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毛澤東年譜》，1965年6月20日，毛澤東在上海與復旦大學劉大杰、周谷城談話，有陳丕顯、江青參加，在談話內容中，講到乾嘉學派的評價問題。問題是劉大杰主動提出來的，年譜記載：

　　“劉大杰問：對清代乾嘉學派如何評價？毛澤東說：對乾嘉學派不能估價太高，不能說它是唯一的科學方法，但是它的確有成績。雍正時代對知識分子采取高壓政策，興文字獄，有時一殺殺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時代改用收買政策，網羅一些知識分子，送他們錢，給他們官做，叫他們老老實實研究漢學。與此同時，在文章方面又出現了所謂桐城派，專門替清王朝宣傳先王之道，迷惑人心。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面臨亡國的危險，有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像龔自珍這些人，出來既反對乾嘉學派，又反對桐城派。前者要知識分子脫離政治，鉆牛角尖，為考證而考證，后者替封建統治階級做宣傳，兩者都要反對。后來又出來康梁變法，都沒有找到出路。最后還是非革命不可。”

　　毛主席站在乾嘉以后直到辛亥革命這一百七十多年歷史發展的高度來分析和評價乾嘉學派的歷史地位，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末期向近代社會轉折的時期，這一時期乾嘉學派在思想和文化上無疑是一種保守思潮的代表，他們與桐城派之間在方法論上有分歧，但其本質屬性是一致的，二者之間從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言他們是相輔相成的。既然是評價不能太高，換一句話說，乾嘉學派在歷史研究、經學研究方面還是有一定價值的。從政治傾向上講，它是要引導知識分子脫離政治，鉆牛角尖，為考證而考證。從史學研究方法上講，它提出的“實事求是”只是停留在具體文獻的考據和訂正的微觀層面上，如戴東原所說的那樣，他們都主張“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答鄭用牧書》，《戴東原集》卷九)錢大昕亦稱贊戴東原是“實事求是，不主一家”。采用這樣的方法，在微觀上諸如對古代文獻的整理、輯佚、考訂，對古文字的訓詁和音韻的研究，可以有一些新的發現，以金石、甲骨、金文的文物考古與古代文獻相對照，也可以有不少新的發現，這是他們在學術上有貢獻的地方。從宏觀上看，要發現和尋找歷史發展的趨勢，各種因素之間的制約與促進的相互關系，要尋找事物演化的規律，那就比較困難了。在這種方法指導下的研究成果，它往往陷于碎片化，缺少事物的系統性的研究。至于如《永樂大典》的繕寫，武英殿的刻書，對保留古籍和傳統文化也有積極作用。《續三通》的修撰，即《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的續修，亦還是只限于制度方面基本資料依時間次序的排列，為后人的研究提供文獻基礎，但它也無法呈現制度層面動態的規律和各種制度之間依存與制約的關系，無法勾勒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那種復雜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趨勢和各種可能。盡管如此，它也確實改變了宋明理學那種空談心性的疏闊學風，嚴格意義上講，科學的歷史研究，不但需要有宏觀方面的理論概括和創造性的見解，而且需要有微觀方面的對史料的嚴謹考訂，如果缺少了宏觀方面的理論概括，不能充分利用辯證方法處理整個歷史事件內在的因果關系，僅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微觀上的許多成果只能是一些缺少內在聯系的碎片了，勢必流于饾饤繁瑣的一盤雜碎。反之，宏觀上的論斷缺少微觀上的大量論證和分析，那么勢必又會失之空洞和缺乏說服力，對問題的認識無法進一步深化。如建國以來，在五十年代，對中國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對農民戰爭在歷史上的作用，有沒有農民政權的問題，對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和研究，都有失之空洞，缺乏說服力的問題。所以如此，既有缺乏理論思維素養的問題，也有缺少微觀上個案的細致分析和解剖，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章都有急于應景趕時髦的傾向，那么在微觀和宏觀上便很難兩全了。到六十年代初，乾嘉學風的重新抬頭，在客觀上也有它的原因。在史學方面實在缺少微觀和宏觀能完美結合的學術成果，這種學風上的來回擺動與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有很大關系。

　　閱讀年譜至此，使我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當初羅思鼎小組之所以引起上海市委重視而被調入華東局內刊編輯部，很可能與我們以羅思鼎為筆名所寫的第一篇文章——《論乾嘉考據學派及其影響》有關。

