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生前秘書張寶忠：老爺子打牌哪鉆過桌子啊！

　　王大明

　　牌友鄧小平

　　小平同志鐘愛橋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他一生和很多人打過橋牌，但相對固定、經常一起打牌的搭檔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張致祥，后來比較穩定的搭檔是王漢斌、丁關根和王大明(本文作者)。知道這個的人也不少。近年來有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有的寫得不錯，但也有的很不嚴肅，甚至是胡編亂造，比如說打牌時牌友們故意讓著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輸了鉆桌子。王大明曾和小平同志警衛秘書張寶忠專門談起這事，兩個人都感嘆，文章怎么能這樣寫呢?老爺子打牌哪鉆過桌子啊!實在是太過分了。本文作者以親身經歷，為我們講述了這位可敬、可親的牌友鄧小平。

　　“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橋牌是一項高級撲克游戲，現在已經成為風靡世界的體育運動。不過，解放前打橋牌的人很少，據我了解，僅僅局限于高級知識分子當中，比如大學教授、記者、醫生、工程師。我是解放前在北平上學的時候學會的，主要是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用來做掩護。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幾個同事，包括王漢斌，也喜歡打橋牌。他們是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時候學會的。

　　小平同志是什么時候學會打橋牌的，他從來沒有講過，我也說不太準，聽說是1952年他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時候，在四川內江遇到一位朋友教會了他打橋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戰役的時候，小平同志也經常打牌，不過打的還不是橋牌，是“打百分”之類的。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順義農村調查，休息的時候想玩一玩，就讓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人和他打橋牌，劉仁就找了王漢斌，王漢斌就約我一起去。一見面小平同志就問我們的名字，然后就說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長期就這么叫了。接著我們就坐下來開始打牌。我當時就是個北京市委的中層干部，覺得這么大的領導，年紀也挺大的，開始有點兒緊張，可是打著打著就不緊張了。

　　據我知道，在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斷了，沒有別的活動就打橋牌。小平同志打橋牌固定的對家是當時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的主任張致祥，陪他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王漢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們，開始的時候他的對家還是張致祥。我們跟張致祥也打了一段時間。

　　后來，鐵道部部長呂正操推薦了當時在鐵道部工作的丁關根，說他橋牌水平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來，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來小平同志比較固定的對家是丁關根。如果來的人不齊，我和王漢斌也跟小平同志打過對家。為了人多一點好輪換，后來又陸續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陸禹、項子明、張明義都去過，但是比我們去的次數都少得多。或者我們有事，或者人不夠的時候他們上過場。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計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太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檔比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們經常去。

　　“周總理就站在我后頭，還給我支招，他說的都是內行話”

　　當時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養蜂夾道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根據大家的意見提議建立的，為黨內副部長以上、軍隊少將以上的領導干部提供一個休息、健身的活動場所，人們習慣稱它為“養蜂夾道”。

　　當時在養蜂夾道看打橋牌的領導干部也不少，我們戲稱為“歪脖子”。有一些人還很上癮，本來我都不怎么認識，后來熟了，我記得呂正操、一機部部長趙爾陸等看的時間特別長，一直陪著我們。還有一次，我們正打著呢，周恩來總理來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總理就站在我后頭，還給我支招，他說的都是內行話，說明他也是會打橋牌的。

　　打牌的時間大體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點開始打到夜里3點。星期天一般是從下午3點打到夜里3點。那個時候小平同志身體特別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們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頓晚飯，吃完飯就又坐下來接著打。當時打牌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說，到了早上還要按時上班。幸虧那時候年輕力壯還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東北視察，吳晗、張明義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參觀，我們跟著他參觀，晚上陪他打牌。楊尚昆對小平同志開玩笑說，別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這三個都帶來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還曾找吳晗、王漢斌和我一起打牌，說明小平同志當時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內幕。我當時認為“文化大革命”跟我們這些人沒關系，如果真要批判吳晗，小平同志怎么還會找他來打牌呢?我完全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吳晗被整得那么慘。

