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九一八事變83周年之際,網上又在爭論“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誰下的。其實挖空心思找出這么一個問題并挑起爭論,是司馬召之心,路人皆知。
不抵抗是一個政策,不是簡單地下一個命令就能實現的。眾所周知,軍隊是有著嚴格紀律,有道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一切行動聽指揮”。沒有命令,是不能擅自行動的,特別是戰爭行動,更是慎之又慎。因此,不抵抗是不須要下命令的,因為沒有命令就不能行動,自然就不能抵抗了,而抵抗才需要下命令。很多人把毛澤東看作是不畏強權的化身,一生中多次對抗過強敵的進攻和外部入侵,并且能戰而勝之。但是在具體的作戰中,何時開打,何時收兵,都是有著精確的謀劃和嚴格的紀律。例如對印度的自衛反擊戰,并不是印方一進攻就馬上反擊的,而是一讓再讓,直到忍無可忍,而且是各方面準備到位的情況下,才下令反擊的。珍寶島對前蘇聯的自衛反擊戰也同樣如此,也是在對方一再挑釁,同時在對美蘇的動向和國際形勢了然于胸并有了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才下令進行反擊的。而且都是見好就收,適可而止。在這過程中,部隊都是嚴格按照最高當局的命令行事,令行禁止。而上面只有在充分準的情況才下達何時動手的命令,從來也不需要下達不抵抗的命令。當對方一再挑釁,我方一再忍讓時,為何沒有人責怪毛澤東不抵抗呢?因為毛澤東和中共沒有不抵抗的政策,只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策。只是在具體的戰略戰術上運用上,在時機的把握上,采取“后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而已。
而在九一八的時代,蔣介石有一個頑固的不抵抗政策,一是攘外必先安內,把全部心思投向剿共,二是認為國力太弱抵抗會三天亡國,故根本就不敢抵抗,三是幻想依靠國際干預,以公理對強權,故根本就沒打算抵抗。當日寇一再制造事端不斷挑釁時,不僅是步步退讓,而且不做任何抵抗的準備,所以當事變來臨時,措手不及,驚慌失措,不是沒有不抵抗的命令,而是根本就沒有抵抗的命令,眼睜睜看著東三省淪陷。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當然有責任,但是在蔣介石的既定國策之下,張學良做了一次縮頭烏龜,但是后來還是發動了西安變,一雪前恥。而蔣介石在九一八之后,在舉國憤怒之下,不得不下野以謝國人,這是無法更改歷史事實。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是要貫徹這個政策,決不是下一個命令就能實現的,蔣介石的政策體現在他的一系列講話,文告,電報,密談等等全部活動中,歷史記載: 1931年春以來,日本在東北地
區相繼制造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并公開在沈陽街頭搞軍事演習,其侵吞東北的野心昭然若揭。可是,那位蔣先生想的卻是今日中國唯一之敵人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講話),把反共當成頭等大事而將民族危亡置之不顧。7月
24日蔣發表《告國民書》稱:“排日運動,荼毒國家,并損壞政府而已。”取締了在南京等地舉行的抗日集會。然而,
日本的侵略步伐并不因南京當局的妥協退讓而稍緩。老蔣自己不抵抗,把希望寄托在國聯身上。8月16日蔣某人給張學良發了銑電,聲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
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 9月12日,事變前夕,蔣某人特地前往石家莊召見張學良,當面指示:“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 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
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
他們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
那時就分辨不清了。“不抵抗政策”完全將東北軍置于束手待斃的地步。 9月18日,柳條湖一帶日軍炸毀南滿鐵路的轟響剛過,南京軍委會立即電示東北軍當局,稱:“關東軍在南滿附屬地自動演習,屆時望吾軍固守陣地,切勿妄動,以免誤令。切切此令。”致使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坐以待旦,靜候日軍演習結束。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僅張學良早就下令收繳軍械入庫,遼寧政府更于凌晨3時打開沈陽城門,以至于日軍于破曉時分從洞開的城門堂而皇之入城。甚至當日軍向北大營發起進攻時,榮臻還命令駐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事變發生后,蔣某人鼓吹“以公理對強權”,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使得日軍在短短的4個多月中,侵占了東三省全境,1932年3月1日,滿洲國粉墨登場。而蔣某人滿懷期望的“國聯”調停,最后卻弄出一個《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該報告書縱容侵略,反對恢復九一八前的原狀,主張東北實行自治,由國際共管。名義上雖屬于中國,中國卻不準在東北駐軍。即使這樣的調停最終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國聯而不了了之。這些證據俱在,是抵賴不了的。
蔣介石雖然使盡渾身解數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但是即使如此,他的這個反動政策仍然不是得到完全的貫徹,不僅共產黨反對,在國民黨內部也有不少人公然對抗。不僅在九一八當天就有部隊自覺奮起抵抗,后來更有愛國將領馮玉祥、吉鴻昌等人奮起抵抗,只是因蔣的鎮壓而失敗,吉鴻昌、方振武先后被蔣殺害。
蔣介石的秘密講話可以不認賬,密電可以付之一炬,但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日寇簽訂的《唐沽協定》,《淞滬協定》等賣國協定卻是鐵證如山,在日寇大舉侵犯,大片國土被占,首都淪陷的情況下,仍然不敢對日宣戰,為什么?還是不為了留有妥協投降的后路嗎?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暴發,才跟在美國后面對日正式宣戰,而此時抗日戰爭已經打了一多半了。這個歷史事實能否定得了嗎?
那么有沒有人下令抵抗呢?有的,一是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之后組織了東北抗聯進行英雄頑強的抵抗,并且堅持了十四年之久的抗日斗爭。二是一批愛國將領奮起抵抗,如馮玉祥等式人的長城抗戰,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等等,只不過愛國將領和廣大民眾的抗戰不為蔣介石所允許,反而被扣上違反軍令的罪名,抗日名將吉鴻昌甚至被蔣介石殺害。
綜上所述,所謂不抵抗,是一項政策,而不是簡單的一個命令,查不到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不代表蔣介石沒有不抵抗這個政策。實際上,只有抵抗的命令,而不抵抗則無須下達命令,因為沒有命令,軍隊就不能行動,當然就不能抗。所以當時主動抵抗的愛國將領后來會被扣上違抗軍令的罪名。而不抵抗的政策是客觀存在,企圖用是否下達過不抵抗的具體命令這個偽命題來為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翻案,只不過是徒勞而已,只會讓自己也和蔣介石一起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201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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