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具備對外開放的條件，那么對內改革，用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如何?
提出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人的往往信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信條：計劃經濟是浪費的，缺乏創新能力，效率低下，自由交易基于雙方自愿皆大歡喜，采用計劃經濟的國家物資短缺，經常陷入經濟困境，個人為自己利益運動時全社會利益成員最幸福……
這里首先要說明自由市場經濟未必一定是充滿活力的，自由交易也未必一定是有利于雙方，能提高效率的。自由交易，掌握交易主動權的一方，唯一目的就是唯利是圖。至于是否創新技術、發展生產，都是不確定的：可以發展生產，也可以制造假冒偽劣，還可以囤積居奇，金融投機。這種事情一定有利于提高全社會的生產規模嗎?顯然未必。
許多人以計劃經濟的一些計劃指令不符合市場，有時生產沒有銷路的產品為根據，批評計劃經濟經常浪費，沒有效率。其實，市場經濟的浪費也不少。經濟泡沫之后，大批樓房成為爛尾樓，難道不是浪費嗎?爛尾樓能看到，還有很多看不到的浪費，比如大量滯銷、打折以后還賣不掉的商品最終在倉庫里腐敗、銹蝕、報廢。這不都是市場經濟導致的浪費嗎?
隨著科技發展，技術創新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所需的資金也越來越龐大，而最終的經濟效益卻往往是不確定的。所以，推動社會進步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國家計劃，而不是市場的產物。比如，雷達、計算機、核能、互聯網、航空航天、數字通訊，這些大型科研計劃，都是軍方主導。民間難有這樣的人力、財力組織開發這樣的項目，這樣的項目在初期也難以看到直接的經濟效益。所以，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能推動創新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市場經濟產品極大豐富，計劃經濟產品極度短缺。這樣的說法也是片面的。首先，商品極大豐富的是處在金字塔頂層的發達國家，不是出于世界金字塔底層的第三世界國家。美國的富足與非洲、拉美的貧困是并存的。凡事不能只看塔尖，也要看到塔基。其次，市場經濟同樣存在不足，不過不足被有效需求不足掩蓋了。比如，同樣生產兩個玻璃杯，計劃經濟的勞動者可能想要三個——既然共產主義是物質極大豐富，為什么不能人人都有?于是處處商品短缺。市場經濟勞動者因為一部分收入被剝奪成為利潤，所以只能購買一個——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是有效需求，于是處處商品過剩。
有人說，計劃經濟人浮于事，大量勞動力資源被浪費。相比之下，市場經濟中，相對購買能力，產品過剩。與之對應，勞動力必然過剩。大批勞動者長期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這就不是勞動力浪費嗎?此外，還有一部分極其富裕的社會頂層不勞而獲，游手好閑，這又算什么呢?
有人說，計劃經濟的生產者不關心產品質量，市場經濟生產者要處處討好消費者，所以市場經濟下產品質量更好。這就是睜眼說瞎話了。市場經濟的生產者往往想法設法盜用其它名牌生產者的商標，增加售價，或者降低產品質量，以降低生產成本。假冒偽劣產品不就是這么來的嗎?——這些產品往往包裝很精美，表面很光鮮，骨子里面能偷工減料，就偷工減料，能以次充好，就以次充好。
市場經濟不會讓所有人都富裕起來，只會讓一小部分人發大財。純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生活資料和勞動力都成為商品。在與大批同行的競爭中，生產生活資料會迅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分散狀態的勞動力則會迅速貶值。多數勞動者滿懷發財的夢想奔向市場，很快發現自己的勞動力變成最不值錢的商品，從此不但與發財無緣，就是翻身都難。這個時候，他們會充滿怨氣，由于長期的主流經濟的教條的洗腦，他們難以接受“勞動力與資本對立，資本殘酷剝削勞動力”的原理，于是怨這怨那，有的人怪自己不夠聰明、厚黑，于是開始讀心靈雞湯，研究厚黑學;有的人怪政治不夠清明，于是開始讀《通往奴役之路》，仇恨社會;有的人怪同行不擇手段，于是開始向下限看齊。總之，他們就是不知道起因是自己并不理解市場經濟殘酷的本質——少數人發財成為奴隸主，多數人一無所有淪為奴隸，多數人為了活下去拼命干活勉強維持溫飽才是市場經濟的常態。這就是有些經濟學家說的“中國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的真實含義。
