫《客觀一周》專欄。

“國民黨身當執政，且已執政了20年，對于今日國家的治亂，所負責任尤重于他人。再進一步說，今日國民黨要打共產黨，可是請問共產黨在中國之有今日，究竟是誰的責任。假如國民黨20年來的治績是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民生康樂，今日的共產黨的勢力會不會膨脹到這樣大的地步。……國民黨今日只知攻擊共產黨，企圖消滅共產黨，而竟不反躬自省釜底抽薪，在從本身改善革新做起，實可謂緣木而求魚。即使共產黨短于實力，完全打垮，而若政治依然黑暗，人心如此渙散，民窮財盡，雞犬不寧，如此國家，尚有何為！國家治亂，系于一念，懸崖勒馬，固未為晚。”

儲安平：《政治上的責任心》，《客觀》第2期，1945年11月17日出版。

毛子水（1893—1988），人稱五四時期“百科全書式學者”，1932年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

“國民黨所以為世人唾罵，最大的罪名就是柄政20多年，天天喊‘三民主義’，一直到現在，一民也沒有做好，這似乎是應該罵的。”

毛子水：《國民黨和中國的現狀》，《申報》1948年10月3日。

《時代批評》是民國時期創辦于香港的時事政治評論刊物，1938年6月創刊，1949年5月停刊。旨在喚起人民的覺醒和智慧，站在人民的立場為人民服務。同時探討學問，互相批評，以求真知。

“國民黨執政二十年，到今天不能在政治、經濟的成就上和共產黨比一個高低，而要在武力上和共產黨賭一個輸贏，在形勢上它就已經是失敗了！翻遍全世界的歷史，哪里有政治腐化、經濟崩潰，而軍事能夠勝利的呢？

……

國民黨的頑固分子，本質上就是迷信武力的。他們自從民國十六年開始屠殺他們的革命戰友——共產黨以及共產黨以外的許多前進青年——以后，由中國傳統的倫理來說是為道所不容，由他們自身的理論基礎來說是完全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的教訓，由時代潮流來說是大大的開倒車。當一個人在理性的基礎上完全站不住腳的時候，剩下來的出路，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武力上面了。在他們想來，真所謂‘實迫處此，義無反顧’。我們這些歡喜把事情看得太輕松的人們，在過去二十年中間，曾經至再至三地希望他們能夠‘敗子回頭’，現在從事實證明只是一個幻想而已！

在國民黨‘清黨’的時代，大家都已經知道，在幕后主使的是帝國主義的代表人，在上層幫同策劃的是北京政府的政客、官僚，在下層幫同屠殺的是流氓、地痞。從此以后，國民黨的主干主要的便是由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土豪、劣紳、流氓和地痞所組成。分析一下國民黨中央執監兩會的人物，這幾種人要占到百分之八九十。留下來的百分之一二十，是網羅一些名流、學者做幌子，甚至再安插幾位始終保持政治節操而頑固派無可如何的革命元勛——他們或者是沒有發言權，或者是根本不去參加。”

金烽：《馬上得之，馬上守之，馬上失之！》，《時代批評》第101期，1948年5月15日出版。

三、美國各界論國民黨在大陸統治的失敗

1949年7月30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向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信報告，美國國務院將發布《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信中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做出分析：

“在我們看來，顯然只有一個新生而進步的中國政府，才能重新獲得人民熱誠的擁護，才能有效地和日本作戰。美國官員曾屢次把他們對這種情勢的關切，提供給蔣委員長注意，他也屢次向他們保證，將予以糾正。可是他很少或者并未作有效的努力去糾正，并漸漸閉門不納那些向他作逆耳忠告的中國官員。若干美國觀察家除了關切中國中央政府這種頹廢對作戰必有的影響而外，他們還關切國民黨的這種每況愈下勢力影響到它最后與中共政治或軍事的斗爭。他們在1943年及1944年便擔心國民政府設若如此自絕于國人，自己脫離人民，則在戰后競爭權力時，恐即無力維護其權力。盡管如此，我們為了顯見的理由，仍舊全力援助國民政府。”

《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上卷，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9月，第6頁。

