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11.17～1975.11.19

　　【本刊訊】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今年七月間發表一份題為《對中國經濟的重新估計》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分五章，七三七頁。報告前附有該委員會行政負責人斯塔克寫給該委員會主席休·漢弗萊的信，漢弗萊提交報告時寫給該委員會的信和國會研究處高級專家哈特寫的一篇報告概要。斯塔克在信中說，報告“將有助于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安排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時，看清面前的各種選擇辦法”。

　　現將漢弗萊的信和哈特寫的概要，摘載如下：

　　漢弗萊的信

　　隨信附上的是一份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真實而具分析性的研究報告，供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和有興趣的公眾使用。這是一份征集文件的匯編。

　　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是關系到世界穩定的一個既難以捉摸又具有潛力的因素。中國的經濟情況當然是人們首先關切的問題，我們顯然迫切需要了解這問題。本匯編涉及中國經濟的各個重要方面。對于本委員會就此問題作進一步研究將提供一本寶貴的原始材料。

　　在美國撤出越南和柬埔寨之后，我們來考察一下我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的各個方面，是非常適時的。這樣一種考察在指導國會在制訂對外政策方面發揮新的、更為知情的作用，也許是有益的。我們當中許多人有幸不久前曾到中國去旅行，親自看見了人民，并同中國領導人舉行了會談。這本綜合材料將加深對那些印象的了解。

　　我們以前發表的材料為更好地了解中國的經濟提供了真實的基礎。我們希望這本材料將不僅為以前的努力補充了新的材料，而且提供了當前的重新估計。哈特寫的概要

　　經濟政策和經濟工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其他主要國家一樣都是很重要的。中國領導人在經濟方面所優先考慮的問題已由一九七五年一月關于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進程的公開報道以及在那次大會上宣布的新憲法所表明。目前在執行的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七五年)在完成指標和滿足優先考慮的需要方面看來是相當成功的。最近取得的這個成就，部分地反映了現在的氣氛比早先的文化革命(一九六六——六九年)和大躍進(一九五八——六一年)期間破壞性的環境較有助于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

　　中國還以審慎的方式讓它的經濟同西方建立了商業和技術關系。政治上的正常化和從先進工業國進口的需要增加，使得有可能并且鼓勵中國把經濟孤立和自給自足的政策進行這樣一次改變。

　　這本書是繼早些時候出版的兩本關于中國經濟的綱要《大陸中國的經濟概貌》(一九六七年)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估計》(一九七二年)之后出版的。這本書更新和補充了前兩本書的內容。本書有二十八名撰稿人，數目比一九七二年出版的那一本書的撰稿人增加一倍以上。參加寫稿的人代表美國、加拿大和瑞典的學術機構、美國政府各部門和各研究機構。

　　這本綱要共分五個部分：政策估計和執行情況，城市和工業發展情況，農村和農業發展情況，國防經濟和商業關系。在研究報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問題以及一些答案的要點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是否已經安定得進入了穩定和持續的經濟增長過程?

　　當前的第四個五年計劃的完成情況僅次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五三——五七年)。雖然對最近的完成情況不應作出機械的估計，但是在正規化計劃工作過程下的未來前景看來應當使中國領導人感到鼓舞：

　　“除了政治動亂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對中國經濟的主要挑戰將是，把比較復雜的產品組合適應于它的制度，保持沒有經歷過民族恥辱和個人恥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犧牲的精神，并且在進行普遍教育和提高技術的時代里保持對消費的限制。”(阿什布魯克)

　　此外，盡管大躍進和文化革命政策過去對中國的經濟情況起了破壞性的作用，政治動亂可能不會嚴重地影響長期的經濟情況：

　　“最后，正如任何觀察中國過去二十五年經歷的人現在必然知道的，中國的領導人并沒有消極地接受他們的決策所帶來的出乎意料的、或意料之中但被低估的經濟后果。一種政策造成不可取的或不能接受的后果后，很快就會制訂新的政策來糾正這些后果;中國領導人顯得他們非常愿意并且能夠在他們的意識形態前提的基本范圍內進行試驗，并且以相當大的獨創性進行革新以對付或消除他們的政策所產生的不可取的后果。”

　　(德恩伯格)

　　通過交流多同中國進行接觸、多透露些經濟資料以及情報變得可靠些，這樣是否能使我們對中國的經濟情況作出較正確的估計?