　　二、羅思鼎小組成立的背景

　　我們在被借調到華東局內刊編輯部及寫作班之前，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一個寫作小組，也就是羅思鼎小組，這是我們幾個青年教師自發形成的寫作小組，我與朱維錚是中國古代史組的教師，王知常與吳瑞武是中國近現代史組的教師，我們成立這個寫作小組的時間是在1964年的春天，我們幾個人都喜歡寫作，志同道合地湊合在一起。那時我們都是青年教師，從職稱上講，只有我一個人是講師，其他三個同志都是助教，那時我也只有三十四歲，大家都屬于這個年齡段，朱維錚最年輕，他剛本科畢業不久，留校當助教。事實上我們集體寫作文章是受陳守實老師的影響，《學術月刊》1960年第12期發表的《論“四權”與中國古代農民戰爭的關系》就是他帶領我們集體寫作的，署名“陳嘉錚、龍德瑜”，是從陳守實、朱永嘉、朱維錚、趙人龍、李祖德、王春瑜六人姓名中各取一個字。至于我們自發組織羅思鼎寫作小組集體寫學術文章，引起組織上的重視，也有當時的時代背景。

　　1963年的11月16日，報載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接見了出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的全體人員，11月26日，周揚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的報告。早在11月8日，毛澤東審改了周揚的這篇報告。年譜11月8日記載，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幾次修改，他加了二段話，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戰斗的唯物主義者是大無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動派和修正主義者咒罵的。因為他們知道，代表未來的不是那個看起來可怕的龐然大物，而是自己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變成的。起初好象孤立的人們，只要他們手里有真理，他們最終總會要勝利，這就是列寧和第三國際。而因為喪失真理，失掉群眾的擁護，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團體，勢必會衰亡，會變小變臭，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國際。事物總是在一定條件下向它的反對方面轉化。”毛主席寫下這段話是講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列寧與第二國際那些大人物論戰的形勢，借此來譬喻那時的中蘇論戰。從思想觀念上講，毛主席總是支持敢于向龐然大物挑戰的小人物，在《紅樓夢》評論的問題上，他支持了那時的小人物李希凡他們。據年譜記載，12月16日，在中南海聽取聶榮臻關于科學技術規劃問題匯報的會議上，毛澤東有一段插話，從自然科學講到社會科學的問題，他說：“社會科學也要有一個十年規劃。社會科學落后了，這回沒有搞規劃。社會科學也要投一點資。有一本雜志《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曾停了很久，現在復刊了，復刊了就好。”說明那時毛澤東同志便關心社會科學如何發展的問題。在12月30日，他注意到對世界三大宗教的研究，認為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現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這點請宣傳部同志考慮一下。”其實這件任務到今天顯得更加迫切了，這三種宗教在國內影響比過去更加廣泛了。

　　1964年1月8日，年譜記載毛澤東與吳冷西談《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毛澤東說：“《人民日報》要注意發表學術性文章，發表歷史、哲學和其他的學術文章。”也就在這個時候，在中南海頤年堂兩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研究怎樣回復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來信的問題時，再一次提到《人民日報》的問題，毛澤東說：“報上要發表學術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學。現在報上政治新聞太多，盡是送往迎來，這個會議那個會議。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難，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兩個版，多登學術力面的文章。”為此《人民日報》編委會在1月31日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寫了報告，并報毛主席，希望增調有理論修養的十至十五個干部到編輯部。為此毛澤東批示：“少奇、小平同志：《人民日報》歷來不重視思想理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文章很少，自然科學文章更少，把這個理論陣地送給《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設》月刊，這種情況必須改過來才好。現在他們有了改的主意了，請書記處討論一下，并給他們解決干部問題為盼!”

　　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章培恒、胡錫濤、孫達人寫的學術論文都曾受到過毛澤東的關注。我們這幾個青年教師集合在一起，商量寫歷史學方面的論文。我是1956年從政治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回到歷史系參加教學工作的，1959年開始上課。我接陳守實老師上過的課，先后給本科生講過中國史學史與元明清史二門基礎課。那時我們中國古代史教研組有一個風氣，是陳守實老師帶的頭，就是在上課時，喜歡講自己研究的心得，喜歡對當時時髦的一些論文加以評論，喜歡在課堂上發議論。學生拿先生講的論點，寫了論文，拿到報刊上去發表，老師不僅不批評，而且鼓勵他。那時在我們心目中，并沒有把新的觀點、新的認識看作個人的知識產權，而是看作公共財富，正確的觀點和認識，大家都可以去發揚，師生在學術上便是如此繼承和發揚光大的。我上課也是這樣，在課堂上經常講一點自己研究的新觀點，同學拿去作學年論文或畢業論文的題目，我是非常高興的。拿去發表在報刊上，發表專門著作，在我心目中都是一件大好事，有什么值得去計較啊!當然理工科在這個問題上困難一些，我最近看到，四川大學青年教師周鼎，因大學評職稱與發表論文掛鉤，那么教學與科研之間便有矛盾，所以他說老子不干了。評職稱應把教學放在第一位，兼顧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是接力賽，不能動不動就說抄襲，有一點創新就好，任何一個科研成果，很難說是全新的東西，在史學方面尤其如此。六十年代初，我是一面講課，一面做研究工作，上課時，我講稿寫得勤，但講課時，隨感性的東西比較多。清代乾嘉學派，無論講中國史學史還是元明清史都是無法回避的課題，我對乾嘉學派的評價不高，但對乾嘉學者的書還是認真看了，對錢大昕、王鳴盛、戴震、江藩、龔自珍、魏源、章太炎，包括章學誠這些大家的作品都還有一些接觸，故對乾嘉學派的考據學在講稿中還比較具體，胡適與梁啟超在后期都曾把乾嘉學派的學風捧得很高，所以想著寫一篇分析和批判乾嘉學派在經學和史學方面影響的文章。我這個觀念還是五十年代評《紅樓夢》及批判胡適思想的一個余緒，所以幾個人一湊合，大家意見一致，便集體寫了一篇《論乾嘉考據學派及其影響》的論文。那時正是中央號召學雷鋒的大氛圍之中，于是起了一個集體筆名“羅思鼎”，列寧說過作為一個布爾什維克，要做一個革命的螺絲釘，而羅思鼎也就是螺絲釘的諧音。這個文章交給《學術月刊》編輯部，他們在1964年第5期上正式發表了。

