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能理解劇組在安排田源、夏建國、劉金鎖這樣人物于劇中的用心，從好的方面著想，是編劇想通過這些人物與農村、與知青話題掛鉤，從而將不多的官家故事得以用老百姓生活元素展開;若是從編據們重新拾起的“三突出”創作原則來看，這些人物的出現，更多地體現是編劇們著于這樣一些專職的領掌者和領呼者——當然是呼口號、大聲地叫好、熱淚盈眶地叫好與鼓掌。

　　(《鄧》劇中的“英雄”田源，哪兒都有他的影子)

　　我在前文“一問”中已經就《鄧》劇到底屬“電視文獻片”還是“創作藝術片”進行過探討。但始終還是說不清楚。估計劇組本就是按文獻片弄的，中央文獻也并不反對且有默認，否則在鄧公110周年推出，且反復張揚著有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編研組主任任總編劇就說不過去。到底是哪一類的“劇”，這個問題將一直糾結于所有人物，不管是劇中的真名姓的人物如“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谷牧”，還是虛構的夏默、田志遠、夏建國、田源或是建紅、金鎖，他們都要服從于劇情的發展，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劇中特定意義的“角色”。

　　問題似乎便回到了哈姆萊特式的困擾。

　　我們不管這些糾結了，只說說田源這個角色于當下的意義。

　　劇中的任何一個人物的出現，即使他們是只使用過一次便棄之不管了的“工具”，作為角色，他的施加于廣大觀眾的“影響”都是可以也必須要由他人評說的。

　　這里，我們不評價人家青年演員在表現田源這個角色時的分寸把握和演藝功底，我們只評估這個角色的當下意義和價值取向。或者說我們想以這個人物的故事(經歷)來回還于編劇：他給受眾們帶來了些什么樣的感受。

　　“田源”是個老三屆學生，是寄予了編劇和“中央文獻”人期望的一個理想式人物：他聰明，生長于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之家，知青運動中他“上山下鄉”于云南西雙版納軍墾農場。他有演藝功底，能演話劇;他有鼓動能力，能組織下鄉知青進京請愿、甚至上路堵火車。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下放知青中的“老大”。

　　這個人物所傾注的《鄧》劇編創人員的心血與期望還表現在于他的各種“角色”賦與，因為劇中安排于他的幾乎是編劇們認為最光明、最先進、最時代、最勇于探索的“任務”呈現。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路，劇中安排他承擔了改革效果的民間樣板的角色，他是劇中唯一與港商合資的企業家，還“安排”他見到了“鄧小平”同志，并傾訴了衷腸;“鄧小平”也對他充滿了希望，認為這是個很不錯的年輕人，大有希望。“他們就是中國下一代的脊梁啊”!

　　(他一直混在北京，農場全當沒有他這個人物，而他自己稱是知青隊里的“老大”)

　　其實根本不需要從什么社會學視點，以老百姓過日子的角度、以公民基本責任擔當角度上看，《鄧》劇推崇這樣一個人，真是奇怪得很，看完了他在全劇中的“表演”與“表現”，這實在不能算是一個有正向價值的人。

　　我們不評價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本身，但有那么多知青在農村里干活的時候，田源不在農村，而是借故呆在北京胡混，用他媽媽曹慧的話說“你打回來就沒上過工”、“胡鬧”。那么不上工的他在干什么呢?在北京貼大字報、串連，搞工運、學生運動;在北京滯留一年多時間，以至于云南軍墾農場無論知青還是干部都權當沒有他這個人，“這個人就是鬧事的”。田源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在那里“我就是老大”。他母親曹慧倒說出了實情：“人家就是怕你回去鬧事”(第7集)。在逃港大軍中有他，撲網的隊伍里有他聲嘶力竭的叫喊;逃港中因“英雄救美”而功虧一簣，他只得回到北京，但并不打算回農場去，而是游走在社會的邊緣，是當時社會的動蕩不安因素。他沒有任何社會責任，包括家庭責任。對于管制他的，不管是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干警，還是軍墾農場領導，他一律給對方以“法西斯”的稱呼(第4集、第9集)。他父親是“鄧小平”身邊的人，在當時還絕對屬于國家一號機密的高考恢復信息，是他第一時間咋咋乎乎，像個多嘴婆，將信息廣為散發(第7集)。因之我們看到，那樣一個幾十年來一直被廣大民眾認可其“最公平”的高考制度，其實在官宦之家與老百姓間是毫無公平所言的，他有機會比我們這些遠在農村辛苦地勞作著的同齡人多出兩個多月的復習時間。他欣逢其時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但他是個說大話的角色，隨時不忘貶低別人，說在“別人抓耳撓腮的時候”，自己“文如泉涌”(第10集)。但錄取他的是一所地區師范專科學校，他不去，嫌師范學校太差，并憤怒地撕爛了在當時被很多人視為珍寶的“入學通知書”(12集)。他從此不再參加高考，作為一個社青年混在北京。他不愿意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這可以理解，他完全可以通過考試進入大學，至少是離開農村，回到城市，但是他不干。他要參與到知青中去鬧事，組織知青們請愿，組織知青們上路軌堵車，以此倒逼中央表態。他組織下的“進京請愿”出盡了風頭(第26、27集)。終于回城了，他本可以憑著自己曾有本事中的任何一項就可以干比“賣雞蛋煎餅”更有出息的工作，但他似乎與人格外一條筋，在大街上吆喝著為工商人員所驅趕，他似乎就是為調笑現實生活而生的“活祖宗”“大玩主”。當年與他一起逃港的 吳小姐以港商身份出現岳，他們搞起了合資，但要引進香港的技術做北京的煎餅子(第35集);1979年，當糧食還是國家一類戰備物資嚴格禁止流通的時候，他與遠在安徽的金鎖簽定買賣合同，嚴重違反國家糧食政策(第36集)……