　　“總的來說，中國的統計從它的可得性、可靠性和有用性來看是充滿了問題和困難的。

　　一九七○年以來，中國逐步恢復向外透露一些統計數字，使有可能進行新的研究。可以肯定，中國的統計數字中，特別是近年來公布的統計數字中，是有許多缺陷和圈套的。但是人們根據中國到現在為止已經公布的統計數字，進行耐心、謹慎和機智的工作，還是能夠作出一些有意義的估計的。”(陳南倫)

　　西方專業人員對中國人口進行的估計彼此之間有很大的差異。聯合國為一九七五年作出的最權威的統計數字表明，中國人口根據假設可能不到八億三千萬人，而根據美國商務部國外人口統計分析處的估計，中國人口在九億三千萬人以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目前發展過程中就關心它的環境是不是為時過早?

　　“看來中國由于明智加上‘運氣’，將不會遭遇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工業國所遭遇的那種環境惡化的情況。

　　中國一直很明智，因為很早以前毛澤東就認識到，要在長期中使經濟發展獲得成功，就需要保護人民不致受到環境的危害，也需要保護環境不致遭到毫無控制的濫用。毛堅信人民身體方面的基本需要——良好的衛生、清潔的水和足夠的糧食——是實現國家其他一切目標的先決條件，因此，很早就采取了改善環境衛生和健康情況，并且提高土地生產力的政策。只有在這些需要大部分滿足之后，對環境的關注才能轉到一些起源于工業污染的雖然很重要但不是那么迫切的問題上去。

　　中國有‘運氣’，因為它的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那里人口密度低和主要從事農業活動，因此環境問題比較容易處理。中國有‘運氣’，因為它并沒有對環境那么有害的富裕的經濟，而只有儉樸的經濟。在儉樸的經濟中，‘不要浪費’的道德推行起來比較容易，因為它必然成為社會固有的東西。”(奧林斯)

　　中國工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在最近的將來發展速度是否會慢下來?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國的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三。五十年代的經歷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經歷是相當不同的。一九四九——一九五○年期間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二，而一九六○——一九七四年期間平均每年只增長百分之六。

　　盡管存在著積累起來的結構上的問題和一九七四年的情況不佳，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幾年里，工業生產應該可以恢復到最近的這一增長趨勢，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周恩來特別指出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一九七六——一九八○年)對于中國在本世紀末取得‘前列’地位是關鍵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的經濟問題是使糧食生產的增長率大大超過人口的增長率。中國在促進節育和提高農業產量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將是決定工業增長率的重要因素，因為它將影響——比方說——可以省下來用以擴大和革新重工業的投資數量。”(菲爾德)

　　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是否已能自給自足?中華人民共和國會不會成為石油和石油產品的一個重要生產國和輸出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迅速成為石油和天然氣的重要供應國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同時也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一個重要的石油生產國和石油輸出國是最近的事。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的石油產量是微不足道的。新政府在石油工業方面作出了廣泛的勘探和開發的努力，這是它加強工業力量和減少對外國資源供應依賴性的這一總計劃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能夠不再依賴外國石油，保證中國經濟現代化可以得到充足的石油供應，并且使北京能夠從一九七三年起出口數量相當大的石油。

　　突出之點如下：

　　中國在一九七四年生產六千五百萬噸原油，是居于印度尼西亞之后的世界第十三位產油國。

　　據保守的估計，探明的蘊藏量估計為十一億公噸。

　　探明的蘊藏量加上可能的蘊藏量估計有五十九億噸，極有可能達到七十六億噸。近海蘊藏量將使上述估計數字有很大的增加。

　　當前的勘探工作集中在現有的油田和渤海灣。至少有三艘自升式鉆井船和也許一艘半潛式鉆井船在渤海灣工作。

　　原油的出口在一九七四年增加到四百萬噸以上，在一九七五年應能超過八百萬噸，這將使中國獲得七億多美元。

　　中國的天然氣生產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九七四年的產量為大約六百億立方米，其中五百二十億立方米是四川省生產的。

