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安徽績溪人，生于1891年12月17卒于1962年2月24;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1939年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胡適一生獲得35個博士學位(大多是是美國頒發的)，堪稱中國之最，世界之最，令現在的年輕人仰慕不已，所以對他大力推崇，但其實我們對他知之甚少，大陸青年對他了解的主要還停留在他的“新文化運動時代”、“五四”時代，對他一生觀點主張難以全面。

　　蔣介石對胡適都敬畏三分，許多事情都請胡適提意見，而且把他的意見作為重要參考;在國民黨文人墨客中間蔣介石更是大力推崇胡適，胡適先生去世時，蔣介石的挽聯對此進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大多數中國人差不多都以為胡適是個只研究“問題”的專家，其實不然，胡適一生重視問題的研究這不假，但是終究胡適先生的一生，追求的主要是“主義”而不是只停留在“問題”上。胡適先生一生重視的是“實用主義”，尤其是重視向往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共和制自由主義，而且主張中國仿效之;但由于國情所限，胡適先生一生沒有機會問鼎頂層權力，也就沒有機會施展其美式共和民主的抱負。

　　一、說胡適先生是個研究問題的“問題主義者”，起源于大多數中國人只知道胡適先生早年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提倡過“多研究些問題”。

　　1919年7月20日胡適在《每周評論》第20期上發表著名的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其中講到“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現在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胡適先生的這篇文章，引起了中國學界、政界的一場大辯論——“問題與主義之爭”，由于胡適先生在此偏向于“研究問題”，又由于后來的中國官方對胡適先生的政治參與和社會研究的歷史介紹的很少，所以后來大多數人對胡適先生一生的社會活動了解很少，自此以后胡適先生便被貼上的“問題”主義者的標簽，都以為胡適先生僅是一個：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的大學者。其實這是僅看到問題的一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適先生絕不只是一個只閉門造車的研究“問題”者。

　　二、研究“問題”都是“主義”的開始，實現“主義”才是研究“問題”的最終歸宿；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最終是為實現“主義”打基礎、做鋪墊；事物都是從量變開始，積累到一定的度才能出現質變。胡適當然也不例外，他是追求“主義”也是從研究“問題”起步的。

　　1、胡適先生早年有一個時期確實重視問題的研究，而且一生的人生軌跡也不乏善可陳的研究成果。

　　胡適是積極推動白話詩的先驅者，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 所寫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部白話詩集。且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初步設想。這時的胡適在白話文在文學改良上主張研究“問題”，分析、解決“問題”，引導人們改良。那事他主要表現研究中國的“問題”上，論及“主義”的時候少。

　　2、從一生來看，胡適先生興趣廣泛，著述豐富，作為學者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水經注》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他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在這方面也表現了胡適先生是研究 “問題”的觀點。

　　3、那時候毛澤東也是重視中國問題的研究和解決的進步中國青年之一，胡適甚至成為后來他十分反感的毛澤東“研究問題”的指導者之一;那個時代毛澤東就開始了研究中國國情，解決中國“問題”，萌芽出把外來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些曾經與胡適先生幫助有關聯。

　　胡適支持毛澤東回湖南辦自修大學的想法，毛澤東在長沙創辦的“自修大學”的名字是出于胡適。根據胡適《日記》的記載和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中的記載，1920 年1 月15 日毛澤東曾經專門就創立自修大學一事登門向胡適求教，并留下學校章程的草稿;幾天后，又再次登門取回了胡適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1920 年3 月14 日在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準備了大半年之后最終決定放棄赴法勤工儉學也與胡適的影響有關，而毛澤東之所以留下來沒有去法國留學，就是為了研究中國的“問題”、解決中國的問題。

　　三、胡適先生早年留學美國，后來又擔任過國民政府駐美大使，又在美國定居不少時間，他的一生受美國的文化政治影響較大，早年主張在中國推行實用主義。

　　1、胡適先生研究“問題”始于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影響，從受杜威的影響來看胡適的“問題”里一開始就含有“主義”的成分。

　　胡適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赴美國留學，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就開始師從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終生服膺實驗主義(杜威式的實證主義，英文是pragmatism)哲學。

　　2、1919年4月30日，杜威應中國五所學術機構的聯合邀請，由日本乘船抵達上海，開始了在中國的訪問和講學活動。杜威在中國講學期間周游中國各地，還應聘在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年，其中比較系統的是在北京大學所作的《五大講演》和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所作的講演，胡適曾多次擔任翻譯。

　　胡適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他曾多次強調杜威思想對他的全面影響。杜威對中國教育界有影響的人物有：胡適和陶行知、蔣夢麟、郭秉文等，他們都是杜威的學生，他們的學術思想和教育實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思想的影響，有的甚至以杜威思想為指導。

　　3、全面抗戰爆發以后，胡適與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這是他當時在中國運用的實用主義的表現。

