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興四將圖》中的岳飛像

我們必須歌頌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為我們的時代樹立愛國正氣。岳飛等民族英雄所體現的愛國正氣，無論如何，是為我們中華民族留下的一筆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今天用得著，世世代代都用得著，沒有或喪失這筆精神財富是無論如何不行的。

據準確的歷史記載，岳飛（1103——1142）背上刺有“盡忠報國”四字，這還是他陷入冤獄，在審訊時脫了衣服，露出此四字。后世訛傳為“精忠報國”。宋高宗曾賜岳飛旗，為“精忠岳飛”，大約因此發生誤傳。岳母刺字的傳說固然感人，大致流傳了約400年，畢竟是虛構的。岳母姚氏是普通農婦，依一般情況推斷，大約沒有文化，不可能刺字。岳飛背上的字，也不知由何人所刺。但岳母深明大義，積極勉勵兒子從軍報國，則是史實。

北宋末年，女真貴族看準了北宋皇朝的虛弱，發動不義的民族戰爭。酷烈的戰禍遍及宋朝除兩廣、福建、川蜀以外的各路，對經濟、文化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現在人類不分種族和民族，一律平等的正確理念，深入人心，我們正是由此種理念出發，不懷種族和民族偏見，力圖公正地、客觀地評價歷史上的各種種族、民族糾葛和斗爭，一視同仁地評價歷代王朝的是非得失。當然，我們如今強調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理念，決不意味著就應當抹煞宋代抗金戰爭的正義性。為了抗擊女真貴族的侵掠、屠殺和奴役，以漢族為主的各族民眾紛起反抗，以保衛當時最先進的文明。岳飛正是在此時代背景之下，由一個普通軍士，成長為當時最優秀的軍事統帥、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

中華古今愛國主義當然有所差別，但也有共同的本質，這就是“祖國至上”。岳飛愛國主義的精髓，則在于由祖國至上的理念而養成的高風亮節。他堅定的抗金信念正是源于愛國主義精神。

北宋的亡國，主要無非是軍隊的極端腐敗，然而到南宋初，軍隊腐敗的各種惡習仍然延續著，并嚴重地損害軍隊的戰斗力。且不說如劉光世、張俊等貪婪成性的大將，即使是也稱為抗金名將的韓世忠，在軍中亦有不少劣跡。唯獨岳飛憤世嫉俗，提出“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的名言，這是岳飛一身正氣的寫照，也是他治軍用兵之基本準則。岳飛治軍有方，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嚴于律己。岳飛矢志獻身“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偉業，對心目中神圣的抗金事業十分熱衷，故對個人的利祿、嗜好、享受之類也就十分恬淡。岳飛日常生活簡樸，不貪圖物質享受，不僅自己粗茶淡飯，穿麻布衣，對家人也是嚴格要求。有一次，妻子李娃穿了件絲綢的衣服，就遭到岳飛的嚴厲批評，此后，全家人都不敢再穿絲綢衣服。南宋許多將領克剝部屬，公私不分，而岳飛卻是在另一種意義上的公私不分，在國難當頭、財政拮據之際，他經常以私財補貼軍用。岳飛遇難后，秦檜派人抄家，發現岳飛家中沒有一件金玉珍寶，卻存有價值九千貫的數量可觀的布、絹、米、麥等物資，顯然是準備貼補軍用，堪稱“家無剩財”。

岳飛對兒子們也是嚴格要求，不僅沒有以權位為他們謀取功名，即使宋高宗給岳云和岳雷的特旨加官，也不斷上奏懇辭。岳云的職務是書寫機宜文字，即機要秘書，照理可以不上棄身鋒刃的戰場，岳飛卻有意命令他在戰斗最危難、最緊切處帶頭拼死血戰，棄身于槍林箭雨之中，卻又有意扣押兒子奮身死戰奪得的戰功。如此的高風亮節，對岳家軍將士、幕僚起了極大的表率作用，將士們自然更加擁戴岳飛，殊死效力。

二是仁嚴兼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岳飛治軍，將“仁”字放在第一位。在物資供應十分菲薄和匱乏的情況下，岳飛特別注意撫恤將士。他常常與普通士兵一起進食，即便酒肉再少，也要分勻，以使人人有份。傷病將士，岳飛會親自上門探視，甚至親手調藥；陣亡將士，岳飛不僅吊唁盡哀，更數日不食，表達悼念之情。在艱苦的行軍、作戰環境中，岳飛能夠與將士們同甘共苦，凝聚了軍心，造就了一支雄師。

