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是要像他一貫倡導的那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徹底唯物主義立場，按照實事求是原則，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并用以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同樣，也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并用以指導我們各項工作。

　　鄧小平曾經給黨中央寫信并在十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提出：“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他批評有些人“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他們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語來騙人、嚇唬人”，強調“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要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教育我們的黨，來引導我們前進。”(1)這篇講話，在“文革”十年后的當時，對全黨全國起到了昭聾發聵、正本清源，統一思想、團結前進的重要歷史作用;在改革開放35年后的今天，我們同樣應該用這樣的科學態度，來全面認識鄧小平理論。

　　在此，筆者試析幾個長期被人曲解和混淆的觀點來說明問題。

　　一、要害是姓“社”姓“資”

　　在改革開放中，要不要明辨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毋庸置疑的常識問題，卻在較長一個時期，在理論和實踐過程中被搞得很混亂。社會上有人把鄧小平南方談話中的某些話，曲解為改革開放就要大膽解放思想，不問姓“社”姓“資”，甚至鼓吹突破姓“社”姓“資”的界限，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

　　當然，鄧小平視察南方時談話，主要是針對當時“改革開放邁不開步，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想顧慮來作分析的。他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顯然，這話的意思絕不是說可以不問姓“社”姓“資”，而是指出了姓“社”姓“資”問題的要害性意義，并且在他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中，特別強化了生產力是屬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綜合國力是屬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和生活水平是屬于“人民的”這三個必要定位。鄧小平還緊接著強調：“特區姓‘社’不姓‘資’。”因為，“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3)。他在南方談話的最后一站上海，還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要用實踐來回答。……實踐這個標準最硬，它不會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4)由此可見，鄧小平是堅定地把姓“社”不姓“資”當作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前提和原則，把“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當作改革開放實踐探索的根本目的和歸宿。

　　如果說突破界限，鄧小平的貢獻主要在兩點：一是在改革進程中提出了突破“一大二公”的經濟構成框架，“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重要思想(5);二是后來又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的重要思想(6)。這是經濟改革指導思想的兩大創新，為增強社會主義經濟活力開辟了廣闊前景。從內在聯系講，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一大二公”界限，是指經濟成分構成由“單一”到“一主多樣”的轉變;在經濟運行機制上突破“計劃與市場”界限，是指資源配置手段由“計劃為主”到“市場為主”的轉變，二者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條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基本經濟制度上就可以突破姓“社”姓“資”的界限。因為，經濟體制的改革，只有在公有制為主體、全民所有制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框架內進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

　　鄧小平1985年總結改革經驗時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并強調“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一點個體經濟、中外合資合作和外國獨資經濟，“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7)。“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8)“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9)。直到1992年南方談話時，仍然強調非公經濟要“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10)。可見，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關于“主體”和“補充”的定位是始終不變的，并且根據所有制與分配的內在規律，深刻揭示了公有制為主體是防止兩極分化的根本條件。這就告誡我們，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不可動搖的底線，這是共產黨執政的根基、國家獨立自強的根基、人民安身立命和共同富裕的根基。今天，不能不看到，我國非公經濟發展的比重已經占據大頭，公有制主體地位岌岌可危，僅剩為數不多的國有經濟在勉力支撐。這種狀況，遠遠超出了鄧小平的科學估量和判斷，應當引起我們的嚴重警醒!在這種情況下，上上下下圍繞深化國企改革方向問題竟然還爭議很大，有些人企圖通過國企改制搞私有化，改變所有制結構中“主體”和“主導”經濟成分的性質，從根本上摧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完全背離人民利益和意愿，也是和鄧小平理論背道而馳的。

　　聯系鄧小平的一貫思想，可以看出，他是高度重視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的。鄧小平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11)。他明確指出：“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他還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12)他在答美國記者問時說：“致富不是罪過。但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13)鄧小平不是完人，他當時自信大于擔心，沒有預見到后來經濟領域一瀉千里的市場化、私有化走勢，會出現讓他的承諾難以兌現的局面。不過，他是有底線思維的。在回答非洲朋友的憂慮時，他斷然說到：“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生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14)這些話，很值得我們今天反思，改革走過的路有無偏離鄧小平所定路線的情況，我們的國家機器應該干什么?

