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東甌名鎮”之稱的溫州，在抗日戰爭期間，屢遭日寇鐵蹄的踐踏。1942年7月，日軍攻陷溫州，回鄉的夏鼐目睹了日軍燒殺搶掠之暴行和當地政府與民眾抵御外敵的英勇行為。8月15日，日軍被擊退后，淪陷的家園恢復，民眾莫不歡欣鼓舞。在鄉下避難的夏鼐返家途中看見，“吾方所貼之紅紙標語，慶祝溫州之克服，歡迎瑞安自衛大隊，主張軍民合作”(《夏鼐日記》卷3，第55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而在9月10日的日記中，夏鼐寫道：“永嘉的慶捷大會居然有迎神一舉，今日迎神，所迎的是岳武穆。”他還抄寫了一份當地政府貼在路旁的通告：

　　伏以倭寇遠竄，還我河山，甌海人民，重見天日，念戎狄之是膺，豐功足紀，喜民族之得保，額首同欣。恭維大宋岳武穆殺敵致果，戰績著乎當時，報國精忠，型范垂于來禩，凡我同胞，都宜矜式。茲定國歷九月十日置備儀仗，護駕出巡，尚希沿街市民敬謹迎祭。此啟迎祭民族英雄岳鄂王理事會啟。

　　當天下午，夏鼐在外出的大街“遇及迎神，系城隍爺，聞岳武穆及威靈仙亦今日出巡”(《夏鼐日記》卷3，第60頁)。

　　永嘉慶捷大會所迎的“岳武穆”，就是中國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岳飛。從夏鼐日記所見，當地政府和民眾在抗戰期間，通過岳飛崇祀來慶捷勞軍，鼓舞士氣，以期實現抗戰宣傳和動員。類似舉措，在當時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

　　岳飛是南宋初年抗金名將，紹興十一年宋金議和，高宗與權相秦檜以“莫須有”之罪名將其處死。自岳飛遇害后，官方與民間對其討論與評價從未停止。每個歷史時期都存在如何敘述和培養當時所需典范人物的問題，典范人物的地位與形象也會隨不同的時代氛圍和人群的需求，被不斷評論、想象和塑造。明人董其昌在《湯陰縣岳祠記》中稱：“戡亂之時，表彰尤急。”自南宋后，岳飛崇祀與形象塑造與時局變動就緊密相連。宋孝宗力主“恢復”，遂有為岳飛平反之舉，追謚武穆、追封鄂王均與此有關。元人在《宋史·岳飛傳》中稱其為“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典范。有明一代，由于異族入侵的威脅、通俗文學的渲染等原因，岳飛的歷史地位達到高峰，甚至被加以神化，褒封為“三界靖魔大帝”(劉子健：《岳飛——從史學史和思想史來看》，《兩宋史研究匯編》，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宋元明清時期的岳飛崇祀中，政府與民間著力彰顯的是其事跡所體現出的“精忠”的一面，側重強調臣子對君王和父母的“忠孝”，所謂“精忠貫日，大孝昭天”是也。僅從這一時期通俗文學如《精忠記》《宋大將岳飛精忠》等標題即可窺見其思想主旨。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加劇，在抵御外來侵略過程中，國家意識和民族主義思想日漸增強。在岳飛形象塑造和崇祀過程中，民族國家意識日益凸現出來，使這一活動與近代革命宣傳和動員結下了緊密的聯系。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政府和民間借助岳飛“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崇祀來凝聚諸方力量，以此堅定抗戰意志，提升全民同仇敵愾的抗日精神。這是特定時期岳飛崇祀的時代內涵。深陷困境和危局的現實需要傳統的滋養和扶持。《夏鼐日記》所記迎神慶捷大會，就是抗戰時期地方社會通過岳飛崇祀以期實現民眾動員和抗戰宣傳之一例。在抗戰的特定時局和語境下，岳飛事跡中力主抗金這一點被格外凸現出來，所謂“殺敵致果，戰績著乎當時”。家國存亡的關頭，亟須萬眾齊心的精神和抵抗到底的意志，故重提岳飛故事的時代意義就在于“報國精忠，型范垂于來禩”。利用岳飛抗金的故事來堅定必勝信念和激勵社會各界英勇抗戰，成為抗戰動員的重要內容，這就需要將南宋前期這段不屈的歷史有效轉化為現實境遇中的精神象征和力量。我們看到，在抗日救亡中，涌現出一大批以岳飛抗金為主題的文藝作品，“還我河山”“精忠報國”等詞匯在抗戰政治宣傳和戰爭動員的歌曲、戲劇中反復出現。永嘉縣的迎祭通告亦有意識地通過歷史敘述和意義轉換，從岳飛事跡中抽離出有利于抗戰的信息資源，突出岳飛崇祀中“民族之得保”的特殊含義，以期實現“凡我同胞，都宜矜式”的目的。