岳飛在善待將士們的同時，還要用鐵的手段進行管理，以維護軍隊的紀律和聲譽。岳飛特別重視軍隊不得騷擾百姓，以嚴格的軍法約束官兵。每到一地，岳飛必親自率領十余名騎兵在營地周圍巡邏，防止官兵侵占百姓財物，出現違反軍紀的情況。在岳飛嚴格的管束下，“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的口號，成為岳家軍在忍饑受凍的艱難處境下，仍大致維持軍紀的真實寫照，顯示了岳飛治軍公正、仁嚴兼濟的成效。

三是率先垂范。岳飛驍勇善戰，戰斗時常常身先士卒，沖鋒在前。如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岳家軍在泰州柴墟鎮抗擊金軍，岳飛沖在將士前面，在身中兩槍的情況下，仍然帶傷乘勝追擊金軍。再如紹興四年（1134年）岳家軍北伐攻打郢州城時，岳飛正端坐在大旗下指揮戰斗，突然一發砲石在面前墜落，身旁的士兵驚慌躲避，他卻巍然不動。岳飛的身先士卒，產生了強大的感召力，激勵岳家軍將士們英勇奮戰。

四是注重對將士的愛國主義教育。岳飛立身行事所體現的高風亮節，歸根結底，是由他許身抗金戰爭的理想所支配。他在自己的戰袍上刺繡了“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十個字，以示與敵人誓不俱生。因此岳飛十分注重以愛國主義教育部眾，鼓舞士氣。在特殊的時代條件下，愛國主義教育是岳家軍戰斗力生成的要素。

岳飛以“仁、信、智、勇、嚴”作為立身行事與治軍標準，造就了一支軍紀嚴明、軍政整肅、軍風端正、英勇頑強、堅不可摧的抗金雄師，成為兵匪一家的社會里的罕見特例。宋孝宗后來對其三子岳霖說，“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俊）、韓（世忠）遠不及”。南宋后期的呂午寫詩稱頌岳家軍“紀律森嚴孰與鄰”，“威名千古更無敵”。岳飛的治軍，的確稱得上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大貢獻。

就岳飛本人而言，僅就一不貪財，二不好色，三不是官迷，四則嚴以待子，對照古往今來多如牛毛的貪官，就足以成為一個震爍千古的偉人。例如古時文臣武將納妾，是家常便飯，唯獨岳飛卻與妻子李娃恩愛相始終。川陜大將吳玠特別贈送一個四川名媛美女作妾，岳飛卻將此女子退還，維護了一妻制。相形之下，韓世忠就在軍中經常奸污部屬的妻女。

在戰爭史上，不乏好戰嗜殺的名將。他們的特點是將戰爭作為樂趣，草菅人命，動輒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岳飛卻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愛物”。在此可以附帶說一句，《滿江紅》詞說：“壯志饑餐胡虜肉。”只是藝術的夸張，無非是指女真侵略者。事實上，如金朝大將龍虎大王完顏突合速屬下親衛千夫長，自然是女真人，改成漢姓漢名高勇，投降岳飛，當即予以真誠接待。可知岳飛決不是主張民族仇殺者，“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于人心，雖虜人、簽軍，皆有親愛愿附之意”。當時金朝與蒙古一直處于敵對狀態，經常出兵殺戮蒙古人。如果要說岳飛與蒙古人是什么關系，事實上只能是間接的同盟者關系。光從一句藝術語言，就說岳飛要吃蒙古人的肉，自然是一種誤解。

岳飛“以仁為本”，珍視人命的軍事觀，也是十分難得的，是中華軍事學上一種值得珍視，并應發揚光大的好傳統。岳飛重視北方民間抗金義軍，提出“連結河朔”的軍事思想，發動、聯絡和支援北方抗金義軍，使之與岳家軍互相呼應或配合，夾攻金軍。這既是先進的軍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戰略部署。

“岳家軍”原是南宋初年的民間稱呼。在岳飛的努力下，岳家軍成了名副其實的抗金主力，兵力最多，也最強。保守和怯弱的宋朝，長期以來形成了消極防守的軍事傳統。南宋初年，真正說得上是進攻型統帥的，唯有岳飛一人。他批判宋高宗“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的軍事指針，認為只有主動進攻，方能光復故土。南宋初，還沒有其他將領，像岳飛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北伐那樣，組織、指揮和實施大規模的進攻戰役。岳家軍紹興十年（1140年）大舉北伐，特別是郾城和潁昌之戰，是宋金主力決戰，在最利于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平原地利條件下，岳家軍以少擊眾，以哀師抗悍敵，打得特別英勇頑強，慘烈的戰斗，“人為血人，馬為血馬”，大敗金軍。岳家軍勝利的頂峰則是朱仙鎮之戰和金軍被迫撤出開封城。這當然是南宋一代最輝煌的勝利記錄。岳家軍的戰斗力和戰績，也得到金朝方面的公認。十分悍勇的金軍發出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感嘆。金方劉祹稱“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甚至岳飛身后二十年，金朝方面尚有“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說。