　　三、關于《論乾嘉考據學派及其影響》的基本觀點

　　《論乾嘉考據學派及其影響》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這個學派是在清代中葉乾嘉年間朝廷懷柔政策的一個產物，文章中強調了清代從雍正到乾隆時期，在文化政策上是二手，一手是高壓的文字獄，僅乾隆一朝的文字獄便有七十一件，此前雍正時的文字獄更加兇殘;文化政策的另一手便是懷柔政策。而高壓與懷柔兩個方面，在乾隆時懷柔方面更居主要的地位。文章中說：“乾隆朝特科屢啟，頗采虛聲。此外《永樂大典》的繕寫、續《三通》的修撰、武英殿的刻書，等等都是所謂一時盛事。乾隆自己也口口聲聲以‘書生’自稱，在諭旨中一再強調‘書氣二字尤可貴，人無書氣，即為粗俗市井氣’。《四庫全書》的編纂，同考據學的風靡一時關系尤大。章學誠在《周書昌別傳》中稱：‘于是四方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憤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骎骎乎移風俗矣!’再說，當時乾嘉時期著名的考據學者，其身份與地位都很顯貴，章炳麟在《檢論》、《清儒》提到那時的漢學家二十五人，其中官至二品的一人，三品的一人，四品的五人，五品的一人，六品的三人，七品的五人，其中七品以上的占十五人，著名的若高郵王氏父子，父親王念孫任永定河道，這是一個著名的肥缺，兒子王引之，是工部尚書。此外沒有計入的還有若畢沅與阮元都是當時的封疆大吏。迄今學術地位最高的是錢大昕，他著名的作品若《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還有他的《潛研堂文集》，他在自己象贊中如此描述自己，他說：‘官登四品，不為不達;歲開七秩，不為不年;插架圖籍，不為不富;研思經史，不為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亦仕亦隱，天之幸民。他那種悠閑自得的口吻，活脫脫地表現了這批人躊躇滿志的心情，一方面朝廷的懷柔政策，另一方面這批知名的學界聞人的倡導，在這種風氣下，知識分子紛紛鉆進象牙塔里，一生在故紙堆中扒梳，這是穩定清朝統治一種有力的方式。那么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痛罵王充、劉知幾、王安石等是名教罪人，從這里可以見到乾嘉漢學在那個時期的社會歷史地位了。”

　　二，乾嘉時期漢學家長期在學術界的社會影響，是他們所標榜的學風和治學方法，他們竭力強調治學要“客觀”，要“實事求是”，戴東原說：“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在聞道，必空所依傍。”(《與某書》，《戴東原集》卷九)他強調治學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答鄭用牧書》，《戴東原集》卷九)錢大昕稱戴震是“實事求是，不主一家”。故他們治學的方法，所謂訓詁，便是從識字開始，“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而且每識一字，“當貫通群經，本六書，然后為定。”接下來要懂音韻、算學、律呂，這樣做的結果，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段玉裁在晚年所作《朱子小學跋》中，自謂：“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這里所謂根本，便是所作學問碎片化，缺乏貫穿的東西，做學問缺乏識斷。“束發就學，皓首窮經”的結果，還只能是一個眼光狹隘而思想錮蔽的人。這種治學方法的另一個結果，必然把學術研究引向厚古薄今的方向，他們的宗旨是“凡古必真，凡漢皆好”，言必好三代。在治學的風氣上，往往是貪多務博，在“淹博”上流連忘返，“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是他們治學的格言。