“和平來臨時，美國對華政策面臨下列三種可能的抉擇：（一）完全擺脫；（二）大規模地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國民黨，擊毀共黨；（三）一方面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廣大地在中國確立其權力；一方面努力使雙方得一妥協，以避免內戰。

第一種抉擇，無異在我們從事有助的堅定努力前，放棄了我們的國際責任與我們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我相信當時美國的民意也有如此的感覺。第二種抉擇，在理論上可能迎合人心，但是事實上是不能實行的。大戰前的十年當中，國民黨沒有能力摧毀共黨。大戰后，如前所述，國民黨的力量業已削弱，意志消沉，不得民心，國民黨文武官員在自日本手中收復之地區中的舉止，已使國民黨迅速地在這些區域中，喪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們自己的聲望。而在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力量則較過去任何時期為強大，且已近控有華北的大部分。由于國民黨部隊的無效能，這點后來已表現出來，令人慨嘆不已，也許只有靠美國的軍力，才能逐走共黨。美國人民顯然不會認可我們軍隊在1945年或以后肩負如此巨大的義務的。我們因此只有走上第三種抉擇，在這政策下，面對現實，企圖協助擬定一個暫時性的協定，以避免內戰，并保持甚至增加國民政府的勢力。”

《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上卷，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9月，第8頁。

“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家曾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于戰爭初期在重慶所看到的腐敗現象，已經察出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國民黨的領袖們對于他們所遭遇到的危機，是無能為力。國民黨的部隊已喪失了斗志，國民黨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我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的部隊無需別人來擊敗他們，即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喪失了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斗的考驗的。”

《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上卷，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9月，第11頁。

“國民黨曾于1946年，不顧馬歇爾元帥的警告，發動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軍事行動。馬歇爾警告說，這種行動不僅會遭致失敗，而且會使中國陷入經濟的混亂中，最后更將摧毀掉國民政府。馬歇爾元帥指出，國民黨軍隊雖然能夠在一個時期內，攻占共產黨占領下的城市，但他們決不能摧毀共產黨的軍隊。因此國民黨部隊的每一推進，都將使他們的交通線暴露于共產黨游擊隊的攻擊之下，并被迫撤退，或者連同美國所供給的軍火投降。沒有一個對軍事情況的估量，比這更完全地為后來發生的事實所證明。”

《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上卷，中國現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1957年9月，第12頁。

自1947年10月下旬起，美國國務院開始重新審定對華政策，美國認定國民黨沒有美援就要垮臺。大約從1948年秋開始，美國決策者開始認真考慮轉變政策，逐步“脫身”。

“遲至今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否仍能拯救他們自己？美國援助是否能扭轉中國內戰的趨勢？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不能’。蔣、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缺乏取勝的政治活力，這在十年前就已經很明顯，現在更是絕對清楚了。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則是‘也許可能’。不過美國必須提供援助，要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要多少就多少才行。”“我們過去提供的援助不足以阻止共產黨的推進，更不用說扭轉整個發展趨勢了。將來還需要多少援助，將不是以算術級數增長，而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問題。”

《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備忘錄：重審并制定對華政策》1948年9月7日，轉引自資中筠：《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頁。

“國民黨政府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然而我覺得還得添上一句，那就是援助原是在大金字塔基礎上給予的，可是盡管有過幾次意圖不錯的努力，自助顯而易見是缺乏的。與過去同樣無能的貪官污吏仍然占據著同樣的位置（只有一些樂隊演奏員座位的調換）；與過去同樣的政府丑聞、社會不正義仍然到處泛濫；與過去同樣的將軍率領著同樣可憐的強拉來的壯丁，犯著與過去同樣的錯誤；與過去同樣的傳統——面子、敲詐勒索、東方式的拐彎抹角、只忠于自己的家庭，以及所有其他一切——都仍然嚴格地保持著。愛國主義和自我犧牲在政府官員中是看不到的，因而人民不信任這個政府也是自然而然的。”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波特）致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信》1948年12月30日，轉引自資中筠：《追根溯源——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頁。

費正清（1907—1991），美國哈佛大學終身教授，哈佛“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被稱為世界上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他在論述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時，做出如下分析：