在一個人人不擇手段發財的國家中，人心是無法凝聚的。整個社會為利潤為運轉，除了利潤不考慮其它，必然出現社會道德敗壞。當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私利運動，甚至不惜損人利己的社會是什么樣子，看看解放前就很清楚了。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全社會利益最大化。甲釀酒，乙宰豬，甲用工業酒精釀酒，乙在殺豬之前給豬注水。最后甲吃注水肉，乙喝假酒，這種事情并不新鮮。甲囤房、炒房、出租房，乙從甲的手中買二手房，向甲繳納房租，甲壟斷土地不勞而獲，乙承擔負擔。甲的利益最大化，就是收走乙的最后一個銅板。為了榨干凈乙的最后一個銅板，甲不能有任何同情或猶豫。因為其它人在對待甲的時候，也不會有任何同情或猶豫。這樣的社會中，每個成員都是獨立的原子，彼此沒有任何聯系。整個社會是一盤散沙，注定內耗不已，被外敵各個擊破。
純市場經濟的神話是美麗的，現實是殘酷的。毛澤東的時代，許多人對舊中國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的現實表現還記憶猶新，不選擇市場經濟是很正常的。
從政治的角度看，接受市場經濟，必然要定期遭遇經濟危機。這是因為整個社會的生產是為利潤，而不是滿足社會需求而運轉，必然導致社會需求不足，產品過剩，或者長期蕭條、滯漲。產品滯銷，勞動力必然滯銷，所以這種經濟危機很容易進化為政治危機。西方資產階級可以通過更換代理人的方式讓民眾撒氣，比如胡佛下臺，羅斯福上臺，小布什下臺，奧巴馬上臺。如果發生那樣的事情，中國怎么辦?
當時的國際環境卻是時不我待，瞬息萬變，中國必須使用一切手段加快積累，盡快建成基本自成體系的工業基礎。斯大林強力推動五年計劃的時候曾經說過，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於50或100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趕上這個差距。我們必須要做到這一點,否則我們會被摧毀。沒有斯大林鐵腕推進的前兩個五年計劃，蘇聯可能早就被德軍徹底征服了(當然，德軍可能陷入長期的游擊戰之中，類似日軍在華北、美軍在越南、蘇軍在阿富汗的遭遇)。朝鮮、越南、中東、古巴、安哥拉、阿富汗，冷戰期間，美蘇打了多少代理人戰爭?小規模的武裝干涉更多。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怎么可能置身事外?世界是叢林，不想把軍事外包出去，成為別人的棋子，就要盡快擁有自衛的能力。所以，類似的壓力也同樣存在于毛澤東的身上。
《國富論》從扣針作坊講起，給讀者造成，只要不斷分工，自由交易就能增加財富，最終就能國富民強的印象。事實上，列強的大資本都是吸吮財政奶牛的乳汁喂養大的。沒有國家財政介入，后發國家的企業很難在短時間內積累巨額資本。現代企業都是巨型企業。理論上，建立巨型企業，要么靠金融市場，要么靠財政扶植。事實上，金融市場的主要功能，與其說是籌集資金建設巨型企業，不如說是大資本兼并小資本。(每一個有股票、債券投資經驗的人，都不會懷疑這一點。)不僅如此，這些國家的多數國民本來就很窮，多收入一點，自然用于購買消費品，改善生活，而不是購買股票或者債券，支持巨型企業投資。發展巨型企業，只能靠國家財政向多數國民征稅，然后從稅收中不斷向巨型企業輸血。這種輸血可以是直接投資，可以是廉價貸款，也可以是巨額訂單。如果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日本四大財閥，其實都有極強的官辦的支持，也不難理解為什么日本的八幡制鐵、川崎、三菱、中島、吳海軍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如果不是國有官辦，也與政府有密切的聯系。這是一種殘酷的私有化。國家從民眾身上征收重稅，購買軍工產品，補貼軍工企業，給予廉價貸款，免除稅收，國民承擔沉重的稅收負擔，財閥發大財。其實，英國的高息國債，美國建國初期的戰債政策、土地政策，也是大同小異。沒有這些政策，英國和美國很難在短期內誕生巨額私有資本。國家征收，按照計劃投資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好，還是國家征收，補貼民營企業，財閥發大財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對于除了少數財閥及其附庸，要承擔沉重稅收的多數人來說，自然是前者比較好。(多說一句，為什么那位說“中國貧富差距不夠大”的經濟學家說，國有資產流失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他深諳資本積累，富豪發家的秘訣。)