　　三，乾嘉時期稍后至嘉道間的學者，對乾嘉學風持批判的態度，若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便已批判漢學家“舍今而求古”，“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于學。”認為乾嘉學者“起于學而不思”，“學博者長于考索，侈其富于山海，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鶩于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文史通義·原學下》)龔自珍，直斥當時的所謂學問都是“衰世”之學，魏源則認為漢學家們專注的文字音韻訓詁原本是雕蟲小技，不足仿效，向小學家學習，只能當個“細儒”而已。那時最頑固的衛道者桐城學派也批評漢學家，如姚鼐、方東樹也都指斥乾嘉學派“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注駁雜，援據群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也。”(《漢學商兌》卷中之上)連私淑姚鼐的曾國藩也曾認為：“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游衍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朱慎甫遺書序》，《曾文正公集》卷一)故嘉道以后，漢學已不占主要地位了，梁啟超在1904年發表《新史學》也批判乾嘉考據學派那種學風，他說：“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夫陸沉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尸之矣。”但是進入民國以后，胡適與梁啟超又大捧起乾嘉學派，他們發起“戴東原二百周年紀念會”的活動，胡適在1918年8月，發表了《論國故學》一文，提出“發明一個古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認為清代的樸學有科學精神，重新提倡所謂考證精神。這一次漢學的復興，是對著社會主義學說來的。所謂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亦由此衍生而來。

　　回顧乾嘉學派興起以來，從史學的發展來看，漢學的考據方法，有功也有過，作出了不少成績。乾嘉學派在目錄學、文字學、音韻學、歷史學、地理沿革、版本校勘、佚書輯補、典制源流和金石器物的考訂等方面，都是有成績的，現在我們讀廿四史，如錢大昕那三本書還是必備在身邊，讀甲骨文研究、殷周史，王國維的作品還是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他們的考證方法，畢竟屬于形式邏輯的范疇，它那個實事求是，僅僅是指古代的文獻，他們所求的“是”，指“詮解蒙滯，審覈踳駁”，他們所謂“求”，也只是指紙面上材料的相互佐證，始終沒有跳出形式邏輯歸納法的圈子，這種方法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到事物孤立和靜止的狀態，缺少從宏觀的角度找到事物內在相互聯系及事物內部運動的規律，找出發展的趨勢。雖然可以解決一些比較枝節的小問題，但超出這個范圍，往往成為片面的，受局限的，甚至陷于黑格爾所說的用碎片拼接圖畫的兒戲，很難找到事物演化內在的聯系及歷史發展必然的趨勢和結果。我不是說這種用碎片拼接的圖畫的兒戲沒有意義，這畢竟是一件基礎性的工作，史學研究要從這兒開始，中國史學的傳統便是從這里起步的，譬如紀傳體的列傳，便是把一個又一個人物的傳記按其時間和地位排列下來，至于人物的相互關系，及其在時間上與前后人物之間的關系，在空間上與上下左右的人物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些相互關系在歷史過程中曾經發生哪些變化，這個變化的動因是什么，那就語焉不詳了。紀傳體中如《史記》的八書，《漢書》的十志，由此而衍生到廿四史中的志及專紀典章制度的杜佑的《通典》、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一類依典章制度排列的類書，更是數量巨大，但它只是排列典章制度沿革的歷史過程，至于在這樣制度環境下，人們是如何運作及活動的，它對制度變化帶來的影響，那就語焉不詳。后來有會要體出現，它按典章制度記錄了人們相關的活動，可以幫助人們看到一點典章制度沿革及其動態變化的過程，至于各項制度之間的結構和層次上的相互關系便說不清楚了。在制度方面，哪一些屬于上層建筑，哪一些與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相關，經濟基礎如何慢慢演變的，它演化的過程及其如何影響制度的變革，每一次重大制度變革的動因在哪兒，制度的形式與其實質之間的關系，如何動態地顯示其內部的規律，那就很少涉及。再說紀傳體史書的本紀也只是按年月日排列重大事件，由此衍生出的司馬光《資治通鑒》，也只是按年月日，把重大事件排列得更加詳盡一些，可以便于人們綜觀事件的發展演化，至于為什么是這樣演化，有沒有其他的可能，則語焉不詳。

　　我現在讀《毛澤東年譜》，它呈現給人們的也只是按年月日排列毛主席的言和行，而其所載的言和行也不完整，這固然可以通過一些回憶錄和其他著作來補充，從中也能見到年譜編纂者的詳與略，至于其何以詳此略彼，那就要讀者自己去思考了。把國家檔案資料，有選擇地按時間排列起來，對人們思考問題會有很大的幫助。中國傳統史著還有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中心來排列一朝一代的重大事件，這能幫助我們了解事件的具體歷史過程，至于這些事件和我們傳統的體制之間是什么關系，那也同樣語焉不詳。傳統史學的考據學的作用，只是起了把歷史的記載搞得更精確的作用，當然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前提，并不是全部，它只停留在知其然、是什么的階段，還沒有回答為什么是如此的前因后果，沒有對何以然作出回答。中國歷史體裁中還有一種史論的體裁，這是探討事物為什么的原因及其經驗教訓的問題，如王夫之的《讀通鑒論》便是這類題材的代表作。宋人洪邁的《容齋隨筆》和明末馮夢龍的《智囊》也是屬于這一類著作，毛主席喜歡讀這一類書，因為它能啟發人們思考。毛主席在生命最后時刻還想著讀《容齋隨筆》，這本書隨著毛主席從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出巡時也帶在身邊，可見他對該書能夠啟發人們思考問題作用的重視了。毛主席不僅看重廿四史和《資治通鑒》，而且還特別看重史論類的著作，因為歷史的發展都有特定的時空關系，在空間上有結構和層次，有上下左右的關系，在時間上有變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研究這方面的問題，便不是考據學所能勝任的。這里有立場問題，有方法問題，有世界觀的問題，研究歷史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要解決如何站在大多數人民一邊的問題。所以我們說考據學不是歷史研究的全部，只能是歷史研究的起點，我們不能停留在乾嘉考據這個水平線上，否則的話只能是“細儒”的“雕蟲小技”而已。讀《毛澤東年譜》也是這樣，該書提供的只是素材，讀的結果如何，就看我們的頭腦如何思考了。