　　小平同志打牌時，兒孫有時也來“湊熱鬧”，氣氛非常熱烈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復出，但我們沒敢和他聯系。“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叫我們交代陰謀，說我們不是打撲克，我們是“裴多菲俱樂部”。我們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狀。當時曾在養蜂夾道俱樂部旁觀我們打牌的領導，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關的專案組都找我談過話，問我在養蜂夾道商量過什么“陰謀”，我說就是打牌，沒說過別的事。專案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說我不老實。

　　后來我們開玩笑說，俱樂部的主任是萬里，鄧小平是名譽主任。鄧小平當時也沒找我們，估計那個時候他也沒找過其他人打牌，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他的罪狀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樂部”這一條。

　　粉碎“四人幫”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有一次，我跟王漢斌商議覺得，小平同志這次出來我們應該去看看他，我們又跟丁關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給張寶忠打了電話，說我們想去看看老爺子。

　　很快，張寶忠就通知我們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們握握手，叫我們大王、二王，挺高興的，說了幾句話后就開始打牌。從此就又持續下來，每個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雖然年紀大了，但精力還是很充沛，頭腦清醒，打起牌來仍然很有興致。

　　打牌的時間一般還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開始的時間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點，星期日是下午3點，結束的時間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點，一般是到凌晨1點，稍微早一點結束，也得過了12點。

　　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話題時，他往往會笑，表情非常豐富。

　　后來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鄧楠有時候在他耳邊幫他喊一喊，鄧樸方有時候看一看。鄧楠在這邊，鄧樸方在那邊，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錯了，或者討論牌的時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鄧樸方在旁邊經常“煽風點火”。小平同志的孫子、孫女還時不時過來親他一下。氣氛非常熱烈。

　　最后一次打牌，“他對每一副牌打得還是很認真，很有興趣的樣子”

　　從1984年開始，中國橋牌協會曾經專門為小平同志設立了一個名叫“健康與運籌杯”的老同志橋牌賽，小平同志挺愿意參加的。

　　比賽是“復式賽”，每隊上場的是四個人，規定這四個人的年齡加在一塊必須夠二百歲，四個人當中還必須得有領導干部。因為國際上橋牌比賽是六個人一隊，有兩個人是后備的，所以有時候鄧楠、鄧樸方也參加。我們拿了第一屆冠軍。

　　當時還有一個隊，四名主力分別是胡耀邦、萬里、聶衛平和榮高棠的兒子榮樂弟，他們水平也不錯，第一屆的時候好像拿的是亞軍。后來，比賽組委會就固定我們這兩個隊算種子隊，選拔賽就不用參加了。選拔賽的前兩名再加上我們這兩個隊，四個隊爭奪冠亞軍。

　　小平同志對比賽挺認真，“健康與運籌杯”一共舉辦了十屆，我們拿了九次冠軍。有一次是胡耀邦他們拿了冠軍，我們是亞軍，小平同志挺不服氣的，不過那一次確實是我們沒有打好。

　　冠軍獎杯是流動的，哪個隊拿了冠軍就放在哪個隊。我們拿了冠軍，就把獎杯擱在小平同志屋里頭，他是很高興的。小平同志逝世以后，這項比賽就停辦了。

　　小平同志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規律，晚上時間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電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橋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將。打麻將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橋牌就約我們這些牌友。據小平同志家里人說，他比較喜歡的還是打橋牌。

　　我們最后一次打牌大約是1994年國慶節，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點兒，他要去看煙花。從那以后就沒有再通知我們去打牌了。

　　那次打牌，他頭腦還是很清楚的，盡管他手有點兒抖，拿牌拿得比較慢。鄧楠在后頭幫著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還是他做主，他說一聲叫一個草花，要好了鄧楠就給他重復一聲。他對每一副牌打得還是很認真，很有興趣的樣子。

　　聽他的家人說，到后來身體很不行的時候，他還老想著打橋牌。

　　打牌就是打牌，不談工作，也不談國事、家事

　　在我接觸的領導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橋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風好，非常守時。