總之，岳飛反對防守，主張進攻的方針，仁嚴兼濟的治軍實踐，“連結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為本”的軍事觀，無疑是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上的四項重要貢獻。

由于趙宋皇朝是武人兵變，黃袍加身起家，就養成一種猜忌武人的政治傳統。從趙宋家天下的私利出發，醉心于良田美宅、金帛子女的駑將，不可能對皇權造成威脅，在許多場合之下反而更受歡迎。史稱秦檜“任將帥，必選駑才”，其實正是宋高宗與他共同的選將標準。在宋高宗眼里，岳飛的一切卓絕的品質，無非就是野心。他在即位之初，就立定降金茍安的方針，自然與岳飛的分歧與裂痕越來越深。金朝都元帥完顏兀術（宗弼）給秦檜寫信，提出條件：“必殺岳飛，而后和可成也。”正與宋高宗君臣意向合拍，于是岳飛的悲劇就勢不可免。紹興十年，宋高宗伙同秦檜，以金字牌快遞下十二道御筆手詔，迫令正擬向開封故都進軍的岳飛班師。翌年，又先罷岳飛兵權，繼而設置冤獄，殺害岳飛、岳云和勇將張憲，并株連大批部將和幕僚。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365《岳飛傳》論說：“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可謂是一針見血。岳飛的才能、品格和風骨盡管堪稱中華古代武將的典范，卻反而不容于世，成為專制腐敗政治的典型犧牲品。

漢代韓信說：“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功成而身戮，本來已是古代君臣關系的殘酷規則，名將的悲慘歸宿。更何況是狡兔未死，而良狗先烹，敵國未破，而謀臣先亡。宋太祖有不殺大臣的誓約，宋朝優禮臣僚，一般不開殺戒。宋高宗忍于向殺父之仇屈膝稱臣，又忍于對一代賢將下毒手，此次千古冤獄誅戮之慘，株連之廣，在這個天水朝是絕無僅有的。

如果站在現代意識的高度，僅僅停留在指斥宋高宗和秦檜的層次，還是不夠的。關鍵還是馬克思早已指明的，必須從專制政治體制具有“獸性”的角度去理解，去思考。按中國傳統的草民意識，是喜歡忠良，痛恨奸佞，卻又寄厚望于皇帝的圣明，然而中華史上的好皇帝能有幾人？翻開古史，人們不難明白，黃金下沉，糞土上浮，正是古代等級授職制官場的篩選規律，有人概括為逆淘汰定律。奸佞輩往往得到重用，小丑主宰國運的現象層出不窮，而賢良之輩盡管得到百姓的好評，往往屈沉下僚，甚至慘遭陷害。此類現象不斷地復出迭見，正是專制體制自身具備的必然性。

岳家軍的存在，雖然對社會進步、民族興旺有利，卻必然撞上統治階級各種各色私利所編織的橫江之網，為宋高宗和秦檜所力主的惡濁的降金政治所不容，岳飛所統的岳家軍被改編為鄂州御前諸軍以后，其素質和戰斗力也大為退化，而與其他宋軍無異。可謂正人在，良政興，正人去，良政亡，這正是專制與人治條件下的必然。宋軍的腐敗是由當時的階級社會和等級授職制所決定的。故岳家軍只能是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罕見的、短暫的、特殊的，卻又極為可貴的現象。

在中華的悠久歷史中，對后世子孫起著巨大精神影響的歷史偉人，為數并不多，而岳飛則是其中的一位。岳飛“盡忠報國”的精神，他的高風亮節，更表率和激勵著后世。一個偉大的，而又多災多難的文明古國，她之所以能屢仆而屢興，千百年來的愛國主義傳統，作為一種巨大的精神支柱，無疑是發揮著重大作用的。我們必須歌頌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為我們的時代樹立愛國正氣。岳飛等民族英雄所體現的愛國正氣，無論如何，是為我們中華民族留下的一筆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今天用得著，世世代代都用得著，沒有或喪失這筆精神財富是無論如何不行的。

（史泠歌為貴州省銅仁市銅仁學院副教授；王曾瑜為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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