　　以上是我們在《學術月刊》上那篇文章的基本內容，當然最后一段話是我今天的認識和發揮，從這里可以知道毛主席關于厚今薄古和古為今用，是指方法論上的問題，只要堅持古為今用，便能體現厚今薄古的精神了，這不單單指古代史與近代史和當代史的比例關系。毛主席歷來強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要好好研究，從古到今所有歷史都是我們今天寶貴的財富。文章在《學術月刊》發表以后，《文匯報》的記者來找我們，希望我們續寫這方面的文章。于是5月19日我們在《文匯報》上又發表了署名羅思鼎的《論乾嘉學風》一文，隨后《解放日報》也找上門來約稿，我們于6月7日在《解放日報》上又發表了《評乾嘉考據學派的方法論》一文，也是署名羅思鼎，另外還寫了一篇短文《考據與研究》，署名史汀，發表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不知為什么，這幾篇文章發表以后，我們受到校黨委和歷史系總支的重視，建立了黨小組，吳瑞武是小組長，要每個月向黨委和總支匯報小組的思想狀況。華東局內刊成立后要寫歷史方面的反修文章，要寫批判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關于中國北方邊界是以長城為界的錯誤觀念的文章，把我們幾個人集中起來，在當時校工會樓上，安排了一個房間作辦公室，金沖及來當我們羅思鼎小組的組長，還為我們從歷史系和外文系配備了懂俄文的老師董進泉、李霞芬、潘咸芳，一起查找俄文資料并幫我們翻譯成中文。市委一下子對我們重視起來，在1964年秋天，我們便奉調到丁香花園華東局內刊編輯部撰寫反修的理論文章，金沖及是羅思鼎小組的組長，他兼華東局內刊編委，我們成了華東局內刊編輯部歷史組的成員。

　　四、關于如何評價乾嘉學派引起的一場爭論及其后續影響

　　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我們這一系列關于乾嘉學派的文章史學界并不都認同，華東師大歷史系的吳澤便不贊成我們的觀點，認為這樣批判乾嘉學派的觀點不科學，于是在社聯和史學會召開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吳澤主持會議，發言批評我們文章的主要是華東師大的教師，他們是有備而來的。我與朱維錚二個人參加了這次在社聯召開的座談會，會上是一面倒地批評我們文章的觀點過于偏激，認為這樣否定乾嘉考據學派不妥當。我沒有在會上發言爭論，只是聽他們的聲討，我想讓他們把意見講完，寫文章與我們爭論也可以，反正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可以百家爭鳴嘛。但是朱維錚卻默默地記錄了這次會議的全部發言，回到丁香花園，那時市委宣傳部理論處的處長沈竹也在丁香花園，他是哲學組的負責人，與朱維錚聊起當天會議的情況，他把記錄要去了，結果把這份記錄發在市委宣傳部的內部動態上，立即引起市委文教書記石西民的重視，因此而把華東師大作為市里四清運動的試點單位，北京是以北大為城市四清的試點，上海縮小范圍，以華東師大的歷史系作為試點，派高教局的負責人余立擔任四清工作隊隊長，金沖及的愛人奚姍姍成為工作隊的成員，華東師大歷史系如何開展四清運動我并不知情，這次運動，華東師大歷史系主任吳澤成了批判的重點，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情。文革開始以后，在1966年的8月初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毛主席在8月5日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上海在8月6日、7日便有了，上海的“斗鬼風”是從華東師大開始的，8月4日下午兩點，師大歷史系在文史大樓教室里開會，批判歷史系的黨員教授吳澤，那個會參加的人很多，后來大教室容納不下了，有的學生便把吳澤拖出去，架到共青廣場上去斗了，架出來的時候就戴了高帽，拿了畚箕，澆了墨水，寫上了“我是牛鬼蛇神”。為什么在華東師大第一個挨斗的是吳澤呢?因為吳澤在四清中就挨批了，當吳澤被拉到共青廣場以后，各個系都動起來了，把以前批過的對象統統拉到廣場上，跪在主席臺上，這一天一共斗了194名所謂的牛鬼蛇神。這個事情事先恐怕是有準備的，高帽都提前準備好了，否則哪來那么多高帽，斗了以后，高帽都收到各個系的辦公室，準備下次再用的。被斗的都是事先指定的，也有少數是在現場被群眾點名揪出來的，黨政干部一個也沒有，都是所謂的學術權威。華東師大的黨委副書記劉維寅坐鎮在臺上，2003年有人問過他這件事，他說是怕被斗的人太多，分散了反而不好辦，集中一起可以控制一下，不想把矛盾弄得太激烈。實際上群眾集中在一起反而容易產生群體性的非理性行為，因為有一個從眾心理，大家都起哄啊，尤其是在革命時期。這件事我與吳澤結了怨了，他的怨氣歸結到到我身上，但我們畢竟是二個單位，文革以后，他把這個怨氣出在從師大調到寫作班工作較長一段時間的陳旭麓身上，吳澤認為他之所以挨斗是因為陳旭麓在我們面前說了他的壞話，所以死活不讓陳旭麓升為教授，陳旭麓為此含冤受屈，至死也不明白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也想象不到一篇關于《論乾嘉考據學派及其影響》會在那個時代連鎖性地產生如此后果。我記得吳澤說過那樣的話，羅思鼎，那個鼎，是九鼎之鼎，一言定鼎。這是有氣的話，因為吳澤一直認為自己是上海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是史學界的權威，我們這個文章是向他的權威地位挑戰，他也想象不到自己會在這個問題上栽跟斗。這次事件的背景他不知情，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這篇文章發表以后會引起那么多的連鎖反應。