　　針對改革開放中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鄧小平一再強調：“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15)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16)這些話，實際上給全黨敲響了警鐘，告訴我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圍繞著姓“社”還是姓“資”問題，性質根本不同的兩條改革道路斗爭客觀存在，不可調和!

　　隨著時間推移和實際情況變化，鄧小平所強調的這個問題，現實意義愈來愈彰顯。當今中國改革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實質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樣的改革”;是要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還是要改變社會主義性質，搞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這樣一個根本方向問題。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

　　二、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用左和右表示政治思想傾向，起始于近代法國。1789年6月法國國民代表議會上，在討論新的共和政體是否保留封建王室權力議案時，主張完全廢除王室否決權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坐在議會大廳左邊，就被稱為左派;主張給予王室絕對否決權的大資產階級保守派，坐在右邊，就被稱為右派;而觀點動搖不定，采取折中態度的人坐在中間，就被稱為中間派。后來，在歐洲乃至全世界流行開來，都以左、中、右，分別代表對社會革命和進步的三種政治態度。正因為這樣，在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中，無產階級先進政黨和革命群眾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稱為左派，而把反人民、反革命的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稱為右派。毛澤東說過，社會上總有左、中、右，總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而從列寧開始，用加引號的“左”來表示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一種超越現實條件可能的“幼稚病”錯誤傾向，當然，其含義與左派完全不同。毛澤東做過精辟概括：事物在時間中運動，到那個時候該辦了，就要辦，你不準辦，就叫右傾;還沒有到的時候，你要勉強辦，就叫“左”傾。 “左”、右兩種傾向都是錯誤的，都偏離黨的正確路線而會給革命、建設造成損失，所以真正先進的左派政黨，必須予以堅決防止和反對。至于當今社會上有些所謂的“精英”人士，動輒就以反“左”的名義而反左派，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完全是混淆概念、顛倒是非，用心極其險惡。不少黨員干部和群眾上了他們的當，有的以為左派、右派都不好，當中間派最好;有的甚至把反左不反右當成官方“正統”，這真是糊涂到底了，危害極大!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7)，這話的確是鄧小平說過的。但只是孤立地強調這一句，符合鄧小平關于反對錯誤傾向斗爭思想的完整含義嗎?不顧實際情況的變化，把他上世紀90年代初對改革中錯誤思想傾向的具體判斷，一直寫在《中國共產黨章程》里當成不變的教條，恐怕就更有違他的思想準則了。

　　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我們黨反對“左”右錯誤傾向的一個根本原則。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建國以后，我們黨發生的歷次“左”右傾錯誤，都是違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造成的后果。鄧小平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深刻指出：“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靠實事求是。”(18)正是從實事求是的基點出發，他針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經常遇到的‘左’和右的錯誤思想干擾，科學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歸結起來，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19)。像我們這樣的大黨、大國，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黨內國內的思想政治情況復雜多樣，且在不斷變化著，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必須從實際出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問題具體對待，有什么錯誤傾向就反什么錯誤傾向。如果不管什么時間，不問具體情況，只用一個反“左”為主或者反右為主的固定模式來套，只會讓自己重蹈歷史的覆轍。

　　縱觀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期抓反傾向斗爭的歷史軌跡，他始終堅持既戒“左”又戒右，強調“要批判‘左’的錯誤傾向，也要批判右的錯誤傾向”(20)。從一開始，鄧小平就確立起“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和“兩手抓”的方針，為戒“左”戒右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辦法。而且，始終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防止片面性。比如，“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糾正極左思潮。”同時，又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21)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他針對當時思想領域搞精神污染的情況，強調“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但同時又指出，“不能站在‘左’的立場上”來批右，“對于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進行批評和糾正”(22)。鄧小平曾經客觀評價：“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23)