中國當時的底子很薄，多數人不過是維持溫飽而已，如果拉開貧富差距，積累的重擔壓下來，必然造成一部分人生活在基本生存線以下，醞釀政治動蕩。拋開道德和階級立場，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一個剛剛發生自下而上的革命，底層人民被動員、組織起來拿起武器推翻統治階級的國家中，又要大規模增加稅收，人為培養一批控制巨型企業的大資本家、大財閥會是什么后果?如果不理解的話，不妨看看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西南戰爭，被動員起來的下級武士沒有得到妥善安置，于是拿起武器，在西鄉隆盛的帶領下，再次造反了!中國當時剛剛解放不久，如果選擇這條道路，讓多數人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讓少數人暴富，那么解放戰爭的意義何在呢?那些為了民族解放犧牲的人，為什么而死呢?所有人都會想這個問題。新中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仁人志士會再次失望，大眾會充滿憤恨再次迷惘，野心家則會蠢蠢欲動。解放軍是靠維持革命理想維持的部隊，一旦失去革命理想便與舊軍閥的雇傭軍無異了。那時，即使領袖一意孤行要扶植大資本家，也不能保障軍隊高級將帥不會發動政變，基層士兵不會發生嘩變。那樣中國再次陷入割據戰亂，并不是危言聳聽。沒有巨型企業，無法完成工業化，這些巨型企業歸于私人，則必然誘發革命!發展計劃經濟，建立國有巨型企業，是短期內獲得獨立自主的國防工業唯一的出路。
毋庸諱言，市場經濟在小農、小資產階級意識強烈的國家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調動個人積極性。這是列寧推出新經濟政策的原因。同為勞動者，布爾什維克可以大公無私，多數勞動者往往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個人發財的愿望更加強烈，更關心直接的個人利益，對間接的集體利益往往比較漠視。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列寧的選擇是“做生意吧，發財吧!”“在這樣的國家里，無產階級的作用就是要領導這些小業主向社會化的、集體的、公社的勞動過渡。”斯大林的選擇是廢除新經濟政策，強力推動集體農莊，施行五年計劃。從列寧去世，到德國入侵蘇聯，留給斯大林的時間不過17年，刨除列寧死后群龍無首的一段的時間，剩下的時間中蘇聯甚至來不及完成第三個五年計劃。
考慮到當時的國際環境和潛在的政治風險，調動大多數不那么積極的充滿小農、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勞動者積極性的意義便不那么重要了。政治決策都是權衡的結果。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的選擇，接近斯大林的選擇。當然，毛澤東希望通過提高國民文化素質，改變多數人“個人”優先于“集體”、“小我”優先于“大我”的思維方式，把多數覺悟不那么先進的勞動者的個人積極性與國家計劃完美地結合起來。這是后話，后面還會提。
前文已經提高過，農業國完成工業化積累注定是極端艱苦的過程，如果完全依靠自身積累，那就更加艱苦。工業化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基礎設施、技術人才，無論是從國外進口，國外施工，國外培養，還是從本國生產，本國建設，本國培養，都需要從農業生產中拿走大量的剩余農產品。這些農產品或者出口換匯，購買設備，支付建設和留學費用，或者用于養活本國工人、知識分子。新中國的農民為中國工業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當然，新中國的工人也是一樣。他們獲得的收入長期低于他們的勞動價值，其中差額的部分主要用于積累建設，還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國防。
要增加投資就要壓縮消費，新中國的工業基礎都是從全國人民的牙縫里擠出來的。那么快的積累速度，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被壓到非常低。侵略別國，可以減輕本國勞動者的負擔，加快本國發展。這就是為什么英國、法國、日本等列強在資本主義初期騷亂不斷，擴張不斷的原因。向外擴張，可以緩解底層困境，但是中國顯然沒有那樣的機會。那段日子許多經歷過的人還記憶猶新，不再贅言。多數人能理解中國必須獨立自主發展工業，艱苦的日子是靠自身積累建成了自己的工業體系的必要代價即可。