　　自從一九七四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鋪設了幾乎長達二千公里的新油管——這主要是便于石油的出口;還在海港、裝卸設施和油船方面大量投資。

　　到一九八○年，中國每年應該能夠生產兩億噸以上的原油，其中約五千萬噸可以出口。

　　北京不會允許外國人廣泛參與它的石油資源開發工作，在可以預見到的將來，同外界的交道將限于直接購買設備、技術和勞務。”

　　(威廉斯)

　　“一些日本人士預料，到一九七八年，對日本的石油出口數量將從現在的大約五百萬公噸增加到二千五百萬公噸。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口達到一些日本人士預言的水平，他們能夠在今后的年頭中獲得下述這么多的收入(按每桶十二點八五美元計算)：一九七八年——四十億美元(四千五百萬公噸);一九八五年——九十億美元(一億公噸);一九八八年——一百二十億美元(一億三千五百萬公噸)。

　　到一九九○年，中國可能同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國、蘇聯并列為五大石油生產國，如果它的產量能夠超過日本人所估計的四億五千萬公噸的話。”(金)

　　中國的工業部門如鋼鐵工業是否可以同其他工業國的類似部門相比?

　　“在頭二十五年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發展它的主要鋼鐵工業方面取得了迅速的進展。粗鋼的年產量現在是二千五百萬公噸左右，這使中國的鋼產量在世界上占第六位。

　　中國具有建立大得多的鋼鐵工業的潛力。妨礙發展的是這三個因素：

　　中國國內鐵礦砂和煤的資源雖然很豐富，但是質量低，必須加以特別處理。

　　當蘇聯技術人員在一九六○年撤退的時候，中國人尚未訓練一支能完全挑起擔子的勞動隊伍。

　　整個經濟缺乏資金，因此鋼鐵業出現不平衡現象。

　　中國人正在設法糾正這些缺陷，主要是通過進口現代化的資本設備。最近幾年中國購買了一些采礦和處理礦砂的設備和大型的軋鋼設備。

　　這些設備的安裝需要幾年工夫。與此同時，對鋼產品的需求將繼續增加。因此，由于產量增加的速度不會很快，目前的不平衡狀態大概將持續到七十年代末。

　　在一九八○年以后，工業領域里的進展將取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生產那些所需的機械和設備的能力提高得多快，同時也將取決于它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把大量的外匯用來購買制鋼設備和技術。”(尤薩克和伊根)

　　在基本金屬方面，中國對日本的依靠很大。

　　“一九六八年以來，日本每年出口一百多萬噸鋼鐵，中國是日本的第二大主顧(最大主顧是美國)。日本在一九七二年出口了一百四十萬噸鋼。鋼鐵占日本對中國的總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它是最大的一個出口項目。因此，中國是日本鋼鐵工業的一個重要的和穩定的市場。”(金)

　　建設部門的組織和工作如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本形成作出貢獻?

　　“中國當前的建設活動反映了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對投資的輕重緩急次序進行修正的情況。根據這個修正的次序，北京試圖彌補工農業方面的缺陷。現在建設活動的重點是建造支援農業的工業項目，加強發電能力，改進港口和碼頭設施，使原料工業(采礦業)有基本的改進。一九七三年，中國同日本、美國和西歐國家簽訂購買價值十二億美元的整套工廠設備的合同——主要是化肥廠和人造纖維廠。一九七四年，購買的整套工廠設備約值九億美元，主要是將設在武漢的軋鋼廠(五億多美元)。

　　今后兩年到五年內建設活動的重點將是生產化學產品、原料和電力的工業。這個活動將包括建立現在已簽訂合同購買的許多進口的工廠。采礦工業的建設將優先考慮露天采礦。在露天采礦技術方面中國有許多地方要向西方學習。在國際港口上建造大型的新設備將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展而加速。鋼鐵工業將在建設中繼續占最優先的地位，而且主要重點將放在生產成品鋼的能力方面。石油工業正在加速本來已經很快的步伐。在今后幾年的發展中，敷設油管和開發渤海灣的淺水礦藏的工作將占主要地位。”(麥克法蘭)

　　農業產量的增長有什么限制?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中國人是否也能夠使他們的人民豐衣足食?

