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的7月，中國的股票市場經歷了激烈的多空搏殺。而在66年前的1949年，上海的金融市場，同樣也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金融大戰，被譽為新中國經濟領域的“淮海戰役”。

　　陳云掛帥

　　1949年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時代，解放軍一路高歌猛進，橫掃千軍如卷席。4月23日解放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5月27日解放中國最大的工業和經濟城市上海。

　　但是共產黨面對的卻是一個巨大的爛攤子，幾十年來的軍閥混戰，抗戰，再是內戰，整個中國的經濟形勢早已經是千瘡百孔，瀕臨崩潰，工廠停工，物價飛漲，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經濟局面相當嚴峻。

　　物價能不能穩定?通貨膨脹能不能控制?投機資本能不能清除?這是共產黨在軍事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所面臨的全新考驗，也是直接關系到新政權能否長治久安的前提。這是在共產黨人面前一場全新的斗爭，經濟戰場上的大決戰。這個戰場就是資本家最為集中的中國經濟中心——上海，那么誰來指揮這場經濟大決戰呢?共產黨的高層幾乎一致同意由陳云來領導這場經濟大決戰。

　　陳云，1905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年輕時曾在商務印書館這家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化企業中，從學徒逐步升到店員，不僅學會了能打得一手好算盤，還學到了不少商業知識，更是在大上海的經濟大浪中見識過了不少大場面。參加革命后，便很自然地成為共產黨里的理財高手，30年代初就在上海為黨組織開辦商業機構籌措經費，成效卓著;1944年主持陜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相當出色;1948年東北解放后出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在他的領導下，東北的經濟迅速得到恢復。所有這一切，都讓共產黨的領導層對陳云管理經濟的才干十分贊賞，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都認為陳云是領導經濟決戰的最佳人選。

　　1949年7月1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成立，陳云擔任主任。毫無疑問，中財委就是共產黨領導這場經濟大決戰的最高指揮機構，中財委成立剛剛七天，7月19日，陳云便匆匆奔赴上海，因為此時在上海的經濟戰已經打響了!

　　查封證券大樓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經濟方面共產黨宣布金條、銀元以及外幣一律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禁止在市場上自由流通，并明確規定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但是由于上海剛剛解放，老百姓對共產黨還有疑慮，害怕人民幣大量貶值，所以人們領到薪水后第一時間就將人民幣去購買柴米油鹽或者兌換成黃金、銀元或者美元。當時人民銀行每天發出多少人民幣基本上當天就回收多少，幾乎沒有流通，等于是失去了發行的意義。所以就有資本家放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當時資本家的大本營就在市中心漢口路422號的證券大樓(今天叫華企大樓，是上海市五金交電公司電訊器材批發部、機電設備供應公司電工器材供應站、五金機械公司和中國農業機械化服務總公司華東分司等多家單位的辦公地)，此時證券交易基本上已經都停止了，在證券大樓里主要是“黃白綠”——也就是黃金、銀元和美元的交易，并且通過證券大樓里的電話與外部聯系，操縱整個上海的金融黑市，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銀元的價格迅速瘋長。5月28日，上海人民幣與銀元的比價為1OO：1，即1OO元人民幣兌換1枚銀元，到了6月8日，已經漲到1000元人民幣兌換1枚銀元，幾乎暴漲了十倍。

　　同時，由于銀元的暴漲，很多商店拒收人民幣，更進一步加劇了人民幣的貶值，物價隨之迅猛上漲。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各種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就上漲了兩三倍，對于升斗小民來說，生活立即受到了劇烈沖擊，引起了全市性的恐慌，這也讓人民幣和人民政府的權威難以確立。

　　這場貨幣黑市交易的暴風眼就是證券大樓，當時的證券大樓號稱是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是官僚資本和投機資本操控金融的重要場所。抗戰前在這里登記的證券公司有192家，就連蔣介石20年代也在這里做過股票。此時更是人頭攢動，興旺異常，1949年6月5日在這幢大樓里就有2萬人在進行交易，儼然成了一個變相的豪賭場所。而在短短的幾天時間里，在整個上海街頭巷尾的銀元販子就猛增到了8萬人!