　　我們那幾篇論述乾嘉學派的文章，從方向上說沒有錯，但缺少細致的剖析，沒有留下更多討論的余地。毛主席說了“對乾嘉學派評價不能太高”和“不能說它是唯一的科學方法”是問題的一面，我們只抓住了這一面，對于它的另一面，“它的確有成績”這方面雖然說了幾句，但缺乏具體論述，如我們這樣的評論，當然會引起史學界許多同仁的反彈，如劉大杰在當時便不作聲了，見了毛主席便當面請教這個問題。吳澤的情況就不同了，他是黨員，又是華東師大歷史系主任，見我們這幾個小人物在論文上過于鋒芒畢露，當然不會買賬，挺身而出地批評我們。但他的挑戰不是時候，正逢上毛主席提倡學術領域思想斗爭的槍口上，這本來是一個提倡什么學風的學術問題，結果成了一個政治思想上的問題，因而使華東師大歷史系成了四清運動的試點單位。接續而來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吳澤便不幸在“斗鬼風”中首當其沖。現在想來我不無歉疚，但吳澤在文革后，卻去刁難陳旭麓同志，也有一點過頭了。學術上不同意見的爭論大家應該心平氣和，不同的學術見解完全可以尖銳地針鋒相對地爭論，不留任何情面，但這并不影響二人之間的友誼，并不影響自己在職務范圍內具體問題的處理，這方是學者之間應有的態度。

　　我想我們所以被上調到丁香花園成為市委寫作班的歷史組，成為華東局內刊編輯部的歷史組，可能與這三篇文章有相當關系吧。大概文章順應了在學術領域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開展大批判那個大潮，文章發表后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和表揚，所以才引起上海市委的關注，最后我們還因此成了毛主席心目中姚文元的寫作班子。

　　五、年譜在1967年三次提到姚文元的寫作班子

　　《毛澤東年譜》記載：1967年的8月20日、28日和9月5日三次審閱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寫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義者的丑惡靈魂——評<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動本質》一文，認為很好，建議在北京發表。同時提出宜在二三個月內寫幾篇批判劉(少奇)文章。毛澤東將文章題目改為《評陶鑄的兩本書》，在文中談到“首都五一六兵團”處加寫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于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按：毛主席這一段話，在文章中用黑體字標出，為后來揪五·一六運動張目了。)另外，刪去文中一大段話：“‘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是不通的。知識分子都從屬于一定的階級。根據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的分析，只能從知識分子的階級立場和世界觀來判斷其屬于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屬于左派、中間派或右派。你咒罵這種科學分析是‘肅殺之氣’也好，殺肅之氣也好，對立階級的客觀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話抹殺不了的。”年譜有附注，說明那兩本書是陶鑄在1962年和1964年出版的。關于“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注釋：“指明這個組織利用1967年5月報刊公開發表的“五一六通知”的機會，打著貫徹通知的旗號，進行秘密活動，散發、張貼攻擊周恩來的傳單，此案不久即清查處理。1968年，又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清查運動一度嚴重擴大化，許多反對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眾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那時在上海的寫作班子，是屬于上海市革會的專題寫作組，吳瑞武是組長，我是副組長，一共有八人，成員包括王知常、蕭木、紀樹立、王紹璽、朱惠民、吳文虎六位同志，都是黨員其中王知常與紀樹立均已作古了，其他人也已垂垂老矣，那時這個專題寫作組的任務包括寫文章、調查研究和為辦公廳起草文件。姚文元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這篇文章我們并沒有參加起草，也不知道他對毛主席說這個稿子是他和上海寫作班子一起起草的，他的稿子基本定稿以后，在1967年8月末，才由他的秘書胡鼎君拿稿子到我們專題寫作組要我們討論和提意見。陳冀德對全文作了一次校對，校了幾個錯字。討論中我們對文章提了一些意見，即認為文章缺少一根中心線，各個論點都可以，由于缺少中心線，故文章如散在一地的珍珠。胡鼎君同志把我們的意見報上去了，當時胡鼎君同志只是感到這個文章你們怎么還有那么多的意見。以后姚文元對我們說，你們干了一件傻事，只有陳冀德干了一件好事。我們所以敢于那樣提意見，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此文已經由毛主席三次審閱修改過的，而且“認為很好，建議在北京發表”，事實上，毛主席提出的“宜在二三個月內寫幾篇批劉(指劉少奇——編者注)文章”的事我們也不知情。早知如此，我們怎敢妄加非議呢。此文的是非，今天看來也許是另一回事，但姚文元對我們的好意，迄今我還是心領的。