　　盡管農業受到很大的重視和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是農業情況仍然是經濟上的一個重要的可變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改善農業情況的問題究竟能解決得多好，專家們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已保證能滿足中期的谷物需要，并且為了長期解決農業問題已在投資的輕重緩急次序方面作了必要的大規模的調整。

　　進口總共十三個大化肥廠的整套設備以提供一級肥料和人造纖維廠的整套設備以補充天然纖維的供應。

　　這些化肥廠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關鍵。當這些工廠中的最后一座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投產時，中國的氮肥供應將達到八百萬噸，比目前的供應量增加一倍。氮肥的大量增加顯然將對農業起很大的刺激作用，雖然實際收益大概會是很低的，至少在開頭的時候是這樣，因為化肥增加的程度將超過高產所需要的下列補充條件提高的程度——對水的有效控制;產量非常高的種籽;磷肥和鉀肥;農業化學品等等。盡管如此，到一九八○年谷物產量可能增加到大約三億噸。北京利用它的有限的科學能力來達到實際的短期目的(如簡單的選種和雜交)而不是進行基本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復雜的品種的發展)可能證明是妨礙中國農業現代化取得進展的最嚴重的障礙。

　　在七十年代剩下的幾年里，中國將繼續依靠進口來滿足消費需要，在收成低于正常年景時更是這樣。此外，中國人口的增加也會導致國內對糧食和纖維的需要量的增加。盡管有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計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也許還不能在谷物和其他重要作物方面做到自給自足。”(埃里斯曼)

　　“中國農業在今后十年中將不得不面對的一些問題同其他欠發達國家將面對的問題有明顯的不同。中國農業并不存在明顯的和嚴重的低效率的情況。如果存在這種情況，只要農村里的人了解克服低效率的必要性，或者舉辦能夠教他們新方法的業余教育，那就可以迅速克服。十多年來，中國建立在公社制度基礎上的業余教育看來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六十年代初，那里有大量的沒有采用的新技術等待著政府采取行動以供應必需的資金，今天已不存在那樣的新技術沒有采用的現象。問題就在這里。

　　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農業產量的增加從來不是輕而易舉的。我們有理由認為，將來的增產需要作出更大的、并且和過去不同的努力。將來的擴展不僅僅是再挖些管井或多施些肥的問題，雖然這兩者都是有幫助的。在中國的基本農業科學方面和充分利用中國北部河流灌溉潛力方面需要來一個新的突破。

　　……很清楚，中國在六十年代把農業列為優先項目的這一轉變既是實在的，也是大規模的。

　　但是，盡管投入了這么多的人力物力，農業產量并沒有很大的躍進。農業生產是上升了，但是，就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四年整個時期來說，農業生產增長率僅僅稍高于人口增長率。

　　農業增長率沒有提高得更快的主要原因看來只是由于中國試圖在基本上不利的情況下取得農業大增產。

　　在耕地面積非耗費巨資不能再擴大，投入的肥料、水和勞動力已經高度使用的情況下，進一步增加同樣的肥料、水和勞動力所得到的收益將不會很高。

　　至于將來，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的農業產量將繼續增長，盡管眼前看不出會有什么重大突破。但是，為了取得這樣的繼續增長，中國農業政策的重點作一些調整很可能是必要的。中國北部河流的淤泥問題必須解決。中國對基本科學的研究工作的質量也必須大大提高。看來中國完全有能力進行這些變革，而且看來中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這些變革大概是會付諸實施的。中國太大了，因此不能效法日本或歐洲而越來越依靠進口來滿足它的糧食需要。”(珀金斯)

　　估計中國軍事力量發展和使用武力的情況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政策有什么了解?