還有許多發展中國家大量利用外資進行工業化。利用外資積累的好處是不必壓縮本國國民的消費，國民生活水平更高，缺點就是一旦國際金融市場發生變化，這些國家很容易落入債務陷阱，背上還不起的閻王債。比如，70年代，大批南美國家利用廉價的美元迅速發展，一面是大量舉債，一面是經濟高速發展，80年代美國突然加息，拉美地區爆發了一場嚴重的債務清償危機和經濟危機。許多國家背上了債務包袱，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這些國家走上投機取巧的路，卻喪失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男子漢自強奮斗的道路必然是很艱苦的。灰姑娘可以嫁入豪門，改變命運。但是，男子漢不行，只能靠自己的奮斗向上爬。只能心懷彼可取而代之的信念，百折不撓地向上爬，爬上世界金字塔的頂端高呼一聲。灰姑娘嫁入豪門，從此成為依附者，依附的好處，不必付出艱辛，但是從此自己的命運自己不再能主宰。男子漢自立自強，日后獨立自主，完全不必看別人的臉色。再者，且不說中國國大人多，是個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本來就不具備成為王后的資質，就是灰姑娘能不能被王子選上也不容易。這既要自身的姿色，還要看王子的品位和心情。何況，還有很多灰姑娘被玩弄以后，沒有當上王后，而是變成使喚丫頭。
從1953年開始，中國開始仿照蘇聯實行5年計劃。毛澤東去世時，由鄧小平主持的第五個五年幾乎剛剛開頭。前四個五年計劃，除了二五計劃期間遭遇經濟滑坡以外，基本都實現了預計目標。工業增長率基本都在10%左右。當時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農業國迅速向工業國轉變。
其中，變化最大的是一五計劃期間。到1957年底，有135個已施工建設，有68個已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產。中國過去沒有的一些工業，包括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器、新式機床、精密儀表、電解鋁、無縫鋼管、合金鋼、塑料、無線電等，從無到有地建設起來，從而改變了我國工業殘缺不全的狀況，增加了基礎工業實力。
中國的基礎工業是在毛澤東的時代建立。中國現在四大汽車集團、617廠(坦克)、飛機(沈飛、成飛、西飛、哈飛)、輪船(軍艦)、航天、軍工工業，基本都是毛澤東的時代奠基的(極個別在解放前原有的基礎上建立，但原有的基層相對毛澤東時代的擴建，也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了)，其中軍工的部分，后來整合為十大軍工集團。當然，最重要的是兩彈一星。赫魯曉夫撤走蘇聯專家的時候，沒想到經過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的前半段，中國已經有了足夠的工業基礎，有獨立制造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能力了。有興趣的話，還可以查一查有多少大型企業是58年大躍進的時候奠基的。舉個例子，生產武直10的昌河直升機公司就是58年奠基的。當時，中蘇關系已經出現裂痕，毛澤東要趁蘇聯沒有徹底翻臉以前，多搞一些是一些。
毛澤東的時候，中國還培養了大批的技術骨干，擁有了自主研發的能力。一個獨立的工業國，不僅要組裝能力，仿制能力，還要獨立自主的研發能力、設計能力和生產能力。今天主要的研究所(尤其是理工類、軍工類研究所)，都是在毛澤東的時代建立。
有了工業基礎，對外合作時才有討價還價的資本，才能配套，才能山寨，承接產業轉移。比如，在國家項目招標時，只要有中國企業參與，外國企業的報價就不能漫天要價。有時甚至能殺價一半左右。也許這些國企的產品沒有中標，但是我們能說這些國企存在沒有意義嗎?比如，我們引進某種生產線，很快就能實現除了關鍵零件全部國產。這是因為中國能生產大多數配套零件。再比如，軍火是最賺錢的買賣，美國向許多國家出售武器，但是對中國實行嚴密的武器和高科技禁運。原因很簡單，中國有獨立的工業基礎和研發能力，這些武器的樣品一旦落入中國手中，中國很快就能山寨出來。有說法，當年美國在南聯盟被擊落的隱形戰斗機的殘骸對中國發展第四代戰斗機的隱身技術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種殘骸如果落入其它國家工業落后的國家手中沒有太多實際意義，相反在中國就會極大地推動中國武器進步，原因很簡單，中國有工業潛質，只要拿到樣品，就不難山寨。
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工業基礎，中國貿然加入世界經濟循環，沒有能力討價還價，不能配套，不能山寨，本國工業會被外來商品剿滅干凈，生產力水平也只能不斷退化，最終成為金字塔的塔基。
現在關于前后兩個三十年的討論很多，本文也不能繞過這個問題。