　　英雄形象的塑造有賴于歷史寫作、文藝創作、建祠立碑、聚眾慶會、儀式展演等媒介的積極參與。通過不同方式的集體記憶和有意塑造，從歷史中選取時代和人群最需要的部分，保存和強化了英雄的形象，凝聚起全社會對典范人物及其背后蘊涵時代所需精神的認同感。在歷代岳飛形象塑造和崇祀中，既有政府的褒獎，也有民間的參與。溫州迎祭岳飛活動的直接推動者是地方政府，為此專門成立“迎祭民族英雄岳鄂王理事會”來主持此事。作為政府和國家權力代表的專員張寶琛主導迎祭活動的展開，包括發布公告、確定主題與日期，還要“置備儀仗，護駕出巡”。當然迎祭不只是政府的獨角戲，民眾的參與必不可少，“沿街市民敬謹迎祭”。儀仗、出巡、迎祭在市民最熟悉的街頭這一空間展開，政府、民眾諸種力量通過一場儀式展演勾連在一起。

　　一種理念和思想只有感染內化和自然融入民眾日常生活才能發揮實效。夏鼐所見岳武穆出巡，融合了中國民間傳統信仰中的城隍神以及威靈仙等。9月13日的日記中，夏鼐抄錄了《浙甌日報》所載集會的情況：“日來八區沿海五縣，狂歡祝捷，永嘉自本月三日起至八日止，做超度陣亡將士水陸道場七晝夜，八、九、十三日為祝捷會期。”“自十日起至十六日止，為迎祭民族英雄岳王之期，儀仗行列整齊，家家戶戶，準備三牲福禮，山珍海錯，攔行迎祭，藉表虔敬”。迎祭活動中，岳飛已成為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通過特殊的場景、氛圍、道具等一系列可直接感知的方式，強化了對“岳王”作為“民族英雄”的集體記憶，通過祭祀儀典所特有的社會感召與精神宣化功能，實現對民眾的思想導引，效果也十分顯著，“抗戰五年來之悶氣為之大吐”(《夏鼐日記》卷3，第61頁)。

　　英雄崇祀作為一種重要的記憶方式，同其他集體記憶一樣，“不僅包含著它所經歷的各個時期，而且包含著一種對其思想的反思。過去的事實可引以為鑒，已經作古的人也會具有激勵或警示世人的作用”(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93—294頁)。近半個月的迎祭集會，從超度陣亡將士紀念逝者始，經民眾的廣泛參與，以“虔敬”岳飛激勵抗戰而終。整個活動所關注的除了對過去的紀念，更重要的是從傳統中獲取時代需要的養料，凝聚人心，喚起民眾。活動的真正指向不是過去(岳飛)，而是現在(抗戰宣傳)。歷史和當下聯系在一起，岳飛抗金的“古典”與當地抗擊日寇的“今情”緊密結合，時代遭際、民眾生活與歷史敘述交織于一體，歷史資源轉化成實實在在的促進抗戰的重要推動力。“竊以國本在民，而民族精神為立國要素。若武穆者，誠人倫之極則，所謂民族英雄，微斯人其誰能與歸?”(李漢魂《岳武穆年譜·自序》)共同記憶是一個民族建立深層次認同和團結的心理基石，《夏鼐日記》所記抗戰時期溫州崇祀岳飛，只是這一歷史大劇中的一個片段。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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