　　四、在許多關鍵時刻，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胡適先生都表現他向往“主義”，追求美式資產階級共和“主義”。

　　1、從胡適先生的后來在國民黨任職，也可以看到他傾向于“主義”的痕跡：

　　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抗日戰爭勝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54年，任臺灣“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六十七歲的胡適出任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臺灣“中華民國 ”中央研究院院長;1959年，六十九歲的胡適，任臺灣“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1960年，七十歲的胡適，仍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這些任職雖然與“問題”有聯系，但大多是與“主義”相關。

　　1957年六十七歲九月二十六日，以中國代表團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發表講演，代表國民黨表示自己的主張、闡述“主義”。

　　2、胡適曾多次當中對人說過，毛澤東是他的學生。在國共兩黨最后爭奪“主義”的關頭，胡適先生曾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建議毛澤東放棄自己的馬列主義，而從屬于蔣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主義”。

　　第一次是1945年8月毛澤東在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得知此事后在美國的胡適委托國民黨代表之一王世杰帶給了毛澤東一封信，勸毛澤東放棄自己的“主義”而依附于蔣介石的“主義”。信中勸共產黨“放棄武力”，在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并且代表蔣介石對毛澤東進行要挾：“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第二次是1948年蔣介石敗局已定，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已成定局，胡適先生再次準備寫信給毛澤東，規勸毛澤東放棄自己的主義。據《錢昌照回憶錄》記載：1948年，胡適到南京，我問他對共產黨的看法，我還告訴他陳布雷告誡我的話。胡適說：毛潤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寫信給他，不要打仗。

　　但是當問到他是留下幫助蔣介石還是準備投向毛澤東，是否到共產黨那里去時?胡適說：我不會;他又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愿留在蔣的這一邊。”

　　2、對國民黨蔣介石胡適先生也有高于他們“主義”的“主義”，一有機會就拋出自己的主張，想感化國民黨蔣介石，試圖在國統區內試驗自己的“主義”(當然其間也表現了胡適不希望向權威低頭的斗士的形象，但這是次要的)。

　　(1)1928年，國民黨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了中國，開始進入所謂的“訓政”時期。這類事件激怒了胡適、梁實秋等學者，他們以《新月》雜志為基地，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人權運動，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專制體制，反對“訓政”，維護自由，要求落實憲政，極力表演他們的“主義”。

　　胡適在《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的文章里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被人尊稱為“國父”的孫中山先生，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在于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并立。胡適批判孫中山的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并立，其實就是針對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所作所為而發的，胡適說，“這樣的訓政只是專制，決不能訓練人民走上民主的路”。

　　(2)發生在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是臺灣戰后自由主義民主運動史上一個標桿事件，而這個案子背后始終有胡適的影子。雷震主持《自由中國》半月刊10年來為爭言論自由與當局所進行的一系列殊死拼爭。雷震被捕，是在1960年的9月4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以“涉嫌叛亂”為由將雷震、傅正、馬之骕、劉子英四人逮捕。

　　《自由中國》半月刊就是在胡適支持下提供平臺創刊的，在臺灣活動了十年。胡適實際上是《自由中國》的主事者、同仁及精神的領袖，雖然他后來辭掉發行人的身份。

　　雷震案子發生后胡適要求見蔣介石去爭取他們的“主義”，據《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記載：1960年9月15日，胡適與蔣介石有過一次談話，胡適依然持他自己的“主義”態度。蔣介石對胡適說：“如果他(指雷震)的背后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胡適當然不相信這樣的指控，干脆挑明了自己的看法，說：“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那份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但蔣介石不為所動，重判了雷震，胡適終以“大失望”而對天長嘆：感到在臺灣，在國民黨蔣介石統治之下，實現自己的“主義”無望。

　　(3)1960年，蔣介石準備再次當選總統之時，胡適挺身犯言直諫，勸說蔣介石放棄第三次總統大選，仿效美制，不能超越華盛頓的兩屆任期，不要第三次參加選舉;并提議用不記名的投票方式選舉出新的總統。當然這些話語，沒有被蔣介石所接受，但是胡適先生卻表達了自己的“主義”，明顯的表現出他的“主義”比蔣介石“主義”要高出許多。

　　五、胡適先生終身都在研究“問題”的同時，批評別人的“主義”，而積極落實自己的“主義”，終究胡適先生的一生，追求的是“主義”而不是“問題”。

　　李慎之曾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但是，“胡適的世紀”決不是美式民主共和或新自由主義，原因很簡單：美式民主共和或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正在走下坡路，前景渺茫;況且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的其他國家以武力推行他們的民主給這些國家帶來的只是動蕩不安和血雨腥風，給人類帶來反人類的無盡災難。“胡適的世紀”必須填入人民民主的內涵，當然這個人民民主應該說真正的人民民主，而不是抽去其本質的人民民主，使其成為空殼的形式主義。

　　石臺中學張新國 201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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