“蔣介石和國民黨在這種情況下會打輸了內戰，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們失敗的原因，不僅僅由于戰場上的愚蠢，也由于后方的無能。

國民黨的無能開始表現于他們經濟管理的混亂，繼續不斷濫發鈔票、造成通貨膨脹日甚一日。從日本人手里接收沿海城市一事，主要成為腐敗的攫奪，完全不去用之于工業生產。消費品一直供應不足。由于‘自由中國’工業生產處于停頓狀態，在收復地區也沒有充分將生產搞上去，以致失業情況嚴重。同時，國民黨還利用他們的過分提價了的法幣，按極不公平的比價收購了日本占領時期發行的紙幣。在很多地區，饑餓和囤積居奇比比皆是。國民黨軍隊回到過去日軍占領過的省份，徒然增加了捐稅和攤派的負擔。這是歷史上大發洋財的一次機會。

其次，國民黨政府處理它的公民問題也極其不當，失掉大多數中國人的民心。它開始時是在日本投降后利用日本人和他們的傀儡偽軍去打共產黨。當人人都在談論和渴望和平的時候，這種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辦法極不得人心。在日本占領下供過職的中國人也曾經盼望著解放，而國民黨對這些人一律看成敵人，認為不值得加以補償。同樣，在光復后中國的師生都被追究他們與日本合作的過錯，而施以三民主義的思想改造。這就是把受日本統治的罪責加之于幸存下來的學生身上，而不去動員他們，爭取他們的支持。這個政府一味向人民加稅，而任由囤積居奇、營私舞弊的官吏不負責任何捐稅負擔。實際上這代表了最壞的一種‘官僚資本主義’，官吏們犧牲公眾，以填充一己的私囊。

國民黨的第三個失敗政策，在于漠視乃至鎮壓公眾的和平運動。這種運動是廣泛而真誠的，不是像國民黨聲稱的簡單的共產黨的陰謀。學術界都要求從戰爭轉換到民權運動方面來，并要求國民黨終止依靠美國打內戰的政策。政府用暴力鎮壓學生，從而再有效不過地驅使他們和政府敵對起來，正像他們的愚蠢的經濟政策驅使了城市中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成為異己一樣。

國民政府就是這樣喪失了公眾的擁護，而且看來就是比共產黨更厲害的內戰挑動者。國民政府已經變得如此之軍事化，以致它對內戰只想到軍事解決，至于作為政府應為公眾服務些什么，一概置之不顧，這是顯而易見的了。”

費正清著，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317頁。

杰克·貝爾登是美國進步記者。解放戰爭時期，他深入華北解放區做了一次廣泛的調查和了解，寫下了長篇紀實，對許多問題做出了深入的分析。

“中國革命同任何其他社會大革命一樣，其前提是：一、社會處于解體中，它已病入膏肓，再也無法解決本國的迫切問題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條件；二、人民痛恨現政權，廣大群眾中出現了革命情緒，人們被逼得走投無路，為了找到活路，準備不惜一切犧牲，鋌而走險，視死如歸；三、統治集團內部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集團喪失了一切創造精神，對把社會拉出死胡同毫無信心；四、出現了一個新集團或政黨，能夠利用上述各種因素來取得對社會的控制，并實施它自己的拯救社會的綱領。”

[美]杰克·貝爾登著，邱應覺等譯：《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頁。

格蘭姆·貝克是一位美國畫家，1935年第一次來到中國，1940年再次來到中國。1946年開始寫作《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漢譯名）。

“這個國家之所以倒向共產黨，主要是因為沒有一支能夠與它抗衡的力量。沒有出現過一種可以代替共產主義，又為人民接受的東西，從來沒有過。”

“我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則主要為保守派所影響。由于他們制定計劃的基礎是幫助中國那個最腐敗，最守舊，最不得人心的集團，他們就恰好成了加速非共產黨中國解體的人。”

“從我了解了國民黨這架統治機器那天起，就厭惡了它。”

“純粹是由于中國自身情況的發展，才最終使得共產黨的勝利成為不可避免。”

[美]格蘭姆·貝克：《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7、9、代序第2頁。

①參見吳淑鳳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序，臺北：國史館，2005年版。（原載于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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