　　“……對中國戰略政策作出的專業性判斷的根據一直是，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和維持什么樣的軍事力量和如何使用這些軍事力量。從這一估計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結論如下：

　　(1)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要目的一直是取得充分的具體安全。現在和將來的要求主要是準備對付蘇聯地面上的大舉入侵，并且避免他們的工業和運輸系統遭到越南戰爭中那樣的破壞。

　　(2)第二個戰略政策目的是再次堅持中國對諸如帕拉塞爾群島(即我西沙群島——本刊注)、臺灣和其他邊界地區等據認為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地區擁有領土主權。在領土問題上以軍事行動進行有控制的聯系是中國一九五○——一九五三年在朝鮮，一九六二年在印度邊界問題上的行為的特點。

　　(3)第三個政策是擴大中國的勢力和影響。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它認為并不構成威脅的那些鄰國主要看成是緩沖地帶而不看成是目標。從長遠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可能希望跟美國和蘇聯具有平等地位坐在談判桌邊。但是，對于取得這個亞洲和世界強國地位的問題，中國看來是抱耐心和現實的態度的。”(弗雷澤)

　　自從簽署上海公報以來中美貿易關系建立了什么樣的制度?有哪些妨礙這種關系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和障礙?

　　“從數量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盡管幅員廣大，但不是一個主要的貿易國家。中國的出口從來沒有超過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二。中國貿易總額約等于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從按人口平均計算的貿易額來看，中國平均每人約為十四美元，它屬于世界大國中最低者之列。

　　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貿易額很低，但是對外貿易是它為了追求它全面的政治和經濟目的所使用的一個重要政策工具。由于對外貿易是在中國的控制經濟范圍內由國家壟斷的，它已經成為中國把自己變成一個現代化工業國的發展計劃中的一個重要成分。”(陳)

　　“一九七○年還不存在的(美中)貿易，到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八億零五百一十萬美元，一九七四年增加到九億三千三百八十萬美元。中美貿易關系恢復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但是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顯然還阻礙著貿易關系取得進一步的重大發展。

　　如果被凍結的中國資產的問題和美國私營企業提出的財產權要求的問題得到解決，那將為貿易關系的進一步正常化掃清道路。這些問題不解決，就無法進行直接的海運和直接的空運聯系，因為這會有這樣的危險：掛本國旗幟的船只和飛機會被對方扣押起來以使上述的要求得到滿足。目前不能建立直接的銀行業務，也不能互相在對方舉辦展覽會。

　　另一個重大的商業問題牽涉到美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最惠國非歧視性關稅待遇的問題。

　　今后幾年中國向美國的出口將會繼續增長。增長的速度將取決于美國的經濟情況，取決于中國對這個市場的理解和是否愿意適應這個市場的需求，也取決于中國國內是否能夠提供美國所需的必要數量和質量的商品。

　　向美國出口石油看來不成為一個因素，雖然美國擁有的石油公司可能購買中國石油然后在東亞銷售。

　　中國對美貿易的逆差一九七五年將大大減少，大概減少到五千萬美元。這種逆差可能會持續下去。今后逆差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中國采購美國農產品的多少。”(克拉克和艾弗里)

　　中國人是如何理解他們對外國技術的需求的?中國人在傳播從西方得來的技術方面效果怎樣?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二十五年來在接受外國技術方面有幾次很大的轉變，一忽兒熱情接受，一忽兒又堅決拒絕。

　　一九七○年以來，中國的領導人再一次轉而向外國大規模購進資本設備和知識。他們購買了大量的成套工廠設備和聯合企業的工業設備以增加基本工業的產量，主要是冶金、石油化工和能源方面，因此，近年來的機器進口比以往任何時期增加得快。

　　雖然如此，他們繼續強調自力更生。他們這樣做至少是為了下列三個目的：

　　(1)把中國在戰略上和財政上對外國的依賴減少到最低限度;