　　鄧小平之所以講“主要防止‘左’”，是有歷史和現實原因的。由于“‘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24)，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受“左”傾錯誤影響比右傾錯誤影響的時間更長、傷害更重，而“建國后，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們吃虧都在‘左’”(25)。事實證明，“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在搞現代化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后，很多從以往那個時代走過來的同志，頭腦里“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26)，如果“左”的枷鎖不解脫，改革開放就邁不開步。正如鄧小平所描述的，“現在中國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念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說明“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所以“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27)。一般來說，“左”的傾向是黨內和人民內部矛盾，但也要看到有些極左思潮，是形“左”而實右，具有階級斗爭背景。鄧小平曾經指出：“反對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有來自‘左’的，有來自右的”(28)，值得我們警惕。

　　對改革中發生右的危險傾向，鄧小平從來沒有輕視，相反，站在政治和戰略的高度敏銳察覺，堅決斗爭，絕不讓步。他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擾，就是要全盤西化，不是堅持社會主義，而是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29)他還一針見血地揭露這種右的傾向“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30)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領導我們應對幾次大的風波，都是反對右的而不是“左”的錯誤傾向。繼反對精神污染斗爭后，他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嚴厲批評“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污蔑的人暢通無阻，煽動群眾。”(31)他還如實講，“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得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末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注意右的干擾。我們必須排除干擾。”(32) 1989年的政治風波發生后，他進一步指出：“動亂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多年來，我們的一些同志埋頭具體事務，對政治動態不關心，對思想工作不重視，對腐敗現象警惕不足，糾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33)“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還毫不客氣地指出，兩任總書記“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34)!“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還沒有結束”，“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35)可見，反對右的傾向是階級斗爭的表現，是長期性的歷史任務，是防止改革開放過程中發生顛覆性錯誤，必須立場堅定，來不得半點含糊。

　　更值得重視的是，鄧小平在對當時的干部提出主要防“左”要求的同時，特別強調：“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他們不知道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36)。就是說，防“左”不是一概而論，對“青年人”主要是防右。而當時的“青年人”，今天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主體，而且也是黨政干部的主體。他們最大的特點，恐怕恰恰是腦子里沒有多少“左”的框框，肚子里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功底，而是在改革開放的熏陶中接觸西方的東西比較多，受西化思想觀念的影響比較深，容易迷失社會主義方向。鄧小平深謀遠慮地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37)“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可以算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他還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38)想想鄧小平晚年的鄭重告誡：“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想想這些年西方敵對勢力從意識形態到經濟政治領域對我國滲透顛覆，造成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濫的狀況;想想習總書記提醒我們汲取前蘇共亡黨亡國教訓，莫要落到偌大個黨“作鳥獸散”，“竟無一人是男兒”境地的警言，難道還不該幡然夢醒嗎?

　　三、“不爭論”不是無條件的

　　“不爭論”，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鄧小平名言。這些年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有些所謂的理論家和“精英”們，動輒就舉起“不爭論”的令牌，剝奪民眾的話語權，只許照他們的改革主意辦事，不許討論這樣的改革方向對不對、做法行不行，甚至已經做錯了的也不許說錯，不許追究，否則就給扣上阻礙改革的大帽子。讓人一提起“不爭論”，就氣不打一處來。那么，鄧小平的“不爭論”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實，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中提出“不爭論”是有前提、有條件的，是遵循馬克思主義認識規律和群眾史觀，在尊重實踐、尊重群眾的前提下，大膽進行改革實踐探索，體現了我們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39)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40)。

　　首先，“不爭論”是有前提的。鄧小平強調“看準了的，就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41)。什么叫“看準”?一是“看準”的根本標準。就是鄧小平一再倡導的，要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我們制定一切方針政策和作出決斷的出發點和歸宿，這是個大前提。正因為這樣，在改革中要遵從人民群眾的意愿，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集中群眾的智慧和主意，以人民利益為最高準則來工作，而絕不是主觀武斷地按領導意志辦事，或者靠少數人關門“拍腦袋”就可以整出什么新東西。二是“看準”的戰略考量。就是對改革的方向和前景做出客觀分析。鄧小平說，“我們的改革有很大的風險，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這樣的信心，才能有恰當的決策。”(42)而且，“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43)三是“看準”的可行性評估。就是“制定一切政策，要從實際出發”(44)。要慎重進行改革方案論證，考慮到所涉各方面因素，不能不顧一切蠻干。“改革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問題是要搞得比較穩妥一些，選擇的方式和時機要恰當。”(45)