　　現在世界上橋牌的叫法很多，比較流行的有兩種，一種叫精確叫牌法，一種叫自然叫牌法。具體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規矩。我們和小平同志開始打牌的時候，叫法還不是那么系統、規范，我們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設計的，基本上精確，但是比較簡單，其中好多復雜的問叫，有時候就根據經驗判斷。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別的細，叫牌很精確，但有時候我們發現太精確了也有缺點，因為你不管怎么精確計算也不可能完全準確，有時候反倒還不如我們憑經驗打牌。總的來說，我們是憑經驗打娛樂橋牌。

　　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緊、攻得狠、打得穩，無論領先還是落后，都很有風度。打牌中，他總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節約時間，而在成局、滿貫或難度較大的牌上多花一點時間和精力。

　　他還喜歡險中求勝，對手有時冒叫，他抓住這個特點，動不動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總是用四川話叫加番，大家也就跟著這么叫。自始至終，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講技巧。再加上他跟我們在一起打的時間比較長，打熟練了。說實在的，在我接觸到的領導同志里面，他打牌的水平是最高的，萬里、吳晗等都不如他。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談工作，也不談國事、家事。我們在一塊談牌技，這個牌應該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適，這些可以隨便談。有時小平同志也開開玩笑，活躍一下氣氛。但別的，都不談。在這方面，我們都很守紀律，個人問題絕不對小平同志談，也不趁機反映什么事情。

　　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實在是憋不住了，在飯桌上說北京市委冤案應該給予平反。小平同志沒有吭聲。那個時候“兩個凡是”盛行，我們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夠和小平同志做幾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們的謹慎、守紀律，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

　　“不管輸贏，他絕不會發脾氣，不埋怨人”

　　小平同志的牌風非常好。打橋牌是一種競技，任何一位坐在牌桌前的人都希望贏。小平同志當然不例外，對勝負是很在乎的。但是每個人在打牌中很難不犯錯誤。即使是國際大師，他一生打橋牌失誤也少不了。美國著名牌手哈曼在自傳《在桌上》一書中就寫道，盡管自己獲得過11次世界冠軍，但在比賽中還是多次失手。打橋牌從來都是失誤少的贏了失誤多的。橋牌的魅力也就在這里。我們和小平同志打橋牌的時候，特別是在膠著狀態的時候，小平同志往往說再打幾盤，分出勝負來。這時候難免有失誤，對勝負影響很大。但只要打完了，不管輸贏，他絕不會發脾氣，不埋怨人，這點非常好，是讓你絕對放心的。

　　小平同志非常守時，即使打牌這種小事，也是如此。有一次通知我們3點半去打牌，我們剛到就接到小平同志的電話，說他今天有事情可能要晚到一會兒。其實那一次他只晚到了15分鐘。我們都挺感動的。當然我們也都不敢遲到，到那兒非常準時。

　　橋牌是很講規矩的，正式比賽還有專職裁判。有的人說我們和小平同志打牌，一定得讓著他，這是沒有的事，那樣就太沒意思了。過去北京市醫藥公司有一對搭檔，打得挺精，后來大家發現他們叫得太準確了，挺奇怪的，就注意觀察，發現有貓膩，于是罰他們三年不準參加比賽。

　　小平同志對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橋牌運動的恢復和推廣普及貢獻很大。“文化大革命”中，橋牌被當成資產階級娛樂方式遭到禁止。1978年7月，北京的幾位橋牌元老周家騮、裘宗滬和鄭雪萊曾聯名給小平同志寫了一封信，希望在中國開展橋牌運動。小平同志很快就作出批示：“請體委考慮。”之后，橋牌運動才在中國重新開展起來。在小平同志的關懷下，1979年，國家體委主辦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橋牌比賽。1980年中國橋牌協會成立，并加入了世界橋牌聯合會。1987年，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橋牌被列為第六屆全國運動會的比賽項目。1988年，小平同志接受中國橋牌協會的聘請，擔任榮譽主席，萬里則擔任名譽主席，榮高棠是主席。在各種體育協會里，橋牌協會規格可能是最高的了。