　　(2)創造有自信心的‘毛澤東主義新人’，并且防止沾染外國影響;

　　(3)動員國內履行節約以節省為數很少的外匯和國家在投資方面的開支。

　　根據這些條件實行自力更生已使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擺脫技術和經濟方面對外部世界的依靠。

　　中國現在自己生產的機器和設備的數量很大，因此進口的技術只占它全部技術增長的一小部分(也許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但是在質量方面，技術進口仍舊是發展中國工業生產系統中比較先進部門的一個重要因素。”(海曼)

　　中國同第三世界的經濟關系的規模、效果和負擔有多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于一九七○年重新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并且重新決心要表明自己是一個世界大國。它謀求充當第三世界的負責的發言人以使它的地位取得國際上更廣泛的承認。中國在充當新的領導角色時，不再強調它以前采取的關于促進激烈變革、推翻現有政府的直接行動政策。因此，作為對欠發達國家的政策的工具，經濟和軍事援助以及貿易的重要性增加了。北京在加強它在欠發達國家中的地位的同時，還設法削弱蘇聯和西方在第三世界中的影響。

　　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四年這五年中，中國把它向欠發達國家承擔的經濟援助義務增加了二十四億美元，比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九年這十四年中提供的十一億美元增加了一倍多。七十年代里提供的援助中近三分之二是給非洲的。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援助工程項目是即將完成的坦贊鐵路。從一九七○年起，北京平均每年為這條鐵路投入將近一億美元的資金。

　　中國同欠發達國家的關系重新活躍起來也表現在軍事援助的增加方面。在過去五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三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過去總共只提供了二億五千萬美元。中國向欠發達國家提供的軍事援助中約有四分之三是給巴基斯坦的。

　　至于貿易，欠發達國家成了中國大米、鋼鐵和紡織品的巨大市場，也是供應橡膠、棉花和有色金屬的重要來源。此外，東亞的欠發達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硬通貨的主要來源。中國在一九七四年向欠發達國家的出口約為十四億美元，進口為九億美元。”(福格蒂)前景和問題

　　基于下列幾個原因，這個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文集對美國的決策人、學者和一般公眾可能很有用：

　　1、在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和解以后，政治、商業、社會及其他關系一直在增加。商業關系的擴大是由于對西方技術的需求越來越大——包括用以增加農業產量的現代化肥廠整套設備。石油收益的增加以及對信貸和西方市場的其他方面采取的比較靈活的態度意味著今后會有更廣泛的商業聯系。

　　2、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些領導人已經把改善經濟情況放在優先地位。盡管節制生育可能取得進展，在今后的中國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幽靈仍然籠罩著中國的未來。從西方進口谷物和獲得農業技術的轉讓，雖然在短期內有些幫助，但并沒有解除中國農業肩負的維持人民生活的沉重長期的負擔。

　　3、公布經濟資料的情況有了程度不大但是重要的改進，從交流中憑經驗可以得到的證據，以及更多地注意準確的報道，這樣都有助于西方分析家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情況作出估計。

　　要把經濟情況中的長期趨勢的因素同周期性的或易變的因素區別開來是困難的。但是，在執政二十五年后這一點似乎是清楚的：中國領導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能與超級大國處于平等地位、并且充分滿足其公民需要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工業國。但是在中國當前的發展中，不存在要在一個規定的很短時期內趕上和超過其他國家的那種斯大林式的緊迫做法——這曾經是他們在大躍進中提出的一個目標。

　　在這個要為超級大國地位奠定經濟基礎的長期目標背后，看來有一些不時使國家建設的短期進展受影響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在今后幾年中可能有很大重要性，并且影響經濟情況。

　　在連續進行的每次經濟估計中都越來越清楚地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已經為滿足中國領導人的國內目標、同時也為滿足中國領導人的主要國際目標的要求奠定了比較鞏固的基礎。盡管目前存在著許多問題，今后也可能會有一些問題，我們都不應設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將無法滿足它的優先的經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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