　　其次，“不爭論”是為了進行科學的改革試驗。鄧小平認為，對于看準了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又能夠做好的事，領導就要膽子大一些，減少無謂爭論，“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在試驗中探索前進。既然是一種試驗，就要讓試驗結果去說服人，去證明一切。在政策上，一是不搞爭論，也不搞強迫。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這樣慢慢就跟上來了。”(46)二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鄧小平說，“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47)“膽子還是要大，沒有膽量搞不成現代化。但處理具體事情要謹慎小心，及時總結經驗，小錯誤難免，避免犯大錯誤。”(48)“我們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哪些事進度要快一些，哪些要慢一些，哪些還要收一收，沒有這條是不行的，不能蠻干。”(49)

　　最后，“不爭論”的認識對錯要接受實踐檢驗，隨時糾正錯誤。鄧小平強調，改革中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每年領導層都要總結經驗教訓，“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50)。他一再交代，“這是有風險的事情”，“不犯錯誤不可能，要爭取犯得小一點，遇到問題就及時調整。”(51)“如果發現錯誤，要趕快糾正，不要掩飾，不要回避。把錯誤糾正過來，就能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52)

　　鄧小平還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總是鼓勵我們的同志更大膽一些”，而關鍵的一條，“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著辦事，決心要堅定，步驟要穩妥，還要及時總結經驗，改正不妥當的方案和步驟，不使小的錯誤發展成大的錯誤。”(53)可以說，這概括了他“不爭論”的改革試驗全過程。說到底，就是要實事求是，按人民群眾的意愿辦事，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糾正錯的。

　　然而，那些所謂的理論家及“精英”們卻偷梁換柱、斷章取義，不講條件地把“不爭論”絕對化，實際上他們搞的不是真正鄧小平的“不爭論”，他們已經把“人民擁護、贊成、高興和答應”的大前提偷換成少數人的私利企圖，把原本對領導層面的“不爭論”要求偷換成不許人民群眾質疑爭論;他們以“不爭論”為理由，否定實踐的檢驗，根本不允許黨和人民對長達35年的改革實踐進行功過得失的反思和經驗教訓的總結，只許說“允許改革犯錯誤”，不許說“改革有錯誤”;他們還千方百計壓制社會正義的呼聲，不顧一切要把改革變成西方勢力所希望的讓我們犯顛覆性錯誤的“試錯”過程。讓實事求是打開的改革之路，走向實事求是的反面，這正是所謂“精英改革”對人民改革的反動。

　　鄧小平早就說過：“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54)如果鄧小平在天之靈，看到他發明的“不爭論”竟然被變成禁錮人民聲音的枷鎖，變成挾持改革走錯路的棒喝，他也會感到悲哀的!我們應當相信，實行改革開放大政方針是正確的，因為它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經得住實踐檢驗;但不等于以改革名義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確的，都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經得起實踐檢驗。如果不能像鄧小平所要求的那樣，自覺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按照實踐檢驗標準，實事求是地、經常及時地總結改革開放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堅持正確、糾正錯誤，并用以研究指導解決新的問題，相反，采取閉目塞聽、回避事實的態度，那么，被掩飾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且會不斷引發新的矛盾和問題，最終釀成不可挽回的失敗悲劇，那將是我們黨和人民都絕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和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樣，理解鄧小平理論不能只看作鄧小平個人的思想創造，它通篇貫流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靈魂、血脈和營養，凝聚著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和發展著。任何割裂的、教條式的理解，都違背鄧小平理論，也破壞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科學性。我們只有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脈相承的聯系中，歷史地、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堅持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地運用于指導工作，創造性地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才能真正凝聚起全黨全國共識，引導中國改革發展走向光明的前景。

　　(作者是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4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3)(6)(10)(41)(47)(5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37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5)(1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9)(11)(1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8、13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2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24)(2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20)(28)(34)(38)《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380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30)(3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9)《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78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0)《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17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2)(5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8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3)(45)(5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7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4)(5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8、28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4)《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4-145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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