　　(國家有關高考的信息，是他第一時間咋咋乎乎廣為散發。)

　　總之，他就是一個玩世不恭的小混混。他的一切都是與社會主流相擰著的。

　　這是個典型的具有“文革”年代“反潮流”性格的人物。如果這個劇目的推出是那個曾經以“反潮流”為時尚的時代，這人物當然具有政治學價值，因為“四人幫”的陰謀文藝就常常塑造這樣的人物，用來宣傳他們的價值觀：造反有理，為反而反。但是，《鄧》劇的劇審發號是2014年，在這樣一個全社會推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社會講究“文明”、“和諧”、“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的當下，這樣的一個反潮流類的人物，他會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感受呢?他的“為反而反”的性格特點，是否可以作為當下年輕人仿效的藝術典型呢?他就是《鄧》所寄予了政治理想且要推向社會“道德榜樣”的典型人物么?

　　或者劇組人員會以很專業的口吮反問：藝術不就是再現生活么?“田源”當時就是這么生活著的，《鄧》劇只是對客觀生活作了反應，是忠于生活的。

　　我們姑且不論生活中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可以稱之為“爛人”的人，便是百分百地原型如此，那么，作為意識形態范疇的藝術，它的根本任務是什么呢?它要引導什么提倡什么呢?我們在鄧公110周年的日子里作如此隆重的紀念，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我們鼓勵和塑造的是時時、事事、處處與國家政策、社會規范和法律法條對著干的“藝術典型”，那么，社會的治理、國家秩序的維持又將依靠于誰呢?秩序與法律都是相對時間而存在的，國家的力量就在于在秩序與法律規定的時間里，要求公民遵守它，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保證社會的正常發展。文藝作品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是一定社會生活在文學藝術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我們不相信類似于《鄧》劇這樣的“大手筆”會在當下社會里鼓勵“反潮流”這樣的行為，但是，客觀來說，《鄧》劇通過“田源”這個人物的言行推送和行為塑造，難道不正在推行著這種與社會不協調的叛逆價值和不良意識么?如果“田源”是一個值得宣揚、值得褒獎的人物典型，我不知道它借《鄧》劇的還原，借“中央文獻室”這樣的招牌出世，將要為這個社會帶來多大的不穩定因素?接訪、處信、維穩的工作量又要如何的翻番?從田源的表現來看，《鄧》劇中這一角色形象所代表的意義，是負面的，是完全應該否定的。而《鄧》將其當成了最有希望的人物，將其塑造成一代青年的典型，除了讓人十分失望，還讓人十分地憤怒。由是反映的編劇團隊落后的社會責任意識，也反映了“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樣的機構在承擔社會責任和領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離中央對他們的期望有多大的距離。@司馬平邦 有一條微博說得好，“《鄧小平》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牽頭，……對改開的認知明顯落后20年，更與當下民間活躍的思潮形成強烈對比，這證明了中共理論界當下脫離群眾情況之嚴重，指望他們重樹思想權威，幾無可能”。——這個批評有些重，但應該引起《鄧》劇人員和“中央文獻”諸同志的思考。畢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遵紀守法，做“文明”、“誠信”“友善”的社會責任公民，而不是要鼓勵年輕一代成為頭上長角的反社會主流價值的所謂“精英”。

　　我的忠藥之言是：不要在貼有偉人標簽的作品里塞私貨，與主流價值觀作對，不是你們這種“中央”機構的天命，而恰恰相反，你們的天命是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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