　　在此之前，《毛澤東年譜》在1967年還有兩次提到姚文元的寫作班子，一次是在那年的4月中旬，毛主席為江青修改她在軍委擴大會議講話，題為《為人民立新功》文中提到姚文元寫《海瑞罷官》的事，主席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寫“(還有他的寫作班子)”。再前一次是在2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卡博、巴庫魯等的談話，當時在場的有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王樹森等人，主席在講話中提到有關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文章時，他說：“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這里所指的這篇文章便是姚文元寫的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965年3月間，姚文元在華東局內刊編輯部所在地丁香花園中廳(是會議廳)的老虎尾巴一個小間內找我詢問明代海瑞的史事為他撰文做準備。這兒是華東局內刊編輯部下屬的歷史小組的辦公室，當時這個只有十五、六平方米的小房間有四個人辦公，那就是我與吳瑞武、王知常、朱維錚四個人，在這四個人中，吳瑞武是黨小組長，我是組長，負責業務工作。這四個人中，朱維錚還不是黨員。我們的編制還在復旦大學，黨費也交到復旦大學黨委，這說明我們只是臨時因寫文章借調到華東局內刊的。姚文元的專長是搞文學評論，但是他從市委接到一個任務便是要批判吳晗的那篇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當時市委是張春橋具體負責，這件事是通過柯慶施與陳丕顯下達的任務，江青交給姚文元的只是一本文藝刊物(《北京文藝》)上發表的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劇本，要求批判這個歷史劇。海瑞是明代嘉靖、隆慶年間的一個歷史人物，前一個時期，毛澤東還提倡過海瑞敢于直言的精神，這就有一個如何評價明代中后期出現在江南地區的如海瑞這樣一個以清官著名于世的歷史人物的問題。姚文元缺少這方面基本的歷史知識，我在學校里擔任元明清史的基礎課，姚文元是奔著我有一點明史方面的基本知識而來的，他對我的要求也僅僅是讓我給他介紹明代嘉靖隆慶年間這一個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海瑞這個歷史人物在當時的作為及其社會影響。他并沒有告訴我他要研究海瑞問題的目的是什么，也沒有告訴我他研究這個問題的目的是寫文章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我理解這是市委交給他的任務，也不宜張揚。我的任務便是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資料，當時我找到以后，交給他主要的資料是吳晗寫的那本《論海瑞》，這本是一個資料匯編，以吳晗《論海瑞》的文章領頭，末尾還有胡喬木鼓勵吳晗寫海瑞的一篇文章。另外我還找了《明史》上與海瑞相關的其他人物的傳記，如《徐階傳》，以及江南地區地方志上有關的資料，也介紹了傳統上對海瑞評價的狀況，以及嘉靖隆慶年間江南地區社會歷史狀況和海瑞晚年的處境。這是我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先了解有關海瑞的明代基本狀況，至于如何寫文章，我沒有提過任何建議，這是作者自己思考和寫作的問題，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要遵守黨的紀律，服從組織的安排，這一點我是懂的，我決不超越他所需要我做的要求。這是我踏入姚文元寫作班子的第一步，這一切都是組織安排的行為，不是我個人的行為。至于他來找我，是他個人想到就近找我，因為他也是華東局內刊的編委，還是經過張春橋同意來找我的，那我就不知情了。我們在華東局內刊的時候，接受的也是雙重領導，既接受華東局內刊的領導，因為我們是他們編輯部的歷史組，同時也是屬于上海市委寫作班的歷史組。石西民離開上海去文化部工作以后，同時他把金沖及也帶上去北京，我頂了金沖及的位置，成了歷史組的組長，然后是由張春橋接管寫作班的工作，他是市委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他那時在丁香花園中廳召開過一次寫作班全體人員的見面會，那是我在正式場合第一次見到張春橋，是他代表市委來領導我們的工作。

