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問《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組并“中央文獻”

　　是“泄密”還是故意栽贓?

　　一清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一劇的第3集有這么一個細節：“鄧小平”坐在家里正認真地讀著某一本資料。透過電視畫面，觀眾們得以看得很清楚，“鄧小平”是在看《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罪行材料《之一》》。鄧小平突然將“材料”一甩，說了下面的這段話：

　　“鄧小平”：“何須之二、之三呢，就憑這個，就完全可以定他們的罪了!”

　　“鄧小平”所說這句話，按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這種檔次的機構，或者會有出處，但一定是沒有正式文本的，只會是一些人的回憶。而且這“回憶”也一定出自鄧身邊的人，或者這段話本就是鄧家人提供的。

　　我們先且認可這段話的說出曾經是真實地發生過的，至于信息由誰提供的并不重要。但電視劇是以“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室”即“鄧”組編研主任龍平平先生為“總編劇”編出來的，十分顯見這是要紀念鄧小平同志。就受眾感受的效果而言，這是句“大力度”的話，《鄧》組將其選用似可起到以一當十的“個性”形象塑造效果，也就是創作人一般所津津樂道的“魔鬼出自細節”吧。但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怎樣去塑造當代偉人，又在諸多制約(主要是指藝術創作規律和對現實必要的情感關照)的情況下，使用一些“身邊人提供”的材料，且牽涉到重大的決人生死的罪行定予事件，這就須得十分重視材料的取舍了。我們相知道，《鄧》劇組這些既弄文獻又入戲編劇的龍平平們：這一細節于“鄧小平”到底有著什么樣的意義，值不值當拿牽涉到多個政治局常委和委員政治生命、牽涉到涉及十多億人將要正面以對的“世紀審判”的合法性問題。

　　我們知道，所謂的“四人幫”是指當時的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張春橋，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他們的罪行或者是真真正正存在著的，我這里不打算將此話題作展開解讀，相信自有歷史的評價。但是僅憑當時的專案組弄的一個并不完整的材料，據此就“可以定他們的罪了”這也未免太過輕率。而且，在劇情的展示里，“鄧小平”所看到的還只是材料之一，鄧還沒有看到之二和之三，鄧便認為連“之二”、“之三”的材料都不需要了、不必看了。(事實上，此后黨內也就沒有傳達過“之二”、“之三”的材料了)。那么，這種很難與“輕率”撇清關系的表態，對我們《鄧》劇組起草貪黑所要塑造的“鄧小平”同志的偉大到底有多大的幫助呢?

　　正像《鄧》劇里“鄧小平”反復說的，這些個“專案組有什么好作用啊，我看要撤銷才好”。“過去文化革命中的專案，都是這些專案組搞的”。既然專案組有如此多的不當行為，甚至成了陷害人的工具，那么，在四人幫剛剛粉碎后即在當時思路下成立的“四人幫專案組”難道一下子就脫胎換骨變“好”了?按照“鄧小平”對專案組一向不好的看法，“專案組”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弄出來的“專案材料”就是如此正確?正確到連“之二”和“之三”都不需要了?冷靜地想一想，這些專案組所羅列的“四人幫反黨罪行”又有多少是靠譜和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呢?當時的國家法政系統并沒有很好地恢復，那么這些以“文革”思維左右著的“專案”材料又能“正確”到哪里去呢?

　　如果“鄧小平”一方面堅決反對“專案組”，一方面又充分信任“專案組”，這中間會給我們留下什么樣的話題空間和想像空間呢?難道對待“專案組”這種臨時性且被《鄧》劇中各色人等均認為其不合法的機構，就可以僅憑自己的好惡而取之予之么?或者搞自己材料的專案組的就是壞人，搞別人材料的專案組就是好人?豈止好，簡直可以一言九鼎無須多言，從而先于法律審判而定人大罪了。這是我們需要看到的“鄧小平”的偉大嗎?

　　我們都是文革中過來的人，看到過很多類似于《劉少奇反革命罪行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也看到過《鄧小平*********》材料之一、之二、之三。這些都是那個特殊年代里“專案組”的作惡，是需要徹底否定的。但是，如果當時黨的中央領導人、大權在握的那些“文革”權貴都取《鄧》劇中“鄧小平”這種態度，那什么樣的冤案不會發生呢?“鄧小平”還會有今天在這里發脾氣的機會嗎?一方面徹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用比“文革”更“文革”的方式處理這些天大的事，這是我們想看到的“鄧小平”嗎?“中央文獻”的同志們想過些事沒有?

　　(文革中和文革后一段時間里所形成的這種“專案組”材料，流播于民間的有很多，謹勸“中央文獻”諸同志，不要認為獨霸了全部話語權。)

　　《鄧》劇中的“鄧小平”說出了這句話，幾年后，轟轟烈烈的審判“四人幫”就在法律的名義下舉行了。政治局常委張春橋、王洪文分別判了死刑、無期徒刑，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分別判了死刑和二十年有期徒刑。對這場審判的正義性，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以歡呼的態度認為中國進入到了法治時代，文革那種指鹿為馬的陷人于絕境的事件再也不會發生了。甚至當年的一些參與審判的當事人，現在還在吃著這一份“莊嚴”的老本兒。但是，今天，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是，“鄧小平”為這場“世紀性審判”早在三年前就為“罪犯”們定下了罪，而且僅僅是在“專案組”材料“之一”的基礎上“定罪”的，這樣的事實，讓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面對和接受，難道那一場曾被廣大民眾拍手叫好、被我們的當代史定義為“世紀審判”的大戲，竟是這樣一場操僅憑一人之言而做下法律兒戲?難道“文革”的結束只是一場冤冤相報且更勝幾分的私怨終結?難道我們這些曾經為歷時數月的大審判而歡呼過的十億中國人不過當成了猴子給耍弄了一回?

　　悲哀啊!我們曾經的歡呼與擁護，我們曾經的氣憤與頓足!

　　現在的問題就來了：如果“鄧小平”的這句話確實是當年的鄧小平所說的，那我認為你們是在泄密;如果不是鄧公所說的，那你們就是栽贓。

　　無論是前者或后者，都表現了你們《鄧》劇組和“中央文獻”同志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極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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