　　為了穩定金融市場，人民政府一開始采取的是最常規的經濟手段來穩定人民幣——拋售銀元。6月6日，人民政府拋出了10萬銀元，但很快就被投機商們消化掉了，根本沒能起到穩定人民幣的作用，反而助長了投機商的氣焰，很顯然在這樣的一個市場規模面前，10萬銀元的力量實在太小了。

　　陳云立即認識到，面對現在這樣猖獗擾亂金融秩序的情況，單單采取經濟手段肯定不行，必須要以霹靂手段來徹底擊垮銀元的地位。在6月7日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緊急會議上，陳云決定采取果斷行動，查封證券大樓，懲辦一批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這次查封行動由華東財政委員會金融處負責調查，掌握應予懲辦的人員名單和罪行;公安局負責全力配合;華東警衛旅負責對證券大樓實行武裝包圍。同時陳云表示要把查封上海證券大樓的行動當作經濟戰線上的淮海戰役來打，不打則已，要打就要一網打盡。 華東局的決定很快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批準。

　　6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就派人去買了一批西服、長衫等便服。然后召開處以上干部會議，傳達昨天華東局會議的精神，并請金融處處長陳穆向大家介紹了證券交易所和銀元交易的情況。決定先由刑警處長馬乃松、刑偵二科科長黃克帶領少量干部化裝進入證券大樓了解情況，熟悉地形。行動時對證券大樓證券公司最集中的五個樓層各組織一個大組，再按房間設立小組，每個小組三人，負責對每個房間進行搜查。規定行動中不準開槍，不準打人罵人，不準擅自放走一人，不準攜帶個人錢財物品進入大樓，出來時也不準夾帶任何物件，一切繳獲品全部由金融管理處負責登記保管。在查封證券大樓的同時，各個公安分局負責搗毀本轄區內的金銀外幣非法經營窩點。隨后，又向華東警衛旅副旅長劉德勝和參謀長劉春芳傳達華東局的指示，要警衛旅抽調部隊配合行動。

　　會議結束后，從刑警處抽調200余名干警，由刑警處長馬乃松負責召集并進行政策和紀律教育。8日、9日兩天，馬乃松帶領少數骨干干警，化裝進入證券大樓了解情況，熟悉地形;其余人員全部留局待命，并不得與外界有任何聯系，以防泄密。同時，金融處依靠原來地下黨在證券大樓的秘密工作人員張統禎、徐蘭甫等人，對證券大樓內的各投機商號、經紀人的違法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確定了一批應予懲辦者的名單。

　　6月9日晚，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軍管會、上海市人民政府舉行聯席會議，決定于6月10日上午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隨即由軍管會下達命令給上海市公安局及華東警衛旅等有關單位。

　　6月10日上午8時許，李士英、馬乃松率領200余名干警，全部穿著便衣按預定部署，分散進入證券大樓，分成五個大組控制了各樓層和所有進出通道;華東警衛旅副旅長劉德勝、參謀長劉春芳也到現場負責行動指揮。

　　上午10時，華東警衛旅派出1個營，分乘10輛大卡車到達證券大樓，嚴密包圍了整個大樓。緊接著，上海1.2萬余名工人、學生在證券大樓外圍封堵交通，并向市民作宣傳解釋。

　　當警衛旅的部隊包圍證券大樓后，分布在證券大樓內各個場所的公安人員同時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活動，就地接受檢查。從上午10時到午夜12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號，并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取人民銀行代表趙帛的教育。集中到大廳的共2100余人，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238名送到思南路看守所羈押外，其余1800余人均陸續放出。

　　在對證券大樓采取行動的同時，黃浦、老閘、新成等公安分局也出動七組公安人員，分頭取締各區銀元投機活動，并按名單拘捕了陳瑞堂、勵榮然、鄔延康等8名重大的投機犯罪分子，對400余名從事小額販賣者則集中訓話，免予查處。