　　姚文元接受江青布置的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個任務時，自然會來找我們幫助了，在《海瑞罷官》的討論中，在撰寫《評三家村》的文章，他都找我們幫忙。他在《文匯報》上發表二篇批判李平心的文章，署名伍丁，我問過他署這個筆名是什么意思，他說指的是他與我們羅思鼎小組的四個人。這說明他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認可我們是他的助手，是他的寫作班子。他第二篇批判李平心的文章太尖銳了，文革開始以后，李平心便在家里開煤氣自殺了，筆桿子寫文章可要手下留情啊!在毛主席心目中我們是姚文元的寫作班子，應該是姚文元到北京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以后，他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所以在毛主席心目中，姚文元在上海有我們這幾個人，屬于姚文元領導的寫作班子。這是姚文元個人謙虛的結果，他完全出于好意，這樣我們十年文革便離不開毛主席給我們定的這個位置了。這也不完全是我們自己能夠選擇的，當然也是我們心甘情愿的。真是陰差陽錯被牢牢地定在這個位置上，在這十年文革中，我與姚文元、張春橋之間自始至終是工作關系，這個工作關系是組織上安排的，我們之間的交談，除了工作以外，沒有談過一句私事。我見過他們許多次，每次談話始終只是公事，他們講話都很嚴謹，連談思想的機會也沒有，思想工作當初是復旦黨委的事。后來靠自覺自律，同志之間互相監督和批評自我批評。在生活上我們都沒有什么特殊化的待遇，工資待遇照舊，也沒有補助過一分錢，一切干勁都來自大家精神上的追求和對毛主席的忠誠。后來因為《朝霞》雜志事件，我曾向張春橋提出辭職，但他不同意。在那種條件下，即使你想要掙脫也不行，絲毫沒有機會掙脫，這也許就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在起作用吧。

　　毛澤東讀過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還說過你以后再有書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劉大杰是牢記毛主席這句話的，文革開始時，紅衛兵不知情，劉大杰也多少受過一點沖擊，工宣隊進駐大學以后，我到復旦中文系開座談會，劉大杰參加了，我設法讓劉大杰得以解脫，讓章培恒與劉大杰一起搞中國文學史的研究。文革期間劉大杰能安心改寫它的中國文學史，其中第一、二冊改寫完以后，是我排大字本替他報送給中央和毛主席，幫助他公開出版。他還寫信給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在1976年給他回信，這封信的原件是我在錦江小禮堂請劉大杰來讀的，讀完之后就退回中央作為檔案封存了。記得毛主席還要江青少管閑事，要她去讀劉大杰的二本《中國文學發展史》。毛澤東給劉大杰復信之事，年譜中亦有具體記載，現抄錄如下：

　　1976年2月12日，復信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劉大杰：“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一分為二為宜。李義山無題詩現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奉復久羈，深以為歉，詩詞兩首，拜讀欣然，不勝感謝。”劉大杰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三日兩次來信，信中說：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 一書的修改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關懷。但關于韓愈問題，仍有疑慮。現在報刊文章，對韓愈全部否定，說得一無是處。韓以道統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嚴加批判。但細讀韓集，其思想中確存在著矛盾。其諸多作品，如贊揚管仲、商鞅之功業等，都與儒家思想不合，而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語法合于規范，文字通暢流利，為柳宗元、劉禹錫所推許。關于這些，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關于李義山的無題詩，說有一部分是政治詩，也有少數是戀愛詩，這樣妥當嗎？劉大杰在信中還附有他作的《七律•呈主席》和《沁園春•七一感賦毛主席》兩首詩詞。

　　毛主席逝世后，我與劉大杰一起被列為治喪委員，一起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遺容并參加追悼大會。此后政局發生變化，劉大杰郁郁寡歡，他原來患有腸癌，手術以后維持了幾年，是腸癌復發而去世的，那時我在牢中服刑，也無法送他一程。我當時并不知道毛主席與他談乾嘉學派的事情，如今讀《毛澤東年譜》之后，才知道前后的故事，這一切似冥冥中早有安排，心中不無感慨。從為人講，這也是中國傳統觀念中不忘知遇之恩吧，為人應當如此。從個人的命運講，還是老子說的對，從長遠看，“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對我而言何嘗不是如此。我一輩子為人并不想太張揚，但在文化革命這個大浪潮中，我還是不能獨全其身。盡管如此，人生禍福的上下起伏，并不都是一件壞事，就看你如何對待，一個人只有上上下下，而且要經歷了一些苦難，才能認識人生的真諦，為此我亦無怨無悔，只要你不是存心不良地去作惡害人就行了，至于他人在人前人后，對你的說長道短，根本就沒有必要放在心上去理會他，這樣的好，在思想的境界上，反而能略略高人一籌。至于我們成為姚文元寫作班子以后，這十年的具體經歷，容我以后結合讀書，特別是以讀《毛澤東年譜》為線索慢慢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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