　　小平同志曾說過:橋牌如同音樂一樣是一種世界語言，理應成為中國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相互交流、理解和友誼的橋梁。他和世界橋牌皇后、美籍華人楊小燕打橋牌的故事，廣為流傳，已成為一段佳話。國際橋牌界也給予小平同志很高榮譽。1981年，國際橋牌新聞協會為表彰他為中國橋牌運動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將最高榮譽“戈倫獎”授予了他。1989年世界橋牌聯合會授予他“世界橋聯榮譽金獎”，并作出決定，不能有兩人同時擁有此項金獎。1993年，世界橋牌聯合會主席鮑比·沃爾夫來華訪問，向小平同志頒發了“主席最高榮譽獎”。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這是我感受最深的”

　　和小平同志打牌，感觸是非常多的，我講幾點比較突出的吧。

　　小平同志非常會工作，也非常會休息。他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工作任務繁重是可想而知的，但還能拿出那么多時間和我們打牌，而且很有精神，非常不容易。怎么做到的呢?經常聽他身邊工作人員講，小平同志的工作效率甚高，聽取匯報你一-嗦他就不聽了，而且只要是他負責的事情，就敢于拍板，毛主席在世的時候，他擔任總書記也是如此。而且正如周總理等人說的那樣，小平同志做事舉重若輕。我聽說，60年代去蘇聯談判，很多同志都是很少睡覺，開夜車整理資料，非常辛苦。小平同志不是這樣，他每次談判回來，還沒吃飯，就把秘書班子找來，口述給中央的電報，今天的會議討論了什么，爭論了一些什么問題，對于明天的談判有什么預計。他一口氣說完，就是一份完整的電文。吃完飯，他就休息了，找人打牌。毛主席說他人才難得，這的確不是虛言。

　　小平同志把打橋牌當成是對大腦的調節，就是一種休息。他常常說：“我能游泳，說明我身體還行;我能打橋牌，說明我腦子還行。”卓琳同志為此還曾專門找我們談了一次話，說老爺子平時老想事情，腦子都不能休息，唯獨打橋牌的時候，他腦子就轉到橋牌上了，他是在休息，所以她感謝我們花時間陪著他打牌。當然我們也很明白，所以我們只要沒有極特殊的情況都會去赴約。

　　小平同志很講天倫之樂，家庭氛圍溫馨和諧。星期天一般在他家吃晚飯，和他一家人一起圍坐，氣氛是很好的。飯桌上他的孩子們什么都說，他一句也不評論，就是聽。這是他了解社會民情的很重要的渠道。他盡情享受天倫之樂，當孫子、孫女們在他身上爬來爬去的時候，他會露出一種孩子般純真的笑容。他和子女之間的關系是很民主的，對子女真是有一種愛，他的家庭絕不是舊的封建帝王式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間關系也非常好。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領導人來說，這太重要了。我們和他的子女也相處得很好，小平同志去世之后，我們每年春節都要去看望卓琳同志，他們也都出來接待，沒有疏遠的感覺。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時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沒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沒有說我一定要聽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對手，也可以是隊友。如果和他打對家，我出錯牌了，他會毫不客氣地“指責”;他出錯了，我也敢說他:你的牌出錯了，如何打更好。我說的不一定對，但他不在乎，覺得你說得對會點點頭，覺得你說得不對會反過來說你。所以和他打牌，我們沒有什么壓力，真是一種愉快的享受。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小平同志對子女待人接物要求也很嚴格。我一生接觸的領導同志不少，像他這么平等待人的確實是少，這是他很偉大的地方，也是讓你覺得他很有威信的地方。有這種平等感覺真是不容易，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當時是總書記，而我只是一個處長。毛主席曾經講，領導和下屬常常是一種貓鼠關系。小平同志和我們之間非常平等，顯然不是這樣。

　　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偉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偉人，同時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長者。和他在一起，沒有疏離感，也不讓人害怕，可敬而且可親。我至今都在懷念他。

　　(王大明 口述 汪文慶 劉一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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