　　這次行動在證券大樓共抄沒黃金(含金飾)3642兩，銀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幣1304元，人民幣15459371元(舊幣)，各種囤積商品(呢絨、布匹、顏料、肥皂等)折合人民幣35530700元(舊幣)以及手槍2支。各分局共抄沒黃金81兩，銀元4488枚，美元2720元。

　　對證券大樓被扣押人員的審查處理工作，由公安局、法院與金融處派出的工作隊共同進行，貫徹以經濟懲罰為主的原則，分三批對被扣人員以經濟上給予嚴厲制裁。其中受刑事處罰的均由人民法院判處;凡被處有期徒刑的，允許以罰金折抵。

　　6月11日，公布《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重申禁止金銀計價使用、流通和私相買賣，并規定了處罰的原則。根據這一法規，上海市公安局繼續查處非法買賣金銀活動，至1949年8月初，共查處金銀投機案件2359起，查沒銀元12745枚，黃金119兩，美元2505元，并收得罰金人民幣9953030元(舊幣)。

　　在這之后，陳云繼續部署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鐵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幣，稅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幣等等。通過這些措施，銀元投機活動逐步被控制，人民幣終于在上海灘站穩了腳跟，初步穩定了上海的金融市場。

　　兩白一黑的多空大對決

　　查封證券大樓，是共產黨通過強制手段而非經濟手段取得了的勝利，但是金融投機商并沒有吸取教訓，反而認為共產黨還是靠槍桿子，搞經濟還是不行的，但是迫于共產黨的壓力，被迫將視線轉移到了別處。這時，一場天災揭開了新一輪經濟決戰的序幕。1949年7月，華東、華北地區先后暴雨成災，上海糧價隨即應聲而漲，投機資本抓住這個機會迅速轉戰大米市場，上海的物價暴漲又很快引起了全國物價的波動。

　　當時，大米、棉紗、煤炭這三樣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被稱為“兩白一黑”，也是各種物價的標桿。陳云認為，要控制住飛漲的物價，首先要穩定住“兩白一黑”，而在這三種物資中，重中之重就是大米。只要解決了大米，其他事情就好解決了。所以陳云急電東北財政委員會，緊急調撥一批糧食支援華北地區，還派中央財政委員會的一個副秘書長專程前往東北，坐鎮沈陽，保證東北每天發一列車的糧食到北京。在北京，他指揮有關部門在天壇大張旗鼓地打席囤存糧食，每天囤席存糧的數量都在增加。上海乃至全國的糧食投機商看到國家手中的糧食數量很大，自然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在解決了大米問題后，接著就是棉紗問題了。當時上海的不法資本家到處收購棉紗，進行囤積以控制市場。在投機商的瘋狂搶購下，上海棉紗的價格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就上漲了近四倍。棉紗價格的上漲，如多米諾骨牌效應，帶動了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在此情況下，陳云決定在棉紗上給予投機商一個沉重打擊，他曾對手下說：要讓資本家怎么吃進去，再怎么吐出來。

　　而這次陳云完全是用經濟手段來打這一仗。他的策略是，先拋售冷貨閑貨，消耗掉資本家和投機商部分資金，再收緊銀根，等物價平衡之后，最后大量拋售主要物資——棉紗，徹底打垮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商。

　　第一步，先拋售藥品、無線電器材、顏料、肥皂等緊俏但不是最重要的物資，來消耗對手的資金量，因為陳云很清楚，對手的資金是有限的，買進了這些閑貨，自然也就減少了購買主要物資棉紗的資金。

　　第二步，收緊銀根。盡量壓縮對手控制的資金，最起碼隨著利息的提高，也相應提高了對手融資的成本。然后通過具體分析市場上商品和貨幣的流通情況，陳云得出結論：物價綜合指數比7月底上升2倍至2.2倍時，物價也就差不多到了平衡的節點。11月中旬，物價指數比7月底已經漲了兩倍，漲勢漸趨穩定，這也就意味著決戰的時機到了。