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真的是走到絕路了嗎?我個人覺得是未必。所謂改革前中國經濟接近崩潰的說法，我個人經常懷疑這種說法是不是比較片面。眾所周知，78年12月正式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正式啟動。79年2月，中國對越南發動全面反擊。雖然速戰速決，但是現代戰爭的消耗也是巨大的。中國領導人一向比較穩健，沒有一定的實力，不會輕易主動發動戰爭。一個經濟要崩潰的國家，怎么可能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就有能力發動一場對外戰爭呢?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觀點，不贊成的人可以不必在意。
改革，可以在小農、小資產階級意識強烈的國家，激發思想覺悟不太高的勞動者的勞動熱情。潛在的風險是形成勞動力和資本的對立，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社會風氣敗壞，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跌入基本生存線以下，社會主義新中國失去合法性，周期性發生經濟危機并誘發政治危機。考慮到解放初期絕大多數人生活水平很低，因為工業積累全社會平均生活水平還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較低水平，不難想象如果其中一部分人生活水平再大幅下降會有什么后果。
開放，可以利用世界范圍的資源，比如外資。這樣，我們就不必壓縮本國消費完成積累，我們也可以有資金引進一些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實現跳躍式的發展。首要風險是如果沒有足夠的工業實力，被整合為世界金字塔的塔基。在此不再贅言。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潛在的代價就是中國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中國經濟還有可能受世界經濟影響，容易遭受外來經濟打擊。別的不說，08年以前，美國經濟旺盛，中國就業就好。08年以后，次貸危機導致全球范圍的經濟危機，中國就業就差。
是否改革開放，是一個權衡的選擇。毛澤東的時代，基本沒有改革開放需要的內外條件：中國經濟基礎很低，多數人生活貧困，卻迫切需要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國防工業，發展巨型企業。那時，改革就會發生革命，開放就會被整合為塔基，成為美國或蘇聯的經濟附庸。
更何況，改革開放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在條件：1978年，中美聯手，國防開支下降，不久蘇聯深陷阿富汗，世界大戰的威脅暫時打不起來了，中國大規模裁軍。發達國家向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大規模產業轉移。如果不看到這些，不好理解改革后的經濟迅速發展。這個條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毛澤東建立的，如果沒有艱苦奮斗，中國哪有資格和美國聯手?沒有中美聯手，阿富汗怎么可能拖垮蘇聯?(10年以后中美關系破裂，91年海外戰爭再次打醒中國高層，中國軍費開支逐步回升。當時和美國聯手，壓縮軍費的思路是對還是錯呢?不好說。壓縮軍隊規模是對的，壓縮國防科研值得商榷。)
到鄧小平的時代，中國經歷了二十五年的建設，已經建成了工業基礎，蘇聯深陷泥潭，也就多了一個選擇。可以改革開放，也可以繼續按毛澤東時代的發展方式走。鄧小平選擇了改革開放，激發了那些覺悟不高的勞動者的積極性，利用境外資金和中、低端技術(發達國家在高端技術領域始終對華實行嚴密封鎖)。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比毛澤東去世時強多了。但是，各種潛在風險，現在也看到了。
權衡利弊，毛澤東和鄧小平，選擇了兩條路。不能說對錯，只能說結合實際，權衡利弊。像列寧一樣，毛澤東從來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如果毛澤東能活到上世紀末，他會像列寧推出新經濟政策一樣主動選擇改革開放嗎?不好說。
本文無意抬高前三十年，貶低后三十年，也無意貶低前三十年，抬高后三十年。但是應該看到，兩個三十年，對中國的發展，尤其是國力增強都是很重要的。沒有后三十年，中國買不起前蘇聯地區的武器裝備;沒有前三十年，中國買了也是簡單使用，不能消化吸收。事實上，購買前蘇聯地區武器裝備的國家很多，能山寨、改進、提高本國軍事技術的只有中國。
更何況，沒有毛澤東時代的艱苦奮斗，中國根本沒有改革開放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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