　　11月25日，陳云下令全國統一行動，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同時開始大量拋售棉紗。當時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不法資本家還根本沒有意識到對決已經開始了，還認為是進一步囤積的好機會，有多少就吃進多少。但是等他們把這批棉紗全部買進之后，國營公司還在源源不斷地拋售棉紗，而且一邊拋售，一邊開始降低價格，于是棉紗的價格立即開始下跌。不法資本家和投機商開始感覺到局勢不妙了，有的也趕緊開始拋售。這樣一來，棉紗的價格就越來越低了。這時，手里有棉紗而沒有資金的投機商處境就相當不利了，一方面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吃進市面上的棉紗來穩定價格，另一方面手上的棉紗的價值在與日劇減，每拖延一天，價值就縮水一份。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減少損失，他們就只有盡快拋售棉紗，要想盡快拋售棉紗套現，就只能降價一條路可以走。但是隨著拋售的數量在增加，價格反而進一步下降，再加上國營公司還在推波助瀾地降價拋售，最厲害的一天，上海的棉紗價格就足足跌掉了一半!

　　隨著棉紗價格的迅速回落，很快就帶動了其他商品價格的全線回落，上海和全國各地的物價迅速就穩定了下來。而在這輪經濟戰中，做多頭的投機商可以說是虧慘了，簡直就是血本無歸。而且這回共產黨完全是用經濟手段，贏得相當漂亮。從此后，上海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再也不敢小看共產黨的經濟執政能力。一提起陳云，就豎起大拇指說，那個商務印書館出來的小個子確實不簡單。

　　接著，陳云又發行公債，控制流通貨幣量。1950年1月，中央政府發行2萬份公債，收緊銀根，拖住了大批游資。

　　這場經濟大決戰的最后一戰是1950年2月的“紅盤”之戰。所謂“紅盤”就是指春節假期后的首個開盤日正月初五，糧食價格通常都是看漲的。一方面是因為新年的開盤，討個口彩;另一方面，也正是初春時間，上一年的糧食也都差不多吃完了，物以稀為貴，價格的上漲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就有了“紅盤”之說。

　　投機商看準了這一點，早在春節前就開始囤積糧食，就等著正月初五來個開市大吉的大紅盤了。陳云也早有準備，從各地調集來的糧食足夠上海一年半所需的數量。

　　1950年2月21日，農歷正月初五，上海糧食市場開盤，由于國營公司投放了大量糧食，所以并沒有“紅盤”開出。這下投機商們可就傻了眼，糧食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在下跌。等于是此前棉紗之戰的情況再度重演，投機商最后的一點資金也輸了個干干凈凈。

　　就這樣，上海持續十幾年的通貨膨脹終于被控制住了，這場新中國的經濟大決戰以投機資本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毛澤東對這場經濟大決戰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認為，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為此，毛澤東引用諸葛亮的《前出師表》對向寵的評價“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為能”來贊揚陳云“可稱之為能”。

　　陳云之所以能在這場經濟戰場的淮海大戰中取得全勝，首先是有足夠的籌碼，當時他是傾舉國之力調集到的糧食、棉紗數量，是投機資本根本無法吃下的，也就注定了投機資本在這場博弈中失敗的必然。其次策略得當，在開幕戰的銀元大戰中是利用國家機器的強制手段，先聲奪人，來了個下馬威，顯示出堅定的決心和信心，既震懾對手又提升己方士氣;在決定性的棉紗大戰中，先是拋售閑貨的伏筆，再是收緊銀根的斷敵后路，最后在物價漸趨穩定也就是投機資本基本力量已經被削弱后果斷出手，一擊成功，果然是一派大將風范。

　　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穩定金融物價，結束國民黨政權留下的長達十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調整工商業，恢復國民經濟，保障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等重大決策和活動中，在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特別是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在制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的開創性工作中，他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謹慎而又現實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做出了公認的卓越貢獻。

　　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先后兼任過商業部部長、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195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共產黨經濟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在2015年7月，中國股市風雨飄搖之時，不能不讓人想到，如果陳云在的話，會將如何出手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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